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什么样的畅销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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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畅
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转折的开端,至今已有40年光阴.40年的时间不长,却足以成为漫长历史的一个横断面,如同老树的年轮般,记载这个国家的沧桑变化.作为后来人,我们也得以从中一窥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诸多改变.
回望过去40年间曾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我们的阅读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映衬出了怎样的社会处境？从时代变革早期的欣喜与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思想齐放,再到当下图书市场的庞杂,它们都映照了不同时期人们的普遍心态,是过往年月的忠实记录和历史见证.
01
反思与定位：时代变革,我们如何自处？
恢复高考之后,社会回归常态,人心回归常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代人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应运而生,成为时代转折的强烈信号.这篇文章讲述了数学家陈景润历尽艰辛、刻苦钻研,最终攻破哥德巴赫猜想的过程.1978年4月,这本首次将知识分子作为报告文学主角的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热烈反响.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时隔30年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本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群像的讽刺小说刻画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文化和精神困境,引发了人们对“时代变革中的知识分子应如何自处”等问题的讨论.此外,对历史本身的反思体现在1981年《傅雷家书》、1987年巴金《随想录》的热销.透过这两本书,读者在“”后第一次穿过时间和话语的帷帐,触碰到真实可感的人和心灵,引发人们对时代震荡之下个体命运的思考和问询.
198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包括李平晔的《人的发现》、李醒民的《激动人心的时代》、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等,进入到公众视野.这套书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主要目的是以科学主义为指导,贴近中国现实,并起到向大众普及的作用.
此外,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普及性较强的 “新知文库”和甘阳主编的专业性较强的“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更是将关于20世纪西方主要思潮的经典著作译介入中国.
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对世界史和中国问题的重新关注,比如英国史学家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82)、英国评论作家保罗·哈里森的《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1984)与揭示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危机的《山坳上的中国》(1988)等.
而西方哲学译介也大批进入中国,1981年前后的 “萨特热”、1985年前后的“弗洛伊德热”和1987年短暂出现的“尼采热”,让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本哲学书.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几乎收纳了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及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等在内的所有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译作,成为当时人们的精神资源库.
与此同时,未来学进入国人的视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3)提出,人类社会要经历“三次浪潮”：农耕阶段为第一次浪潮,工业文明为第二次浪潮,技术和信息时代为第三次浪潮.1983年该书出版后即席卷整个知识界,几乎无人不知托夫勒,无人不谈“三次浪潮”.
02
人文与思想：精神荒原之上,跋涉的意义？
1991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的著作《人文类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费孝通在书中写： “比较社会学实际上是想引导在封闭小庭院里培养出来的各美其美的文化观逐步开放,进入美人之美的相互容忍的文化观,来削弱以至消灭原有的文化排他性,为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和平共处的意识基础.”上世纪十年代,文化人类学在国内复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不同文化共存的可能性,追问国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通过转向传统学者的传记和文集,发掘文化“遗产”,成了找寻未来答案的一种方式：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撰写的《吴宓与陈寅恪》(1992)、《顾准文集》(1994)、《陈寅恪的最后20年》(1995)、顾颉刚之女顾潮为父亲撰写的传记《历劫终教志不灰》( 1997)等书颇具代表性.
《吴宓与陈寅恪》以日记和书信的方式,记录下吴宓与陈寅恪半个世纪的交往.吴宓以《学衡》“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而陈寅恪以其学术反复探讨人的生命之终极意义和安身立命的根基.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价值的尺度多以效率和功利衡量,行为的准则建立在个人好恶和阶级判断的基础上,单一的话语和理想凌驾一切,诸如吴宓和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只能在书斋之中,苦苦寻觅终极价值和 “道”.吴宓曾在《悲感》一诗中感慨：“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吾道孤”三个字,道尽了其在探求“精神血脉”途中的悲凉况味.
1994年,《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其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基于自由主义信念的经验和立场,在思想界掀起一阵沸腾之势.思想家顾准坚持独立思考,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并在文中反复思辨：中国为什么没像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诸如此类的追问源自顾准的现实使命,也为现实中的社会注入新的思考,在开拓与迷茫并存的90年代,如一记警钟振聋发聩.
这一时期,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1995)和《山居笔记》(1998)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畅销之路,尤其受到学生群体的喜爱.《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 1996)以政论体散文的方式,批评80年代一度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反思冷战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这本书首印发行5万册,20天便加印,先后被译成8种文字,在当时轰动一时,成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标志.
从外国翻译引进的文学也成为一股风潮,比如《廊桥遗梦》(1995)、《飘》(1996)、 《英国病人》( 1998)、《失乐园》(1998)等.此外,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95)热销起,国内的纯文学图书市场开始走向畅销.之后,张抗抗的《情爱画廊》( 1996)、余华的《活着》(1998)、阿来的《尘埃落定》(1998)等创造了当时纯文学书籍的销售记录.王朔凭借《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看上去很美》等一系列作品,以其犀利的语言风格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怀疑三部曲》掀起 “王小波热”.借此,对于“现代化”的诉求从原本的国家话语转变为个人的发泄与追求.
03
彷徨与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2000～2009
进入21世纪,经济和科技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渐渐褪下了历史沉重的枷锁.然而,效益和速度主导的生活却引发了人们的忧思,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2004)的流行即是明证.
《娱乐至死》论证了一切公共话语将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无论政治、宗教、商业,还是教育、体育和新闻都会成为娱乐的附庸,传统、理性、以阅读为基础的文化将演变为以娱乐业为核心、基于电子媒介的文化.人类传播方式的这一变迁,会消除印刷等传统媒介在儿童与构成的分隔,作为社会结构的童年便难以为继,丧失其意义.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所著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2006)通过记录与梁漱溟的对话,追溯其思想,追问当下世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1980年8月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此书可作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伴随这本书的出版, “这个世界会好吗？”成为当时很多人的疑虑,直到今天依然被反复追问和咀嚼.此外,陈丹青的《荒废集》(2009)以一贯犀利直率的风格写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刘瑜的《的细节》(2009)以讲故事的形式解剖美国的政治制度,都曾引发热议.
04
观察与寻路：生活,在现实世界
2010至今
正应了陈丹青在《荒废集》中所写： “这可能是一个书籍不断增多,而书籍的影响日渐萎缩的年代.”图书市场的丰富与庞杂让遴选书目并不容易,但近7年来,除包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微微一笑很倾城》在内的青春流行、情感鸡汤等畅销书外,依然涌现出许多需要反复阅读的书.比如齐邦媛写给时间的家国之书《巨流河》( 2010)、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通过讲述普通人展现中国变革的《寻路中国》(2011)、透过十年记者生涯记录宏大叙事中的鲜活个体的《看见》(2013).
40年来,我们的阅读生态更多元,更丰富,更开阔,出版市场也更蓬勃.然而,时间不断向前,现实终究会成为历史,10年、20年、40年后,有人谈起今天的阅读和时代,又会谈些什么呢？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畅销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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