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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音和现实交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传播回顾（198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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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拨乱反正,回归新闻本位.对外宣传、国际新闻报道的实践及相关研究也开始从“以我为主”转向更注重受众及效果.新闻传播界开始重新认识外宣报道、国际新闻等概念或提法的内涵,逐渐形成并树立起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的理念.

上述大背景之下,就学界而言,“国际传播”作为一个概念,被中国学者及业界认同并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5月,《新闻大学》发表了两篇涉及国际传播的文章,由此,“国际传播”作为一个术语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作者居延安在文中向国内学者介绍了美国国际传播协会第32届年会的情况,在谈到年会上《国际新闻流通与世界信息秩序》一文时,将国际传播的概念置于跨文化传播的议题之下,提出“要有效地与一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象进行传播,你就必须研究这个对象的特定文化.”①祝建华评介了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并倡议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②这两篇文章可谓开启了国际传播在中国的研究历程.

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国际传播”进行主题搜索和关键词搜索,并辅之以人工甄别筛选,本研究统计出,从1982到2002年20年间的相关论文,总数达73篇；2003年迎来第一个论文数量增长的高峰,当年有47篇；此后文章数量逐年大幅增长,2017年达到438篇（见图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步加深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除上述研究数量的递增外,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在本体认识论、理论框架、研究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变迁.

一、对国际传播研究本体论的认识变迁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刘笑盈认为：“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 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③

早期的研究学者尽管认识到了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却认为“国际传播是指当今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个人和组织之间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现象”.④这类早期定义更偏向于跨文化传播的本体认识,而非以国际政治传播为出发点的本体认识.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研究者们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中又掺杂进了全球传播的要素,认为全球传播是国际传播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概念的叠加使得国际传播面目更加模糊.

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概念内涵、外延的庞杂性和模糊性,对相类似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崔远航对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进行了认识论的区分,认为国际传播诞生之初就有着鲜明的政治与实用主义研究色彩,在冷战背景下出现了多元化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向；而全球传播的概念要么被视为国际传播的新语境和新的研究路径,要么强调信息技术全球化早已超越国界,并相应带来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变化.她认为,只要国界仍在,全球化就不能掩盖由此带来的传播差异和不平等,而全球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也无法取代地区、国别、族群等多元化的认同,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是一对无法进行相互覆盖和替换的概念.⑤

洪浚浩则针对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这一对概念的区分,谈到“国际传播的内涵有的包括国与国、区域与区域、政治经济集团之间的政治、外交、政策、信号外交、传播政策比较研究；还有的是指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传播.前者是现在所说的国际传播,其基础理论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后者是文化传播研究,其基础理论是文化学和心理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是不一样的”.⑥

至此,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从最开始的含混不清到后期与全球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概念有了区分,各自有了不同的侧重.国际传播更侧重基于国际政治的跨国传播,全球传播侧重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流动,跨文化传播更侧重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二、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变迁

近40年间,国际传播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

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是缺乏理论支撑的,直到1992年,随着“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引入,“依附理论”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主流理论框架.依附理论最早由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用来描述第三世界国家对发达国家形成的经济依附关系.国际传播领域的依附理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注重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认为西方媒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具有侵略和控制等负面的影响,是二战后帝国主义或殖义发展的新形式”.陈龙认为媒介虽具有“促进全球化”功能,但发展中国家并未因此而被拉入现代化社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种因素的差异,消解了这一功能.以上观点看法都是在依附理论的框架内展开的.

在第二阶段,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开始转向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揭示了“技术导致政治终结、地理终结和历史终结”等种种说法的神话性,指明了全球数字化和商品化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权力主导因素.美国学者丹·席勒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民族文化产业已经与世界经济市场和全球传播媒介紧密结合,产生了大众传播的种种新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话题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理论.赵月枝等学者将其用作解释国际传播的重要理论框架,强调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和政策分析的理论导向,而且离不开有关传播技术和社会互构关系的分析.

以上两个阶段的主要理论都来自西方学者,即便是主张去西方中心化的依附理论也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在运用理论解释国际传播现象时依然是一种西方视角.在第三阶段,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萌生,开始建构本土视角的国际传播理论.其实早在我国上世纪末的国际传播研究里,关世杰的一系列理论文章和专著就被称为“关氏模式”,带有某种本土理论创新的色彩.尽管它诞生的时期较早,缺少全球化语境下应有的强大解释力,但不啻为早期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发声.另外,2015年陆地提出的“周边传播”概念,2017年徐翔提出的国际社交媒体“话语圈层”、2017年廖卫民提出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穹顶模型等都标志着中国学者尝试建构本土国际传播理论的足迹.

三、国际传播研究的议题变迁

纵观来路,国际传播研究一直都在回应国际政治领域的重大议题.近40年间,伴随着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强化,国际传播研究涉及的主要议题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与拓展,形成当今更为多元、开阔的格局.

从1982年到1995年,“国际传播”主题词下寥寥可数共计15篇研究文章,其中7篇围绕文化帝国主义和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展开,内容多半和第三世界有关.1974年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之后,“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我国学者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框架,建立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国际传播平等新秩序的话题格外能引起当时学者的共鸣.直到1996年,出现了徐小鸽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和关世杰对跨文化传播理论框架的系统译介,才终于突破了“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研究议题.

之后,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国家形象、国际传播能力、全球治理等成为研究热点,国际传播研究的主体意识得以建构.

1996年,徐小鸽以国际新闻传播文献中有关国家形象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框架,以中美两国新闻媒介中的对方国家形象问题对比研究为例,探讨造成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的原因、影响及解决办法.同年,段京肃撰文探讨了中国传播事业走向世界的困难与对策.⑦2000年,还有文章总结了外宣媒体的国际传播经验,如通过对上海电视台国际新闻的制作与对外宣传报道的具体描述和量化分析,展示了地方电视媒体的国际新闻传播效果,成为今天对外传播经验性研究的滥觞.对于国际传播技巧的研究在早期还属于政治宣传研究体系的一部分,采用的是对外宣传的研究话语；随着传播学的发展,对外传播经验性研究也逐渐转换到了报道和经营研究上来,更加强调对外传播,而非对外宣传.

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主体意识还在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中凸显出来.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后有数篇文章反思了中国对外传播效果的劣势及其原因,提出一系列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力的对策.还有研究分析了美国媒体对“功”事件的报道,认为美国在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上具有“设计话题”的政治意图,是一种不公正的国际传播.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又有一批研究文章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的文化全球化问题,全球化、地域化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入世”后传媒业将受到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改革开放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多方面影响,在“硬实力”增强的背景之下,“软实力”成为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2013年,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是建构一种多元、平等、互利、共赢的新世界主义格局的努力,同时也成为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的新的重大议题.短短两年间,相关论文已有近50篇,不少学者都在致力于建构新世界主义图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理论体系.⑧

综上所述,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到国家形象建构、国际传播能力、软实力建设等多元探索,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议题的聚焦,近40年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历经嬗变与拓展,既显示了研究者们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也折射出我国国际关系与国际地位的变迁与提升.

四、国际传播研究的视角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国家政治立场为基础的前提下,文化差异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一直都是影响国际传播的重要因素.近40年间,伴随全球风云变幻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技术相继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观察视角.

（一）政治视角

如前文所述,早期的国际传播研究站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立场上,主要采用冷战期的国际间政治视角进行国际传播研究.后期的研究虽然抛弃了冷战政治视角,但国际传播生来具有政治属性,政治视角依然是其首要着眼点.无论是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传播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立场始终是作为政治的国际传播.

（二）文化视角

随着国外传播理论不断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国际传播开始引入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关世杰第一次系统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了跨文化交流学的基本理论与范式；林述安将文化视角和政治视角相结合,认为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构成国际传播巨大的和潜在的障碍,同时一些人类社会共同的社会心理,如种卑感与种优感、种族偏见以及种族中心主义等也会影响国际传播的效果；刘建明认为,在国际文化的传播中,优秀文化被各民族所认同和接受,是通过文化选择机制实现的.以上学者的研究开创了国际传播的文化视角.目前我国基于跨文化视角的国际传播研究中,比较常见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武术、中医、书法绘画、民乐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影视传播、孔子学院等等诸多领域,方兴未艾.

（三）技术视角

直到今天,国际新闻传播的总体走向依然是：传播时效越来越强,传播内容越来越多样化,渗透力越来越大,扩散面越来越广.这是依托技术发展实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20世纪90年代,各国都需要面对当时的新技术情况做出传播政策的某些调整,例如卫星电视的跨国覆盖,互联网的崭露头角,依托新技术出现的全球信息垄断与流动等.学者们感知到在传播技术的推动下,国际传播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必然性.关世杰剖析了美国基于互联网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认为互联网对文化帝国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呼吁我国政府要积极上网,及时发展信息产业,跟上信息革命的潮流.⑨如今,传播技术更新迭代加剧,已经有研究者关注人工智能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指出一方面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给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精确营销、用户画像、舆论分析提供技术支撑,结合大数据用人工智能技术计算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算法等技术加深对于国际传播目标用户的了解,从而给传播内容以情感赋能,为情感传播提供策略支持.⑩从卫星电视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信息传播技术始终是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以上三种视角的研究被各有所长的研究者不断补充完善,形成了目前互有交叉又各自有所侧重的国际传播研究格局.

五、国际传播研究的方法日益规范

在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规范上,国际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研究是同步的.早期国际传播研究以译介为主,主要是向国内学者提供了一批西方理论工具.相关的研究也多是在这些理论工具的指导下进行的漫谈性、主观性、经验性分析.今天看来也许显得粗糙、幼稚,但毕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并提供了历时性资料.

近年来,传播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方法意识日益强化,研究工具日益完善,也反映在国际传播研究上的进一步规范.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20位赞比亚人就有关援建坦赞铁路的问题进行集体记忆调查,认为对已有共同或集体记忆资源的开发和充分利用也是“一带一路”传播的一种重要策略.有文章综合使用内容分析、国际媒体传播案例分析、传播人类学参与观察、个案分析等多种方式, 研究江苏的国际传播形象,试图寻找到质性和量化融合的新型国际传播研究策略. 还有研究者采用大数据手段,通过网络爬虫和文档预处理软件对抽样媒体进行网页采集和字段处理,结合内容挖掘方法和工具进行词频分析、语义网络分析以及多元统计分析,以考察国际社交媒体热点传播内容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和策略.

随着量化研究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流行,使用统计学或大数据分析手段等相关研究方法的论文在国际传播领域同样呈现出上升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应用虽偶有见到,但显然处于研究方法应用中的劣势地位.需要说明的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在国际传播领域进行研究与调查,是具有特定对象、具体主体的全部数据搜集与处理, 譬如国际传播或跨国企业的传播力测量等.在一些具体的案例上,大数据处理信息的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过去的抽样统计调查或质性研究.质性研究在涉及文化、阐释和权力等概念的研究课题时有量化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人类社会传播行为的意义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定性的方法要求研究者对情境进行深入的体验,因此可以对国际传播中的深层次传播动因及其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的传播权力关系进行更为真实彻底、更本质化的解读.作为认识世界的两种方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有特点、各有侧重.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也应当鼓励根据不同论题的需要来选择方法,有时二者并用,才能使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更为真实、有效与深入.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虽然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创新,但纵观该领域的议题、视角、研究方法以及成果产出,无疑都在逐步走向理论化、多元化与规范化.随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可以期待未来的学者们将进一步深化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使之与我国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的现实发展更加匹配,与国际传播实践的互动更为高效.

「注释」

①居延安：《记美国国际传播协会第32届年会》,《新闻大学》1982年第5期.

②祝建华：《改革国际传播秩序的重要文件——读最近翻译出版的“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最后报告”》,《新闻大学》1982年第5期.

③刘笑盈、麻争旗：《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

④陈岳、雷伯勇：《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4期

⑤崔远航：《“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概念使用变迁:回应“国际传播过时论”》,《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⑥李晓冬：《洪浚浩教授谈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4期.

⑦段京肃：《中国传播事业走向世界的困难与对策》,《科学·经济·社会》1996年第1期.

⑧龙耘、潘晓婷：《新世界主义图景下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2017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述评》,《对外传播》2017年第12期.

⑨关世杰：《述评美国“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实施战略——剖析美国学者就“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给政府的战略性建议》,《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⑩栾轶玫：《计算与情感：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视听界》2018年第1期.

（11）姬德强、杜学志、Maxwell Chipaso：《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调查：代际分化及其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启示》,《对外传播》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