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媒体 和文学制度的重建80年代文学制度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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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的结束,文学机构逐渐重建,一些出版机构也在陆续恢复.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1980年代文学媒体的发展,是窥探那个时代文学制度重建与变迁的重要路径.“”结束之初,为了清除“”政治势力、文化势力和观念的影响,有必要借助报刊传媒来宣传和社会动员.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借助传媒来进行话语权力争夺的典型例子.新时期初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非常少有的政治与文学不谋而合的阶段,文学的变革、人的复苏觉醒与现实的变革、政治的重新调整在“”结束之初的那段时期间里若合符节,共同为了思想解放而走到了一起.“”渐行渐远,思想解放运动的日益扩大,新的官僚机构的建立和日趋稳定,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开始结束.对“”及“十七年”期间的回顾、总结、反思的不断深入,文学创作出现了突破原来既定的政治方向和范围的趋势,甚至偶尔出现挑战政治禁忌或者溢出体制边界的某些倾向.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状态：一方面,文学媒体为上述倾向、趋势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媒体也成为党进行文学宣传、方向引导、批评展开的重要阵地.
一、文学媒体的复刊、新创
原来在“”期间停刊的文学杂志、报纸陆续复刊,一些新的专门性文学期利也不断创刊,报纸也开辟文学副刊,关注文学动向、文艺论争.在1980年之前已复刊或新办的就有《人民文学》（1976年1月）、《诗刊》（1976年1月）、《世界文学》（1977年10月）、《文学评论》（1978年2月）、《钟山》（1978年3月）、《文艺报》（1978年7月）、《十月》（1978年8月）、《收获》（1979年1月）、《文艺研究》（1979年5月）.特别是1980年至1981年间出现了新创刊物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这两年间就涌现出如下文学刊物：
1980年1月,中国剧协主办的《外国戏剧》（季刊）创刊.
1980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散文》（月刊）创刊.
1980年1月,四川剧协主办的《戏剧与电影》（月刊）创刊.
1980年1月,《芙蓉》在湖南创刊.
1980年1月,西安市文联主办《长安》（月刊）正式出刊.
1980年1月,大型儿童文学丛刊《朝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1980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编辑部主办《苏联文学》创刊.
1980年2月,上海艺术研究所主办的《新剧作》（双月刊）创刊.
1980年3月,黄钢、安岗等主编《时代的报告》杂志在北京创刊.
1980年3月,大型外国文学丛刊《译林》在江苏创刊.
1980年4月,《儿童时代》复刊.
1980年5月,《小说季刊》创刊.
1980年6月,《文学遗产》复刊,并改为季刊.
1980年6月,由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创刊.
1980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柳泉》创刊.
1980年6月,湖南省作协主办的儿童文学丛刊《小溪流》在长沙创刊.
1980年7月,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办、以发表艺术理论为主的《艺谭》（季刊）创刊.
1980年7月,《天山》文艺丛刊在乌鲁木齐创刊.
1981年3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编辑《美国文学丛刊》于济南创刊.
1981年3月,《文学少年》在沈阳创刊.
1981年3月,《儿童文学选刊》在上海创刊.
1981年4月,《文学报》（周报）在上海创刊.
1981年4月,电影文学期刊《电影新时代》在西安创刊.
1981年4月,《青年作家》在成都创刊.
1981年5月,《小说界》在上海创刊,《创作》在贵阳创刊,《莽原》在郑州创刊.文学季刊《海峡》在福州创刊.
有人曾对新办刊物专门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截至1981年5月,全国省地市级文艺期刊共634种,其中省级以上320多种,“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拥有文艺期刊最多的是北京市,共有各种文艺门类期刊七十一种：其次是河南,四十一种：上海三十八种：云南河北同为三十一种：文艺期刊种类繁多,文学期刊占有较大比重,廿九省市中,廿七个省市办有专业文学刊物”.①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国家级的文学刊物在恢复,体现文学重新回到中心,成为社会热点的标志之一是地方性的文学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还需要指出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文学刊物也尝试进行办刊方式的改革,比如,《中国文学》1984年11月28日在京举行创刊招待会,宣布刊物为民办公助自负盈亏的大型文学双月刊.
文学局面的复苏和繁荣,不仅仅体现在各级各类文学刊物的恢复和新创,而且也表现在文学出版的重新启动上.“在70年代末,思想文化界对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文学著作的翻译、介绍,最初是重印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主要是19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60年代前期,一些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供‘参考’或供‘批判’的理论和文学著作,也大都重印发行,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②
文学出版带动了对重获自由的作家的文集新版的热潮.比如,1982年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了《沈从文文集》.同时出版的还有《郁达夫文集》.80年代的文学出版中,《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 -1982)》的编辑与出版是一个重头戏.此辑共编为23集27卷,约2千万字,每卷平均约80万字,16开本,分精装、平装两种,于1984年陆续出版.该大系总编委会以周扬为总顾问,陈荒煤、冯牧、李庚为正副总主编,各辑均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及体裁分为若干专集,各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
近现代文学的作品、思潮、现象等史料也逐渐地被重新集结出版.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左联回忆录》（上下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一份报纸《申报》（全套）由上海书店影印版自1982年起陆续出版.特别需要指出,规模宏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到1985年为止,已出版作家研究专集达45本之多.①当然,更多的是当代作家作品,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的发表与出版,呈现井喷式的增长.②《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每年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之后,人选作品都被结集出版,产生了很大的文学影响.
二、作为体制的出版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文艺领导机制的改革,党对文学的领导越来越多地开始借助文学媒体来发挥.与此前“十七年”和“”时期的政治性的和群众运动式的批判不同,新时期以来对文学的领导,更多地体现为通过讨论、批评和树立榜样的方式来引导和激励文学朝着党所需要的方向推进.正是因为领导文学的方式的改变,文学媒体在文学制度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
文学媒体作为文学体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门,是党的声音在文学界发布传达的重要通道.而这种党的声音的传达方式,或者说领导文学的意图的实现方式,在新时期的形势下有了多种变化和调整.
首先,通过专门的政策性和法律规章性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对文学媒体和出版领域的规约和限制,从而使得文学出版成为整个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齿轮和螺丝钉”.正如列宁所说的,“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③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思路,总体上来说,一直是党领导文艺事业的一个指导性原则,新时期也并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1982年11月16日《红旗》第22期发表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新译文.列宁的这篇文章明确地指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全部社会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即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出版物才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①
由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期在办刊的理念和运作机制等方面确保文学媒体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首先应提及的是,1981年1月29日颁布的《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该《决定》要求报刊等传媒“必须无条件地同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必须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必须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要认真进行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要认真宣传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加强组织纪律性”.②这一系列政治性的规定,作为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不容许文学媒体突破和溢出的.一旦溢出,就可能会被认为是“非法”和具有“危险”倾向的举动而被惩戒,甚至取缔.1981年2月20日,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指出：“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因为其具有危险的倾向,“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③
第二,由国家级的机构（如、、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或者地方各级的文学机构来组织专门的文学期刊、出版机构的行业会议进行方向性的引领.这是文学媒体和出版机构经常采用的有效方式.
“”结束之后文学媒体的纷纷恢复和创刊,全国出现了数量巨大、特色各异的文学刊物.鉴于这种新的文学出版形势,如何更好地引导各类文学媒体遵循政治正确的方向,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于是,在1980年4月26日至5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省、市级以上文学期刊、丛刊及部分出版社的代表140多人出席此会.王任重、周扬、夏衍、贺敬之、陈荒煤等到会讲话.这次会议虽然是由中国作协召集和举办,但是从其规格及出席的领导身份可以看出,这是由作协承办的表达党对文学媒体期许的行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会议还提出了极为具体的建议或方针：1．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刊物评选,对办得好的刊物,要给予一定的奖励.2．希望成立文艺期刊编辑工作者协会.3．制定一个编辑工作条例.4．为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建议党校开设文艺课.5．建议作协和有关单位办《文学月刊》《文学资料》《文学动态》等内部刊物.6．对文艺界的问题,除开会解决以外,建议作些调查研究.7．希望中国文联每年召开一次文联工作会议,研究解决一些地方文联工作中的问题.④
从这些建议中可以看出,党要求文学刊物发挥其作为文学体制的组织功能.通过刊物评选、文艺期刊编辑工作者协会、编辑工作条例的制定等等措施,一方面激励文学媒体向着正确的方向和政治的“核心”靠拢,一方面借助条例制定、协会的创设来加强对文学编辑工作者的体制化管理.此次会议上,周扬做了题为“站好岗哨,当好园丁”的讲话.周扬给文学期刊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这样的定位：“文学刊物,在党的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先行”,“文学刊物是个重要的思想阵地”,“报刊是我们党的思想阵地”.由于文学期刊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地位,所以文学编辑工作者其责任也必将是重大的,周扬说：“文艺刊物既是思想阵地,又是百花园地：我们的编辑既要当好思想界的战士,又要当好文艺界的园丁.”①周扬还提出,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重视文学编辑工作,要解决文学出版工作的条件,“在这方面我们也要有些立法,定些条例.……使大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②
第三,文学媒体通过讲话、发言、评论员文章、社论等传达具有的声音,从而实现对文学体制内成员的引领和舆论的积极引导.比如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中,胡乔木代表作出的具有结论性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于1984年1月3日《理论月刊》第2期发表,随后《人民日报》（1月27日）、《红旗》杂志（第2期）转载.接着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媒体《文艺报》从第3期（1984年3月7日）开始刊登文艺理论工作者学习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系列文章.如魏易的《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唐挚的《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陈涌的《人性、人道主义和我们》等都陆续推出.
而呼应表现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新人新事的“改革文学”的倡导过程中,媒体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作为一种引导.比如《人民日报》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努力反映变革的农村现实》,文章要求作家们“热情地投身到伟大时代生活的潮流中”,“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③
第四,文学媒体组织座谈会和评论栏目,呼应文艺政策的需要.这是文学媒体最常采用的一种引导和呼吁的方式,特别是在新时期以来,改善对文艺领导的形势下,运用这种座谈会的软性方式,从而更易达到引导的效果.比如《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编辑部1984年3月1日至7日在河北涿县联合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讨论如何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生活,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的农民形象等问题.如前述《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努力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的评论员文章.《文艺报》当年第4期则刊登座谈会纪要《农村在变革中,文学要大步走》,并且从本期起至第7期开辟“怎样表现变革中的农村生活”的讨论专栏.《十月》编辑部1985年1月24日召开矫健反映农村变革生活的长篇小说《河魂》（载《十月》1984年第6期）讨论会.
这些座谈会、栏目设置,在一定意义上,其重点并不完全在于讨论的结果如何,得出什么结论,其意义更体现在讨论的主题和倾向性.主题的明确,就完全可以起到宣示的效果.比如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社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的主题是“文艺应该怎样更好地反映改革的现实”.同年5月,《文学评论》编辑部邀请北京地区的文学编辑召开的座谈会的命题是“文学与时代共脉搏”.《小说家》编辑部1984年7月1日至31日在北戴河举办笔会,讨论围绕着“文学创作如何适应改革与开放的形势”的问题进行.1984年7月7日,《文艺报》第7期以“改革浪潮与报告文学”为题,约请乔迈等四人就怎样反映现实生活以及有关创作问题发表意见.1984年7月15日至8月10日,《啄木鸟》编辑部在烟台举办笔会.蒋子龙、白刃、古华、邓刚、叶文玲、顾笑言、航鹰、冯苓植等应邀参加,就通过文艺形势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塑造人民战士的形象展开研讨.从上述座谈的主题可见,这些座谈会的用意和期许是一目了然的.
反映某一主题或热点的栏目的组织,也是发挥文学体制影响的方式之一.比如《文汇报》副刊《文艺百家》,从1984年4月7日起开辟“文艺创作如何深刻反映改革”的讨论专栏.《山东文学》从1984年第8期起开辟“农村变革与文学创作”讨论专栏.《文艺报》从1985年第1期起开辟“怎样看待文艺、出版界的一个新现象”的专栏,就如何看待社会上大量出现的武侠、言情、侦破小说问题进行了讨论.《文艺报》从第1期至第5期开辟有“话剧面临危机吗”的讨论专栏.
第五,正面的倡导之外,文学媒体必要的时候会从反面对若干溢出边界的作品倾向进行批评,甚至批判.这首先表现在文学媒体的自我批评的行为上,而这自我批评或批判的选择背后,在于文学机制的无形之手的操控.七八十年代之交,政治空气乍暖还寒的钟摆过程中,很多刊物往往进退失据,常有刊物发表一些溢出边界的作品.对此,发表过这些作品的刊物在接到外在的某种指令后迫于压力而进行的自我批评,往往对于其他刊物或者文学机制中的各部门起了更有效的警示作用.比如《花溪》杂志1981年第10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文章检查了该刊“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表示“决心在党的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办好刊物”.
除了媒体的自我批判,更普遍的做法则是文学媒体有组织地发表相关的批评或批判性的文章,对某些具有“不良倾向”或“危险苗头”的“异端”作品作家进行批评和警示.这个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关于《苦恋》的批判.“《苦恋》事件”出现之后,《文艺报》发表了唐因、唐达成联合署名的一篇批判性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文章指出,《苦恋》“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剧本的思想错误,是当前一部分人中间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作品的基本情节……使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印象：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文章还从细节人手,认为“在剧本的许多描写和这个大问号中,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消失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的罪行被混同起来：于是剧本把应该指向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控诉,变成了对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严重怀疑和嗟怨”.“剧本两次出现的关于佛像的隐喻式的描写,……作品写老和尚的‘哲理’和凌晨光的幻觉,寓意何在呢？不言而喻,这是在将革命领袖喻为佛像,意在讽喻由于‘神’的统治,才发生了十年内乱.……它企图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概括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而这比喻本身又是不正确的.”所以,“最根本的,是对党、对社会主义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苦恋》这种政治思想错误,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恰恰是十年内乱中社会上滋生的那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当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创作中的反映”.①同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白桦本人的表态性的自我批评：“通过《解放军报》和《文艺报》,我读到许多关于《苦恋》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负责态度,和对我个人的爱护.”然后,白桦表达了此后要进行改正错误、自我提高的决心：“今后我将深入到沸腾的生活中去,认真观察研究大转折时期的社会生活,熟悉一切人.同时也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性锻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讴歌为共产主义理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生活主流,讴歌中国人民军队在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真正做到对历史、对人民、对党负责.”①
三、多元空间的有限开创
文学媒体的恢复和新的媒体的创办,从一开始都是依托于党的领导和支持进行的,而且党和政府又通过规章制度的设置、文学制度的建设以及主导思想原则的强化（如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再强调）等进行领导和管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党对文学媒体的领导首先便体现于它们的恢复和创办方面,没有党的领导和关怀,它们的恢复和创办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在文学媒体的恢复和创办之后的具体运作方面,党也在实行着自己的坚强领导”.②
尽管说党对文学出版的领导渗透在方方面面,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学媒体完全没有自主空间.事实上,在具体的办刊和出版运作过程中,文学媒体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度,在与主导思想相一致的情况下,文学出版、发表等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多元性可能.
这种有限的多元的开创,一方面来自于80年代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语境.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推进过程中,党的上层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等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政治的导向和政策的制定,有的时候会呈现出一定的反复,党的领导层内部的论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所以文学媒体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在这样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时常呈现出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溢出性,其在文学方面的实践有时候会表现出相当的先锋性.
另一方面,有限的多元空间的开创,还得益于“”结束之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的多元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思想空前地活跃.文学界、思想界等开始将眼光放得更加宽阔.在这样的环境下,突破了“”和“十七年”期间的一体化一元性的话语限制,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创作、学术等著述被逐渐地翻译和引介.这个时候,很多“”期间只是作为内部阅读的书籍开始为出版社出版发行,更多的著述也被翻译进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突破了原有的“陈旧”、“落后”、“反动”的认识窠臼,可以更加理性地客观地对待.而对于政治严格管控之外的某些民间乡野的小传统,也借助于作家知识分子曾经的“下放”劳动或者知青经历而进入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视野当中.于是,在单纯的文学创作范畴中,文学已经开始获得“”乃至“十七年”时期没有过的宽松.
第三个方面,有限的多元空间的开创,还源于新时期党的部分领导层开始反思并逐渐抛弃“”期间在文学和思想领导方面的极“左”路线和做法,抛弃以往那种戴帽子、打棍子等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方式,开始尝试采取平等的、讨论的、批评的领导方法,切实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与此前相比,“”结束之后的80年代文学媒体顺应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和理想主义氛围,开创了相对多元化的文学空间.
这一有限的多元文学空间,首先体现为,文学媒体为文学论争提供组织化的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与此前及此后的当代文学阶段相比,80年代的文学论争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在影响的广度上都是最为突出的.应该说文学论争的频繁与否、深度如何,是一个时期文学繁荣与否的表征.而在如此频繁的文学论争的背后,除了当时的文学还处于社会的话语中心的原因之外,文学媒体的投入和组织,是不容忽略的因素.
文学媒体为文学论争提供组织化的平台和方式.其一,组织和发表文学评论.比如1984年3月28日,《十月》编辑部在北京召开讨论会,讨论张贤亮的反映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历程的中篇系列小说《绿化树》（载《十月》1984年第2期）.《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就《绿化树》反映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改造世界观这一历程的真实性问题及其人物形象的塑造、评价等展开了热烈的争鸣探讨.在上述多家文学媒体的组织和推动下,仅1984年一年就发表关于《绿化树》的评论文章计有40余篇.①一些评论者认为,作家在《绿化树》的描写和评价中,残存着贬低知识分子的“左”的影响或痕迹.他们指出,《绿化树》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描写方面有严重缺陷.②有的文章指出,《绿化树》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对“苦难的‘神圣化’和对农民的‘神圣化”’,其根本原因,“与其说这里也有着‘左’的影响和痕迹,不如更深刻地从一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探讨”.
还有对此前的作品的再评价.1983年有一部分具有探索性质的创作曾经受到批评,比如中篇小说《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谌容,《人民文学》1983年8月号）、《诺日朗》（杨炼,《上海文学》1983年第5期）、《车站》（高行健,《十月》1983年第3期）等,而到了1984年,在文学媒体的推动和组织下,开始对这部分作品进行讨论和再评价.媒体的这一举动,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作是部分文学媒体在探索和坚持文学评价自主空间的努力和尝试.关于《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的争议,主要在四川《当代文坛》上展开.一种意见认为,这部作品“客观上宣扬了人生毫无意义,现实是荒谬的、不合理的这样一些存在主义思想”.有的论者批评作品的表现形式,认为作者在叙述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充满纠葛的故事里,插进关于萨特的议论,“不禁搅乱了这个故事的连贯性,而且给通篇小说撒上一层思辩之雾”.但较多论者持肯定态度.《车站》以及组诗《诺日朗》以其实验性和探索性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在这场再讨论中,批评者把它作为在“崛起”理论下写作的新的“崛起”诗歌,认为诗作不仅晦涩,而且通过“男神”的形象表现了一系列与社会主义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错误思想倾向.④一些论者提出反批评意见,认为关于《诺日朗》的批判指责,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⑤
其二,推助文学潮流或研讨文学热点.比如在1984年左右在文学评论方面和小说流派研究的热潮中,对风俗画小说的探讨最为突出.其中文学杂志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当中,《钟山》编辑部曾集中编发了汪曾祺、姜滇、吴调公、章品镇、丁帆、许志英等作家评论家的文章.尤其是丁帆、徐兆淮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新时期风俗画小说纵横谈》,产生了较大影响,“此文对于新时期风俗画小说的类型、特点、代表作家、作品,以及风俗画小说的提高等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文学媒体对文学潮流和热点的推动,有时候也体现在一些概念或理念的集中提出和讨论上.我们知道,“新生代诗”又称“第三代诗”或“朦胧后诗”,泛指继“朦胧诗”后出现的一代诗人的作品.而这个诗人群体的首次集中亮相,就得益于“两报大展”上.所谓“两报大展”,指的就是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刊出的《中国诗坛( 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该“大展”共展出“非非主义”等现代诗群体65个,并发表了各诗派的宣言,同时刊出了116位诗人的148首诗作.其规模和力度,是非常突出的,在当时的诗歌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文学期刊还会就某些影响较大或者具有潜力、前景的作家进行专门的研讨.比如《十月》编辑部1984年8月曾邀请北京部分文艺评论工作者座谈当时还是“陕西青年作家”的贾平凹近一年来发表的反映农村变革的三部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
在80年代中期,关于文学研究的新的理论观念和新的方法论的引进和提出,成为非常突出的现象.某种理论或理念方法的提出,有时候会成为一个学术界都瞩目的热点.而与这个热点的形成相配合的,甚至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热点形成的力量之一,是文学媒体.①比如1984、1985年间突现的关于“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论争,80年代中期这一重要理论热潮的形成与文学媒体是分不开的.《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发表刘再复的论文《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该文发表后引起反响和争议.为了扩大影响,《文学评论》在第6期刊登关于刘文引起争议的综合报道.除了《文学评论》杂志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多家刊物都在推出刘再复的观点和著述.刘再复关于《性格组合论》一书的片段论述还在《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读书》等刊物上发表.这其中,《文艺报》从第9期起就刘文提出的问题开辟关于“复杂性格”问题的讨论专栏.而《文学评论》在1985年第4、5、6期专门开辟“我的文学观”专栏,讨论文学观念问题,共发表8篇文章.这8篇文章,除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美文的沙漠》等不是直接论述文学的特征而是讲文学领域的三个具体问题以外,其他5篇都是侧重讨论文学的内在的和主体性的特征.紧接着在《文学评论》第6期,刘再复推出了他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由此引起了陈涌等人的反驳和争鸣.②所以,在这个重要论争中,媒体的组织、推助的作用相当地明显.
在文化热的80年代中期,地域文化的热议以及派生出的相关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文学媒体与文学批评家的一次重要的“合谋”.比如,得都市风气之先的《上海文学》于1985年第8期载文呼吁作家“写出有‘上海味’的城市文学”,然后该刊围绕这一问题组织了一批讨论.而在以反映农村生活见长并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山药蛋”流派的故乡山西太原,1985年也竟然出现了一家专门倡导“城市文学”的刊物,刊名就叫《城市文学》.“城市文学”这一命题在1987年受到了文学界的更大关注.这一年,黑龙江省的《文艺评论》发表了两组8篇有关“城市文学”的系列文章,其中一个系列还延续到第二年.而山西太原的《城市文学》月刊在1987年关于城市文学概念的举措更加积极主动甚至频繁,此刊开辟了“城市小说邀请赛”专栏,举行了“第二届中国城市诗展”,召开了“城市诗讨论会”、“城市文学理论讨论会”,发表了评论“城市小说”和“城市诗”的文章.除上述几个刊物外,《小说选刊》《天津文学》《文学自由谈》《文论报》《芳草》等,亦有文章发表,从各个角度探讨“城市文学”问题.另外,关于“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推出、“重写文学史”理论的倡导等都与文学媒体的推动有着密切甚至直接的关系.
其三,为文学的自由论争提供客观的讨论平台.这种客观的立场,对于文学媒体而言,是非常宝贵的.这样的平台的提供,对于文学理论问题讨论的深入和创作的健康推进是有益的.
在80年代中期形成的所谓“寻根文学思潮”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媒体的推波助澜有着很明显的关系.而且应该说,寻根文学在当时讨论中有着不同的声音,远不是后来的叙述那样偏于倡导一方.而这多声部的并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学媒体提供了不偏不倚的自由讨论空间.（当然,这个相对自由的客观的立场之所以能为文学媒体所坚持,也与这场讨论本身更具纯粹的理论讨论性质而与现实无涉的特点有关.）
一般认为,寻根理念的明确提出始于1984年.李陀的《创作通信》中,较早使用了“寻根”概念,并表达了与此后寻“根”论者大体相似的思想意向.他说：我要“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而“寻根”在1985年开始“发热”,体现在这一年时间里突然集中发表了一批文章：“全国大约有十余家和地方的文艺报刊,相继发表近三十篇文章,《文艺报》、《作家》等还特辟专栏,香港《文汇报》也予以关注,文学寻‘根’问题的讨论,在社会上广泛地展开.”②后来的研究者多引用韩少功、阿城、郑义、李杭育、贾平凹、郑万隆、张炜等人的文章和观点,其实这几位的意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然而,事实上,我们如果系统清理那个时期的文学期刊上关于“寻根”思潮的讨论就会发现,文学期刊是较为客观地为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提供平台的,只是后来的文学史书写往往遮蔽掉了文学期刊所提供的多种声音.
在讨论中,与作家的一边倒地倾向“寻根”甚至批评五四不同,一些理论家、评论家和作家,则更采取了冷静的、审慎的分析态度.如李泽厚、刘心武、陈辽、白描、陈丹晨、王东明、刘火等.李泽厚就对这种文学思潮表示了异议：“为什么一定都要在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③刘心武则指出,对中国当代许多中青年作家来说,对拉美文学的“欧美化”一面,往往印象不深,而对其另一面——对本乡本土的原始文化的发掘与消融,却印象强烈,故而一议及拉美文学的成功,对其寻到拉美本土的印加文化、玛雅文化之“根”,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并不禁怦然心动.④刘火则明确对郑义、阿城的观点提出质疑,特别是不同意郑义他们关于五四运动造成文化断裂的那种论断.钱念孙认为,“寻根热”存在三个难点：第一,寻“根”者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即使同一作家在不同作品内寻“根”表现也不相同.第二,对于当代意识,寻根有恋旧之嫌.第三,寻根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多有抵牾、矛盾之处.⑤陈骏涛提出,“一个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摆在每一个寻根者的面前,如何处理好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关系？”特别是,白描的观点更代表对“寻根”热的一种深度的质询：寻根“有两种潜在的倾向值得注意：一个就是有可能导致产生对外来文化、对多种营养抵触、排斥的情绪”.“另一种倾向,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回避态度.”而王东明对由于寻“根”会不会导致“当代意识的弱化”表示担忧.他指出“一些作品弥漫着一种崇古慕俗的情绪”.所以,由此可见,对于“寻根”思潮的兴起,是有着诸多的尖锐的文学理论论争的,文学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者的角色,这样才可能使讨论有深化的可能.
另外,80年代的《文学评论》一度曾在文学和思想的研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新锐的和具有争议的话题、理论是从此刊推出的,一些话题和讨论的热点的形成背后也常会看到它的身影.这与此后逐渐完全学院派的风格很不相同.还有像《文艺报》理论版在1987年曾组织了一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学术讨论,这也都体现出文学媒体呼应文学潮流,推进文学理论的深入,从而发挥文学制度的应有理论与批评建树的功能的特点.
当然,这些有限的多元文学空间的开拓和保持,也是有着不能忽略的前提的,即“文学为人民服务,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正如张光年说的,“我们的刊物……都应当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共同方向下面,力求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学媒体的“竞赛”,应当是“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学健康的自由竞赛”.所以,“媒体的‘个性探索’一旦超越了为其所限定的‘前提’,便会遭致严厉的批评、整肃,直至‘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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