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篆刻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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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陪都,使重庆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精英.他们与重庆本土的艺术家一起,成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重要的文化活动与艺术活动的主角.在从事篆刻创作的群体中,篆刻家的身份既模糊又显示出强烈的“精英一大众”两极分化现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关键词：抗战时期；陪都；篆刻艺术家；精英群体；大众群体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科研项目(2015KYZO01)阶段性成果.
随着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及周边地区的篆刻家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群体.他们中既有职业的艺术家,也有军政人士、学者以及大学教授等,活跃于各个领域,有的更是同时具有几种不同身份或横跨不同领域.并且,他们自身亦有着与以往传统文人不同的知识结构与生活背景.总的来说,抗战时期活跃于陪都重庆的篆刻家,在身份构成上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精英群体.主要指专业的篆刻艺术家以及那些具有深厚学养且善篆刻的学者或艺术家,如闻一多、商承祚、傅抱石、潘天寿等；第二,大众群体.主要指职业挂牌印人,如高甜心、蒋蓼渔等.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不能将某人完全归于某一类,因为他们本身就同时扮演着多个不同的角色.譬如,精英群体中,学者的身份本身就十分宽泛,善篆刻的学者中,既包括有从事非艺术领域的人士,又包括其他艺术领域的艺术家.而精英群体中亦有挂牌润例者,如傅抱石.然而,冷静地审视这两类群体便不难发现,他们仍有自身突出的特点.
一、陪都印坛的精英群体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有一批人数相当可观的活跃在陪都重庆印坛的文化精英,这“是一个有相当修养和文化层次的篆刻家群体”.他们主要由专业的篆刻艺术家、学者、高校教授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家构成.可以说,他们是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从事篆刻艺术活动的精英群体,代表着当时篆刻艺术发展的主流和风向标.
通过对活跃于陪都印坛的篆刻作者们进行简单的梳理,我们发现,陪都重庆从事篆刻艺术的文化精英层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专职于篆刻事业的艺术家.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篆刻在民国期间并不那么‘走红’,人们往往把篆刻与刻图章联系在一起”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为重要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来自于艺术家本身.这些艺术家具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同时又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并不是专精一门,而是“追逐广博的学养,兼习东西两大艺术传统,努力把自己塑造成艺术文化人”.因此,他们不仅在篆刻艺术上有不凡的成就,而且在书画、诗词、古文字等诸多领域里同样也成就非凡.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篆刻长期浸润于传统的诗、书、画及西方文化之下,而不是孤立的技艺.
总体来说,活跃于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印坛的精英群体们有如下几大共同的特点：
第一,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显然,精英群体中的篆刻家长期受到传统文化浸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出身于书香世家,因此自幼即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如商承祚,其父商衍鎏为晚清甲辰科探花,曾奉派留学日本.商承祚在其父影响下,少时已涉猎《说文》等相关古籍,后又随罗振玉习古文字,得见罗氏收藏的众多甲骨、铭文；乔大壮,其祖乔茂萱清末任学部左丞；曾绍杰,其祖澄侯为曾国藩五弟.曾氏长于书香之家,耳濡目染,髫龄即课读经史等.因此,家学渊源使他们自幼便承继家学,博习经史.而那些非书香世家出身的艺术家,同样也显示出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功底.如吕凤子,十五岁便中秀才；唐醉石,任故宫博物馆院顾问审定古物时,能“金石碑碣,入目立判真伪”.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对艺术创作的滋养是毋庸置疑的.而他们不但从事篆刻创作,还精于治史,因此,对篆刻的源流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思考和认识.如傅抱石云：“欲治印曷自乎？日：请先明其源流,析其体式,盖理论备矣.究其章法,娴其运用,盖方法明矣.斯而后,追究赢镏,侵（浸）皖浙不难也.换言之,入门由此,登堂亦由此也.”
第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注意到,活跃于陪都印坛的精英群体在具有深厚传文化根基的同时还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而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新文化深深地刺激了他们潜在的巨大创造力,也冲击着他们故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并且,在这个群体中,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一批人有着欧洲或日本留学的经历,与西方文化有过直接的接触、交流和学习.如傅抱石于1933年赴日本帝国美术学校学习雕塑及东方美术史；闻一多在1922年赴美术学习外国文学,后又入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美术；杨仲子1901年即赴法国学习化学工程,后又前往日内瓦学音乐等；潘天寿虽未出国留学,但也在1929年赴日本考察美术教育.这些西方求学或扶桑问道的经历,对他们的艺术观念,审美取向必将产生巨大影响.而更多的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则求学于国内新兴的艺术专科院校.如吕凤子就读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科,即有现代艺术教育的先驱李瑞清；潘天寿求学的浙江第一师范则有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李叔同.可见,新兴的艺术院校,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和大批留学西洋的美术归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兴学立教者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青年.～…在教育思想、课程设置等方面,他们受欧美、日本现代艺术教育的影响,……大胆地吸收和引进国外的新艺术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2]29.受此影响,他们的篆刻作品在风格上承袭了传统的高古、朴厚,但在印面的位置经营上却大量吸收了西方美学的形式法则.
第三,博涉多优,而非专精一门.藤固先生曾说：“画好一张画,便写上一首诗,诗的内容和画的内容通常都是相适应的,同时其在画面上所书之诗,在书法上说亦有异常之技巧,这样便成为一幅完美无缺的画.若其人单能画而不能诗不工书,那么,行业内对其评价立刻低落,如董其昌的藐视仇英即其一例.在这个关系上,诗人不必能画能书；书家也不必能画能诗；而画家却要能诗工书.诗与书常常成为装饰画的必要辅助物,俨若画之与装潢.这种风气,自明以来,尤为盛行,于是不能书的画家,题款时要请人,不能诗的画家也要勉抄几首诗,这种颓废的风气,已不是上面所示的诗书画的结合,而是积久弊生的坏习惯,然而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在中国做一个完善的画家是何等困难,绘画名作所历的阶程又何待奇特,而我们欲理解绘画,也就不能不兼究书法与诗歌.”诗、书、画三绝历来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们的艺术追求和品评标准.在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精英艺术家们仍然沿袭了这一传统,并且努力使自己成为全面的才通似的艺术家.因此,活跃在陪都重庆的篆刻家们绝少是专精一门,而是博涉多优.例如杨仲子,先修化学,后攻音乐；乔大壮精通法文,同时也被唐圭璋先生喻为“一代词坛飞将”；傅抱石、吕凤子、潘天寿等是著名的中国画家；马衡是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商承祚承继家学渊源,精于古文字学等.
纵观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印坛的精英群体,“他们从文化的高度观察具体的艺术现象,以高屋建瓴的姿态择取中西传统,既不亦步亦趋的模仿,也不在小情趣中陶醉自足.因此他们既超越了自生自灭的民间艺术家,也超越了封闭在固有模式里的文人士大夫艺术家.”他们一方面秉承了传统精英艺术的优秀因子,另一方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他们又以科学、理性、开放的心灵面对自然和生活,以艺术家特有的敏锐感应时代的变迁,对旧有的传统艺术加以改革并不断向前推进.
二、陪都印坛的大众群体及其特点
挂牌印人“是一个艺术水准和文化层次在整体上都不是太高的篆刻爱好者群体”.他们只是一个专职从事篆刻创作,并将作品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买卖,从而达到维持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个群体.可以说他们是活跃于陪都重庆印坛的大众群体.正是由于艺术水准和文化层次的制约,挂牌印人们的篆刻作品较为突出地显示了传统匠人的特点.尤其是这个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长期活跃于街头治印.篆刻创作于他们只能算作是为求得生存的一项技能,远远不能达到精英群体篆刻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情感,缺乏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尽管他们也参与抗战主题的篆刻创作.但是,在抗战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挂牌印人很难担负起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不可能成为抗战时期篆刻的主流.
综观抗战时期活跃于陪都重庆的挂牌印人,主要有以下两大特点：
第一,热衷于为自己的篆刻作品做广告.挂牌印人篆刻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将作品通过买卖来维持日常生活.创作目的不同,是挂牌印人和精英篆刻家群体最本质的区别.也正是由于这种创作目的上的差异和自身文化层次的先天不足,共同导致挂牌印人的篆刻作品的艺术水准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因此,在文化精英也参与挂牌润例陪都印坛后,那些“篆刻爱好者”们自然更加热衷于为自己的篆刻作品做广告.据《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统计,抗战时期陪都重庆明确地以报刊为媒介为自己的篆刻作品做广告的,有13人次,他们分别在7种不同的报刊上刊登鬻印广告17次.其中半数以上者的文化层次与精英群体有较为显著的距离.此外,在陪都重庆市中区的商业中心,有镜斋印社、东屏印社、宣和印社、紫泥山馆印社、积古斋印社以及饭店、行都大饭店、民权路一带等,还汇聚了～大批来自北平、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印人挂牌鬻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这一群体的庞大及活跃的程度.
第二,篆刻作品直接面向大众.正是因为挂牌印人勤于以广告的形式来推销自己的作品,因此,在将篆刻艺术推向大众化,以便使更多的人投身于篆刻艺术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挂牌印人中,亦有通过自身努力而将印艺提高到较高层次者,如高甜心.他于1942年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治印两方,当年2月14日的《大公报》和3月4日的《时事新报》都对此进行报道,并在当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篆刻家群体中以技维生的挂牌印人,虽然文化修养和艺术层次都不算太高,但是,这却是一个拥有庞大数量的篆刻创作群体.因此,他们的篆刻具有明显的大众化的性质.
三、结语
通过对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篆刻作者群体的梳理,我们发现,此时的篆刻作者群体尽管有较明显的两个不同层次的创作群体,但两个群体却因为地域的局限和战争经济下的生存需要而彼此之间有着较为深入的交融.精英群体一方面仍然保留了浓厚的传统文人特征.如他们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们对待篆刻和篆刻创作的态度依然秉持了“技近乎道”的艺术理想等.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大方地主动刊载鬻印的广告,且明码标价,绝不含糊.大众群体则在保留了职业匠人的特征之外,注重自我精神的修养与提高.譬如,他们主动地与群英群体进行交流,甚至举办个人印展,并诚挚地缴请群英群体的艺术家及军政要员作介绍人等.
在此,本文仅仅是对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篆刻作者群体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归纳.而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当时陪都所呈现出的诸如积极举行个人印展,并由此而导致的篆刻创作手法与欣赏方式的改变；主动进行鬻印广告和宣传背后所折射出的篆刻作者对艺术品成为交易商品的接受程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行为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探究的课题.
艺术家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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