原创《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对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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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苏共召开全会,赫鲁晓夫当选苏共第一书记,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接掌最高权力时,不仅东欧一大片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领导下的中国,更是可与苏联比肩而立的社会主义大国.
一个重要决定：亲赴新中国5周年庆典
1954年,决定举行较为隆重的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赫鲁晓夫觉得有必要改变总是最高领导人访苏的惯例,他想放下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段,亲自参加中国的庆典,拜访领导人.
本来,马林科夫主政的苏联部长会议并未将新中国国庆5周年当成大事,按照斯大林在世时的惯例,只是安排部长或副部长级的人物率队前往庆贺.这次的团长也就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也是并不负责政府实际工作的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人.
这些安排,赫鲁晓夫早就知道.但在临近新中国国庆5周年的一个多月前,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做法.他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叫到办公室,情绪颇为激动地拍着桌子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兄弟大国,同志和所有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到我们这儿来过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年了,我们的领导人从没有去过那儿,一个也没有去过,我们怎么可以派个部长或副部长去……”
没等库尔久科夫反应过来,赫鲁晓夫已提出要求：“这次到中国去祝贺国庆,得我自己去.”
有了赫鲁晓夫的授意,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准备给中国送去大礼包：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还中国,并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三、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议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四、与中方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这份文件报给苏联外交部审批,立即遇到了严重阻力.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不赞同第一条,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能接受第一条,其余的也得研究,副部长佐林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
9月9日,外交部远东司再次提交了报告,第一条被删除.9月15日,葛罗米柯给苏共提交了参加新中国5周年庆典的报告,第一条没有了,也没有提代表团的规格提高之事.
赫鲁晓夫接到报告后,气得大骂外交部,立即任命米高扬全权负责苏共代表团事宜,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方案的制订由科瓦利主持,外交事务由费德林负责,外交部一切行动听米高扬的决定.不言而喻,米高扬完全听从赫鲁晓夫的安排,不会看脸色的葛罗米柯被晾到一边去了.
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也是顺理成章的社会主义阵营当家人,他十分清楚苏中同盟互助关系对世界和平、对苏联自身安全举足轻重.1953年西德加入北约,明摆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将武装力量直逼苏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门口,如此咄咄逼人,社会主义当家人岂可等闲视之？
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已经在谋划成立华约组织进行对抗.尽管中国因地缘的关系,之后在磋商此事时没有加入华约的意愿,事后也没有加入,但赫鲁晓夫非常看重中国对苏联的后援作用和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牵制作用.赫鲁晓夫要以这次出访为标志,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向明确、主动示好,改变斯大林时代高喊友好口号事实上居高临下的对华不平等政策.
赫鲁晓夫清楚,当年出访苏联,要求斯大林给中国一个“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斯大林也答应了,即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但这距中国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只是十分勉强的“补偿”.外蒙古毕竟是中国心中的痛,加上朝鲜战争爆发,中苏同盟关系在惠及中国的经济援助上并没有得到有力推进；相反,中国在援朝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代价,实际上是中国帮助苏联打了一场本该由苏联出面打的仗.这次,赫鲁晓夫下决心大手笔支援中国,中国若能快速发展,无疑对苏联有益.
中国国庆已经临近.9月24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主席团会议,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一批新的援华项目.苏联当时并不特别富裕,苏共领导层中有激烈的反对意见.赫鲁晓夫主意已定,不为所动,对持反对意见的人逐一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大声批驳,拍板决定给予中国巨大援助.苏共主席团会议还确定了庆贺方案,包括了早先在外交部通不过的交还中国旅顺基地的内容.而且,不容置疑的是,苏共代表团团长是赫鲁晓夫本人.
铁杆支持者米高扬与“硬钉子”伏罗希洛夫
会后立即形成了援助中国的决议草案,为避免形成难以控制的反对气氛,米高扬决定略施小技,将这份文件进行“背靠背”表决,分别送交主席团成员一一签字.
赫鲁晓夫带头签字同意,米高扬紧接着签字,然后送各成员签字.以对赫鲁晓夫赞同程度的强弱安排签字的先后顺序,这样,前面的“同意”势必形成对后签者的影响.
米高扬决定了签字顺序,科瓦利连夜一家家跑,全体苏共主席团成员都签了同意.米高扬早已估计到时任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可能会反对,所以安排最后送到伏罗希洛夫的住处——看到前面的人都同意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了,难道他真敢一个人站出来和赫鲁晓夫唱黑脸？
然而,事情还是在伏罗希洛夫那儿碰了个硬钉子.文件送到伏罗希洛夫别墅已是深夜12时之后,伏罗希洛夫事先接到通知,就一直穿着睡衣在前厅坐等,等得不耐烦,心中无名怒火腾腾升起：把他放在最后,不是不把他当回事吗,又姗姗来迟,难道自己是可有可无的最后一位发表意见者？他把文件拿回书房不急不忙地看了约一个小时,看着签名的顺序,就知道米高扬在玩什么把戏.他脸色十分难看地从书房出来,对送文件的科瓦利没好气地说：“去向米高扬同志报告,我反对.”说完,甩甩睡衣下摆,砰地关上卧室门,睡觉去了.
9月26日上午11时,赫鲁晓夫再次主持召开苏共主席团会议,全体主席团成员出席.赫鲁晓夫发言,他先简单讲了一下放弃旅顺军事基地等苏联在华利益的道理,之后,突然提高嗓音,怒瞪眼睛,拍着桌子,手指伏罗希洛夫大声质问：“在我们飞往北京之前,你却固执起来,反对我们已经议好的援华项目.你为什么反对？你谈谈你反对的理由！”
伏罗希洛夫想不到赫鲁晓夫敢如此态度,阴沉着脸,讥讽道：“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党和委员会今天并没有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逮捕我,把我送进监狱,而是让我自由表述意见.”赫鲁晓夫不耐烦地打断：“我们这里没有贝利亚,你不要乱扯.”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经二次世界大战,我认为,目前随处可见同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战争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苏联人民需要安居乐业,好好生养,好好发展生产,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当务之急,集中力量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应该第一位考虑的.我认为,我国人民没有力量承担在中国所进行的这种庞大的建设项目……我们宣布对法西斯德国和同盟国日本作战,目的就是收复旅顺口和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又要把它白白地交出去,或许,应该就这事问问大家的看法,即使不问,至少也得让人们对此有心理准备.”
赫鲁晓夫感觉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退让,霍地站了起来,指着伏罗希洛夫,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你所说的原沙俄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根据租赁协定,也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才由双方共同使用,本来也早就该交还中国了,我们根据1952年9月15日中国政府的要求,考虑当时的朝鲜战争因素,推迟了旅顺口的交还.拿了人家的东西,不还,据为己有,这是列宁主义的苏联人干的事吗？”
伏罗希洛夫嘴歪歪,还想说什么,赫鲁晓夫挥挥手,强硬地说：“你就只会看鼻子底下的一点小事情,你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吗？你这样能够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吗？我看你的胸襟气魄连家庭妇女都不如,我们的事业关起门来能够办成吗？我们不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紧密团结会有前途吗？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现实和历史都会证明,我们的这个决定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看来当年你没有好好听列宁同志的教诲,苏联人必须像对待自己兄弟一样,善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特别是要善待国土辽阔、人民众多的我们的友邻中国,这是多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力量！”
赫鲁晓夫说完,米高扬首先举手表态,其他苏共主席团成员也一一举手表态,完全同意和拥护赫鲁晓夫的意见.伏罗希洛夫只得不情愿地欠欠身体,低下头颅,颤颤抖抖地在文件上努力画着圈,草草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同意.看着老资格的伏罗希洛夫俯首称臣,赫鲁晓夫再次表明援助中国的坚决态度,并斩钉截铁地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苏联的深情厚谊！”
赫鲁晓夫与的“性格碰撞”
1954年9月29日,当赫鲁晓夫终于顺利到达北京、掀起中苏关系热潮时,他没有想到,前面的路,还有很多的变化.
赫鲁晓夫是苏联农民性格,大而化之；则是热诚执著.两人都是直来直去、喜怒形于色的.特立独行,赫鲁晓夫也不随波逐流,而两人的背后,都有着极强的民族历史文化推动力.
新中国刚刚站立起来,历史的积贫积弱当然会有反弹,对赫鲁晓夫的一些未必出于恶意的想法可能反应过激.领袖的性格又决定了两人说话都是随兴而来,淋漓尽致,不拘小节,谈到兴奋处抚掌而笑,不高兴时龃龉难消,这种“性格碰撞”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可以说已火花四溅了.
也许,尼克松后来的经验之谈可以旁证这段危途中的中苏蜜月期：“个人外交在首脑会晤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在我们面前爆炸.关键的因素不是充满的友谊,而是冷静的相互尊重.”
所以,蜜月式的中苏关系尽管启动了,但领袖性格撕裂两国关系的危险因素已潜伏下来,这种“性格碰撞”在牵扯进意识形态的残酷纷争后,发酵出的既不是伏特加,也不是二锅头,而是谁也不愿吞下去的坏酒糟.
中苏决裂的历史原因是复杂的,但两国领导人个性因素的作用显然不能排除在外.
（摘自《同舟共进》吴跃农）□
初期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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