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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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五年前的事儿了.昆曲班课下,楼宇烈先生和师母带着我们几位弟子吃饭,饭桌上谈起人类的种种灾患,先生悲天悯人地说：“从哲学角度来讲,万物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人类有诞生的一天,自然也有消亡的一天,但人类目前的很多做法是在加速消亡的进程而不自知,这就真是值得忧虑了.”这是在用中国思维思考中国乃至人类的前途,是学人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中国文人常有一种忧患意识,总是看到社会方方面面和人类本性中恶劣的方面、不完美之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造社会,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天下情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P180）弘扬光大中华人文精神,反思启蒙和现代性、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流弊,这是楼先生这些年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此书的重点所在,前者“长善”,后者“救失”,二者缺一不可.楼先生是谁？以下是有人给出的答案：他主持编选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佛学研究,是公认的佛学泰斗；他点校整理的《王弼集校释》,是一部公认的学术经典,是道家以及魏晋玄学研究的案头必备书；他还是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他那本流传甚广的《中国的品格》,打通儒释道,展现出一代宗师的深远格局与博大气象；他力倡的“人文宗教”“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唤醒自然合理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等理念,站在会通古今、融贯中西的高度,回应时代问题,增强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和文化自信,展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风范,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耄耋之年仍坚守燕园三尺讲台,以答问式的传统教学方法,接引莘莘学子；他雅好古琴、书法、昆曲、茶艺、香道,创办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艺苑,培养了不少具有“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理念的文人种子；近些年,他大力提倡中医和中医思维,从学理上为中医鼓与呼,在中医界有很大影响力；他是燕园绝大多数传统文化社团包括耕读社、禅学社、道学社的导师,也是海淀敬德书院等多家社会机构的导师或顾问；他常年席不暇暖,四处奔波讲学,为国学的复兴不仅“坐而论道”,更是“起而行之”,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真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 年7 月版）一书,不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而是楼先生在北大国学课堂上“答记者问”的合集——楼先生的课堂被戏称为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答记者问”,而且“记者”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男女老少,出家人在家人,中国人外国人,本来只是辅导自己博士生的小课堂,因为听的人实在太多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大课堂——是在大学里尝试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的成果.“深者不觉浅,浅者不觉深”,这是楼先生一直所追求的效果,此书是楼先生深入思考、笃实践行传统文化的结晶,深刻反思了百年来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及症结,以世界眼光为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描绘了“行动路线图”,值得国人乃至对中国文化有情怀的国际友人学习深思.
摇摆在钟摆两端的人类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提出著名的“钟摆理论”,他说,“人在各种( 生存、名利) 不得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端之间摆动”.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逐名利,千方百计地追求享受,若达不到目的,就十分失望；若美梦成真,又会无聊至极.事实上,这说的不仅适用于描述个体状态,同样适用于描述人类的整体状态.由匍匐在神的脚下到拜倒在物欲面前,人类在欧洲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的席卷之下,摇摆在钟摆两端.《人民日报》理论版《大家手笔》栏目2016 年7 月18 日刊登楼先生《中华人文精神的两大传统》一文,此文选编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文章开头就指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中华文化从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形成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同时也受到16 世纪以后传教士从中国传回去的人本文化的影响.楼先生常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的土特产,我们却“数典忘祖”,经常误以为源自西方并且因此对西方称叹不已,这是楼先生正本清源的重要话头之一.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领袖,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一种社会.比如,伏尔泰和魁奈都曾被人尊为“欧洲的孔子”.伏尔泰是当时了解和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启蒙思想家,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80 种、信件200 余封.他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格言奉为座右铭.重农学派的创始者魁奈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仰慕对象,而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典范”.对于17世纪末至18 世纪末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过：“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这些固然有因为种种因缘对中国了解有限而过于美化的因素,而且中国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在接下来的19 世纪迅速恶化甚至丑化,但事实上,过犹不及,18 世纪给欧洲人的形象过于美好与19 世纪的过于丑陋,都只是摆来摆去的两端与西方人一厢情愿的认识,与真实的中国文化尚有较大距离.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在冲破中世纪神本主义文化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开展出来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文化,取得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科技、人文文化的大发展、大进步.但同时,当人类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肯定以后,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了.那时的人随着理性的肯定,随着科学的发展,科技力量的增长,认为人类应当,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原来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
上帝死了,人却成了上帝,成了天地万物的主宰,人类的孤傲、狂躁在物欲“得到满足时”便显现无疑.人类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其实就是人的异化.2004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在一次专题学习会上曾提到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使人变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单纯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动物,这种物质性压迫下的人,是一种变形与异化的人.技术发展本应该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技术在提升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反而日益使人变成技术、生产和消费的奴隶.“有了科技,没了人性”,这是现代社会必须警惕的科技副作用.楼先生经常讲,不要以西方的宗教为唯一的宗教形式,因而说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宗教信仰.康有为的论断很有见地：中国是人道的宗教,西方是神道的宗教.同样的,在科学方面,也不要以西方的科学为唯一的科学形式,因而说中国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楼先生说,中国是人道的科学,西方是物道的科学.神道宗教以神为根本,人道宗教以人为根本；物道科学以物为根本,人道科学以人为根本.
正因为中国的宗教（儒释道三教为主）和科学都以人为本,所以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主流社会从未产生自我贬损、膜拜上帝的“拜神教”,也从未产生自我膨胀、顾影自怜的“拜物教”,而西方则宗教科学是相对独立甚至时常二元对立,由宗教（以神为根本）主导的社会逐渐过渡到以科学（以物为根本）为主导的社会的时候,社会的主流信仰就会自然地从“拜神教”过渡到“拜物教”,人类的钟摆也就从“痛苦的一端”摆到“无聊的一端”.“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科学知识以人道为中心展开,仁爱精神也应当以人类为中心展开,这样就不至于落到“拜物教”和“拜神教”两边,《淮南子》这句话可谓至为恰切,也是楼先生引用频率最高的古语之一.如何？中国人的智慧,大有可为.楼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中是不会异化成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原因是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即“以天为则”的传统.
《中华人文精神的两大传统》一文指出：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人绝对不能妄想去做万物的主宰,而要向天地万物学习.“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是这样的广大无私、广阔包容.人们首先就要学习天地的这种品德.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病必须及时纠偏,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一方面注意人在天地之中无与伦比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强调“人者, 天地之心也”；另一方面,又强调天地的伟大价值,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道以天道为准则.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成为物的奴隶.“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乐文明的中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之所以有强烈的文化自信,根源正在于我们是顶天立地的文化,正在于我们将“赞天地之化育”而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满足作为人类的使命.时代在变化,人类在进步,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则是永远不变的中国梦.
回归自性与自信的中国一位外交官曾经这么说过,新中国头30 年是解决“挨打”问题,第二个30 年是解决“挨饿”问题,今后30 年要解决“挨骂”问题.虽是一种比喻,却耐人寻味.挨骂是因为被人瞧不起,为何被人瞧不起？这是需要国人自省的,不能仅仅归咎于外国人的误解与曲解.2014 年,《北师大谈教育：去中国化很悲哀》的报道引起国人热议,同志指出：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人民日报海外版著名公号“侠客岛”对此进行解读的《批“去中国化”有何指向》一文指出：如果说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推行“去中国化”,还有其民族主义的成分在其中的话,那么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和母国,“去中国化”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化态势了.传统文化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浮沉起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三个自信”被打倒、被迫反思又被迫建立的历史.诸如1988 年《河殇》一般断言“蓝色文明”必将战胜“文明”的论调,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的“去中国化”变种.“去中国化”是中国社会曾经的主流,这个乾坤必须扭转,从政治、文化、学术、教育诸多领域同时着手加以扭转,同志已经为国人作出了楷范.
《人民日报》理论版《大家手笔》栏目2015 年2 月6 日刊登楼先生《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从“仁者自爱”说开去》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和弟子周游列国,到卫国一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弟子问：人口这么多,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孔子曰：“富之.”就是说,让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弟子又问,如果大家都富裕了,该怎么办？孔子曰：“教之.”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也“富”起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就该像孔子所说的“教之”,加强教育.但问题在于教什么.是沿着西方文化的“引导”来教,还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当前,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最迫切的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认真研究和吸取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这是楼先生一直的呼吁.楼先生经常引用《荀子》中的一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对“仁”这个儒学核心概念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肤浅的.“仁者爱人”当然是对的,但却不是全部,甚至还没讲到根本.《荀子》里面是这样讲的：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我们一般都熟知“仁者爱人”,却不知这并非“仁”的全部内涵.“仁者自爱”才是根本,有了自爱自尊才能自立,才能爱人,才能人爱.“自爱”为本体,“爱人”为功夫,“人爱”为效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不懂得“自爱”的人如何“爱人”？又如何“人爱”？这是最朴素通达的道理,于个人于民族于国家皆然.儒家的根本精神是自尊自爱,现在的人很多缺少自尊自爱,加强品格教育,形成自爱自重自强自立的人格,这正应当是儒学教育能够大有补于时代的地方.
《论语》中有一句极有智慧的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任何事情都有其相对的根本与末节,就如一棵树一般,君子的责任就是培养根本,枝叶自然繁茂,王阳明所谓“有根方生,无根便死”.生生不息的中华之“道”有待于根本的灌溉.中国近代一批学者有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蒂,他们去看待世界的新局面时,非常敏锐,分辨得很清楚,知道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哪些是我们不需要的.一个人要有主体,才能去吸收别的东西,如果自己脚跟没有站稳,去吸收别的东西就会不知所措.我们现在缺失主体意识,缺少灵魂,是一个游荡不定的灵魂,哪里强就往哪里去,哪里吸引力大就去哪里,失去了主体意识,分辨能力就差了,随声附和的东西也就多了.对自家的学问“削足适履”,迎合别人、讨好别人,对他家的学问“买椟还珠”,陶醉于浅尝辄止,这是百年来中国学问的大病根,这是需要吾人深刻反思的.欧风美雨涤荡的晚清,正是民族文化最虚弱的时候,思想最空虚的时候,人才最凋零的时候,这和当年迎接佛教东来的魏晋迥然不同——魏晋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贵族们以家族为堡垒,传承并且弘扬了文化,新生的玄学对佛学的接引起了绝大作用,三教鼎立的大唐盛世,正孕育于此.民初学人目睹儒学旗帜下朽烂的中国,遂误名为实,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传统,不惜痛自苛责乃至自虐,下了错误的解药,影响深远.好在,中华民族毕竟有着五千年的伟大文明,数百年的摧残虽已使其满目疮痍,但毕竟内力深厚,挺了下来.
但正如史学奇才张荫麟先生所言：“我们的‘民族自虐狂’一天没被抹去,则一切建设复兴的工作,若不是饰烂泥而雕朽木,便是资寇兵而赍盗粮！”名实不辨,是非不分,就会“饰烂泥而雕朽木”,化神奇为腐朽；削足适履,邯郸学步,就会“资寇兵而赍盗粮”,愚不可及.只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有立而无对,一如我们的汉唐,既有鲜明的文化本位,又能“学而不厌”、以最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文化养料,我们的文化才是有希望的,才可能恢复勃勃生机.有立而无对,正是中国古圣先贤所昭示给我们的文化方向：“有立”即有本而自立,扎根于数千年的伟大传统,如此方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与人类文化中立足,方能不做别人的附庸；“无对”即开放,譬如一个人,有了强健的胃,方能吸收和消化各种营养,生精成血,方能向他人、向天地敞开.鲁迅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表述：“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因为“壮健”,因为胃是健康的,所以敢尝试,所以营养丰富,所以就更“壮健”,这是良性循环,而虚弱的人、有胃病的人则与此相反,是恶性循环.中国文化目今之现状,既需要养胃、养本,又需要丰富而良好的营养.
“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胸怀！人不能做“物化”“异化”的人,中国不能做外国的文化殖民地,人类也不能做自身物欲的奴隶.让我们“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挺起脊梁,从自己开始,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作者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
中国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本文是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楼宇烈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主宰相关中国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