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謇的建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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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提到张謇,会特别强调他在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从晚清的立宪运动、组织咨议局,谋划清帝逊位,直到民国建立之后,积极主张南北合作、赞成共和政治,可见张謇的事功不仅仅局限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謇的政治立场虽然多变,从晚清的“君主立宪”到民国建立之后主张“共和”,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选择背后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诉求,即“保全中国”.比如,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俄国试图强占东北三省,张謇积极斡旋,通过外交手段最终保住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南北分裂的状况,其间张謇的政治立场也转向共和.在这个时期,他依然关切国家的统一,在他所拟议的《清帝逊位诏书》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虽然,这个文本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但强调“完全领土”,则亦可见张謇的期许.随后,在《主张共和理由》这篇文章里,张謇所强调的依然是“保全领土”.他说：“且保全领土,尤为今日南北所当同心协力唯一无二之问题.列邦对我条约,皆以‘保全领土、机会均等’为公认之前提.要知此后中国,即死生存亡于此八字之中.”这句话对于理解张謇一生的政治诉求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保全领土”在张謇看来是一个唯一无二的问题呢？这所要对应的格局的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被瓜分之局.无论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还是其他的救国方略,近代中国人所要面对的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实业救国是从经济竞争入手,教育救国是从培养人才入手,总而言之,是增强抵御外敌的能力.
然而,在“救国”的口号背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的人对于所要救的“国家”的认识其实不是那么统一的.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救的是什么“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真正救这个“国”.这个问题,在晚清的政治光谱中非常复杂.
作为基本立场的“国家意识”
张謇生活在晚清到中华民国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关头,虽然如何定义清朝的国家形态目前还有很大的争议,有人称之为帝国、有人称之为王朝国家.无论如何,当时的先觉者其实已经意识到中国进入一个万国竞逐的世界,在这个新的竞争格局里,民族国家是最为普遍的竞争主体.因此,大家都在呼吁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国家意识”.这在梁启超轰动一时的《新民说》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达.但是,正是因为“民族国家”对于长期生活在没有明确的“民族”观念的中国人而言,又是相对陌生的,所以,中国要转型成什么样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目标.与此相关的是,不同的政治组织也有不同的建国策略的选择.比如在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张中,就主张在新的国家中保留君主,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作为晚清最具行动力的政治势力,革命派的建国立场多有变化.早期比较倾向于恢复汉民族的国家,比如在《浙江潮》这样的比较激进的杂志中,余一所发表的《民族主义》一文就明确提出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论说,这也是晚清各省独立的重要理论基础.不过,在民国建立后,革命派则接受了“五族共和”的理论,主张建立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
概而言之,作为一个由中心-边缘所构成的王朝国家形态,如何在领土、主权和人口这些现代国家的观念面前得到有机的融合,同时,在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完整地继承旧帝国的人口和领土.因此,许多人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复杂性,革命派想利用民族主义来唤起人们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所以,按章太炎的说法,本来是要推翻清朝贵族的腐朽统治的革命,以光复汉族王朝的口号来激励.这也导致了民国成立之后,在领土问题上的“含混性”.
在世界各地民族国家建立的潮流中,许多大的帝国逐渐崩溃,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但是中国几乎是一个例外,中国在由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候,虽然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夺取了很多的土地,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一些周边地区通过各种方式融合到一个现代国家里面,这种多民族共存共荣的状态导致现代中国就国家形态而言具有接近于传统帝国形态的一些特征,所以有一些西方的政治学家将现代中国说成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这一点我们在章太炎所写作的《中华民国解》中也可以看到,在章太炎的思路中,文化的一致性依然是建立国家的一个首要考虑的条件.
因此,在现代中国的建立过程中,实际上国人所最为关切的是如何将原有松散的中心-边缘结构转变为“纳四裔入中华”,所谓“四裔”就是把周边的一些民族区域纳入到新建立的中华民国里面.
其实,无论是主张恢复汉族国家的革命派还是主张帝国的延续的改良派、立宪派,要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努力之所以逐渐成为共识,这固然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大一统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因此,无论中国的疆域如何变迁,疆域内的各种族是否始终融洽无间,但大中国的观念随着分久必合的意识而越来越坚固.
保土救国
前已所述,中国的救国意识,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但长期处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在逐渐通过学习西方而强大之后,也开始加入了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列,并存有更为宏大的策略.自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来讲,最现实的威胁就是日本的威胁,我们知道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有瓜分中国的想法,因为这样方便于他们各个击破,最后统治中国.所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所展开的各种各样的人类学的研究、北方地理的研究,包括后来我们很熟悉的满铁的调查这样一些事情,其重要的一个国策就是分裂中国,所以他们国内有很多文章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友贺长雄的《保全中国策》,也有人写文章叫《分裂中国策》,这些文章都被翻译到中国来了.当时中国人看到《保全中国策》,好像是日本人要保全中国,其实,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是企图让中国完全地依附日本,而不让西方人染指.而“分裂中国策”则主张把中国分裂成满洲国、蒙古国这样一个个小的国家,由诸如此类的规划所带来的危机感对当时的国人来讲十分紧迫.
对此,张謇到底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张謇的时候,特别关心他们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而没有看到张謇作为一个实业家,作为一个工商业的巨子,他的政治立场的转变背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诉求,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最适合于把中国保全下来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张謇的政治参与以及民国成立之后政治立场的转变,线索就比较清楚了.比如他跟袁世凯决裂和跟袁世凯恢复关系,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判断：到底谁？哪一个政治人物、哪一个政治的力量,更有利于保全中国的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
所以在早期的《变法平议》、民国之后的《共和统一会意见书》和其他一些作品里面,他的政治立场的确定往往是服务于追求国家的稳定、国家的统一这样一个大目标.比如,他在《辛亥九年致内阁书》中指出：“共和最宜于国土寥阔、种族不一、民俗各殊之民族.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他批评军阀和北方少数官吏以一己之私利,坚持君主立宪,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在听到蒙古库伦表示支持共和的主张的时候,他发去《复库伦各法团电》,其中说,俄国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只有蒙汉合力,结成共和政体,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所以,他特别像是清末民初的“统战家”,他游走于革命派和清政府以及政府背景的改革人士中间,在民国成立之后游走于南北之间,游走于像蒙古贵族等众多的政治势力之间.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想让这样一些政治力量坐下来一起为了保全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努力.所以在我个人的阅读里面,我认为政体的选择和国家一统的优先性的问题在张謇身上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在张謇那里,国家的一统要优先于到底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政体这样一个选择.他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对于该选择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政体有一个讨论.在文章中,他拿了美国和瑞士做例子来说明共和制的多样性,并认为广土众民和民族多元的国家更适合采用共和制.他也引用了卢梭的一些思想,与同时期的政治家相比,他的分析似乎并不能算是十分深入.相反,他对于现实策略的设计往往是特别具体的,比如,在该文中,他说：“中国近二十年来,一切进化之动机,皆发起于东南,而赞成于西北.昔之推行新政,请求立宪,既已南北响应,一致而无疑.今若南主共和、北张君主,意见不一,领土以分,外人公认保全,我乃自为破坏.生灵涂炭之余,继以外患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此类全国汉、满、蒙、回、藏五族生死存亡之机,所望于会议诸君熟察而深维之也.”由此可见,他之选择共和制而反对君主立宪,倒并不是认为君主立宪政体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形,而是在共和制已经建立之后,那么南北双方应该摒弃分歧,不要因为政体的分歧而破坏国家的统一.在1911年12月他写了一个《共和统一会意见书》,特别具体地讨论了如何在共和政体下面强调统一的必要性.比方说提了七八条意见,第一条意见说在东北不能立刻统一的前提下应先谋求南北的统一；第二条外交,因为当时南北两个政治力量就会出现外交不统一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外交要统一；第三他要调匀各个军事集团的实力；第四他认为各个团体和党派要统一.他还讨论了当时中国的舆论要为中国的统一做宣传,而不应该去宣传“某一个种族建立某一个国家”这样一种排他的民族主义的想法.他还有一个建议,对共和主义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共和主义不是一族一姓的共和,而是国内多民族共同的发展,这也可以看做是对革命派的共和主张的一个反思.他特别强调南北统一的问题,各省独立的问题.针对当时说各省独立不要紧的一种观点,张謇是持否定态度的.
余论
从上述讨论,对于张謇的建国策,我们可以有一些延伸性的思考.
第一,就张謇留下来的作品而言,学术性的文章其实不是很多,但也并非没有佳作,比如,他在1911年、1912年写了几篇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革命论》,他从周易革卦出发,试图从理论上解决清朝向民国的政权转移和中国古代的顺天应人的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革命不应成为夺取权力的手段,而应该致力于全体民众的利益；革命不仅仅是破坏,还应该是建设.最好的革命当然是圣贤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强盗和土贼的革命.他还用了周易革卦里关于革面和革心的这两个词的讨论来讽刺很多人搞革命却不知道革命是什么,不能真正的理解革命是一次制度、政治体制的转变.
他还写了《尧舜论》三篇,其实是要劝说清帝逊位,他认为清帝如果能以民众的利益为上,而和平交接权力,这可比拟于尧舜的功绩.
第二,实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把张謇看成是一个实业家或是一个革命家,其实,张謇的出现是时势所造,他以一个状元而进入工商业领域,不仅有个人丁忧之客观原因,也有中国近代工商业开始发育的大背景.然从他的生命经历而言,他亦可称为亦官亦商之人.他从晚清积极参与立宪活动,到民国之后建立政党,参与共和政治,可充分说明,他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参与到政治,而并非仅仅以状元经商这样的简单定位可一言以蔽之.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企业工商界人士尤其具有启发性.在当今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应该以其影响力适度的参与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建设事业中去.
第三,个人选择和国家利益的问题.我们从张謇的身上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到,无论他是做教育还是做企业,还是参与到社会的建设,都有一个大的关怀,即国家的统一和百姓的福祉.张謇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家乡的建设.这是儒家家国情怀的现代表达.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整体利益优先,是一种价值情怀.但这种情怀并非是对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力的否定.那么如何将个人的选择和整体的利益加以协调,也是张謇留给我们思考的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张謇的建国策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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