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首届全国硕博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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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0日至9月1日,由四川省杜甫学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首届全国硕博论坛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来自安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华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硕士博士3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开幕式由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方伟副馆长主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刘洪馆长、四川大学周裕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秀臣研究员致辞,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教授最后作论坛总结.
论坛共分10场进行.每场分发言和评议两个环节.本次论坛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杜甫研究
本次论坛共收到杜甫研究相关论文14篇.这些论文均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其中不少新材料、新观点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
讨论杜甫接受与影响的文章有4篇,其中3篇涉及到域外杜甫接受.一是程瑜的《韩国诗话中的贬杜论》.文章认为东亚三国中,杜甫在韩国的声望是最高的,受到的赞誉也最多.但杜诗并非完美无瑕,韩国文人诗话中,贬杜内容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李睟光、申钦、金万重、徐居正等大家均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杜诗的缺点,并给出了见仁见智的评价和阐释.然而韩国诗话中对杜诗的批评,由于其推崇和标榜多是基于认可其诗圣身份前提下的挑剔和苛责,其批判之深度和广度远低于中国诗论.二是陈敏的《朝鲜17世纪前半期“和〈秋兴八首〉”初探》.作者通过分析现存朝鲜王朝士人文集中17世纪前半期21组134首“和《秋兴八首》”诗作,反映了朝鲜与清战争下国家的转变,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朝鲜士人“国身通一”精神.并通过与杜甫《秋兴》的比较、与同时期明人“和《秋兴八首》”的比较,反映出杜甫忧国忧民之精神在战乱导致的民族悲痛里的文化号召力.三是陈志圣的《朝鲜李民宬对杜诗的接受》.文章指出李民宬诗风深受盛唐诗歌和儒家思想影响.他提倡杜诗“以诗记史”的叙述方式、“沉郁顿挫”的创作方式,从中阐释出“诗史并叙”的创作理论,秉承“传心入德”“忠厚责人”的儒家思想,颂扬了朝鲜王朝“事君有义”“君臣有义”的民族性,使得杜诗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传播,从而影响了整个朝鲜诗坛.四是周沛的《王十朋之尊杜学杜及所体现的诗学立场——从王十朋夔州诗对杜甫的接受谈起》,文章指出王十朋学杜多化用杜诗,并以杜甫自比,其夔州诗学杜更是达到高峰.通过对王十朋夔州诗歌的研究,进一步挖掘出其背后所体现的王氏对当时江西派偏离学杜初衷的不满和矫正,及其一贯所倡导的“博观”与“文道并重”的文学创作立场.
有关杜诗学文献的文章有2篇,分别是刘欢的《宋代杜诗注与杜诗经典性——以赵次公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新注例为中心》和杨海龙的《汪后来及其〈杜诗矩〉考述》.前者指出宋代杜诗注中出现重视诗歌传承的新注释体例,此一注例诞生于北宋诗学思潮之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阐释方式和功能上突破了李善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解范式,影响了《杜诗镜铨》《杜诗详注》以及近代钱鍾书《宋诗选注》等注本.后文作者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发现清刻本《杜诗矩》四卷三册,或为孤本.通过对《杜诗矩》及其作者的考述,有效地补充了广东地区杜诗学领域的空白,对杜诗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杜诗研究的论文有3篇,一是郭媛的《论杜甫由陇入蜀五古山水纪行诗中的以赋为诗》,文章分析杜甫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不仅体现在其对赋体规范的尊崇上,而且表现在章法结构、创作手法、语言技巧上.杜甫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强化了“破体为文”的意识,将山水诗和纪行诗加以完美结合,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是林桢的《为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进一解》,文章从诗作意脉连贯性出发,探讨“晚节渐于诗律细”作为诗篇有机组成部分应有之含义,及“晚节”“诗律”“细”之所指.“诗律”即“诗格”,指的是诗歌的格调气韵.而只有在“晚节”句“诗律”作“诗法”解的情况下,诸多由此衍生、阐发的杜甫诗法探讨才更加科学、更有价值和意义,否则便有无源之水之嫌.三是卢多果的《杜拾遗的中兴时刻——从乾元政局看〈洗兵马〉作年及主旨》.文章围绕杜甫《洗兵马》一诗的系年及主旨展开论述,以张镐为切入点,考订出《洗兵马》一诗作于乾元元年三月左右,诗中身份不明的“萧丞相”为苗晋卿.而通过对诗歌主旨的辨析,指出钱谦益的“刺肃宗”说乃是据史书所知的后见之明.
另外,论坛还收到讨论杜甫生平行迹、杜甫与地域文化、杜甫与宗教、杜甫与绘画、名家杜诗学研究等方面的文章5篇.张思茗的《阆州隶属之变与杜甫阆州之行》通过史诗互证考证出广德元年杜甫三往阆州之行与唐蕃战争及蜀中形势有关,阆州行政隶属的变更使诗人留阆参与防边谋略,由此对杜甫的人生选择及其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王超的《从“乡贤”到“诗圣”“国士”——杜甫祭祀与关中地域文化的演变》,通过考察明清时期西安地区的杜甫祭祀、长安杜公祠所藏碑刻文献等,探究杜甫在祭祀中的文化形象的演变的文化内涵,反观明清时期关中地域文化的变化发展,给杜甫接受史的研究以不同的思路.刘雯的《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综述》从杜甫与佛教关系论证、杜甫的宗派信仰、儒释融合思想、佛教诗歌、佛教语汇、佛教行迹、禅林接受及综合研究等八个领域对近七十年杜甫与佛教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当前研究以文本研究为主,影响研究较少.张东哲的《杜诗绘事探微》从细读杜诗入手,结合美术史相关文献、诗画理论,对杜甫及杜诗的绘事作了仔细考察,为唐代其他诗人诗画关系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借鉴.吴穹的《再论胡小石先生的杜诗学研究》一文,全面分析了胡小石先生的杜诗研究方法：以小学为根基,汲取进化论的同时慎重对待地理决定论；既考察杜甫与同时代诗人之异同,又勾连杜诗与古人作品之传承.
二、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本次论坛共收到3篇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论文,唐佳女《梦中得句常惊起——浅论梦成诗的定义、特征及创作心理》从梦成诗的界定和分类、特征以及古人对梦中作诗的态度谈论梦成诗,对梦成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从中可见古人对梦成诗矛盾复杂的心态.杨玉锋《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述论》从李白诗歌宋代编集情况述略、辨伪活动的兴起、真伪之争诗歌的来源、宋人辨伪方法与诗学特征考察了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指出辨析活动不仅可以反映李白诗集的真实状态,更隐藏着接受者的诗学思想与时代的学术特色,因此辨伪活动是李白诗歌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余正帆的《融通与新变——陶渊明咏史诗新论》将陶渊明咏史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艺术技巧在融合前人的基础上的新变,以“通变”的创作精神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文章最后探讨了他与杜甫写作咏史诗的共同心理基质,指出杜甫咏史诗受到了陶渊明咏史诗的影响.
三、其他相关研究
另外,本次论坛还收到了其他相关研究的论文2篇,一是张芷萱的《蜀中游乐之“浣花”“遨头”》,文章认为“浣花遨头”由“浣花”和“遨头”组合而成.“浣花”是指肇始于前蜀后主时期,兴盛于北宋的四月十九日游浣花溪活动.“遨头”是对与民遨乐的太守的美称,后泛指太守.通过对“浣花”活动衰歇的阐述,提出重视和保护民间传统活动的必要.二是耿建龙的《杜诗中“杜济”考辨》.文章通过对东川节度使杜济早年行迹进行梳理,认为他与《示从孙济》中写到的杜济并非同一人.而通过对杜济世系和颜真卿记世方法进行辨析,认为两杜济皆为杜甫孙辈.
与会专家对每篇论文进行了精彩点评.中国社科院王秀臣研究员指出,余正帆将陶渊明的咏史诗放在动态中研究难能可贵,文章或可引申到杜甫对陶渊明、左思等人咏史诗的继承,并从编辑的角度给出了专业性意见.四川大学周裕锴教授指出此次论坛多篇文章都具备以小见大的特点,林桢将“晚节渐于诗律细”放在全诗甚至杜甫晚年背景来看,结论符合杜甫晚年诗歌题材琐碎、诗律多拗体的客观事实,启发我们认识到现在文学批评史中的某些论点的可商榷性；唐佳女一文选题颇具新意,可以考虑将梦成诗与拟梦诗、游仙诗进行区别,对于诗中的梦与梦中的诗的相关论述值得深入挖掘.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教授指出,杨海龙一文应以版本笺注特点、收录情况等作为文章重点；而刘雯有关杜甫与佛教关系的研究综述则有分类过细的弊端,应扩大研究文献的来源.四川师范大学王红霞教授指出青年学子运用新方法对新材料进行解读得出新观点值得鼓励,张东哲一文可以加强图像学角度的研究、并增加杜甫与僧人交游及其寺院考察路径的梳理；杨玉锋一文应对宋代李白诗歌辩伪活动兴起的原因进行深化探究.四川大学孙尚勇教授指出周沛一文应重视学术史的梳理和引文来源,在具体分析王十朋对杜甫的接受时避免模糊性话语、阐释过度、偏离原意等问题；卢多果从乾元政局探讨《洗兵马》一诗的作年及主旨思路清晰、层次分明,但据诗题下小注“收京后作”可将诗歌写作时间的上下限进一步缩小.四川师范大学房锐教授指出朝鲜诗话论题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要注意避免过度解读、论据不足、论点模糊；程瑜一文用语需谨慎,以“朝鲜”替代“韩国”更为妥帖,文献上应尽量使用一手文献资料如《韩国文集丛刊》；陈志圣一文存在表达不当、前后割裂的问题,可以增加李民宬对杜甫接受的相关描写.四川大学张朝富副教授指出,郭媛一文应当对“以赋为诗”的含义进行界定,并重视学界关于以赋为诗研究综述的梳理,避免用语泛化与含混；吴穹一文把胡小石的杜诗研究与胡小石的文论观念、同时代的文论观念联系起来考察,加深了论文的厚重度,但应厘清研究对象,避免主题之间交叉重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彭燕副研究员指出,张思茗一文应尽量引用一手文献,减少推论性观点确保文章的准确性；王超文中关于杜甫祭祀与关中地域文化的演变可以做成系列课题,文献资料上除引用碑刻文献外,应当注意尽可能利用其他相关纸质文献.西南民族大学王猛老师指出,陈敏一文在用语时要注重历史语境,要将朝鲜“和《秋兴八首》”写作风潮放在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虑；耿建龙一文关于东川节度使杜济早年行迹的推论略显武断,比如唐代不遵庐墓制度的例证很多,因此结论也不必下断语.西华大学王燕飞副教授指出张芷萱文章得出的“浣花”“遨头”所指可信,但应加强引文的规范性,材料的丰富性,如田况《浣花亭记》中多有“浣花”相关记载；刘欢一文视角新颖、视野开阔、温故知新,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得出确切结论,对于研究诗注的注解范式有一定作用,或许可进一步思考杜诗注与杜诗经典性之间的联系.
会后徐希平教授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认为以博物馆为主体搭建这样一个高品质、高水准的学术交流平台实属首例,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应该继续传承杜甫精神,使其成为杜甫研究的学术高地.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旨在为全国高校硕博研究生提供一个交流切磋的学术平台,探索杜甫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培养出一批杜甫研究的后辈中坚力量,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杜甫精神,推动杜甫研究走向深入.
责任编辑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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