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乾隆：朕亦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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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当朝天子猝然崩逝,皇四子弘历继位.刚过24岁生日的宝亲王,由每日在上书房用功的书生,一变而君临天下,各项新政随之颁布：驱逐宫内僧道,释放在监皇叔,求贤求言,厘正文体……由先前的严苛峻急变为宽缓,赢得朝野称颂.而他那份关于“书生”的长篇训谕,更使天下读书人闻之振奋.
“书气二字,尤可宝贵”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乾隆帝连颁数道谕旨,其一专为疵议书生的官场积习而发,《清高宗实录》卷五：
朕阅督抚参奏属员及题请改教本章,每有“书生不能胜任”及“书气未除”等语……人不知书,则偏陂以宅衷,操切以处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药者.若州县官果足以当“书生”二字,则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
针对那些讥讽书生迂腐、嘲笑书呆子气的观念,新帝还以己身为例,痛加驳斥：
若以书生为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若指属员之迂谬疏庸者为书生,以相诟病,则未知此正伊不知书所致,而书岂任其咎哉！
说到书气,多指书呆酸腐气,成为贬毁书生的常见俗词,戏曲小说更加以形象化,乾隆帝对此斥之尤力：
至于“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
这是乾隆帝早期发布的一份重要谕旨,兴会淋漓.颁发此谕时弘历刚登基一个多月,还不太熟悉朝政运作和官场规则,胸中激荡的多属书生意气.
烧锅事件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个争持数年的烧锅事件,也使乾隆对官场书生有了更深的认知.
烧锅,此处指酿酒的作坊.乾隆改元后畿辅连年亢旱,粮食严重匮乏,京师却有人囤积官米,再运往通州造酒.朝廷闻知后亟命禁止,接着便有旨查禁烧锅.弘历起初也有些犹豫,怕影响百姓生计,得知垄断造酒的多为富民,即下决心在北方五省永行严禁.
皇上自以为深思熟虑的利民之举,未想到刑部尚书孙嘉淦上疏提出异议.孙嘉淦素来忠直敢言,提出烧锅之禁对执业者生计有害,也无益于储存粮食,“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乾隆帝有些犹豫,命王大臣会同九卿详议,表示禁酒本为节省民食起见,若是严禁烧锅不但不能有益民生,反而有害,则可以收回旨意.可并未出现皇上所期待的热烈讨论,六部九卿大多置身事外,缄口不言.
乾隆三年十二月,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方苞奏请禁止烟酒.这是他第二次提出此议,反驳孙嘉淦关于禁酒病民的说法,并由制酒扩大到种烟,认为都是造成粮荒的罪魁,应在全国严禁.内阁大学士奉旨集议,大多赞同方苞之议.
孙嘉淦已任直隶总督,对民情的了解更为深入,再次上疏反驳.孙嘉淦坦言禁酒令并未让百姓喜悦感激,带来的只是混乱和灾难,曰：从前禁酒禁曲之议,不惟大学士九卿等俱属纸上空谈,即臣言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是书生之谬论……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众,何事不为?则歉岁之难禁,似更甚于丰年……今大学士及方苞等所议,皆系空言不适于事.
一身浩然之气的孙嘉淦矛头指向“书生”,首先指向自己.他以自我反省来批驳方苞与阁部之论,虽没明说那里是一帮书生,然一句“空言不适于事”,也就表达无余.
这件奏疏给乾隆帝带来震动,认为“于国体甚有关系”,也使他对“书生”二字细加酌量.就在这之后,乾隆帝谕旨中不断出现“伊原系书生”“拘于书生之见”“此皆书生不识事机之语”“书生拘墟之见”“书生习气”“懦弱书生”“文怯汉人”的说法,证明弘历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改变.当初的赞誉之辞忽然间不见了.
“百无一用是书生”
与弘历对书生的复杂心态大致相合,乾隆朝的文化与学术,也呈现着错落缠结的状态：一方面是禁言禁书,苛细吹求,不断制造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一方面是学术兴盛,彬彬济济,官修《明史》与《四库全书》等先后行世.正因为皇上对古代典籍浸润较深,能读懂那些弦外之音,使书生辈无论在朝在野都变得小心谨畏.
于是,“书生”的光晕渐渐消退,翻看那些大致雷同的谢恩折,触目皆是“臣材同樗植、质陋蓬心”等自贬之词,应不是出于真心,却写得极为真诚,演为一个基本话语模式.
恃才狂傲、唇天齿地本是文人常态,此际虽较为少见,却也不会绝迹.如博通载籍、慨然有用世之志的黄景仁,“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洪亮吉语),“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语),却是久困场屋,蹉跎早逝.“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是黄景仁的纪事诗,一色白描,“语语沉痛,字字辛酸”.更为辛酸的是他在《杂感》中的名句：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百无一用之说,有点儿调侃,有点儿自省与自嘲,两句连读,能见出黄景仁的刺世锋芒.
拣读清朝档案史料,斯时也堪称重视人才,正科恩科,大挑拨贡,加上皇帝出巡途中的召试等等,书生的出路和机遇不可谓不多,可仍有饱学之士被隔在体制之外.其间有淡泊遗世、专心著述者,有性情偏执、愤世嫉俗者,更多的则在求仕长途上左冲右突,终不得其门而入.景仁即属此类,不得已捐纳一个小小县丞,还迟迟得不到实缺,短促一生身如飘蓬,最后病逝于求食途中.
“毕竟是书生”
登基之初的弘历颇以书生自诩,后来似乎未见说过这样的话.但其一生都酷爱读书,每日晨起先要读书,还写了许多读史和题咏“某某书屋”的诗；他为圆明园的上书房题写“斯文在兹”,寄寓着对皇子成为书生的期望.毕竟曾是书生,即便是大兴文字狱,仍可见缥缈着几缕书气.弘历晚年身边信用的大臣仍以书生居多,如王杰、董诰,如刘墉、纪昀、彭元瑞.当然更受宠溺的是和珅,王杰等视其为异类丑类,不屑与之为伍,而和珅能诗文,擅书法,通晓四种文字,发身与飞升都与在咸安宫官学做过书生有关.和珅当然不能算是真书生,却也真的读了不少书,据说连《红楼梦》都是他推荐给乾隆帝的.
龚自珍注意到乾隆帝“朕亦一书生”之说,赞美其“炳六籍,训万祀”,进而将书生与俗吏对举,批驳官员惧怕担“书生”之名的怪现象：天下事舍书生无所属,真书生又寡有,一于是,而惧人之訾己而讳之耶？且如君者……啮指而自誓不为书生,以喙自卫,哓哓然力辩其非书生,其终能肖俗吏之所为也哉?
龚自珍所呼唤的真书生,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慕警勉.
(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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