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现量说出发探析王夫之杜诗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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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末清初学术大家王夫之对杜甫很多诗歌常有批评之语,在众多诗歌评论中非常特别.这与王夫之独特的诗学评价体系 “现量”说关系密切.王夫之以“现量”说出发,从当下性、真实性、现成性等构成要素分析杜甫诗歌,着重强调诗歌的审美发生的艺术特性,提出对杜甫诗歌“诗史”、从旁追叙、雕琢字句等写作方法的反思与批评.
【关键词】“现量”说 杜甫 诗史
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美学和诗学领域颇具建树,是我国古典诗学、美学的集大成者,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诗歌评价体系,不少见解独树一帜.
具体研究,我们发现,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常常有批评之语.众所周知,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圣”,特别是宋代以来,其在诗坛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历代文人效仿的楷模.那么王夫之如此犀利批评又从何而来？王夫之的“现量说”在其诗学中占据核心地位.他以“现量”说为原点,形成一系列独到见解,其对杜甫的评价也囊括其中,下面我们将从“现量说”出发,探析王夫之对杜诗批评的原因何在.
一、“现量说”的来源及内涵
“现量”一词来源于佛家法相宗,其基本含义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客观事物,从而把握事物的内涵.与“现量”相对应的概念是“比量”,指的是由记忆、联想、比较、推度等思维活动所获得的知识.
王夫之在《相宗络索》中对“现量”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由此可见,“现量”有三层意义.
首先,“现量”具有当下性,就是现在所发生的.其此,其具有现成性,就是直接可以找寻到的,不需要经过思考和逻辑推理.最后,“现量”还是真实的,不是编造的或者幻想而来的.
在诗歌理论集《姜斋诗话》中,王夫之借用“现量”一词,阐述其诗歌理念：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 “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①
王夫之认为,用“推敲”这样的思维方式写诗,完全不可取.他推崇的是一种“心目相取”式的审美关照,即“现量”.就是在当下,目之所见与心灵在一瞬间交融,不需要任何思考,形成一种感性的直觉式的审美体验.所以,船山先生理想的审美状态是“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睽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而生.”,即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想,在发生审美的瞬间“不相睽离”,才能生发出无限真挚之情.
二、理性描绘的“诗史”与“心目即会”的错失
由“现量”出发,船山先生对“诗史”的称呼,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首次提出了“诗史”的说法,经宋代学者的阐述推广,“诗史”成为对杜甫一系列诗歌赞扬之词.
在《古诗评选》中,他点评曹丕的《煌煌京洛行》这样说.“咏古诗下语善秀,乃可歌可弦,不而犯史垒.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赏.”②
这样,王夫之认为,称杜甫诗歌“诗史”,是对其的一种惩罚而非赞赏,而且诗歌切不可犯“史”的毛病.而在《姜斋诗话》中,王夫之对“诗史”提出了进一步的批评.
“而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③
从诗歌发展角度讲,王夫之认为中国“诗”与“史”的混淆是有传统的.诗经国风中《桑中》一诗,该诗描绘了一个男子和三位不同女子幽会的场景.《毛诗序》这样评价这首诗“刺奔也.卫之公室,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诗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通过对男女幽会的描绘来讽刺当时卫之公室的.王夫之认为,孔子之说以在删诗的时候保留这首诗,意在通过此诗反映卫国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
而杜甫将这种传统进一步发扬,得到“诗史”的称号.此时,船山先生明确提出,“诗”和“史”是两种独立的题材,不可以相互混淆.
王夫之区分“诗”与“史”,主要从以下两点出发.第一,“史”是运用理性思维的描绘,不具备“现量”现量所提倡的“现成”性.一旦用“史”的方法,“心”与“目”的相感便不复存在.
《古诗评选》中,船山先生这样论述：
“史才故以櫽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④
所以,历史实录的手法,运用的无非理性分析,这与“心目即会”的诗歌审美相去甚远.由此可见,船山先生将“现量”这种直觉式的审美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
另外,杜甫“诗史”描绘往往过于详尽,缺乏艺术审美的神韵所以船山先生说 “世之为语者,苦于不肖,唯杜苦于逼肖.”此时,诗人处于认真对景物描绘的理性状态,而非“现量”的审美状态,所以很难将所见与自我完全融为一体,心灵与审美意象在详细刻画中产生悖离.所以,他认为,杜甫这类诗歌,往往“于史有余,于诗不足.”
因此,杜甫这些被称作“诗史”的作品在王夫之这里评价不高,比如这样评价“三别”,“及曹丕的《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作》后的“乃知杜陵‘三别’,偨厓灰颓,不足问津风雅.”
三、对“言志”真实性的质疑
“真实性”是船山先生诗歌理想范式“现量”的一个重要内容.“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是“现量”美学的一个出发点.
杜甫诗歌常常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而此时,杜甫本人却常常饥寒交迫,基于常理推断,船山先生对杜甫的情感出发点产生了一定程度上质疑.比如在《唐诗评论》中这样论述：
“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脑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⑤
船山先生认为,此时的杜甫处于离乱之中,自身况且难保,又何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忠孝的局面？所以对于杜甫的动机,一直在质疑.
他对杜甫这类诗歌一直抱以强烈的批评,甚至在《明诗评选》中这样说：
“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⑥这段批评可谓异常犀利,甚至直接将杜甫指为“风雅罪魁”.
杜甫诗歌中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情感近年来被学界所认同.船山先生在此点上的论述不免有失偏颇.但是,究其原因,可能后世学习杜甫诗歌“忧国忧民”情感的人恐怕不少.杜甫“致君尧舜上”本是真心,而后代诗人写诗动机不一,甚至泥沙俱下,这样的人说多了忧国忧民,往往给人虚妄之感.
四、“当下发生”与“从旁追叙”
从“现量”的审美理论出发,船山先生非常强调诗歌审美的当下性,他在《姜斋诗话》写道：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⑦
既然要当下,就要亲身经历,诗人要当场感受“审美”发生,即审美主体和客体在发生审美的瞬间,一定在当下,不可凭空臆造.如果像隔着墙去听杂剧,缺少审美的“当下性”与“直观性”,又怎么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因此,船山先生在《古诗评选》中这样论述.
“一事、一时、一景,夫是谓之合辙.”⑧
在《姜斋诗话》中,他这样论述：
“若杜陵长篇,有历数月日事者,合为一章,”“要以从旁追叙,非言情之章也.”⑨
船山先生认为,从之前开始追述的话,应该用歌行这样的诗体.并且这样的诗歌,偏重叙事,并非是抒发感情的篇章.杜甫的长篇,大多集合和数日甚至数月的情感.
这里,王夫之隐晦地批评了杜甫长篇五言诗的问题,因为写诗的时候时间跨度太久,经常从旁追叙,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割裂了生动活泼的审美感知,无法形成现场的审美观照,不符合““一事、一时、一景,”的“现量”美学.
五、直接显现与“字镂句刻”的矛盾
在“现量”的审美理想中,船山先生非常强调审美的“现成性”.对于用推敲这种“冥思苦想”式的写诗方法,王夫之持负面评价、进而,船山先生对于凭借胡乱猜想,“皆欺心以炫巧”的技法,可以说深恶痛绝.他对用典,用知识积累写诗,而非通过审美感知写诗的方法,评价不高.
他谈到杜甫的排律时,这样说：
“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是为杜至处.”⑩
由于杜甫读书破万,知识积累极多,写诗时不免夹带知识和才学.王夫之认为杜甫的排律因此“大损神理”.而后人学杜甫,竟然有不少人学习他以才学入诗,这就与诗歌审美的初衷大相径庭了.
所以船山先生在鲍照《拟行路难九首》后评论.
“杜陵以下,字镂句刻,人巧绝伦,已不相浃洽,况许浑一流生气尽绝者哉！”
杜甫读书极多,才学惊人,所以用典往往不留痕迹,比如著名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孟子·尽心上》中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而宋代以来,学习杜甫的诗人恰恰重点学习了杜甫用典以及对诗歌字句的雕琢,导致诗歌看似巧妙,实则割裂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圆融,导致诗歌生气全无.
六、结语
“现量”说的美学思想,无论在王夫之诗歌理论还是在其审美理论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影响着船山先生对于不少名家的判断,杜甫就是其中一位.并非船山先生对杜甫有偏见,对于杜甫“五律”等一些成功的作品,船山先生从来不吝惜赞美之词,但是杜甫一些长篇、排律以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与“现量”割裂,船山先生对其批评也极为犀利.宋代以后一直到明清,大量写诗之人模仿杜甫的写作技巧,以才学入诗,导致当时不少诗歌缺乏艺术审美特性,毫无生气.这样的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船山先生对杜甫的评价.
批评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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