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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经济学思想对西部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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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1,2,段凯1

（1.商洛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2.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阿马蒂亚·森对传统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再分配理论关于贫困方面的解释提出了批判,重新定义了发展的概念、认识了贫困的本质,对贫困对象的识别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探索了贫困的之道.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为把握精准脱贫工作内涵提供了理论依据,西部地区脱贫工作对象应切实实现从区域向人转变,脱贫目标要从使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向能力提升转变,脱贫工作的精准度要不断提升并且政策要在普惠与精准之间实现均衡.选取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代表,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与贫困理论,分析了丹凤县精准脱贫工作的现状、成效与存在问题,以期为西部地区精准脱贫工作的实施路径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精准脱贫；西部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7）05-0091-06

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平衡现象,如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工农业新产品长期存在的“剪刀差”,城市与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别待遇.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先行改革开放,中西部经济差距逐渐加大,区域经济不平衡,再加上自然条件恶劣等因素,导致当前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尤为突出.1986年起,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扶贫脱贫,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扶贫脱贫工作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总书记2013年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扶贫开发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受马克思等先辈的影响,将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视角从区域层面转向到人的层面,他重新定义了发展的概念,认识了贫困的本质,对贫困对象的识别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致力于探索贫困的之道.目前针对精准脱贫以及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学术思想本身评述研究较多,但用阿马蒂亚·森学术思想来解释精准脱贫工作的研究较少.

一、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及其对贫困的认识

阿马蒂亚·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经历了1943年西孟加拉邦发生的特大饥荒[1],从小对贫穷、落后的底层人民有着特别的关注与深深的同情,对发展与贫困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

1998年,阿马蒂亚·森（以下简称森）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突出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森穷其一生致力于福利经济学领域研究,致力于探索如何根据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得当.阿马蒂亚·森对社会中的穷人和底层人士给予了一生关注,尤其是他称之为“落在最后的人”——农民,因此而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阿马蒂亚·森出版的《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伦理学与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论权利的剥夺》等专著影响深远.《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促使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基本福利问题上,就个人权利、有关个体状况资料的有效性、多数裁定他原则等做了着重论述.在书中阿马蒂亚·森设计了若干方法,用以测算贫穷的程度,以期为改进穷人的经济状况提供有效的帮助.

阿马蒂亚·森反对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理论,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理性”提出了批判[2].阿马蒂亚·森否定“自利理性”这种把自利性作为人的经济活动的唯一依据,认为在经济分析中摒弃道德伦理是错误的.他指出：农村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可行能力和正当权利缺失,而“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重要手段”[3]24.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必须首先考虑人的发展,物的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手段.

（二）阿马蒂亚·森对贫困的认识

1.重新定义了发展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1]1.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比如贫困、暴政、社会剥夺、过度干预、公共设施的缺乏等.发展成效的评价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自由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个人收入的增长,还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和公民的权利.由此,贫困研究对象就从区域转向了人,脱贫的解决方案最终落脚点与目标就是精准地解决人的贫困问题,这正是精准扶贫的理论依据.

2.重新认识了贫因的本质

阿马蒂亚·森认为能力贫困比收入贫困更能代表贫困的本质.早期学者对于贫困的认识,是基于收入角度的,博西姆·朗特里定义贫困“家庭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萨谬尔森等经济学家也认为贫困是缺少足够的收入.然而,阿马蒂亚·森认为收入不足以概括贫困的本质,人们追入的最终目的是运用收入而获得生活自由和福利,追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用收入来衡量个人生活和福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阿马蒂亚·森开辟了用可行能力视角来衡量个人的生活状态,他定义可行能力为 “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能力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这种功能性活动组合反映了此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3]62-63”.可行能力的内涵是一种自由,是“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 [3]30.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森将贫困的本质界定为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因此,能力贫困是一个比收入贫困更加精确、更加复杂的概念,精准扶贫应该基于能力而不是收入,精准扶贫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考虑将收入提高转化为可行能力提升的困难.

3.对贫困对象的识别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

对贫困对象的识别,通用的方法是基于收入贫困制定贫困线.基于用收入概括贫困本质的不合理性,阿马蒂亚·森对贫困识别问题也进行了分析,他主张用可行能力短缺状况来做为识别标准.用可行能力短缺作为识别标准有助于减少脱贫策略的扭曲.比如人可以在家庭收入数据上,但没有人故意不上学,故意使病情加重.阿马蒂亚·森认为,可行能力是人们关注的终极目标,收入是影响贫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用可行能力状况来识别贫困比用收入更加精准.同时,他指出了贫困精准识别中会存在的问题,比如信息扭曲、激励扭曲、产生大的行政管理成本,甚至寻租腐败行为,应该把贫困对象识别作为贫困研究和反贫困实践的一种尝试,而不是终极目标.这些论点也为我们精准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警示与借鉴.

4.探索了贫困的之道

阿马蒂亚·森认为权利贫困是能力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权利贫困指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具有权利关系的缺乏或不平等.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人能力的被剥夺以及权利关系的丧失,所以精准脱贫就在于塑造和提升个人的可行能力,为人们创造权利关系以及扩展参与经济社会分享的机会,为我们精准脱贫对策提供了思路.

二、阿马蒂亚·森经济思想与精准脱贫

（一）脱贫对象应从区域向人转变

阿马蒂亚·森认为能力贫困比收入贫困更能代表贫困的本质.精准扶贫应该基于能力而不是收入,精准扶贫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考虑将收入提高转化为可行能力提升的困难[4].

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国家在扶贫脱贫对象的确定上经历了多次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扶贫脱贫对象主要针对县级贫困区域.2001年国家扶贫重点对象转向15万个村级贫困区域,实施整村推进扶贫.2012年国家划定了秦巴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重点扶贫脱贫.这些扶贫脱贫对象都是以区域为对象的.以区域为对象有助于在短期内集中政策和资金资源,重点帮扶.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一方面一些地方为了争取到国家贫困地区而大肆“庆祝”,另一方面,扶贫工作开展３０年了,农村仍然有几千万人口需要脱贫.可见以区域为对象的扶贫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新的扶贫脱贫思想.

精准脱贫思想的最大突破点体现在“精准”上,精准脱贫在脱贫对象确立上由区域转到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因为受到数十年区域扶贫思维定势的限制,或是为了工作中的简便易行,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仍习惯以乡、村等行政区域为单位.在“精准”方面仅仅做到了入户调查统计,摸底了解情况,在脱贫政策的“精准”方面有待提高创新.

（二）脱贫目标要从收入增加向能力提升转变

目前对贫困户的划定标准仍是收入,脱贫目标的制定标准也是收入,因为收入是最简单易操作、公平可比较的数据指标.但单纯以收入为指标并不科学,应该将收入作为主要指标,同时,亟待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评价指标体系.脱贫目标应该从收入增加向能力提升转变.当然,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促进农民能力的提升,如对农民进行的各类培训.但是培训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以短期培训为主,培训缺少长期性、规律性以及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培训前期调研不够,培训内容不一定是农民需要的,对提升帮助不大.当然,能力提升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迫切要求建立起长期的、实用的、精准的培训制度.由被动“输血”类型的扶贫真正成为“造血”培育的主动积极脱贫.

（三）要提升脱贫工作的精准度

精准扶贫以脱贫为目的,作为基本要求的精准,在度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脱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另一个方面是对脱贫项目的精准识别.贫困识别是研究贫困、实现脱贫的首要条件.首先要将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区别开来,然后再将贫困人口进一步细分,这次细分过程就要更加细化,针对需要脱贫群众的实际情况实施不同的帮扶政策,有缺资金的,有缺劳动力的,有的甚至是不具备劳动能力的,针对目标群体制定不同的精准脱贫政策,这个工作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将其作为一项长效机制,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针对脱贫项目的精准识别同样重要,脱贫项目识别是否准确,直接决定贫困市场效益的大小,直接影响脱贫群众的参与程度与收益水平.在选择脱贫项目时,必须要与地区发展条件相适应,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切忌盲目开发,要能为脱贫群众提价更多的发展机会,使之实现收益.

（四）政府政策要在普惠与精准之间实现均衡

阿马蒂亚·森说过“经济需要的紧迫性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3]150.针对区域经济落后,脱贫对象与一般群众之间界线不明的问题,要处理好普惠与精准之间的关系,比如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差别待遇问题.在帮助贫困群众精准脱贫的同时,也要做好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脱贫的必要条件,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脱贫有着强大的助推作用.在关注贫困户,实施精准脱贫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般群众的发展问题.应该综合考虑脱贫攻坚工作,将精准扶贫与农村发展结合起来.

三、西部地区精准脱贫工作现状——以陕西丹凤县为例

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欠缺.丹凤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既是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故以丹凤县为例,分析西部地区精准脱贫工作.

丹凤县辖12个镇办、155个村（社区）,总面积2438 km2,其中耕地面积23万亩,总人口30.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7.71万人,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区农业县.截止2017年3月,全县尚有85个贫困村未脱贫出列,13360户、40512人仍未脱贫,脱贫攻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丹凤县委、县政府紧盯51个贫困村脱贫出列,25859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目标,制定了全县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方案和任务清单,创建了脱贫攻坚战区指挥体系,成立了专项脱贫攻坚工作机构,成立了就业创业脱贫、健康脱贫、金融脱贫、交通脱贫、开发性金融支持脱贫、饮水安全、农村综合环境整治等13个专项办公室,配齐了各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逐级逐层夯实责任.制订脱贫攻坚具体措施如下：

（一）以金融创新促脱贫

为了解决贫困户融资问题,丹凤县争取中省扶贫切块资金6034万元,投放国开行支持卡内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资金2.61亿元,县财政预算扶贫专项资金和整合各方资金,用于贫困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开展金融扶贫创新,出台了《丹凤县资金整合办法》《丹凤县金融扶持办法》以及《丹凤县产业脱贫实施方案》,设立了3000万脱贫攻坚储备金,撬动了3个亿贷款规模,制定了“农户贷” “产业贷” “互助贷” “特惠贷”等金融扶贫贷款政策,从各个环节予以扶持.同时设立了1000万元产业贷款贴息资金和500万元涉农保险补助资金,全年发放贴息贷款2.79亿元,覆盖12个镇办、2572户贫困户,扶持华嶶茶叶等6个龙头企业贷款6550万元,带动了1310户无发展能力的贫困户通过3~5年的分红稳定脱贫.

（二）以产业发展促脱贫

突出产业脱贫核心,探索并确定“三联三带三创”产业脱贫模式,走出一条市场、政府、企业、贫困户互利互惠的产业扶贫新路子.截至目前,投资500万元,启动实施了41个贫困村贫困户产业发展项目,带动了2559个贫困户通过产业增收；投资210万元,启动实施了丹凤县兴栏牧业等7个产业化扶贫项目,带动207户贫困户通过合作社辐射带动增收；投资1050万元,启动实施了华茂牧业等龙头企业产业试点项目,带动了415户贫困户在产业链上就业增收；投资480万元,组建了16个贫困村互助资金协会,实现了今年计划出列的51个贫困村互助资金组织全覆盖.以点带面壮大产业体系促脱贫.现如今初步形成了龙驹商贸物流中心圈,棣花—竹林关的精品旅游景区、商棣循环工业园区和现代材料加工区、花瓶子食用菌和峦庄中药材等特色农业区；发展电商扶贫服务网点56个,成为省级电商扶贫试点县,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农业产业扶贫的“华茂模式”得到国务院扶贫办充分肯定,诸多产业扶贫措施已经辐射带动了3615户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增收致富.

（三）以平台助推脱贫

丹凤县扶贫办主动与对口帮扶的南京市雨花台区对接,签订了信息技术、项目建设等方面扶贫合作框架协议,争取南京雨花台区劳务输出岗位200个；以及对现代农业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帮助培育.

（四）以教育促脱贫

以增强贫困户造血功能为目的,以教育促脱贫.丹凤县扶贫办编印了《丹凤县脱贫攻坚农民夜校读本》,通过开办“农民夜校”,对贫困群众进行灵活多样的政策宣讲、技能培训和创业谋划,全年举办“农民夜校”80余场次,培训贫困群众3200余名,有效提升了贫困群众自我脱贫意识和“造血”能力,全年共享受教育脱贫对象1790户7498人,其中贫困学生3656人.

（五）严肃执行问责机制

实行县脱贫攻坚推进领导小组周例会制度,定期分析促进,加速脱贫攻坚任务落实.出台了社会扶贫《实施意见》《行业扶贫考核办法》,修订了督促检查、考核奖惩等制度,把脱贫攻坚作为落实“三项机制”的重要内容,与单位评优、驻村干部个人年度考核、第一书记年度考核相挂钩；将脱贫攻坚纳入各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和主要领导综合考评指标内,结合开展抓转促专项整治,实行一月一督查一反馈、一季一通报一点评制度,限期整改存在问题,制定问责办法,严肃问责追责,倒逼减贫脱贫任务落实.

（六）全面开展扶贫工作和数据清洗工作

严格对照“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识别标准和“十不宜” “九种情况”等政策规定,按照入户宣传告知、入户核查、“两评议两审核三公示”步骤,对全县范围内所有的农村户籍人口及所有行政村的农户逐村逐户逐人进行了全面核查认定.目前,丹凤县扶贫对象核实和数据清洗工作已进入核查确认、备案审核阶段,全县共初步核定贫困户15175户50091人（不包括2016年已脱贫人数）,其中,新增2450户8587人,返贫289户1064人；剔除4653户15490人.

四、当前西部地区精准脱贫工作的问题分析

在丹凤县脱贫工作中,围绕三条主线：经济帮扶、农民培训及政府管理.经济帮扶举措主要有金融与产业两条途径,金融上以“输血”为主,争取各项资金优惠；产业上打造主打产业,以点带面,带动农民增收；联系平台,一方面劳务输出,一方面争取项目支持.通过农民培训,力求提升农民意识,培训一定技能.政府管理方面,主要针对精准脱贫工作本身,从严要求,细化工作.从丹凤县县情及脱贫工作成效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一）理论重点不明

1.脱贫的落脚点没有实实在在落实到人

脱贫政策设计因为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不可能一人一策,一户一策,实际上也是按区域划分.目前政策以资金帮扶,了解慰问为主,帮忙联系贴息贷款,鼓励发展产业等.因而没有充分调动农户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少数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仍然存在.

目前的精准脱贫工作主要是干部通过走访和群众座谈了解情况,从形式上看,落脚点是人,但实施效果并不好.有些帮扶存在误区,如“包办式” “慰问式”扶贫,在脱贫攻坚政策宣传、激发贫困群众脱贫主体意识上做的不够,致使少数贫困群众对脱贫政策不完全清楚,贫困群众自我“造血”的主动性不高,动力不足.群众内生动力不足,主动性较差.

受自然条件限制,大部分贫困村里耕地较少,分布零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农民没有基本生活保障,收入基本靠外出劳务,留在村里的老弱病残主要任务是照看老人、孩子和传统作物耕种,单打独斗,农业产业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弱.

2.如何将收入转化为能力方面考虑不足

有的部门认为帮扶就是给钱给物,没有事前经过详细调研,如盲目为群众买各类种苗,帮扶发展禽类养殖,却因受市场冲击和技术掌握等各种因素没赚钱,甚至还有损失.有的帮扶部门挤出资金,为包扶对象购买一些生活用品,换得一定满意率,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收入问题.脱贫帮扶工作进入误区,

（二）精准脱贫识别中存在问题

1.测算标准不一,政策落实有偏差

没有建立起翔实统一的精准脱贫标准体系.导致识别入户测算收入标准不一,有的只是简单测算总收入,没有考虑农户经营成本问题,有的将农户预期收入和低保金等计算进收入,导致核算不准确,扶贫工作落实上出现偏差.入户识别政策把握有过严、过紧倾向,另外入户核实收入的过程缺乏资料佐证.

2.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政策差别待遇较大,引发矛盾

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倾向性强,引发了差别待遇问题.例如,在同一块产业园内发展产业,贫困户能得到补助,而非贫困户得不到,有些村为了避免引起矛盾,甚至出现了不愿意要项目资金的现象.如果看到身边的贫困户不断地享受国家政策发展产业,非贫困户难免产生嫉妒心理,引发矛盾.

（三）脱贫工作中方法效率存在问题

1.政策宣传方式单一,宣传力度不够

政府工作人员对相关扶持政策宣传不及时,不能最大限度的惠及贫困群众,各镇（办）、各村工作推进水平参差不齐,工作进度和质量不同程度存在差距.有些镇村入户对老弱病残和小孩这些主要群体进行宣传,只停留在上门发资料、讲政策、照相、签字上,宣传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对外出人员宣传大多是通过电话告知,方法简单,有死角死面存在,宣传方式单一,群众知晓率偏低.救助政策很难落实,政策在执行时打了折扣.

2.脱贫资金管理不灵活,资金保障不到位

脱贫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结转结余率高,脱贫资金账务管理不够规范.部分涉农企业贷款难,金融扶贫资金助推脱贫作用成效不理想,与上级要求差距较大,部分贫困户贷款后缺乏监督主体,有挪作他用现象,扶贫贴息贷款没有完全用来发展脱贫产业.另外,专业合作社产业分红项目存在很大隐患,例如,2016年全县搞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分红致富项目,很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都与贫困户签订了产业分红合作协议,但只有两三家企业（合作社）享受了产业贷款,绝大多数小型专业合作社未贷到款,却没有人出面给贫困户一个说法,对政府诚信度也是一个负面影响.

3.脱贫项目建设步伐缓慢, 进度不够理想

国开行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资金管理和报账程序等因素影响,建设步伐缓慢,项目建设进度不够理想.一些项目相关部门协调力度不大、推进缓慢,至今未开工建设；一些已开工建设项目进度管理不到位,没有按照方案要求及时完成时序进度；一些项目受资金限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农民在项目规划上缺乏发言权和决定权,脱贫项目存在未能真正解决群众急难问题现象.

参考文献：

[1] AMRTYA S. Beyond the crisi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sia [M].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99:6-7.

[2] 刘易斯.二元经济[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2．

[3]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 余戎.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经济思想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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