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登共产国际舞台的真假中国》
该文是国际类论文范文资料和共产国际舞台和中国共产党和真假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921年6月,当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大”之时,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三位中国人,正肩负着千钧压力,为襁褓中的中国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
选出第一个赴共产国际的三人团
1919年3月,当列宁亲自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后,一对俄国夫妇悄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就是维经斯基和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苏俄左翼人士鲍立维.维经斯基对鲍立维提出,需要一个置身于革命浪潮之中的汉语翻译.鲍立维推荐的人选是张太雷.张太雷不仅是备受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国“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领袖之一,而且是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听了鲍立维对张太雷的介绍,维经斯基欣然应允.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原俄共远东局委员舒米亚茨基上任之初,就想到了维经斯基,并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的秘书.维经斯基在奉命回国之前,向李大钊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派出一名中国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李大钊考虑再三,决定派张太雷去.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
派出俞秀松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交错在莫斯科举行,俞秀松受少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将赴莫斯科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也是上海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
派出杨明斋同样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杨明斋曾经长期在海参崴（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就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此后被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建党,在上海加入早期组织.如今,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最恰当的人选.
莫斯科来了三拨“中国”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让张太雷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他们先后到达莫斯科的竟然还有国内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组织代表,而且有两家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
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姚作宾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建团体,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另一家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著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
局面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如果江亢虎代表的“社会党”、姚作宾代表的“”,和张太雷、俞秀松他们代表的中国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如果不能及时正本清源的话,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就有夭折的危险,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将被重新改写.
将假驱逐出共产国际舞台
张太雷、俞秀松他们立即警觉起来,决定主动出击,争取最好的结局：让中国取得共产国际的唯一承认.
6月22日,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俞秀松十万火急地发出《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姚作宾等其实并不是中国党员,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并要求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接着,张太雷、俞秀松又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给予了中国以最大的支持.舒米亚茨基帮助张太雷完成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这份报告明确：只有中国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江亢虎、姚作宾所代表的充其量也就是无政府主义政党.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代表们的意见,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后来,江亢虎投入汪精卫怀抱、姚作宾在抗战前期投靠日寇成为汉奸的事实,也佐证了这场生死较量的必要性.
这次历史性的胜利,使共产国际第一次确定了中国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唯一合法的政党.
（摘自《解放日报》缪国庆）□
国际论文参考资料：
总结,这篇文章为大学硕士与国际本科国际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共产国际舞台和中国共产党和真假方面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