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政治论还是认识论：文学理论教材中国化的最早尝试》
该文是文学理论类有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和政治论和文学理论和认识论有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段 恺
（山西大学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关键词：政治论；认识论；统编教材；周扬；文学理论
摘 要：20世纪60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时期出现的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构建中国化文学理论统编教材的最早尝试.政治论和认识论视野下的蔡仪和以群的文学理论教材在文论教材建设史上具有拓荒意义和重要地位.受政治生态和客观条件的影响,这两种文论教材所接受的苏联模式并不是季摩菲耶夫式的艺术论,而是毕达可夫式的政治论,相对应地在本土重构的过程中也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并推演出一套高度哲学化又机械刻板的“认识论”文艺思想.在“政治论”与“认识论”间双向振摆是这两本教材的一大特点.在苏联美学话语膨胀和欧美话语缺席的历史语境下“认识论”既是新中国文学理论裸露于学术窘困中的一个无奈之计,又是在知识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寻求的一种突围策略.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015-07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1.003
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已经走过了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无论在体例、内容还是特色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教材的撰写质量和适用性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回溯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史就不得不提到作为构建中国化文学理论统编教材最早尝试的两本教材——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下册）.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调整,文艺政策与文艺思想的调整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61年6月到1962年8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召开了三次重要文艺会议,即“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在文艺政策方面推出了《文艺八条》,之后便以此为原则对电影、戏剧、小说等的创作、文艺理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题材和艺术性的拓展、知识分子的定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有效探讨并作出了相关调整.这一调整时期虽然短暂却产生了两本重要的文学理论教材,即《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细察这两部教材在酝酿、筹划、组织、撰写等整个统编过程,还原其在“政治-文学”场域内的历史样貌,是对其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进行价值重估的逻辑起点.
一、知识话语与国家话语
这两部教材之所以特出,不仅因为它们在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史上所具有的拓荒意义,更因为它们的筹划和编写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早在1959年底的文化工作会议上向书记处报告时,就提出要抓紧高等院校的教材建设.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出台后对高校教材建设提出“先立后破,未破不立”?譹?訛的高标准,意即要编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可以长期参考和使用的文科教材.为了贯彻书记处对于编写文科教材的指示,决定召开专门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统编文学理论教材就是在关于编写高等学校教材的指示下,为了解决文学理论教材问题而统一规划实施的.建国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学制和教材多从欧美直接搬来,建国后除了增加政治课之外对于一般的课程教材只作了初步或个别的改革.1953年以后高等教育在学校体制、专业设置、教材编制、教学方法等方面大都照搬苏联,大量翻译苏联教材,其中包括1956年北京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记录并整理的依·萨·毕达可夫的讲课稿《文艺学引论》.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建设也纳入了国家统一规划中.文科教材编写的目标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和树立新的教学观点、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秩序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现状,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整理和吸收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时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和较高水准的文科教材.文科学生是作为学术、师范等方面的后备军和马列主义理论队伍的新生力量进行培养的,因而其教材建设备受重视.
从1961年2月至1965年11月,周扬召集了几十次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汇报会.文科教材会议召开之前,周扬到上海、广州等地亲自登门拜访了陈寅恪、冯友兰、朱光潜、钱钟书等知名学者和老专家,还曾在金岳霖、郑昕等一些知名教授家里开过小会.在拜见这些专家的过程中,他们或直接、或隐晦,但普遍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应该如何看待的问题,即到底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周恩来和的注意,他们因此多次强调要尊重专家.在此基础上,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从1961年4月11日到25日在北京召开,由副部长周扬亲自组织领导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会议采用的是“神仙会”的形式,没有主席团,也没有开幕式,完全根据发言情况决定讨论天数,讨论的原则是愈充分、愈自由就愈好.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教学方案,第二段讨论教材编法.参加会议的有近三百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党外人士,陆定一后来评价道：“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所以开得活跃,就因为与会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党外的.”于之前分别召开了青年、老年教师的各种座谈会,加之党外人士的参与,大家讨论很活跃,对于教材编写、教学方案、教学方针等都提出了意见,最后教材编选计划得到了落实.编写者主要分北京和上海两地,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也分为两地,北京由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上海为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
在1961年筹备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制定《文艺十条》的同时,周扬和林默涵分别负责文科教材和艺术院校教材的编写工作.周扬对这件事特别用心,他亲自参加文学理论、哲学、历史、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外文等教材的讨论会,尤其是对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在最初的设想、提纲的制定、后来的修改等各个阶段都亲自参加讨论并提出了详细意见.周扬对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之所以重视,客观的原因是当时的高校文科门类中语文的下属专业最多,各院校设置的专业中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是最多的.主观的条件则在于,周扬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联和延安鲁艺的主要负责人,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理论的指导有精深研究,他本身就是文艺理论的“行家”,此时又代表党对文艺进行具体指导,因此周扬最为关心的当属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工作.从1961年2月至1962年10月,他多次参加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讨论会.他对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直接指导至少有七次,第一次是1961年2月22日对上海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组主要成员的讲话,第二次是1961年4月12日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是1961年5月15日关于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的讲话,第四次是1961年8月9日在天津召开的《文学概论》大纲讨论会上的发言,第五次是1961年8月12日在《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上的发言,第六次是1961年8月15日在《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上的发言,第七次是1961年10月21日在《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上的发言.周扬的这些针对文学理论教材撰写思想的指导和讲话具有直接的规范和设计意义,也使得新中国文学理论统编教材被限定在“政治-文学”场域内,在知识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寻求突围策略.
二、编写范式与理论创新
周扬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担任左联和的领导工作,作为中国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他的文艺思想与的政治化文艺思想高度契合,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始终坚持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但是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狂躁而激进的文艺大跃进和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困难时期,到了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周扬的态度开始向实事求是转变,为整个文坛从文艺政策到文艺思想的调整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周扬的文艺思想倾向的变化也体现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上,从他对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具体指导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领导文艺工作产生了新的理念.
第一,不再强调思想在文艺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政治论的文艺思想之外又加入了认识论、反映论的文艺思想.无论认识论还是反映论在本质上都有一样的,即将文艺视为对客观、现实、政治、社会实践等的认识和反映.既然文学有自己的特质,不直接等同于政治,而同时政治又是“灵魂”不得不提,加之苏联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所谓的文艺“认识论”.在苏联美学话语膨胀和欧美话语缺席的历史语境下,“认识论”既是新中国文学理论裸露于学术窘困中的一个无奈之计,又是在知识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寻求的一种突围策略.文学理论教材的提纲中原本将文艺思想称作“高峰”,周扬在1961年8月15日的提纲讨论会上纠正道：“关于,在提纲中不要提‘高峰’,固然他的确是高峰.只把他的贡献具体指出也就可以说明了.”?譻?訛在这之前半年,周扬在上海文学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也曾指出：“我们用思想挂‘帅’,是把它作为红线,作为灵魂,进行总结.教科书不同于具体政策,如果句句都引用主席的话,就会使‘帅’变成兵将,红线变成红布,灵魂变成肉体了.”周扬既承认思想是“高峰”“红线”“灵魂”,又不刻意地加以拔高和渲染,可见周扬对于文艺思想的看法已经由相对狂热变得较为理性了.虽然他仍然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这时的看法已经变得更加符合客观现实,也更加具体、合理,他认为文艺要通过它的特点和规律来为政治服务,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也可以服务但作用不大；文艺为政治服务除了配合当前的政策之外,还要考虑群众长远的需要.
第二,由机械的刻板的文艺观点转向辩证的与历史的文艺观点,主张史论结合.他说：“写理论,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要统一,文学发展的过程需要讲,在文学概论中要贯穿历史的观点,这样,知识、材料才会丰富,否则,单在概念中兜圈子,会陷在里面走不出来的.”?譽?訛为此,周扬还向教材编写组建议道：“搞文学概论,最好有搞文学史的人参加.”?譾?訛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对于文学理论中出现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形象等范畴之间的关系都要从辩证统一的角度考虑.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理论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概括总结文学理论要从文学史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推演出来,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这样写出的理论才会既显得活泼又富有说服力.借助历史的材料与方法,打通了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界限,让文学与历史结盟,进而深入历史语境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的观照,在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的支撑下对具体的文学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立体的考察和评估.可以说,周扬开理论研究中“文学与历史结盟”方法之先河.
第三,总结中国的文学经验,撰写第一本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周扬谈到要编写第一本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教材时说：“中国文学的经验,理论的遗产,过去长期被忽视……没有很好地系统化……虽然说总结经验需要时间,但我们不能等,不能等几百年”,他还鼓励大家：“也许将来会发现我们的书有许多缺点,但它毕竟是第一本按马克思主义、思想总结经验写成的著作.历史上第一本书,总会差一些的.我们应该增强信心,把‘第一本’尽可能地写好.”中国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这些历史不整理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文学理论.除了古典文艺理论,几十年的现当代文学的理论经验也需要总结和条理化.我国的古典文艺理论中文论、诗论、画论都非常丰富,还有很多的评点,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金圣叹的评点等,它们既有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的一面,又有贴近文艺作品、见解精到的一面,总结我国的文学理论就要在古代文学遗产中去寻找金矿石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借助民族化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实践,调整时期的文学理论教材得以摆脱苏联模式而走上中国化文学理论发展道路.
第四,在文学本质论、认识论、创作论、体裁论等基础上增加鉴赏论,即“文学鉴赏与批评”.文学接受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扬在指导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多次提到文学接受的问题,他具体的表述包括“文学欣赏”、“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等.文学批评是更高层次上的文学鉴赏,要进行理解、分析、推理和判断,可以起到帮助群众提高鉴赏水平的作用.周扬说：“文学鉴赏与批评还是讲一讲好.文学要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就得有鉴赏过程.如同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作品没有人鉴赏就没有社会作用.正如教学中有教,还要有学的关系.现在的作家不注意群众的鉴赏,不研究时代的风尚和群众的喜闻乐见,这是群众观点问题.”?讀?訛周扬承袭了中国古典文论重视鉴赏的传统,将文学接受置放到与文学创作相当的地位,视文学鉴赏和批评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和意义,要求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研究时代思潮,了解群众的喜好.在这里他虽然提出了“群众观点问题”,沿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群众”这一表述,但这里的“群众”已经不是《讲话》中的那个“群众”了.《讲话》中的“群众”常常用“工农兵”来替代,而“工农兵方向”又意味着党的方向,因此《讲话》中多次提到的看似神圣的“群众”经过“群众—工农兵—党”的置换过程可以发现,这个“群众”实际上是一个空置的概念.但是周扬在这里提出的“群众”已经回归到了它原本的意义,即人民大众,他们是文学艺术的接受者、鉴赏者、消费者,决定着文艺作品的倾向性和生命力.
第五,借《宣言》中的表述提出“世界文学”.周扬在谈到文学的继承关系和相互影响时说：“文学的发展总是有继承关系的,而且各民族文学又是相互影响的.《宣言》中就说将来的各民族文学会逐渐接近而成为共同的世界文学.所以,文学的发展史上,各民族的相互影响是越来越多的”?讁?訛.“世界文学”一词并不是周扬首次提出的,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后于1827年提出的,时已年逾古稀的歌德说道：“诗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在每一处地方、每一个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得到了证明……现在民族文学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词语,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它早日来临.”如果说“世界文学”在歌德那里还是一个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和全球视野的概念,那么二十年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已经发展出一种现实性的可能.他们在考察了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后说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其中“文学”（Literature）一词泛指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书面著作,我们可以普遍化地理解为知识生产.资本的扩展打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也缔造出了包括文学在内的世界性知识生产体系,使文学能够在全球范围实现共同生产和分享.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虽然没有割断中外文学关系,但只与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有实际的文学交流,对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的介绍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贴上“反动”的标签.发表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上的袁可嘉的《“新批评派”述评》是一篇少见的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介绍欧美文学理论的学术文章,它在详细介绍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化思想的同时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说明这一理论的“反动实质”：“‘新批评派’某些重要的代表人物不仅有一套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有一套反科学、反、反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个帝国主义没落时期资产阶极的反动理论流派,是应当受到全面的、严格的批判的”,类似这样带有强烈攻击性的表述在整篇文章中几乎俯拾皆是.《文艺八条》中提出的吸收外国文化也当特指学习或借鉴苏联、亚非拉美等国家的文化,而《宣言》里的“世界文学”势必包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或知识,所以周扬在这里提到“世界文学”四个字在当时荆棘丛生的学术语境中是破天荒的.
三、苏联模式与本土重构
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20世纪60年代由国家统编的高等院校文学理论教材,其产生一方面与副部长周扬的直接指导相关,另一方面也是自20世纪初期以来文学理论教学经验累积的结果.
高等院校的文学研究类课程早在1918年就曾在北京大学开设,当时的名称是“文学研究法”,内容仅限于音韵、训诂、文体以及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这类著作陆续面世,如以群1945年在生活书店刊行的《文学底基础知识》,蔡仪1947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和群益出版社刊行的《新艺术论》、巴人1950年在海燕书店刊行的《文学初步》等.但是在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教学大纲草案”以前,文学理论不是统设课程,也没有统编教材.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第一批在的指导下编写的具有全国性的规范的文学理论教材,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而编写的教材,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当代文学理论教材都是在这两种教材的指导思想和结构模式的基础上逐渐改进的.
建国后,为了学习苏联先进的文艺思想,1954年春至1955年夏,北京大学请苏联“专家”（其实在苏联称不上“专家”）基辅大学语文学系副教授依·萨·毕达可夫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为文艺理论研究生讲授“文艺学引论”课程,时间为一年半,每周4小时.按照教学大纲,除了“文学的发展过程”部分中的“文学的种类和体裁问题”因毕达可夫期满回国而未及讲授完毕之外,其余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根据毕达可夫讲课时的口译记录整理而成,后来以同名于1958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毕达可夫的文学理论是高度哲学化和政治化的文学理论,所谓哲学化和政治化是指他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文艺理论思想发展史上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列宁、斯大林创造并发展了最高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才能彻底击败唯心主义美学并建立真正科学的艺术理论”,甚至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延伸到了苏共党的决议：“苏联文艺学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全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和苏联优秀的活动家们对于文学的见解,研究苏联委员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并揭示这些见解或决议的具体—历史的和方法论上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党性原则表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文学艺术现象的态度和本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文学理论是为共产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服务的,他说：“过去和现在的艺术里的各种派别和思潮间的斗争,是反映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因此,艺术是永远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它过去和现在都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的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当然也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所有的科学一样,与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学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揭露它的恶意宣传的诡计和手段.”在“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讲义的第一部分“文学的一般学说”俯拾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社会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文学的党性”“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爱国主义性质”“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等政治化话语并由此构成了这一大部分内容的基本框架,文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也都具有政治化的色彩,比如他对“典型”就是这样理解的：“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这句话完全是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工作的总结报告》中的原话?輥?輷?訛.在“结论”中概括出了他所认为的艺术性：“作品的艺术性首先决定于它的思想性,决定于艺术家所拥护的社会理想的意义,它的人民性,作家的技巧,并且也决定于作品的认识教育作用和社会改造作用”,这里的艺术性是完全附庸于思想性和社会功利性的.毕达可夫的文艺学是非常具有系统性的,从绪论中所归纳的文学研究的几个领域以及整个讲义所划分的三个部分可见一斑,他将文学研究具体分为文艺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料学、版本学、目录学,并且重视文艺与其它艺术形式、社会生活、政治、哲学、历史、美学、语言学等的联系,他将文艺学分为文学的一般学说、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的发展过程等三大部分,在他看来“苏联文艺学是完整的、严格的文学科学”.这种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毕达可夫是季摩菲耶夫的学生,季摩菲耶夫曾撰写了苏联当时唯一的一本大学文学理论教材《文学原理》.季摩菲耶夫虽然也推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的党性原则,但是他对于艺术性、典型等问题的理解与毕达可夫有所不同.季氏在其《文学原理》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中对于艺术性是这样看的：“我们会永远看到贯穿于作家所有作品中的‘思想和艺术的基本特征’的统一性.人们经常把这种统一性叫做作家的风格”,虽然季氏也主张作者要有其阶级的世界观即所谓“思想”,但是他认为“思想”与“艺术”应该统一起来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作家独特的风格,思想、个性与语言的关系是“作品的‘思想—主题’基础表现在个性中,包括叙述人的个性在内,个性又表现在语言中,包括叙述人的语言在内”,所以文学应该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輦?輲?訛,可见他不像毕达可夫那样只强调文学的思想和党性,他还看重个性、风格、语言、形式等,并且要求思想与艺术达到相互融合的程度.对于“典型”问题,他的看法也与毕达可夫不尽一致：“作家在形象反映生活的一切工作上,无论是个性化,典型化,或是虚构,都有赖于艺术方法的规定”?輦?輳?訛,他在这里将艺术性作为典型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把典型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季摩菲耶夫的文艺思想是以艺术论为核心的.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理论受政治生态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所接受的苏联模式并不是季摩菲耶夫式的艺术论,而是毕达可夫式的政治论,相对应地在本土重构的过程中也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并推演出一套高度哲学化又机械刻板的“认识论”文艺思想.在“政治论”与“认识论”间双向振摆,是作为构建中国化文学理论统编教材最早尝试的这两本教材的一大特点.周扬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时指出,文科高等教育要培养红与专相结合、道与文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文化建设人才,这不仅落实在文科要开设马列主义原理、党史两门政治课,其中包括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教育学生,而且表现在蔡仪和以群所编写的两本文学理论教材的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核心的政治论指导思想上.据统计,《文学的基本原理》“共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共计103次,占全书总注释量的12.6%”,“共引用著作141次,占全书注释总量的17.2%.以全书526页计,平均每3.7页就有一个著作注释出现.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用次数高达70次,占全书注释总量的8.5%,为全书之最.”?輦?輴?訛而蔡仪本的《文学概论》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全书注释共371个,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189个,其中又以和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最为突出.”?輦?輵?訛引文注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正文的知识来源和思想倾向,引用频度最高的马恩文献和著作因其天然具有的政治合法性而成为新编文学理论教材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而直接框定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被这两种教材奉为圭臬.政治论是调整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理论预设,也是它们借以获得知识生产合法性的“他治性”基础.
除了政治论思想之外,认识论思想也在这两种文学理论教材中有突出的体现.文学“政治论”和“认识论”都是战时思维、苏式思维在新中国的延续.如果说“政治论”的着眼点是政治,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那么“认识论”的着眼点是文学,要求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调整时期编写的两种文论教材最大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体现了鲜明的认识论思想.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都辟专章讨论认识论的文艺思想（蔡仪的《文学概论》第一章是“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一章是“文学与社会生活”）.这两种教材由于都是在周扬的指导下编写的,因而具有很多的共同点.为清晰展示它们对于文学基本问题的共同性论断,特将其中几个最为重要的论断胪列如下：文学的性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輦?輶?訛,文学的来源——“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的基本特征——“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文艺史观——“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并为社会的发展所决定”,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这是我们了解各个时代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关键”,文学艺术的目的——“从人们认识的需要看,人类认识现实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特点,从而变革现实.文学、艺术和哲学、科学,都服从于这一总的目的”,文学反映的内容——“文学……描绘社会生活的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普遍性的具体情景”,哲学、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共性——“就其来源和作用看,它们都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旦产生之后,反过来又能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其次,就认识的过程看,哲学、科学认识的方法和文学、艺术认识的方法,都遵循着人类认识运动的一般规律……必然要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
显而易见,这些对于文学的描述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谈到文学的性质、来源还是内容、目的,都要与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这些哲学化的认识论（或者说反映论）的文艺思想套用哲学的“唯物—唯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和命题,认为文学源自社会生活,文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就是认识或反映的关系,强调文学反映的客观性,忽视文艺反映生活的主观性、个人性,也忽略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总之还不能立足于文学自身思考文学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种认识论思想的指导下,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被称为“单纯技术观点”,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反映和宣传社会或政党,尤其是政策或事件的工具.因此,认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政治论的变体,它使文学理论获得了有限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理论的附属地位.
结 语
政治论和认识论视野下的蔡仪和以群的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的成就是显著的,这两本教材做到了研究中国文艺理论现状、总结中国古典文艺思想、批判地吸收外国先进文论的三结合,结构全面、系统,观点与材料相统一,从教材的体例、表述、举例都体现了中国特色,因而在文艺理论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教材虽然采用的结构是西方系统,但是并没有接收西方的新文艺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范与设计下,认识论文艺思想便是这两本教材在当时的境况下所能达到的高度.细察新中国最早两部文学理论教材的整个编撰过程并对其进行价值重估,对我国文学理论的教材建设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中国化应该至少包含这样三层含义：第一,将浸润着中国古代文人智慧的中国古代文论系统化地纳入当代文学理论教材中,并与现代和西方文学理论形成一种互参互补的学术格局,将中国古代文论不仅作为论述的对象,而且作为一种方法去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本质和规律,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常见的范畴论和批评史之外另辟一条“中国古代文论作为方法”的知识路径对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第二,中国幅员辽阔,学者学子众多,教材质量也参差不齐,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文学理论研究者通过统编教材的方式集结起来,用高标准统一认知,构建具有完整、成熟的体系结构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利于高校人才培养；第三,将文学理论教材的编纂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与文艺和文化的发展相结合,对于当下社会面临的危机文学理论诚然不能直接化解,但它高扬人文精神,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向现实发出吁求,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也应以构建人类诗意家园为旨归,发挥文学理论对当代社会精神的引领作用.在这三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蔡仪和以群的两种统编文学理论教材无疑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在当下文化多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如何走出一条适宜于中国国情的特色化道路,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是当今文学理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重要课题.
文学理论论文参考资料：
概括总结，此文是一篇关于对写作政治论和文学理论和认识论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文学理论本科毕业论文文学理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