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古今中西的漫长争论文化：中国和世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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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金红
［文章导 读］“古今中西之争”,不仅是三十年以来中国知识界未竟的思想课题,也浓缩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关于中国文化价值、中国未来道路的争辩与纠葛.当今天重新回顾80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所作出的思考与努力,其根本宗旨和核心关切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要实现现代化,要在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古典和现代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而正如作者所说,过去数十载中国学人的困惑与挣扎使我们认识到,文化自信的获得和自主性的建立,不只是单纯美好的意识和意愿,这需要几代中国知识人不断拓展视野,在自我反省中艰难探索、砥砺前行.
小引：80年代的关键词
如果用一段话来浓缩80年代知识界的共识,当年颇有些意气风发、顾盼自雄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他们的思想阵地《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卷语”大概比较有代表性：
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80年代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
这是带有深刻时代烙痕且富共感性的“宏大话语”：自信,高扬,充满对未来的确证.其中的四个关键词：“文化”、“中国”、“世界”、“现代化”,对它们不同的取舍和排列组合及其相互关系,似乎或明或暗地规定了其后30年中国思想文化和话语体系的转型和变迁.只是有些概念与范畴根据当下的处境和状况进行了调整,扩展了内涵,比如文明、传统、西方、现代性在新世纪以来似乎更受青睐,它们背后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立场也为激烈分化后的知识界各取所需,重新结构了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以所谓自由派（以西方和现代为关键词）、新左派（以中国和现代为关键词）、文化保守派（以文明和传统为关键词）为主要代表的思想论争.
一言以蔽之, “古今中西之争”,它既是过去30年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取得一致共识的思想课题,大概也会是未来30年中国人必须要解决的有关价值和道路抉择的方向性问题.
最后的“文化人时代”：编委会与他们的工作
1986年12月10日,三联书店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联合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下半版书讯广告：
为了适应当今文化开放的形势,有选择地引进有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外学术文化,有成效地促进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
这套系列丛书由“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编委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部分青年学者组成,旨在促进中国学术发展、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研究脚踏实地地走向世界.
“文化：中国与世界” 系列丛书将包括若干子系列.目前先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中三种：《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意在为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学术园地；“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有选择地译介国外重要学术文化成果（前者着重为专业工作者服务,后者面向广大读者）.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寻求海内外学者的支持和参与,现在发表《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头三期目录,以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第一批选译书目.
书讯广告中的集刊和两套丛书从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加上编委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青年学者的“人文研究丛书”,到1992年编委会的著、译出版近百种.其中《悲剧的诞生》《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我与你》等西方近现代学术思想名著的译介,以及编委会核心人物和主编甘阳为集刊撰写的三万字发刊词《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让这个由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以“知青交朋友”的方式陆续组成的编委会如璀璨星辰般横空出世,不仅以其被标签为“全盘西化”的激烈主张名震海内外思想文化界,把“文化热”的讨论从“中国文化热”和“东西比较风”引向对西方现代人文哲学的深度思考；而且通过营造一种人文思想共同体的文化氛围、创造一系列新的知识话语,尤其是扎扎实实的以“会通中西”为宗旨的学术组织工作,对整个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90年代之后编委会星散,他们大量高水平的学术工作和思想文化立场依然泽被后生学者,编委会成员也大多成为了各自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
30年后回头重审那份编委会及其作者、译者名单,我们会蓦然发现他们与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深刻关联.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80年代产生的众多“文化圈子”中,“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虽然在当时的“众声喧哗”中也只是“独树一帜”,在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层面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但以其专精的学术研究和超前的文化立场为90年代之后的整体转型和寻找新的方向储备了充分的能量,这让他们成为了新时期以来学术生命力最持久、后续影响力最大的民间文化团体.
编委会核心成员的陈来,在1987年描述“在近年思想文化活动中引起较大反响”的三个“文化典型”的文章《思想出路的三动向》中,对编委会的文化立场和思想倾向有着鞭辟入里的批判性分析：
“文化：中国与世界”重视人文,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伦理、宗教等领域,它的现代学术文库是以研究所以上的学术界从业人员为对象,而不是针对一般知识界,表现出“学院派”的风格.研究伽达默尔、利科出身的甘阳,试图用解释学方法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致力于引入西方文化来发展中国文化.从解释学出发,使“文化：中国与世界”既可避免科学主义的诱惑,并可与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接头,因为自狄尔泰以来解释学明确区分自然与历史,经验分析性与历史诠释性知识,把“理解”为核心的解释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伽达默尔更对传统问题有精辟的论述.
不过,从目前来看,“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取向较偏于西方文化,而且带有某种反传统的色彩.如伽达默尔讲的解释学,本来坚持我们的预设不必是理解的障碍,毋宁是理解的前提,但伽达默尔讲解释的预设主要指历史传统造成的视界,但解释学到了甘阳手里,把伽达默尔本来强调的传统的连续性意义尽量降低,而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在发展传统上的意义,因而提出“继承传统的最好方法就是反传统”,而近于哈贝马斯的批判性解释理论,把对传统的批判意识作为解释的基本预设,引出批判传统文化也是发展文化传统的途径的结论,是“文化：中国与世界”整个活动后面隐藏的观念内涵.
在对传统的态度上,作为同道人的陈来对编委会的激烈主张既有相当的理解和同情,显然也有着隐隐的不安.他一方面认为“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现代化导致了反传统情绪”,因为“国家的强盛是知识分子的首要关切,强烈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正是基于急迫要求复兴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这种心理几乎支配着五四到今天的每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但另一方面他对由“具有开放心灵的传统文化研究学者”组成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对传统的阐发和继承上的努力颇有敬意,并且预判随着文化体验的加深,这种“反传统倾向”可能会逐步减弱,“走向较为圆熟的境地”；而且在全面西化的时代大潮中,认同传统的学者的声音“必然” 会显得软弱无力,这种格局一旦“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30年后重读陈来的这篇文章,会震惊于他当年的思想信念与历史洞察,也感叹于他在对待传统立场上不随波逐流的30年一贯,如此来看待他近些年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大力宣扬和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阐发,才会获得具历史纵深感的内在同情性理解.这篇文章被甘阳收入1988年10月编定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之中.这本书的编定意在“文化热”退潮之际,对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反思”运动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并将此定性为“不成熟的过渡性时代下面所流动着的一般 ‘意识’及其所蕴涵着的可能趋向”.
收入陈来的这篇“相当客观、平实”的文章,目的是补充“本文集的片面性”,以呈现这一场前后仅四年（1985?1988）的“文化热”讨论在总体对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共同追求之中,思想文化层面的不同立场和多元进路,即使同是编委会的成员,因学科背景、文化气质和思想倾向的相对差异,尤其是80年代后期整体社会政治氛围的日趋紧张,编委会内部成员之间也开始出现思想的分裂,形成一个个自为的“小圈子”.
90年代以后,因为国际国内整体局势的风云变幻,虽然编委会总体性的思想意识与文化立场一直延续到了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但编委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已经星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激烈转型,80年代的“文化热”与人文思想论争已经由90年代的“学术规范”与社会科学所取代.编委会成员纷纷在专业领域中深入耕耘,开创出各自新的学术领地与思想天空.
从“两面作战”到“通三统”——以甘阳为例
1994年,王晓明和陈思和在《读书》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昭示了80年代文化意识悲壮性地退出历史舞台；同一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初稿写成,这篇在1997年正式发表,并引起此后长达十余年、迄今仍余波荡漾的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的文章,注定是当代中国思想史尤其是90年代重要的思想文献.2004年,贵阳阳明精舍的儒学会讲（即坊间所谓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则标志着大陆新生代儒家正式群体性地登场.
至此,以激进、自由和保守三分天下的思想分化格局大体确立.其间的论争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如何看待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价值及其现代命运、如何评价20世纪中国,尤其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如何对西方的自由、、宪政等所谓普世价值进行历史化和处境化地理解和还原等方面分歧严重.思想观点的尖锐对立所造成的知识界的裂痕至今难以弥合,古今中西之争依然笼罩着近二十年来的精英话语场,只是真正的思考某种程度上似乎已被立场和站队所架空.
在当下有关左、右的立场界定已变得暧昧和失效、思想变得混沌不明的时势和状况下,我想以编委会的核心人物甘阳的思想轨迹为例,通过这套丛书主编甘阳所践行的思想图谱,粗线条地来梳理一下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变化轨迹和“内在理路”.当然,甘阳不能代表编委会,即使在最有共识的80年代,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明显的；甘阳更不能代表整个知识界；甚至他的立场也无法用简单的左或右来界定.以甘阳为例,只是因为他30年一贯的思考,始终与我们时代的大课题紧密相关.
平心而论,甘阳是30年来大陆思想界具有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从以旗帜鲜明的观点参与80年代的“文化热”讨论,到1989年率先在大陆介绍伯林的两个自由说,到90年代倡导向社会现实的回归、引介政治哲学与列奥·施特劳斯,再到新世纪以后引起很大反响的对“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的倡议、“通三统”论、“健康阅读西方”说,以及近十年来身体力行的通识教育实践,甘阳每一次思想转折的背后都是这30年历史与现实的风云激荡,是他对中国当下性的再认识和对时代基本问题的大判断.甘阳30年思想中的“变”与“不变”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课题,他曾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说：“八十年代的问题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放掉过.”这句话最堪耐人寻味,它昭示的是甘阳思想真正的30年一贯.
2000年,甘阳在《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一文中,对80年代的文化反思运动有一段总结性的表述：“文化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所谓中西文化问题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积习’,它由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就必然出现,而且在今后仍将长期纠缠中国知识分子.”
从清末民初的中西新旧之争,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再到80年代迄今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之路,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有着深远家国关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心心念念所系.其间的所谓激进和保守,以及在两者之间的犹疑和调适,甚至为应对新的复杂状况,“不惜以今日之是否定昨日之非,不惜以今日之新我否定昨日之旧我”（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在思想的不同时期都有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调整甚至翻转）,都是在拯救家国危亡之际“处境化”的立场选择,有着不得不然的历史因缘.
但在后人的历史叙述之中,很容易根据各自时潮的思想倾向与意识形态需求,把复杂历史阶段“处境化”的立场选择进行标签化和化约化的简单处理,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胡适、鲁迅等近现代思想人物的评价一再“与时俱进”,便是很好的例子；这几年“新康有为主义”的出现及其背后的论争,昭示的毋宁只是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不同面向和复杂机理,而康有为及其他思想人物在历史剧变时代思想和文化选择的连续性和内在统一性则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和理解.
在80年代纷繁复杂的思想图谱中,编委会一般会被赋予“全盘西化”的标签,甘阳也确曾有过“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这样的说法,但如果细细检索他们的各种言论与思考就会发现,在对待传统和西方的态度上,他们的复杂、矛盾和纠缠要远远大于通常所谓的“新启蒙立场”,也有别于中国文化书院及海外新儒家所选择的从传统寻找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服务于的现代国家建设的主张.他们是通过在气质和知性上沉潜于德国浪漫派、席勒、海德格尔、韦伯、马尔库塞等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从“文人文化”和“诗化哲学”的维度悖论性地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期望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用汪晖的说法,这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立场.
这种阴差阳错与80年代整体性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也因此遭到了“反改革”和“反现代化”的误解与批评.这一纯粹文化性和非政治性的立场一方面使他们对传统采取相对虚无化和悬空化的处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冲突”,“传统绝不可能只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直过程”,它首先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因此,“继承发扬传统就绝不仅仅是复制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要创造出“过去从未存在过的东西”（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即对所谓的“技术时代”、“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又充满超前于当下具体处境的思想上的怀疑和隐忧.在1988年为《中国当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中,甘阳如下的文字表明了他们深刻的思想和情感矛盾：
尽管“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把传统文化统统扔光,更不意味着我们这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感情瓜葛.相反,我们实际上在当时就相当清醒地意识到,“伦理本位的文化（传统文化）必然是更富人情味的,知识本位的文化（现代文化）则必须削弱人情味也因此,现代人几乎必然怀有一种若有所失的失落感”.换言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在我看来正是今后文化反思的中心任务,今后相当时期内中国文化的发展多半就处于这种犬牙交错的复杂格局之中.
在编委会中,对于传统的认知,既有诗人哲学家们对魏晋风骨的向往,也有人文沉思者对于孔子和儒家以及充满人情味的“伦理本位的文化”的兴趣.1988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的国际会议上,甘阳发表《儒家与现代》一文,在批评海外新儒家将传统工具理性化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儒学与现代工商文明没有关系,也没有转化为现代的功能和任务,它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乃是在于“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价值理性的关怀,维护人文文化的传统和活力,并全力向着精神科学和人文研究的方向去开掘新的形态、新的境界”.这一被他称为“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不仅与他和编委会深度浸淫于西方人文哲学从尼采以降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与批判有关,也与他们共同的“人文心性”和“文人气质”密切相关.
这种思想与情感的矛盾与纠缠在20年后得到了阶段性的缓解和安置.2005年甘阳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三种传统的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复兴”,其中提到,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去认识中国,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要检讨我们以前对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因为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提出新时代的“通三统”,认为“孔夫子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通三统”的提法显然是对他当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做断然切割的纠偏,传统的实体化和连续性在古今之变中得到了辩证性的重视.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一80年代以来的根本宗旨和前进方向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换一个说法可能内涵更为贴切,即实现“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重新认识西方与文化自主性的建立
“文化的自主性”问题是80年代知识界共同的核心关切,只是实现的思路和方法各有不同.编委会在西学和文化的基础上进入,希望从西方现代人文哲学中寻找到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难题的真经和武器；90年代,随着国际国内整体局势的风云变幻,和全面商业化时代的来临,知识界的自我调整和随之而来的思想分化就变得不可避免.
1992年,甘阳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了“社会与思想”丛书,丛书的“缘起”表达了他对80年代的自我反省和思想调整：
本丛书定名为“社会与思想”,自然表达了一种期望,即,对社会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对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应该日益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干.从学科的角度讲,亦即希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人文及哲学领域的研究,能够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对哲学、文化、精神的高扬,对政治、经济等世俗层面的鄙薄经过大时代的洗礼,知识界终于在90年代真切而具体的现实面前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和转变.
与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和社会科学的显学化同时发生的,便是“国学热”和“中学”研究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迅速升温.这一方面是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在知识界的积极反映,另一方面却有着视野收窄、知性封闭的风险.而在全新的时代课题和知识场域中,如何自主地面对西方和西学,则成为了一个需要郑重思考的挑战和问题.
2003年,在围绕北京大学教育改革的激烈论辩中,甘阳在《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中提出了“华人大学的理念”,认为中国大学如果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就是放弃学术的独立自主,有成为西方大学 “附庸藩属”的危险.中国学术界接下来的要务是对中国、对西方展开大规模的互为借镜的重新研究.2006年,甘阳与刘小枫一起主编“西学源流”丛书,在总序中郑重提出要“重新阅读西方”：即摆脱以往去西方“抓药”的病态阅读心理,倡导从西方本身的脉络去深度研究西方的健康阅读；2007年甘阳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此套丛书的重要之处,即在于提出“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新的问题意识和努力方向.
提倡对西方的深度阅读是甘阳30年一贯的态度,而现在的“重新阅读西方”,则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中国学术文化的自主性有赖于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基本旨趣的批判检讨,也有赖于中国学界对西方和西学的深入研究.他因此对90年代以来的中学和中国研究热抱持着一定的怀疑和警惕,对海外中国学也抱持了相当冷静的批判态度,正如其在《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中所言：“西方的中国研究乃是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的从属而非主导,其问题意识、兴趣方向以及理论方法大多都不是自生的而是外来的,亦即是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基本旨趣的派生.”甘阳历来认为“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思想、学术、文化的崛起”,因而这样的担忧显然并非杞人忧天,尖锐批判的背后是深切的忧患和警示.文化自信的获得和自主性的建立,不只是单纯而美好的意识和意愿而已,它可能需要几代的中国知识人在不断地拓展视野和自我反省中艰难摸索,砥砺前行.
古今中西之争,浓缩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30年的思考和努力,也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内心的困惑与纠缠、沉潜与挣扎.重新认识西方,是为了更深入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古典,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现代,从而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编委会80年代的理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来没有过时,也从来都没有改变,它依然是下一个三十年中国知识人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作者单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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