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杜月笙和关系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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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因“陆先生”、“王先生”、“二哥”分别对应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使上海青帮一下成为热议话题.在所有这些讨论中,青帮和当时政治的牵扯最惹人关注,亦最难说清.
杜月笙和及国民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蜜月期”
1927年2月,青帮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倒向北伐军,促使他们做此决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孙传芳在江浙地区的统治已趋于崩溃,无力继续维持同青帮的合作；其次,领导下的上海工人运动愈演愈烈,严重威胁杜月笙等人利益.其后,青帮在“四一二”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杜、黄、张三人获得及国民政府信任,被一同任命为北伐司令少将参议.这意味着,青帮在上海的特殊地位被新政权所承认.
此时杜月笙已是上海青帮中最具权势者,他在得到国民政府的合法身份后,开始有意识地剥离黑社会身份,从事工商、金融等合法生意.杜月笙为跻身上海名流之列,和著名资本家虞洽卿、王晓籁等合作,积极参与对浙江水灾、陕西旱灾、东北水灾、长江水灾等各项灾害的赈济活动.如1931年-1932年水灾急赈会总共筹款261万元,其中杜月笙一人即募集、捐助53万元,超过总额1/5.曾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晚年回忆,杜对“地方各项建设,举凡公益、教育、慈善,无一不参预其事、亦无一不出钱出力”,评价极高.
杜月笙的救灾举动,也是在同法租界当局关系恶化后,借机向国民政府示好的一种表现.当时内忧外患之下,南京方面的救灾能力极其有限,如1929年的赈灾费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86%.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救济活动,大大缓解了国民政府的救灾压力,、汪精卫分别为其亲题“乐善好施”、“仁民爱物”的赠词.有了国民政府最高层的肯定,杜月笙在上海的声名、地位也水涨船高,1934年出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
此后,在某种意义上,杜月笙成为国民政府和上海资本家之间的桥梁,并倾向于南京.西安事变爆发后,杜月笙率先和王晓籁、钱新之等联名,以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名义,急电张学良,表示“愿赴陕以身为质”.获释后,杜月笙又立即同王晓籁等人“入京晋谒,慰问祝贺”,表现出鲜明立场.
竭尽所能助力抗战
在对日问题上,杜月笙态度坚决.1931年马占山起兵、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6年绥远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杜月笙都出面组织后援会,筹集了大量物资.最重要的是,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月笙同戴笠合作,组织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为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战时出任上海市长的俞鸿钧后来回忆,“（杜）先生领导沪市各界民众,输财输物,慰劳前方将士,鼓舞军心.同时先生复纠合爱国志士组织别动队,扰乱敌军后方,使我军士气振奋,迭获胜利,而能固守淞沪三月之久者,先生之功绩不可灭也”.
上海沦陷后,“日寇多方诱惑,饵以市长,杜不为动,于是杜氏抛弃他在沪之资产与心血结晶的一切事业”,南下香港,“把策动后方与沦陷区的反抗工作担负起来,他指挥上海的社会性地下工作挽救了不少上海士绅逃出虎口,免受敌人的利诱威胁,并组织青年,予以资助与鼓励,使赴后方参加抗战阵营”.居港期间,杜月笙以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会长等身份,一面联络上海地下抗日活动,一面为大后方抢运物资.甚至专门带话给杜月笙,说“上海的阵地是不能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杜月笙的倚重.
日军攻陷香港前,杜月笙飞往重庆,继续为抗日出力.直至胜利前夕,杜月笙还“抱病与戴笠共效驱驰,东下吴越,策划在敌后响应盟军反攻,指挥忠义救国军作战,阻止日军败退扰沪.及闻日本投降始兼程回沪,为安抚上海地方而筹划、而效力”.这一时期,杜月笙同国民政府的关系较为单纯,一直竭尽所能地助力抗战.
日趋疏离,但并未反目成仇
对于抗战结束后,杜月笙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流行的说法是,及国民政府抛弃了有功的杜月笙,先是阻止其出任上海市参议会的参议长,迫使他“以本会任务重大,议长一席责任繁重,本人身体衰弱,不堪负荷”为由请辞；之后又对杜公开批判,导致他拒绝赴台,而寓居香港,直至去世.
这种说法和真实情况颇有差距.
首先,杜月笙其人并无政治野心.战争后期,杜的门客章士钊极力怂恿他以恒社为基础,组织新党,声称“我章某人素来拥护杜先生,际兹胜利不远,国民党开放政权之际,正乃我辈组织政党,参与国是之机会,在座诸君均系追随杜先生有年者,如奉杜先生为领袖,相信此一政党之成立,必可造福于邦家”云云.对此建议,杜完全不为所动.杜月笙遗嘱中,说自己“余质朴无文,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也确属实情.
其次,杜月笙患有较严重的哮喘病,当真无力承担议长工作.如青帮老人顾嘉棠回忆,杜在抗战时期时常往来于港、渝之间,“以操心危而惫患深,加以跋涉奔波,备尝艰辛,致患气喘之症”；与杜多有交往的学者王觉源说,“其早患有哮喘痼疾,先不惯于香港的潮湿,此时也不惯于重庆的浓雾”；杜月笙之子杜维藩更说,其父请辞议长后,只是日常排解工商纠纷,还是“以致气喘宿疾日益加重,不胜繁剧,但遇会议之重要者犹勉力出席”,至于“普通例会,命余代表”,由杜维藩代为出席.
蒋经国上海“打虎”,抓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后,1949年7月,重庆《日报》又发表社论,点名批判,“我们只要看上海参议会议长一席,竟闻人杜月笙辞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价政策之突然受到闻人的逆袭而崩溃,可以想见那些‘闻人’之已取得上海实际统治权,与夫我们少数同志养虎遗患的不智”云云.可以想见,这篇社论一定对杜月笙产生很大冲击,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导致杜拒绝赴台的直接原因.
杜月笙在抗战期间曾居香港4年,地方比较熟悉,加之病情严重,也非托辞.其老友洪兰友说,杜避居香港,“宿疾时发,复以羁滞疗养,不获来台,引为深遗憾,病日加剧”；杜维藩说,其父病情一度严重至“氧气管片刻不能隔离”,1950年6月“病态益重,合家惶急,幸医治得宜,渐见起色”.杜月笙还命人带信给蒋,说自己效忠领袖的态度和1927年时一样,且将“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信中说,“他自己仍在上海留有若干关系,尤且随时可以派人潜往工作”“杜月笙十分热烈恳切的自动请缨,他说,不论最高当局有任何任务交办,他定竭尽力量,设法达成”.
台湾方面也未对杜月笙怀怨.这从其死后哀荣可以看出.杜月笙的灵柩安厝台湾时,由于右任主祭,王宠惠、张群、何应钦、顾祝同等一众党政要员皆出席致哀.杜月笙的家眷移居台湾,也受到很高礼遇,如杜的四姨太姚谷香在宋美龄引领下,成为基督徒,“她到官邸来的时候,跟夫人聊聊天,或是吃吃饭.遇到喜庆节日,也能清唱几段拿手的平剧助兴.”可见台湾对杜家照顾颇好.
综合来看,1945年后,杜月笙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和从前比,虽然有所疏离,但更多是时局变化所引致,而非如坊间传闻那般缘自杜、蒋之间的私人怨怼.
（何茹荐自《时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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