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乡村治理中的宗族治理权威重塑基于江西省S镇祠堂重修之风的调查》
本文是乡村治理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宗族和祠堂和重塑相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作者简介]卢艳齐（1991-）,男,江西新余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基层治理；刘林涵（1996-）,女,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摘 要]宗族曾是传统基层社会的自治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宗族治理权威也随之发生流变.从S镇的祠堂重修之风来看,祠堂作为宗族治理权威的重要象征,局部范围内的重修活动对宗族治理权威的再造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宗族精英流失、治理效力减弱、制度缺席以及价值缺失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宗族治理权威在实质上难以被重塑,使得其难以成为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中的一部分存在.
[关键词]乡村治理；祠堂重修；宗族治理权威；权威重塑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7)06-0066-06
秩序与权威是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保证.基于“皇权不下县”的理念,传统中国主要是依靠宗族治理权威来维持乡土社会秩序,实行宗族自治或者乡绅自治.宗族是一个包罗了族长、族众、族规、族田、祠堂以及族谱等诸多内容的集合概念,祠堂作为宗族活动的主要公共场所,既是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宗族治理权威的重要象征.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祠堂或者族谱二者之一进行了重修则意味着当地宗族在重建.农村祠堂、族谱的兴修意味着宗族重建,但这是否也意味着在传统社会时期起到过重要秩序维系作用的宗族治理权威也在重塑呢？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因而需要通过宗族治理权威的重塑问题对宗族重建问题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一、祠堂重修：理解宗族治理权威变迁的重要维度
宗族治理权威在历史上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变迁.封建帝制时期,宗族自治或者乡绅自治模式下的乡村社会,祠堂林立、族谱续修、族规有序,宗族治理权威处于鼎盛时期,由族长等权威人物构成的管制阶层享有主导的话语权.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触角不断向下延伸,村庄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转变,国家政权陷入“内卷化”状态,宗族治理权威遭到来自国家层面的冲击进而走向瓦解.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政权深入乡村,“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为“公社、大队、队”等地方正式权威的建构铺平了道路,全能主义的政治架构使得不断被边缘化的宗族治理权威逐渐让渡给国家权威,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破四旧．’等运动的破坏,众多祠堂也遭到毁坏,一些带有明显象征意义的礼器、匾额、塑像等都散佚不见.然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权力从农村逐渐淡出,村民自治制度开始启动,它一方面将国家权威退回到乡镇一层,而将行政村的社区权威培育起来；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兴起却也为宗族力量重建创造了生长空间.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国许多地区兴起了重建祠堂和重修族谱的浪潮,宗族借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得以重建,而宗族治理权威也在几经衰败和挫折后重新介入到农村的公共生活中.肖唐镖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江西省十二个村委会的调查研究表明：在选举中宗族的影响力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表现为选举更有利于强宗大房的人胜出（如出任村委会主任）,也表现为候选人往往将宗族因素作为竞争的资源和手段,表现为多数选民在时的宗族去向.徐勇等人根据2010年对全国241个村庄的调查也认为：宗族势力仍然广泛影响着中国农村社会,并以其特定方式干预基层自治,而且整合强化宗族意识的祠堂在部分地区仍然普遍存在.总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宗族治理权威的兴衰与祠堂这一象征性的物质载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问题则在于,祠堂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公共场所是如何与宗族治理权威产生联系的？这就需要从祠堂的风格配置、修建选址以及价值功能方面进行探讨.
l祠堂的风格配置是宗族治理权威的符号象征
在外部设置上,一般的祠堂都要比周边的房屋修建得高,至今在一些村庄还严格遵循着新建房屋不得高于祠堂的族规,通过限制普通民房的高度彰显祠堂的威严；此外,一些祠堂门口会摆放一对石狮子,一来守卫祠堂,起到辟邪纳吉的功效,二来作为宗族崇高地位的象征,告诫族人不可随意触犯宗族威严.在内部配置上,祠堂分为“三进”,分别是前厅、天井和后厅：前厅设戏台．用于文化表演；天井为族人聚集场地,用来办理红白喜事；后厅正中设有主龛,供奉本派始祖,两边的墙壁则放有族规族约、祠堂管理办法以及各房各支的谱系渊源等.传统中国主张“以孝治天下”,对祖宗的敬畏,延伸成为对宗族的敬畏.因而祠堂从外部设置到内部配置,通过装饰物品以及祭祀器皿等与宗族历史发展渊源、道德信念有关的符号象征向族人传达宗族的权威.
2.祠堂的修建选址是宗族治理权威的空间建构
祠堂的选址与众多传统建筑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讲究阴阳五行、山川地势,不同之处则在于祠堂往往建立在村庄的几何中心,在空间布局上有着更为严谨的考究.在一般的村庄中,祠堂的数量不止一个,有宗祠和支祠之分,在部分地方甚至还有家祠.因此,在物理空间的布局上,祠堂的分布就呈现出“以宗祠为中心,以支祠为次级中心,以家祠为更次级中心”的特征,宗祠更是有如“众星拱月”.
在空间布局上的独特考究迎合了儒家礼治思想中的等级、尊卑观念,通过物理空间上的中心位置来构建村民心理空间上的中心位置,这种方式使得祠堂成为村民心理上的政治、文化以及精神信仰中心,而最终实现的效果便是以祠堂为中心构建宗族内部伦理秩序的层级网络,塑造威严的宗族治理权威.
3祠堂的价值功能是宗族治理权威的认同基础
从筹建到使用再到修缮,祠堂变迁的每个过程都凝聚着宗族集体的道德信念、精神信仰和行为规范,承载着村民对宗族的权威认同,而祠堂价值功能的发挥则为宗族治理权威的认同奠定了稳定的基础.祠堂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功能：一是祭祀；二是延伸,包括奖惩和教化族众、聚会和议事、藏谱和修谱等.祠堂的奖惩和教化功能使得村民在长期服从长老和遵循族规中形成了对祠堂的权威记忆,即便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祠堂的形态功能等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共同的地域文化传承却使祠堂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宗族治理权威.
二、S镇祠堂重修之风：事实呈现与原因分析
1．事实呈现
S镇距市区35公里,是四县（市）十乡（镇）的结合部,总面积131.23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188个村民小组,11939户,总人口47395人,其中农业人口47104人,非农业人口2091人,现有耕地面积61595亩,其中水田44110亩,旱地17485亩,山林地85627亩,果园2546亩.S镇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业型乡镇,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然而自2009年S镇上屋村修建起第一座现代化的祠堂,S镇祠堂重修的举措便蔚然成风,在短短6年时间内,就有超过2/3的村庄（村民小组）或是修缮或是重建或是新建了本村祠堂,并且这一趋势仍然还在持续进行中.一些村庄不仅修建了众厅（宗祠）,而且还修建了数目不等的私厅（支祠）；一些村庄则只修建了一座众厅；还有一些村庄则仍沿用之前的祠堂.S镇的祠堂重修之风不仅在本镇十分盛行,而且还延及到了其他一些周边乡镇,这些乡镇的祠堂在样式和筹资方式上与S镇大同小异,使用功能也趋于一致.学界的共识是,祠堂的重修意味着宗族的重建,从祠堂重修的原因来看,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复兴、政治环境开放等都是促使祠堂文化和宗族势力得以重建的重要因素.然而与20世纪80、90年代祠堂重修不同的是,一些原有祠堂并不存在功能损毁的现象,但是仍然被拆除改建成为新式祠堂,原因何在呢？笔者结合田野调查结果和访谈材料的整理,认为此次S镇祠堂重修之风与以下因素有着紧密联系.
2．原因分析
其一,正常功能的发挥仍是大部分祠堂重修的直接原因.祠堂曾是宗族活动的重要场所,随着时代的变迁,祠堂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祠堂的功能主要历经了建国初期、人民公社化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五个阶段,逐步由传统的祭祀、教化、议事、藏谱等功能延伸出承办红白喜事、村民大会以及节日庆典活动等功能,同时还作为村民活动中心或者村组办公驻地存在,祠堂的功能也Fb此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而重修祠堂则是发挥其传统和现代功能的共同需要.虽然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但S镇的众多祠堂却没有得到修缮和维护,残损、破旧的旧式祠堂限制了祠堂正常功能发挥,因此重修祠堂实际上是基于现实需要.
其二,乡镇政府的默许是祠堂重修的隐性动力.S镇祠堂重修之风从表面上看是宗族势力的自发行为,与其他组织和团体无涉,实际上与乡镇政府的默许分不开.乡镇干部GRH认为“W书记（镇委书记WJL）对这件事很热心,他一到S镇,把每个自然村的众厅（宗祠）都走遍了,他很感兴趣”,‘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只要这个村子能把祠堂修建好,就说明这个村子人心齐”.显然,在乡镇领导看来,祠堂修建得好与否同村民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之间有着莫大关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乡镇政府的默许一方面体现为对此行为的不反对态度,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祠堂重修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矛盾纠纷等问题没有采取叫停或者遏制措施,而是通过常规的渠道化解矛盾纠纷,这就使得祠堂重修尽管遇到了村民反对和违规修建等问题却都无一例外的完成了竣工,由此也说明乡镇政府为祠堂重修顺利进行提供了隐性动力.
其三,农村集体资产增收多元化为祠堂重修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农民的收入实现倍数增长,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村集体也在改革中收获了福利,通过出让山林、水库、矿产等承包权实现了资产增收的多元化.在广大乡村地区,村组往往是一个同姓宗族的聚居地,村民集体资产充当宗族集体资产具备村民一致性认可的合法性基础,这就意味着村集体资产可以被用来从事宗族活动.“村里出大头,村民出小头,社会捐点款”道出了S镇祠堂重修的三种主要资金筹集渠道,其中村民集体资产则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例如下坊村委下面的前坊村小组,为了修建本村祠堂,砍伐并出售了本村近百亩树木,最终获利80多万元,这笔资金占了祠堂总费用的2/3.
其四,跟风、攀比的心理作用是祠堂重修的主要根源.祠堂破旧损毁造成功能供给困难,因此而重修祠堂无可厚非,令人费解的却是,许多建于20世纪80、9年代的依然保存良好的祠堂却没有逃脱重修的命运,而且后建的祠堂要比先建的祠堂费用更高、占地更广、配置更豪华.关于“原有祠堂还能使用为什么还要建新祠堂”这一问题,村民们的回答是“其他村都建了,自己也不能落后,祠堂是村里的面子”“旧的也不差,能用,但是大家都建了,自己就不好意思不建了”,村干部的回答是”别的村都建得起,我们村却建不起,说出去丢人啊”“款式不好看,改革呗,现在说改革就是这个意思”.概言之,重修祠堂实际上是跟风之作,虽然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在向‘半熟人社会”的方向发展,但是差序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村际往来关系使攀比心态得以迅速蔓延,最终形成了S镇独有的重修之风.
其五,防止村干部腐败是祠堂重修的新动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中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大幅度提高,村集体经济也有了一定规模,国家对“三农”的补贴力度也在逐年加大,村干部的权力寻租机会也大大增加.财政拨款、土地和集体资产成为村干部的贪腐重点.周庆智认为,现行体制的权威治理逻辑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关系的模糊不清和规则混乱是导致村干部贪腐现象普遍发生的根源.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村民的有效监管行为是当前防止村干部贪腐的主要路径选择.为了防止村干部贪腐日益增长的村民集体资产,宗族中的房长和精英人物倡议重修祠堂这一耗资上百万的建筑.楼前村的房长同时也是祠堂重修的发起人坦言‘我就怕啊,这些年轻人（村组长）今天这里花明天那里花把钱花掉了,现在就得赶紧建祠堂”,白泉村的村民也有此看法“如果不建新祠堂这些人（村组长）就会把钱兜在自己口袋里”.就此而言,防止村干部腐败是发起者倡议重修祠堂的新动因.
三、祠堂重修难以重塑宗族治理权威的深层逻辑
祠堂重修实际上有着现实和伦理需要的双重考量,国家权力向上收缩则为宗族在乡村的重建创造了生存空间.不可否认的是,S镇祠堂重修之风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当地乡村的宗族势力,但是为了能够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维持宗族的伦理秩序,宗族治理权威的重塑不可或缺.通过观察笔者发现,祠堂重修过程与宗族重塑治理权威之间具有耦合性.
1祠堂重修过程与宗族治理权威重塑的耦合
S镇祠堂重修过程与宗族治理权威之间存在的耦合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祠堂重修是由宗族长老发起的,这从事实层面说明宗族权威人物在宗族活动中仍具有一定威望,能够起到号召与服从的效果；其二,祠堂重修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村民捐款,村民捐款的集资方式将宗族重新拉回了传统的管理模式,激发了族众对宗族治理的集体记忆,对改革开放后白泉村祠堂两次重修活动的比较可以清晰看到宗族治理权威的重塑路径.
一方面,以服从宗族长老的倡议重塑宗族治理权威.相比1983年的重修,此次重修的发起者不再仅仅只是尊长（宗族中辈分最高的村民）,他需要联合族内其他权威人物组建宗族理事会共同倡导此事.宗族理事会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组成人员来看,它依然由宗族长老控制；而从议事方式来看,却加入了协商的现代元素.可见,宗族治理权威仍具有号召力,却已不可同日而语,宗族的威望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被诸多因素消解,因此需要通过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来达成目标.但是,宗族长老们对祠堂重修一事的倡导,还是对唤起村民对宗族治理权威的服从心理起到一定作用,超过95.7%的族众对修建祠堂以及宗族理事会成立一事表示支持.
另一方面,通过资金筹集方式中的伦理秩序设置重塑宗族治理权威.李氏宗族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筹集资金：首先,以户为基本单位收取每人1000元的均摊费用,然后由各房的支长统一收取再转交给各房房长；其次,邀请外嫁女子出席落成典礼仪式并要求每人交纳600元的筹建费；最后,鼓励各房各支的社会精英捐款,以600元为上浮底线.这一系列的资金筹集方式实际上传达了一个理念：祠堂重修是宗族的内部之事,每一个族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宗族之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实现强化个人的宗族认同并凝聚宗族势力的目的.同时又贯穿了这样一条线索：由个人到户,由户到支再到房,最后再到族,通过宗族层级的确认,从而增强宗族长老的威望,达到重塑宗族治理权威的效果.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也有极个别的反对者,然而他们拒绝出资的原因却并非不服从宗族权威,而是因为个人利益问题与筹建者发生了矛盾纠纷.祠堂修建筹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聚拢族众个人力量,提升族众宗族意识和强化族众宗族认同的目标.
S镇祠堂重修过程与宗族治理权威之间存在的耦合性将一场看似简单的公共场所建造活动贯穿了起来,宗族精英试图利用这次机会复兴宗族,重建宗族力量.只是这场热闹的祠堂重修运动在实际情况中并不能完全如人所愿,它遭遇到了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客观环境的挑战.
2．祠堂功能演化中的符号裂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祠堂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直接导致了祠堂与宗族治理权威之间的符号裂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近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过程中,S镇宗族祠堂存在的宗族社会基础发生了动摇,传统宗族祠堂这一乡土社会的特色建筑也处于痛苦的嬗变之中.其中,部分祠堂或者只剩下断壁残垣,或者已完全消失,另一部分祠堂则通过不断的功能演化来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在功能调适中,不少祠堂的政治和教化功能基本退化,举办红白喜事、节日庆典等活动的文化娱乐功能逐渐成为S镇祠堂的主要功能.祠堂的政治和教化功能是维系宗族治理权威的主要支撑力量,但是随着党政权威在乡村的渗透,宗族这类民间权威在乡村治理中失去其地位.在S镇的诸多个村委会和村小组中,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选举、财务公开以及涉农政策、规章制度的发布都在村委会办公楼或其附近举行,“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地点也是村委干部或者村组长家中……这些变化的产生表明权力的中心已基本转移至基层党组织,村委干部和村组长等人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威人物,这就使得很多原本是通过祠堂来发挥的功能转移到了代表党政权威的村委会.
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目标实际上是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从现实情况看,祠堂功能的演化顺应了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形势,顺应乡村治理权威结构的形势变化,但是这种演化也对宗族治理权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造成了宗族治理权威的符号裂变,丧失了符号象征的强有力支撑,宗族治理就很难再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不断被边缘化的事实,正是来自于新形势下祠堂功能的演化.
3宗族治理权威难以重塑的深层逻辑分析
近些年来,宗族‘重建论”和“瓦解论”同时存在,肖唐镖等学者对全国和四省八县的新近调查则表明,宗族主要在南方地区的农村重建,但在北方地区却已瓦解或正在瓦解.从表面来看S镇的祠堂重修之风意味着当地的宗族正在重建,而宗族重建也的确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周大鸣认为宗族力量的复兴,为解决乡村治理中的一些棘手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协助,为农民利益的反映与表达提供了一个渠道,使农民感到一种特殊的心理满足,从而寻找到一种新的价值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降低了农民的心理失衡,这对于舒缓社会性的紧张,稳定地方秩序和人心,稳步实现乡村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宗族重建又有其不利的方面,它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政治的发展,不利于农民现代意识的培养,且宗族势力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再度出现,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阻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总而言之,宗族重建的利弊问题是后续问题,而宗族通过祠堂重修来重建则是一个本源问题.综合来看,祠堂重修这一行为重建了宗族的形式,却没有重建其实质,这主要表现在宗族治理权威难以被重塑起来,而这一结果背后有着深层的社会和政治逻辑,
其一,传统秩序正在向现代法治秩序转型,导致宗族治理权威重塑的基础发生质性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推进下乡和法治下乡,村民自治制度的施行促使一个习惯了以道德伦理维系秩序的乡土社会逐渐向以规则制度维系秩序的乡土社会转型.传统的礼治秩序逐步被现代法治秩序转型成为了宗族治理权威发生质性变化的大背景,在此背景下,重塑建立在传统礼治秩序基础上的宗族治理权威就发生了质性变化.
其二,进城务工潮,村落解体等致使宗族精英流失,村民继而转向其他治理权威,宗族治理权威失去存在的需要.进城务工潮从乡村带走了十分可观的富余劳动力,宗族精英的流失现象严重,村落解体现象普遍,这带来宗族治理权威人物继替乏力的问题.由于权威人物缺失,一些强势人物便趁机夺得话语权,主导宗族事务.这些以牟利为主的强势人物公然违背民意,随意占用、侵吞祠堂筹建资金,加剧了宗族威望的消解.宗族治理权威地位难以为继,但是民间权威并不能因此而丧失,村民就会转而依附于其他治理权威,宗族治理权威更加失去了其存在的需要.
其三,国家治理体系没有将宗族纳入其中,宗族治理权威缺少制度环境.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并没有宗族的一席之地,难以通过制度设计将宗族治理权威重塑起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宗族治理权威的边缘化.而在事实中也可以看到,党组织权威、乡镇权威以及村庄内部的能人权威等都通过各自作用的发挥基本取代了宗族治理权威的传统地位.由于缺少相关制度安排,宗族的管理和遗产往往被当作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保存起来,宗族力量被运用到了文化建设的场域,国家定位上的变异促使宗族这一传统治理主体发生错位.
其四,宗族治理权威缺少价值,与村民自治存在冲突,重塑的自身缺陷短期难以修复.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即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村民自治制度也是国家在基层社会组织中践行价值的重要制度.对比宗族治理权威来看,宗族治理权威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家长制的权威,以服从权威人物为主要特征.权威人物的权威类型多偏向于传统型和魅力型,法理型的权威在宗族内部则不适应.而在法理型权威不断被推崇的现代社会,和法治的价值理念更符合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宗族治理权威缺少现代社会主张的价值,因而这种自身缺陷也成为了抑制其重塑的重要因素.此外根据对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的同类资料,陈志柔在分析村干部的社会资本时曾发现：在个人和村庄因素完全一致的条件下,更有可能成为村干部的因素主要为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党员.这一研究表明宗族背景不再是村干部当选的主要因素,宗族权威人物也很难再有机会通过掌控村庄两委来复兴宗族.
四、讨论与小结
近些年来,一些地区的乡村,新式祠堂越建越多、占地面积越来越大、档次也越来越高.新建的祠堂一般是在原有的地基上修建,却都不同程度的向两边扩建.一些村庄求急求快,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在不经过祠堂周边房主的同意下擅自拆除了一些农民的老房子,引发了较为激烈的宅基地占用纠纷,最后不得不寻求乡镇政府进行调解.同时,为了赶超其他村庄的档次,一些宗族长老没有选择量力而行,而是不计后果地向族众收取高额摊派费,致使贫困户难以承受其重,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除此以外,修建新式祠堂的花费普遍偏高,村组干部经手的资金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因为长期财务不公开,做假账、虚报费用的情况普遍发生,形成了新的谋利行为.综上种种,祠堂重修涉及到的不再仅仅是宗族内部问题,还是关系到国家和村庄层面的外部问题,引发了乡村治理中的国家一村庄—农民之间的关系互动,宗族治理权威的重塑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容.
传统的农村社会,正如杨善华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强化了有关宗族的意识和观念,在农村中人们为争夺各种资源的斗争和冲突则明确了宗族或宗族的边界.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封闭格局早已被打破,农民流动时有发生,一个曾经广为熟知的“熟人社会”正在向‘‘半熟人社会’转变,这也意味着宗族意识强化的客观环境已发生变化.在国家环境与体制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下,宗族作为传统社会的治理主体已经丧失了优越性,却并没有完全退出乡村治理场域,一些具有浓厚宗族观念的族众仍然在通过重修族谱、祠堂,创建宗亲会等方式试图重新树立宗族在村级组织中的地位,重塑宗族的治理权威.由于祠堂重修过程与宗族重塑治理权威之间具有耦合性,一定规模的祠堂重修活动对重建宗族力量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在现实中宗族治理权威仍然面临宗族精英流失、治理效力减弱、制度缺席以及自身价值缺失等多重困境,它们的客观存在也对宗族重建提出了新的挑战.
乡村治理论文参考资料：
言而总之,此文为关于乡村治理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宗族和祠堂和重塑相关乡村治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