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秋天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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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传来秋天的声音.秋天的声音是杀戮的声音.这声音自北方而来,自宫阙琉璃碧瓦下的盛筵狂歌而来,自河朔上空灰漠的不祥云端而来,自逆臣的血管里磨刀霍霍的而来.秋天的声音是死亡的声音,是黄河冰塞后喑哑的声音,是猎猎红旗扑倒在辕门的声音,是暗夜里零星梆子的敲打和次第灯火熄灭的声音,是烈士骨骼坼裂的声音.
案上摊着祭侄文稿,墨色未干,烛火摇曳,兵戈呜咽.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我看到血,一丝丝自纸面洇出,将字迹渐渐覆盖.这是悲痛的时刻.我在心绪难平与极度的愤懑中拾起笔,为侄儿季明写下这篇祭文.北方的夜干燥而漫长,帐篷外角声与风声像远处的流水,带来一些意味不明的声响.模糊的星光下,旷野上的榆柳,荒草覆盖的小路,战斗后遗弃的兵器、死者的尸体,站立在山崖凝视前方的野兽,以及倾圮的茅舍,让我感到一种恍惚、晕眩的幻觉.我听见手中的秃笔在麻纸上行走时嘶嘶的声音,就像秋风在收割后的麦田上刮拂的声音.浓黑枯涩的墨仿佛我身体里流干的血,在纸上流淌,涂抹.因为激愤,几次将笔搁下,我的手因颤抖而不能完整地书写.
季明,是我堂兄杲卿的第三子,年少时就表现出罕有的德行,深受家族的喜爱,被我誉为宗庙的重器.他仪表堂堂,仿如庭院中的香草和仙树,自有一种不凡的风姿与气度.现在,我透过纸张,看到这个年轻人渐行渐远,在漆黑的夜里消失了背影.月亮模糊的光芒仿佛母亲垂泪的面容.
安禄山刚露出反叛的苗头,我便料定他会谋反.便假装久遭阴雨,暗地里加紧修补城墙,疏通河流,挑选丁壮,充实府库.白天,我与宾客泛舟饮酒,谈论书法与风月,清谈佛老庄周,我让美艳的女着胡笳,唱歌跳舞.他果然认为我只是个书生.后来安禄山反叛,河朔一代全部沦陷,唯独我镇守的平原城守护完备.我派司马参军李平驰往京城上奏.玄宗起初听到叛乱时,大惊失色问道： “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等李平来到京城上奏,玄宗大喜,对左右大臣说,朕不认识颜真卿是怎样的人,但他的所作所为竞忠义如此.
我的堂兄颜杲卿,当时任常山郡太守.天宝十四年,当安禄山叛乱时,堂兄与我共举义旗,声讨叛贼.我们两郡联结,形成犄角之势,齐心协力,效忠王室,共同抵抗叛军.侄儿季明,常往返于平原、常山之间,传递消息.当我与兄长杲卿奋勇杀敌时,太原节度使王承业却拥兵不救,以至破城,堂兄杲卿、侄儿季明先后罹难.
我们颜氏,素以忠义传家.五代祖颜之推,是南北朝时的名士,著有《颜氏家训》,既是我家族的家训,也是名世的学术著作.曾祖颜勤礼,伯父颜元孙,都恪守臣节,忠义天下.叛军攻下常山郡,堂兄颜杲卿被擒后怒骂叛贼,被安禄山绑于天津桥柱肢解吃肉,堂兄依然骂声不绝,最后被叛贼钩断舌头,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遇害.侄儿季明被俘后当即被肢解而死.至德二年,史思明归降,被其的长侄泉明前来相聚.此时,我已转任蒲州刺史,我派泉明到河北寻找战乱中失去的亲属,泉明只带回来季明的头骨.
我走出辕门外,遥望北方遥远的星空.秋天的声音是一种死亡的声音.是一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声音.秋天的声音也是一种端严的声音.是一种慷慨悲歌一往无前的声音.我发热的脑子在秋风的吹拂下稍微冷静下来.鬓角的白发在帽檐下野草般缭乱舞蹈,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岁,以为胸膛里的血不再沸腾了,但是我的胸口依然隐隐发烫.
有时觉得我是个怯弱的人.我在平原首倡抗逆,河北十七郡纷纷响应并推我为盟主.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久战无功,玄宗皇帝对其很不满,派使臣督战,诏称不收复失地,便将进明斩首.进明仓促攻信都,因指挥不当遭受挫折,后虽在我的协助下收复信都,但损失惨重,诏命功不抵过.我率部攻下堂邑后,将战功记在贺兰进明名下,朝廷将他封为河北招讨使.为此,部重议论纷纷,有的将领甚至离队了.我的“让功”在后来引起很大争议.
夜风阵阵摇撼着北方的树木,河流在大地上静卧如处女,山冈的剪影妩媚多姿,星空静美深邃仿佛史前——这一切看起来如此安详,完全看不出战火烽烟涂炭的痕迹.大地与人一样,在经历巨大的悲恸之后,会短暂地出现某种不可名状的安宁,休克的记忆只残存着片刻当下的幻觉.我刚敢于还在巨大的悲痛中,我的手在我走出辕门时依然颤抖不已.在夜风的摩抚之下,我似乎镇定下来.眼泪在腮帮已经干结.红肿的眼睛满含着倦怠.
常年征战,几乎使我忘记了一个书家的身份.
国初,社会安定,经济日趋繁荣,一切制度,渐具规模.自从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以来,贡举士子,铨选官吏,书法都列为重要科目.书为六科之一,善书者可以藉贡举出仕.楷书遒美,为铨选“身、言、书、判”四大条件之一.朝野学书,蔚然成风.因太宗皇帝对王右军书法情有独钟,亲为房玄龄等人编修的《晋书》撰写《右军传赞》,称其书法尽善尽美,古今第一.虞世南、褚遂良等,都因为下笔甚得逸少体而受到太宗的宠幸.上之所行,下必效焉.学习王羲之,成为我朝时尚,上至宫廷,下至经生,无不趋之若鹜.
在此风气之下,我对王右军的学习是应有之义.本朝初的书法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我都学过,我甚至向比我稍长的徐浩学过.张长史——这位狂草巨擘,我也曾虚心向他求教书法之妙.这位“以头濡墨”的大师真诚地告诉我： “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化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于古人”.对于书法,我是勤于下功夫的.我虽三岁丧父,家境贫寒,但先祖的光辉在激励着我,使我一刻未曾忘记祖训.我秉承家学,转益多师,博取众长,几乎魏晋以下诸家皆归隐括.
草稿之作,起自汉代.我在麻纸上为侄儿季明写就的这篇祭文,似乎也是篇神机之作.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心手两忘,眼前只浮现出季明俊朗的笑脸,这泣血涕泪的文字,被空中一只巨大的看不见的手在书写.“……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饔.”历史充满着无情和玩笑.“安史之乱”是我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捩点,却是我仕途和书艺的攀升点.我的目光离开祭侄稿,陷入抽象的无谓的沉思中.当此时,书坛笼罩在徐浩的阴影下,他是在世的书法家中知名度最高的.虽然,我也有一些作品在人们手中流传,如《多宝塔》《东方朔画赞并碑阴记》《郭虚己碑》等,但我的名气比起徐浩却有逊色.我的《祭侄文稿》一出,天下震动,后世对我的评价与徐浩的命运截然相反.后世公认《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甚至有个叫陈传席的人,竭力鼓吹我的《祭侄文稿》比王羲之的《兰亭序》更胜一筹,应列为天下第一行书.
后世中,苏轼的评价是最具代表性的.他称： “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画至吴道子,书至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当朝廷以近乎僵化的同一性文化性格来塑造每个成员,以惰性十足的整体性艺术风格来规约每一个具体的书家的时候,书家个人感性的生命生长点和创造意识就会受到抑制.当太宗皇帝将王羲之书法作为最高的不可动摇的法则时,满朝皆学逸少体,而晋人笔下的风神和韵味却在东施效颦的拙劣模仿中消失殆尽.后世评价我朝书法法度森严,但比起晋人书法的韵味却也是种弊病.后人黄庭坚议论当朝某个书法家“用笔圆熟,如富贵人家子,非无福气,但病在韵耳”.正是这个意思.天才的书法家的个性当中总会包含某种普遍性,人们从他的作品的情绪中能够反观到自己的情绪,在他作品的喜怒哀乐中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比如我的《祭侄文稿》所传递出来的哀思和悲痛,在后世者心中同样激起强烈的共鸣.
如王澍（清代）说： “鲁公痛其忠义身残,哀思勃发,故萦纡郁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笔下所至,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遂成千古绝调.”
《宣和书谱》（宋）称： “鲁公平生大气凛然,惟其忠贯日月,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
米芾（北宋）说：“如项籍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杰然有不可犯之色.”
回忆我学书的经历,仿佛父亲的影子在我身上重现.我的父亲颜惟贞也工书法,他幼年时,因为缺少纸笔,就以黄土涂墙,在上面写字.这个寂寞少年,曾经的长安县尉、国子监祭酒、太子少保,从小秉持着五世祖颜之推的遗训,他称书法为“杂艺”,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 “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如果精于此艺,则常被人役使,反为身累,如魏国韦诞身为大臣,竞被令登悬梯升高题字.精此才艺者,还常使才学被书名所掩盖,如王羲之品格超群富有才华,但举世都只知道他善于书法.我的父亲虽工于书法,但没什么书名.我们颜氏从五世祖颜之推开始便与殷氏缔结婚姻.殷氏也是以善书而名世.家学是我书法最初的根底.父亲在我三岁时就去世了,因家境贫寒,我的教育主要靠母亲和舅舅,我的伯父元孙对我也给予了悉心的抚育.
我有兄弟七人,又有从兄弟五人（伯父颜元孙之子）,共十三人,我行第十三.我的二兄颜允南比我长十五岁,这位兄长每以父亲般的仁爱与严厉教育我,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每忆及往昔,让人既温暖又感伤.曾经,我家养了一只断腿鹤,童心未泯的我用笔在鹤背上写字,二兄看到后,很严肃地批评我说,此鹤虽不能振飞,但你竞不爱惜它的羽毛,在它身上写字,这是不仁的表现啊！我听了以后非常惭愧,不啻是醍醐灌顶,突然顿悟到仁爱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具体可感活泼生动的.
我二十六岁参加尚书省主持的进士科考试.我朝科举取士,常科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而最重进士科,难度也远大于明经科,每年一般只取二三十人,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这一年,进士及第者二十七人,我名列其中.我进士及第之日,正是名相张九龄为相之时,盛唐的气象和帝国的繁荣,陶淬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即胸怀四海、志向高远,意气昂扬,积极进取,都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与我同时代的人有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张旭、怀素……然而,我在当时并不知晓,我处的时代其实已经波诡云谲、潜流暗涌,一切的迹象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云际会的变幻与涤荡.一场围绕着君王、忠臣、奸佞、叛贼、强盗、黎首命运的大风暴即将掀起,并将上演一场持久的悲剧. “安史之乱”正是这场大悲剧、大动荡的一个中心事件.我个人及家族的命运也完全裹挟其中.平原太守,是我仕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的兄长杲卿和侄子季明都在与逆贼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乾元元年九月,我写下《祭侄文稿》.动乱结束后,回到京城任官,因对军国大事的直言,招致宰相的厌恶,被贬为冯翊太守（后改成同州刺史）,又改任蒲州刺史,乾元元年十月贬饶州刺史.赴饶州途中,经过洛阳,我去祭扫伯父颜元孙之墓,并留下《祭伯父豪州刺史文》,追忆伯父对我的养育教化之恩,虽倍加伤感,但情绪总体平和,此稿书写也显得肃穆从容,笔墨之间的情绪,与《祭侄文稿》的激越顿挫大不同.
数年后,我再次回到京城,任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营汾晋等六州宣慰使,后又晋爵鲁郡开国公,此后,人称我颜鲁公,又常不以姓而敬称鲁公.这年十一月,汾阳王郭子仪父子大破仆固怀恩所引吐蕃兵进犯而班师回朝.尚书右仆射郭英义负责安排百官排列的位置.郭英义为取悦大宦官鱼朝恩,不按常规,将鱼朝恩位置提升到前列,而排挤六部尚书向下坐.我愤慨难当,当即给他写了封信予以斥责,告诫他“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长幼,故得彝伦叙而天下和平也”,他的作为“何异清昼攫金（白昼打劫）之士”.这篇书信的手稿流传下来,人称《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后人米芾才高气傲,对我的楷书稍有微词,但对此篇,则不吝夸赞： “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
《祭侄文稿》《祭伯父文稿》及《争座位帖》,被人称为颜氏行书三稿.
王澍说：“三稿皆公奇绝之作.《祭侄》奇古豪宕,《告伯父》渊润从容,至《论坐》则兼有《祭侄》《告伯》两稿之奇.情绪不同,书随以异,所以直入神品,足为《兰亭》后劲也.”
杨守敬也说： “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为创格,绝去姿媚,独标古劲.何子贞至推之出《兰亭》上.”
我的人生经历及心性情绪皆反映在我的书法中.盛唐博大开阔的气象,时代风云变幻的遭际,与我的书法融为一体.我从王羲之那学到行书的真谛,但不完全落入他的窠臼,而自创本家面目,形成“颜体”,与逸少形成二水分流的脉络.人称我的楷书也将唐楷推向顶峰,一改欧、虞、褚的精工细描,横扫院体书的赢弱,而彰显雄强浑厚,气势磅礴面目,变二王之法,集魏晋以来诸家之大成.
后人柳公权、杨凝式、“苏、黄、米、蔡”（宋四家）及明清诸家（董其昌、王铎、傅山、刘墉、尹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翁同貅）等都曾取法于我,润泽千年,流传有序.
为此,王文治（清）感慨地说：“曾闻碧海擎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将我的书法与杜甫诗歌、韩愈文章相提并论,与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论断》异曲同工.
而李泽厚则将我的书法、杜甫诗歌及韩愈文章的共同特征进一步申发：
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练在一定的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关,而成为人人可学可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格约束和严格规范……它确乎更大众化,更易普遍接受,更受广泛欢迎.人人都可以在他们所开创建立的规矩方圆中去寻求关、开拓关和创作美.
三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我这个人,我的书法.对我反感、厌恶乃至忌恨的不乏其人.无论哪个王朝,不管盛世也好衰世也好,人们都更喜欢和风细雨,喜欢春天般温软和煦的话语和感受,而对于严霜烈日的威严,对于疾风劲草的直言,对于秋天的声音,总是唯恐避之不及.
后世南唐后主李煜曾说：“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耳.”貌似高雅的人,习惯了精致的贵族化的作风和生活,一旦触及我这雄壮、威严的字体,就仿佛看到字背后站着的这个人,因心生怯惧,便以“俗书”诋之.
我历经四朝,阅人无数,在宦海沉浮中,因刚直而屡遭人算计.
天宝四年,杨玉环册为贵妃,其从祖兄杨国忠因对玄宗工于迎合,地位迅速上升.当时有个御史中丞叫宋浑的,是贤相宋璟之后,因触犯律法被御史吉温弹劾,吉温是有名的酷吏,本因李林甫而见用,见杨国忠日益受宠而转投杨,并为其取代宰相李林甫而出谋划策.吉温告发宋浑,以此想翦除李林甫心腹.我知道吉温与宋浑有私怨,便质问他,为何以一时之忿,而陷害忠良之后！尽管知情,我仍不合时宜地卷入杨国忠与李林甫的政治斗争.杨国忠恨我不阿附于他,设法将我排挤,从殿中侍御史的位置调任东都畿采访判官.其后几年,我分别在地方和朝廷任官,文名与书名渐重.天宝十一载冬天,奸相李林甫病死,杨国忠代为相,将不肯附己者纷纷排挤,我又被外放到平原郡.
其后,我返京为官,宰相因厌恶我不断上言,将我贬为冯翊太守.
之后,因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加剧,李辅国将太上皇玄宗迁到西宫,我率百官问候起居,又被宰相李辅国所厌恶,贬为蓬州长史.
安史之乱后,代宗还长安,还京前,我请皇帝先拜谒陵庙,然后还宫.宰相元载认为迂腐,我愤怒地说,取舍在公,言者有何罪过？可是朝廷之事岂能忍受公度破坏吗！元载记恨在心.永泰二年,元载专权,引用私党,担心群臣论奏其过恶,于是奏请百官欲言事先报告其长官,长官报告宰相,由宰相决定可否上奏.代宗听从.一时朝野哗然.这种断绝言路的作法在我朝从未有过.我义愤填膺,上疏争论,指出这种作法是自蔽耳目,拒绝谏诤,并援引历史教训说,玄宗朝后期李林甫专权,肃宗朝李辅国专权,大臣直言难进,造成大祸,令人痛心.而今,天下尚未安定,应日闻谠言以广视听.我将元载比为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并不考虑个人安危.疏上,未采纳,但被宦官争相传抄,流传在外,元载更加忌恨.后来,我摄祭太庙,报告祭器不曾整治,元载乘机奏我诽谤时政,贬为硖州别驾,途中改为吉州别驾.此后,我有十一年贬谪在外,直到六十九岁才重返朝中.
贬谪的生涯,多有压抑,然也多有生趣.要卫道护义,就不惧得罪于一时.屈子在《离骚》中说： “虽九死其犹未悔”,道出的正是我的心声.我曾书有《守政帖》,告诫我的子孙：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
贬谪吉州、抚州、苏州、湖州期间,江南的山水慰藉着我的身心,青原山、麻姑山（我还曾登上佛教名山庐山）、太湖,苕溪……我都曾尽兴游览,并留下墨迹.对佛老的热衷,对诗酒的流连,对翰墨的钻研,构成了我其间生活的侧面.我的书法水平在这段相对平静的岁月里达到高峰,《麻姑山仙坛记》《大唐中兴颂》《刘中使帖》《湖州帖》等,一批让人满意的楷书和行书即写于此.
大历十二年三月,专权多年的奸相元载终于为代宗所不能容忍,被赐自尽.五月,我结束了贬谪江南的生活,回到京城.第二年,我年已七十,三次奏请致仕,未得许可.原本认为将度过平静终老的晚岁,却事与愿违.代宗去世,德宗即位.建中二年,卢杞为相.卢杞是死于安史之乱的御史中丞卢奕之子,他的祖父是开元初以清白著称的宰相卢怀慎.但卢杞品性与父祖全无一致.他相貌丑陋,面色发蓝,起初,不嫌恶衣粗食,善于伪装.他拜相前,有次去探望生病的郭子仪,此前,去探望的官员甚多,郭子仪身边姬妾不离身旁,当他听到卢杞来,急忙吩咐姬妾们离开,独自一人接待卢杞.家人问何故,郭子仪说： “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
郭子仪不愧是颇有识见的老将.后来卢杞因忌恨我德高望重,免去我的礼仪使,进太子太师,官阶虽为从一品,实为虚职.
平原血战的记忆不时重回我的记忆中,与我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一刻未曾将他们忘记.河朔孤烟,秋风劲吹,战鼓雷鸣,杀声震天.安禄山攻下洛阳后,东都留守李怪、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不肯逃走,誓死报国,端坐官府,被安禄山杀害.安禄山派党羽段子光携三人首级到河北诸郡,以震慑人心.到平原郡后,我怕动摇军心,假称首级是伪诈,腰斩段子光.待数日人心稍定后,取出三人首级清洁,我见卢奕脸上有血迹,没有随便擦拭,而是恭敬地用舌头舔去.清洁后,用蒲草做成身体续上,入棺埋葬,举行隆重的祭礼.卢杞罢免我的礼仪使后,还不甘心,他不想让我留在朝中,派人来问我愿到哪里出任节度使,公然露驱逐之意.我面见卢杞,厉声说,我因直言被小人陷害,贬谪已不是一两次了,如今老朽,哪也不想去了.令尊首级当年传到平原时,面上有血我都不敢轻易用衣服擦拭,而亲自用舌头舔干净,你就如此不能容我吗？卢杞听到我为他先父舔血断头的事,惊惶下拜,但心中对我更加忌恨刻骨.
德宗即位后,藩镇名义上服从,但未能维持多久.皇帝已经看到对藩镇姑息养奸的政治带来的祸患,想革除弊病、削平藩镇,但未做好充分准备,举措也多悖谬,最终引起幽州等数地叛乱称王,尤其淮西李希烈军力强盛,在共同劝说下于许州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李希烈的割据直接危及朝廷的安全.德宗问计卢杞,卢杞趁机欲陷害我,推荐我为宣慰使,去安抚李希烈,德宗从之,朝臣们大惊失色,觉得不妥.我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君命如山,我当天就出发了.凛冽寒风中,我这个七十五岁的老人须发飘飘,只带了兄子颜岘与属吏、家童数人乘驿车直奔许州.途径洛阳,东都留守郑叔则认为李希烈反状已明,此去必遭祸害,劝我暂时留下,等待后命.我义无反顾继续前行.我昔日的僚属、现宣武军节度使李勉上表,认为会失去一元老,是国家的羞耻,请求留下.并派人在路上阻拦我,没有赶上.
“行其道而死生勿替”,这是我为宋璟撰碑时写的句子.此时,这种信念已经充盈了我的心间,我未必不知道此行的凶险,但君子正道直行,作为一个士大夫,唯有不避生死的殉道精神,才能立于天地之间.
到达许州,面见李希烈,我欲宣诏书,李希烈的养子千余人围上来,手舞刀刃,叫嚣威吓,恨不能生吃了我的样子.我神态自若,视而不见.李希烈见状,喝退众人,让我在馆舍住下.期间,我写家书给诸子,只是嘱咐严奉家庙,抚恤诸孤.过了一段时日,李希烈见对我无可奈何,准备送我还朝.行前设宴,座中有被叛军捉住投降的汝州别驾李元平,当初他被押到李希烈面前吓得屎尿污地,我斥责他没有骨气.李元平无地自容,悄悄退下写出奸计给李希烈看,李希烈顿时改变主意,将我扣留不还.
还有一次,李希烈召集叛党宴饮,请我出席,让倡优演戏诋毁朝廷,我愤怒地拂衣而起,李希烈只好喝止倡优.叛军派来的使者说,李希烈将登帝位,我适到来,是天赐宰相.我正色驳斥,使者们不敢再劝降.
我的住处挖有一大坑,叛贼声称要活埋我.我毫不介意.
德宗派我为宣慰使没几日,就下令征讨李希烈.皇帝做事前后不一,是“受欺于奸谀”.贞元元年正月,我被移囚蔡州龙兴寺,写下《移蔡帖》,这是我流传后世的最后一纸书帖： “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十九日书”.
转眼是最后一个秋天,官军与叛军的交战已进入尾声,官军此时已占据主动.八月二十四日,龙兴寺外秋风萧瑟,我闻到死亡的气息.李希烈派部将与宦官前来,我被缢死,七十七岁生命的钟摆停留在这个秋天.
秋天是壮美的季节,在去古日远,忠孝寂寞,人伦憔悴的年代,我完成了生命的律舞,何日让我回到故乡琅琊临沂,窗前,以笔为琴,弹拨秋天最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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