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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类论文范本 跟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和解决路径有关论文范本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南海问题范文 类别:硕士论文 2024-03-16

《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和解决路径》

该文是关于南海问题相关论文怎么撰写和中国方面论文怎么撰写。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34;浙江学院,浙江杭州310053)

摘 要:南海问题本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而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东盟便开始介入南海问题,并逐步将南海问题转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南海问题双边争端演化为中国-东盟安全问题的过程.东盟以南海问题“利益攸关者”身份积极参与南海问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稳定而采取的“救火式”应对措施,美日等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大力介入,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动因.“去安全化”是解决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困境的主要方法,重新定位、稳定转化、置换议题、话语引导,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中国-东盟关系;南海问题;安全化;去安全化

中图分类号:D822.19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17)03-0012-12

收稿日期:2016-11-20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犯罪治理模式研究(1978-2013)”(15YJS820085)

作者简介:张青磊,男,山东梁山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浙江学院讲师.

中国-东盟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关系之一.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正式对话关系25年以来,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扶贫、环境、知识产权、旅游、地方政府和民间交流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16年9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强调,中国愿与东盟国家为“共同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努力,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但是,中国-东盟关系良好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一些消极、不稳定、不可测的因素.南海问题就是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南海问题起初不是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与东盟内部提出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权益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但是,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南海问题不仅演变成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而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中最重要的安全议题”.[1]本文以“安全化”理论为视角,对南海问题如何被“安全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探寻南海问题“安全化”的进程和主要动因,并从共同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出发,探索解决南海问题“安全化”的路径.

安全化是安全行为体(包含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实施行为体)以“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形式,通过一定的途径(社会化、区域化、国际化、政治化等)将一些原不属于安全领域的问题、现象或某一实体转变为安全议题的过程.安全化最早由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奥利·维夫(Ole Waever)提出,后经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深化完善.巴里·布赞将安全化概括为“公共事件从非政治化——通过政治化——到安全化”的过程,[2]即某个公共问题尚未成为公共争论与公共决策问题之前,该问题就被置于“非政治化”的范围,还不是一个安全问题.当这个问题成为国家或国际组织行为体政策对象的一部分,需要政府或国际行为体的决心和考虑资源的重新配置,它就被置于“政治化”的范围,成为“准安全”问题.而当这个问题被政府或国际行为体作为“存在性威胁”而提出,并需要多方面采取紧急措施,甚至这些措施超出正常限度也被认为不失正当,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安全问题了.安全不再有任何预先给定的意义,它是一种社会和主体间建构,可以是任何可以被宣称为安全的东西.[3]从理论上讲,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行为体可以将所有的公共问题置于非政治化的范围——从而使其政治化,最后使其被安全化,[4]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社会处于自闭症和偏执狂状态.那些拥有强烈发展愿望和赶超计划的国家,如前苏联、伊朗和朝鲜都试图把每一件事——从到反对军备、反对迷你裙和流行音乐,都予以安全化.如此宽泛的安全化主题使国内社会变得僵化,制造出一种强制性高压恐怖政治,最终破坏了经济,扩大了与其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邻国之间安全困境的强度.[5]因此,安全行为体应慎重对待公共问题安全化.

一、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

南海问题主要是指中国和中国台湾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围绕南海岛礁主权和附近海域划界而产生的争议问题,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对中国南海岛礁的蚕食和瓜分.东盟成立后,在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推动和域外国家的介入下,开始关注南海问题,并逐步将南海问题安全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安全问题.

安全化进程主要包含3个阶段:非公共议题转变为公共议题、公共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政治议题转变为安全议题.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就是南海问题由中国和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通过区域化、国际化路径演变为中国-东盟公共问题,再经过国际化、政治化、社会化路径演变为中国-东盟政治问题,最后被中国-东盟视为“存在性威胁”,进而采取紧急措施转变为安全问题的过程.

(一)从双边到多边:南海问题“公共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问题发生争议、摩擦甚至小规模战争.1970年9月菲律宾占领马欢岛,并于1978年发布了时任总统马科斯签署的第1596号总统法令,将南沙群岛的33个岛、礁、沙洲宣布为“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对其实施行政管理”,并把该海域内的群岛命名为“卡拉延群岛”,引起中国的强烈.1973年南越军舰在西沙群岛不断驱赶、冲撞和抓捕中国渔民,非法侵占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多个岛礁,还炮击中国渔民的捕捞作业基地甘泉岛,引发1974年中越南海海战,造成中方80余人伤亡,越方100余人伤亡,中国最终收复了甘泉岛、珊瑚岛、金银岛.1988年中越之间在南海再次发生交火,最后中国在南沙收复了6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83年开始占领南海岛礁,文莱也对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等.但此时的南海问题只是中国和南海岛礁争端方之间的双边问题,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持不介入立场,东盟也没有就南海问题表态.

1990-1992年期间,南海问题开始由争端方双边问题演变为公共问题.1990年,作为东盟成员国的印度尼西亚,在加拿大的支持下,主办了旨在“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的研讨会,并提出了它的南中国海倡议方案.尽管第一次研讨会没有邀请中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参加,但印尼雅加达倡议还是得到了东盟成员国的支持,东盟成员国开始关注南海问题.1991年印尼在万隆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东盟6国及中国、中国台湾、越南和老挝都参加了会议,会议避免讨论中国所反对的军事问题,集中探讨共同开发、功能性合作、建立信任措施等问题.[6]南海问题出现在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公共场合中.1992年马尼拉第二十五届东盟外长会议上,菲律宾利用东道主优势,将南海问题正式列入东盟探讨的议程,并形成一份《东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宣言》,这是东盟作为集体首次在南海问题上表达立场.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作为会议主席的客人与会,东盟敦促中国赞同上述宣言,钱其琛部长回答说,中国支持宣言的原则,但不能签署.“支持宣言的原则”事实上已表明南海问题从双边走向多边,南海问题在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域内外国家的介入下经过区域化和国际化路径演变为中国-东盟公共问题.

(二)从公共议题到政治议题:南海问题“政治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菲律宾、越南等东盟成员国不断在南海挑起事端,并将国内民众视线转向南海问题,比如扣押中国渔船和渔民,煽动游行,使南海问题社会化为政治问题.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中国渔船被马来西亚海军舰艇撞击起火事件等南海冲突事件明显增多,美日等域外国家开始关注南海问题,并呼吁东盟积极介入.在域外国家影响下,东盟出于自身利益,试图就处理南沙群岛问题与中国讨论解决对策,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拒绝与东盟整体进行多边谈判.南海问题产生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通过双边谈判合作解决争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7]“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为中国通过双边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主要方针.但是,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东盟的真心认可和接受.通过不停地游说,东盟一直设法把南沙群岛问题安排到东盟地区论坛的议事日程中,东盟还希望中国同意在联合国海洋法的框架内解决争端,并使中国保证东盟国家在其所申明的水域中自由航行.[8]东盟一直努力将南海问题政治化为中国-东盟双边的政治议题.

1995年的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成为中国-东盟南海问题“政治化”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就美济礁事件通过非正式方式与东盟国家进行了讨论,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愿意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讨论南海问题.1997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明确提出“有关各方同意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包括一九八二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友好协商谈判解决南海争议”.中国-东盟第一次发表涉及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中国与东盟首次发表专门针对南海问题的宣言,是南海问题由中国-东盟双方的公共问题转变为中国-东盟政治问题的标志,也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重要转折.

(三)从“存在性威胁”到采取紧急措施:南海问题“安全化”

政治化是安全化的必经步骤和关键环节,当某一议题被置于“政治化”的范围,它就成为“准安全”问题.南海问题“政治化”表明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东盟“准安全问题”.

2002年中国-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强调“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这说明南海问题已经被中国-东盟视为可能影响和平与稳定的“存在性威胁”.这一“存在性威胁”在2002年后的几年里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中国-东盟双方并未采取相应的紧急应对措施.但2009年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乘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大陆架划界申请案之际,抓紧瓜分中国南海传统疆域内的岛礁和海域.菲律宾一方面通过领海基线法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律宾,出动海岸警卫舰与中国执法船在南海对峙,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东盟成员国的身份,敦促东盟以国际组织的身份介入南海问题的解决,并将南海争端提交东盟主导的各类国际会议,还积极寻求美日等域外国家的介入和支持.越南不仅主张对中国的西沙和南沙岛礁享有主权,而且在南沙岛礁修建并启用机场,向南沙岛礁增派海军陆战队,还与中国在南海油气资源勘探问题上发生激烈纠纷,与菲律宾加强在海军和海警方面的合作.此外,菲、越两国不断要求东盟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南海问题迅速升温,《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遭到破坏.2010年中国与东盟开始着手建立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前期准备工作.2011年7月,中国-东盟时隔4年再次召开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目的是敦促南海各争端方认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中国-东盟应对南海问题“存在性威胁”采取的紧急措施,也是南海问题由“准安全”问题转变为“安全”问题的标志.2012年东盟外长会议发表《东盟关于解决南海问题六点原则》,中国也调整了在南海“救火式反应”做法,公开表明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并于2014年开始完善南海部分岛礁功能建设,这意味着南海问题“安全化”正式形成.尽管2011年7月至2016年8月,中国-东盟为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召开了12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和10次高官会,但是南海安全现状仍没有明显好转.

从安全行为体在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中的作用来看,东盟及其内部成员国发挥了启动行为体的作用;域外国家是起关键作用的催化行为体,在南海问题“公共化”“政治化”和“安全化”阶段都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与东盟则是起特殊作用的实施行为体,决定着南海问题的“安全化”.

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逻辑图示

二、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动因

从本质上说,中国-东盟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最后却“安全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安全问题,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对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动因进行分析,需要从中国-东盟内在动因和域外国家外部动因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一)内在动因

中国和东盟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实施行为体,南海问题“安全化”是“两者在特定环境下互动的结果,是双方对对方的身份认知、政策及行为后果,以及所处环境等诸因素做出综合评判最终做出回应的结果”,[9]这也是南海问题“安全化”形成的内在动因.

第一,东盟视自己为南海问题“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南海问题的处理,是南海问题“安全化”最主要的动因.[10]首先,南海问题涉及六国七方,其中有5个国家是东盟成员国,东盟认为南海问题涉及它作为地区组织的整体利益,便采用各种制度化的工具,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和东盟峰会来束缚和塑造中国在该区域的行为.[11]其次,东盟成员国内部对部分南海岛礁也存有争议,如菲律宾与马来西亚、越南与马来西亚就部分岛礁存有争议,文莱与马来西亚、泰国与越南、泰国与缅甸等则存在海域划界、大陆架争议.为了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消除彼此间的猜忌,增强东盟内部凝聚力,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盟积极介入南海问题.1995年后,东盟历届ARF主席声明都阐述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再次,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觊觎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不断瓜分中国南海岛礁,推动南海问题升温,而菲律宾、越南等则极力拉拢东盟就南海问题表态.在菲律宾、越南等东盟成员国的推波助澜下,东盟开始以“集团方式”介入南海问题.最后,东盟为维持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积极推行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即不排除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大国矛盾,左右逢源,以此制彼,维持自身的区域主导地位,借助大国优势,加强合作,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在1977年第二次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国家确定了要加强同美、日、澳等国和欧共体的对话和经济联系.冷战结束后,地区国家,尤其是东盟成员国渴望美国介入并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12]这为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推动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中国从维护南海地区稳定的大局出发,对南海问题采取“救火式”应对措施,并对东盟在维护南海地区稳定方面的作用期望过高,这成为南海问题“安全化”不可忽视的原因.曾指出,周边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确保边陲安宁、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是外交斗争全局的需要.[13]同样强调,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体现“亲、诚、惠、容”理念的周边外交方针.中国向来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东盟的友好关系,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争议发生后,中国强调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议,2014年以前一直采取被动的“救火式”应对措施,而不是主动作为.中国-东盟建立正式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一贯支持东盟在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中的中心地位,积极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为维护南海地区局势稳定,中国多次强调希望东盟在维护南海地区局势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东盟寄予厚望.但是,在中国与东盟的互动过程中,东盟极力争取与中国磋商南海问题,它以“友好弱者”的身份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的政策选择,导致中国放松了对东盟某些行为的警惕和防范意识,[14]开始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讨论南海争议相关问题.

(二)外部动因

安全化是安全行为体与听众之间的主体间互动过程,安全行为体的权力地位是决定安全化成功的关键要素和根本动力,安全行为体的权力和实力越大,对听众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安全化越容易成功.[15]美日等域外国家是有实力的大国,也是南海问题“安全化”的催化行为体,在安全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外部动因.

首先,美日等域外国家积极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即促使南海问题由直接当事国双边问题转变为东盟公共问题.1995年美日公开介入南海问题,并努力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后,美国发表了较为全面的南海政策声明,声称美国对南海和平与稳定的维持有持久的利益,主张将南海问题提交至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进行讨论,当年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呼吁,东盟要想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安全对话舞台,就必须讨论像南沙争端这样重要的地区安全议题.2000年7月,出席“东盟地区论坛”的美方官员主张将南海问题纳入讨论议程,美国还表示南海问题除了中国与东盟所进行的磋商对话外,也应该考虑其他有用的多边外交途径.美国致力于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并支持通过该组织努力达成一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包括: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航行自由,禁止或反对威胁使用武力、经济制裁等方式解决争议.[16]日本在南中国海一直比较活跃,中菲美济礁事件后,日本不仅对菲律宾表示同情,还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多次表达对南海问题的关切,甚至以南海问题“斡旋者”身份自居.早在1995年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上日本就提出可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讨论南海问题,之后,日本致力于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以多边方式解决南海问题,[17]积极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

其次,美日等域外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极力促使南海问题“政治化”,即力争将涉及南海的所有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一方面,域外国家将南海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南海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要原因.据“美国能源资讯局”估计,南海潜藏110亿桶石油、190兆立方尺天然气.美国认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石油公司在南海海域,无论是越南万安滩、菲律宾礼乐滩进行勘探开采,随着中国重视海洋权益,均面临来自北京更多的阻碍.[18]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将南海问题当作制衡中国崛起的重要筹码.美国从来不希望出现一个真正能够与其平起平坐的中国,布什政府曾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奥巴马公开表示“美国不做老二”,并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尽管不是南海主权声索国,但美国却将自己定位为地区安全提供者,并视自己为管控和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利益相关者,[19]政治介入南海问题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抓手和支点.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发表南海讲话,强调美国关注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而且协助解决相关争议“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中日之间长期存在对抗,两国是争夺东亚主导权的天然对手.日本借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可以缓解中日钓鱼岛争端方面的压力,限制中国海洋战略空间和海权发展.印度和越南是接近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国家,[20]“东进”南海是印度推行大国战略、平衡中国发展的重要选择.美日等域外国家迎合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战略,“抱团”介入南海问题,推动南海问题政治化,制衡中国崛起.

再次,美日等域外国家竭力推进南海问题“军事化”,将南海问题视为“存在性威胁”.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曾指出“南海是未来冲突的中心”,[21]将南海问题视为“存在性威胁”.南海争议发生时,美日等域外国家积极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成员国开展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2010年起,美日邀请澳大利亚、印度等更多的域外国家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成员国在南海地区进行频繁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甚至直接派遣军舰、海上巡逻机、侦察机进入南海争议区域,给外界传递“南海问题就是存在性威胁”的信息.此外,域外国家还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和武器贸易,印度加强了与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军事合作,一些欧洲国家也在加强对东南亚声索国的军事支持,越南从荷兰购买了护卫舰,从法国购买了反潜艇巡航导弹,菲律宾进口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武装直升机等,[22]助推南海“军事化”,为南海问题是“存在性威胁”造势.

三、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带来的挑战

通过“安全言语-行为”将某一问题安全化可以引起相关行为体对该问题的重视,可以促使相关行为体调动有限资源加强对该问题的解决.但另一方面,某些问题被“安全化”也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危机.如,二战之前,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对一战后英、法、美等国对德国处置的不满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将社会问题安全化,最后将德国和欧洲乃至世界送上了“战场”.南海问题是中国和中国台湾与部分东盟南海主权声索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问题,而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更不是中国-东盟之间的安全问题.南海问题“安全化”给东盟、中国及地区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一)挑战东盟共同体内部凝聚力

东盟自成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维护内部的团结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并探索出解决争端的“东盟方式”.为增强内部凝聚力,东盟于1971年倡议“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区”,1976通过了《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协调一致”也成为东盟处理内部成员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2003年东盟签署《东盟协调一致》第二宣言,2011年东盟签署《巴厘第三协约宣言》,意在强化“协商一致”共识,“协商一致”已成为增强东盟凝聚力和东盟与内外国家互动的重要原则.然而,在南海问题上,东盟成员国有多次“协商”,但“一致”并不多,南海问题“安全化”严重挑战东盟内部凝聚力.

在南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与中国主要是南海岛礁主权之争,而越南、菲律宾行为比较激进;印度尼西亚则主要是海域划界纠纷,这决定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南海海域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促使东盟内部各国在对华关系上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立场,2015年东盟共同体建成也不能弥补这种分歧.一些南海争端的“局外国”,如“泰国反对南海问题复杂化和扩大化,反对南海问题影响中国-东盟整体关系的发展”;[23]新加坡宣称在南海争议中“不选边”,但强调尊重国际法,“希望东盟要联合起来,聚小国合力与大国博弈,要通盘考虑南海安全”;[24]柬埔寨在南海问题上力挺中国立场,发表声明表示仲裁案系中菲双方之间的争议,与东盟整体无关,首相洪森也公开表态南海仲裁案“这不是法律,这是政治事件”.东盟的内部凝聚力因成员国内部矛盾的南中国海政策而遭到破坏,[25]南海问题“安全化”将加速东盟内部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削弱东盟共同体内部凝聚力.

(二)制约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

著名海权专家马汉在100年前就得出“得海权者得天下,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重要论断,海洋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海洋曾经是列强攻打中国的起点和通路,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来自海洋.当今中国特别重视经略海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应“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海洋战略不仅事关军事和海防,而且与政治、经济、贸易、资源密切相关.”[26]南海是中国的南大门,南海问题不仅涉及中国海洋权益和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是建设中国海洋强国的试金石.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并得到沿线国家的支持.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线(经南海抵南太)和西线(经南海抵印度洋等)均经过南海,南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海域,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南海海域因其特殊且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本已引起域外国家的关注,而南海问题“安全化”将进一步激化南海权益争端当事国的矛盾,同时也会为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提供口实.可以设想,南海权益争端直接当事国在南海的冲突升级,或域外国家由介入转为直接插手南海问题等,这将给中国在南海地区实现维稳和维权带来巨大挑战,而且会影响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制约中国海洋强国建设.

(三)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危险来自南海争议,这种危险既与南海周边国家有关,也与域外国家有关.其中,东盟内南海海域权益诉求国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采取单边行动而引发的海上争端甚至是冲突,以及域外大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欧盟等介入甚至直接插手南海问题是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因素.

2009年以来,南海问题迅速升温,安全化进程加快.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2014年中菲在仁爱礁、中越在西沙群岛海域甚至发生海上冲突,越南国内也因南海争议发生暴力事件.2016年3月,越南国内就南海问题再次发生游行.菲律宾更是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单方面将南海问题提交仲裁庭仲裁,2016年7月仲裁庭不顾中国反对,宣布仲裁结果,激化了南海争端.在南海争端升级后,域外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不仅呼吁各声索国“冻结”南海现状,而且在南海海域举行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美国甚至多次派军舰、侦察机非法进入中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巡航、抵近侦察,直接插手南海问题,进一步激化争端.美国还于2016年5月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南海仲裁案发生后,美、日、澳三方甚至发表涉及南海局势的联合声明,继续煽动南海问题,企图进一步加剧南海地区本已紧张的局势.在域内外国家不良的互动作用下,南海问题“安全化”已成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四、“去安全化”: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解决路径

“去安全化”是一个与“安全化”相对的范畴,主要是指把问题由紧急事件模式或安全化状态转化为公共领域的普通问题来解决,即将问题排除于安全领域,回到公共领域,或在问题变成安全问题之前得到控制.奥利·维夫较早提出“去安全化”,并认为分析实际问题时“去安全化”比使问题安全化更有效.[27]普里扬卡·乌帕德亚雅(Priyankar Upadhyaya)认为“去安全化为受排挤和容易发生暴力事件的社会提供了万全之策”.[28]琳娜·汉森(Lene Hansen)深化了对“去安全化”的理解,认为“去安全化”是将问题从紧急模式移出到公共领域进行正常谈判的过程,并提出“去安全化”的4种运用模式:“通过稳定转化(Change through stabilisation)”模式,“替换理论(Replacement)”模式,“重新定位(Rearticulation)”模式,“沉默(Silencing)”模式.琳娜·汉森认为这4种模式是“去安全化”的理想类型,但她同时指出,在分析具体案例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其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式.[29]遗憾的是这4种模式没有明确提出使问题“去安全化”的具体路径,尽管如此,它们对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就中国-东盟南海问题而言,如何将南海问题从紧急模式转化为公共领域普通问题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即如何实现“去安全化”.为此,我们可以借鉴“重新定位”“稳定转化”“置换议程”3种模式分析南海问题“去安全化”路径.至于“沉默”模式,它在某一问题被安全化之前有一定的缓解事态升级的作用,而当某一问题已经被成功安全化后,“沉默”模式则不能实现“去安全化”的目标.对于已被安全化的南海问题,如何掌握话语权,积极发声,反而是问题“去安全化”的有效路径.

(一)“重新定位”:区分敌友,准确定位南海问题

安全行为体贯穿于某问题被安全化的全过程,而且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南海问题“安全化”过程中,中国、东盟是最重要的安全行为体,因而,在“去安全化”过程中,也要发挥中国和东盟的主体作用.“重新定位”模式是对存在的威胁、危险、不满,通过区分敌友、明确定位等方式积极提供政治解决方案的模式,中国和东盟要做的第一步便是明确彼此身份,正确定位南海问题.

首先,中国与东盟对彼此身份定位要准确,区分敌友.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机力量;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30]中国与东盟对彼此的身份定位对南海问题“去安全化”非常重要.东盟前任秘书长鲁道夫·塞韦里诺(Rodolfo C. Severino)认为,“无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什么变化,无论它们与美国、日本或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状态如何,对东盟而言,中国是,并且从一开始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关系.”[31]中国一直将东盟定位为好邻居好伙伴.朋友可以选择,邻居不能选择.中国与东盟是重要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安全关系,双方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共同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年来,建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贸易额从80亿美元增长到4722亿美元,增长近60倍.中国连续7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其次,中国-东盟要对南海问题定位达成共识,这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关键一步.中国虽然一直在强调南海问题是中国和部分东盟成员之间的双边问题,而不是中国和东盟整体之间的问题,但很显然这一点没有得到东盟的认可,东盟一直以南海问题“利益攸关者”身份参与南海问题处理.中国-东盟需要就南海定位问题进行一次或多次专门的会谈.中国对南海问题定位很明确,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让东盟在南海问题定位上与中国达成共识或保持同步.一方面,中国要让东盟意识到南海问题“安全化”给东盟、中国-东盟关系所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中国应当让东盟明白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争端直接当事方的双边协商谈判,东盟不具备解决南海问题的能力.东盟不能代替成员国行使主权国家的权力,东盟与中国签署的有关法律文件没有强制约束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未能得到有效落实证实了这一点,东盟的决议要靠成员国的自觉遵守才能落实.东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和其他争端方提供一个协商谈判的平台,而不是作为谈判者进行谈判.

(二)“稳定转化”:正确处理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域外国家不是南海争议的当事国,但在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促进作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和东盟的共同利益诉求,在南海问题“去安全化”过程中,中国-东盟应凝聚共识,从维护地区稳定大局出发,通过“稳定转化”方式,正确处理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稳定转化”模式主要是通过政治环境稳定的变化逐步实现“去安全化”.

首先,东盟应清醒地认识到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并不是为了东盟或争议当事国的利益,南海问题“安全化”导致的不利后果最终只能由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争议当事国承担.东盟要积极推动成员国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慎重对待南海地区联合军事演习,在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战略时要把握好“度”,通过政治环境的变化,逐步减少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其次,中国要与域外国家建立畅通的会晤机制,增加互信,减少猜忌,让域外国家认识到“南海航行自由”是安全的.中国不仅没有妨碍南海航行自由,而且还为南海航行自由保驾护航.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就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条件,为航行安全、海上搜救、环境保护、海洋科研等提供便利和服务的,这样能够减少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的借口.再次,中国-东盟与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在环境保护、海洋搜救、海洋科研等方面存有共同的合作议题,双方可以扩大在这些领域的广泛合作,进而改善地区政治环境,通过“稳定转化”路径逐步实现南海问题由安全议题向非安全议题转变.另外,特朗普已入驻白宫,他虽然狂妄自大,但他强调的是维护美国霸权,而不是扩张霸权,这为中国-东盟南海问题通过“稳定转化”实现“去安全化”带来新的契机.

(三)“置换议程”:弱化东盟对南海争议的关注度

在南海问题“安全化”过程中,东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削弱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是实现南海问题由安全议题向公共议题转化的重要步骤.结合“去安全化”的“替换理论”模式,利用其他议题即“置换议程”将所关注议题移除安全领域是弱化东盟对南海问题关注的有效路径.

第一,探索解决南海问题的新思路,选择对话议程.2014年中国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新思路——“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南海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双轨思路”是中国针对南海新形势对处理南海争议方式做出的务实调整.“双轨思路”一方面明确了南海问题是争议当事国之间的事情,此议程只能由直接当事国谈;另一方面界定了东盟在南海地区的职责范围,即与中国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暗示东盟不是南海争议当事方,东盟干预南海争议不利于问题解决,也不利于地区稳定,进而削弱东盟对南海争议的关注.

第二,抓住有利时机,积极“置换议程”,弱化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关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上台后推行一边倒的“亲美制华”政策,以中国为假想敌,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采取激进化措施,将南海问题推到风口浪尖,加速南海问题“安全化”.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调整了前任政府“亲美制华”的政策,有意“冻结”与美国的关系,他不仅在公开场合辱骂奥巴马,还暂停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要求美国撤走在菲律宾南部地区的军队,试图缓和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2016年10月18日,杜特尔特率团访问了第一个非东盟国家——中国,访华期间,中菲双方就搁置南海争议达成共识,而且在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积极合作,签署了13个双边合作文件,成功“置换”了中菲议题,将重点转向其他领域的合作.菲律宾新政府与中国通过双边对话协商解决南海问题,意在实现中菲南海问题软着陆,双方通过“置换议题”路径开启13个领域的合作,有利于降低南海问题热度,弱化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关注.

第三,通过“置换议题”,加强中国与东盟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转移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注意力.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年来,在非传统安全、经济、社会文化、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和地区事务等方面有广泛合作,取得较好成绩.中国-东盟应就这些领域的合作及存在的问题多沟通协商,转移东盟的关注点,推动南海问题由安全议题向普通公共议题转变.

(四)“话语引导”:发挥国际舆论正面效应

如前文所述,“沉默”模式不能使南海问题“去安全化”.掌握话语权,积极发声则在南海问题“去安全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过程中,中国要善于把握话语主动权,用中国声音,讲好南海故事,让世界尤其是东盟认识到南海问题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存在性威胁”,中国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同时积极引导国际舆论在南海的关注焦点,由聚焦南海争议转向南海合作,促进南海问题由复杂化向简单化、由国际化向区域化、由安全化向政治化逐步转变.

一方面,南海问题争议由暗向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要改变“救火式反应”,主动有为,积极发声,掌握话语主动权,优先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防止南海问题热化后域外国家借问题炒作南海争议,制造中国“大国”欺负周边“小国”的不利舆论,将争议控制在政治领域.另一方面,南海问题成为舆论焦点后,中国要善于引导舆论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利用、媒体、学者等各种渠道在涉及南海问题的舆论场所发声,表明中国在南海的利益和立场,说明南海问题不是“存在性威胁”,释放中国善意与和平解决争议的诚意,防止外界产生“中国面临重大挑战是中国将霸权扩展至南海的决定造成的”[32]误解和假象.最后,中国不仅要通过政治话语,还要通过法律话语,积极引导域外国家认同中国在南海的合理、合法行为,发挥话语在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中的积极作用.

五、结语

安全化理论强调安全行为体通过国际化、政治化等路径将公共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进行处理.南海问题安全化已成定局,而且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一个困局,“去安全化”则是这一困局的主要方法,“去安全化”与安全化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在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过程中,中国要做承担首要责任的启动行为体,以“双轨思路”为切入点,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动员东盟内部的柬埔寨、缅甸、老挝、新加坡、泰国等与中国没有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做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催化行为体,加快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使南海问题由安全议题向政治议题、由政治议题向普通公共议题转变.

但是,“去安全化”是一个比安全化更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的因素也比较多,这决定了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和东盟都在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努力,也在为新的、更具约束力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形成进行积极准备.尽管2016年6月东盟秘书处发表声明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表示关切,但很快就将声明撤回;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后,东盟没有进行整体表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东盟的共同努力下,南海问题将转化为中国-东盟之间公共领域中的普通议题之一,东盟将扮演更加友好的第三方为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提供协商谈判平台,而不是争端的谈判方,进而促进直接当事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南海问题.

注释:

[1]张洁、朱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南海因素》,《当代世界》2013年第8期,第52页.

[2]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6-227页.

[3]Rita Taureck, “Securitization theory and securitiz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1 (2006), pp. 54–55.

[4][5]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33、276页.

[6][8]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8-189页、第190-191页.

[7]《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9]刘阿明:《两面与行为调整——中国-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模式研究》,《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60-61页.

[10]赵国军:《论南海问题“东盟化”的发展——东盟政策演变与中国应对》,《国际展望》2013年第2期,第91页.

[11]KAI HE, “Facing the Challenges: ASEANs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nas Rise”, Issues & Studies, No. 3 (September 2014), p. 138.

[12][25][32]Yukinori Harada,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nd Sino-ASEAN relations: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and Possibility of Conflict Manage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3, No. 1 (2012), p. 19, p. 10, p. 10.

[13]《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14]聂文娟:《东盟如何在南海问题上“反领导”了中国?——一种弱者的实践策略分析》,《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99页.

[15]刘胜湘:《国家安全:理论、体制与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16]Aaron W. Steffens, Lieutenant Colonel, “Scramb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al Conflict and US Strateg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Fall 2013, p. 100.

[17]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3 (May/June 2005), p. 432.

[18][台湾]林正义:《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中国的回应及对台湾的影响》,《东吴政治学报》2016年第34卷第1期,第14-15页.

[19][22]Tiffany Ma, Michael Wills, “Raising the Stakes: The Interests of Non-claimant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sia Policy, No. 21 (January 2016), p. 4, p. 2.

[20]Jayadeva Ranade, “China,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mplications for India”,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7, No. 2 (April-June 2012), p. 169.

[21]Robert D. Kapla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Sep/Oct 2011, p. 76.

[23]邵建平、刘盈:《泰国对南海争端的态度:表现、成因、趋势和影响》,《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第62页.

[24]赵泽琳:《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弹性外交策略》,《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3期,第60页.

[26]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大国海权》,熊显华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27]Waever, O.,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5.

[28]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拉尔夫·埃莫斯、阿米塔夫·阿查亚:《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段青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29]Lene Hansen, “Reconstructing desecuritisation: the normative-political in the Copenhagen School and directions for how to apply i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2012), pp. 531-545.

[30]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

[31]鲁道夫·C. 塞韦里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王玉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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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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