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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内质演变和功能循环的政治体系分析》

本文是关于政治文化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内质和政治体系分析和演变相关开题报告范文。

王树亮

摘要：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虽分属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两个不同范畴,但二者之间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政治体系在孕育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文化时就塑造了政治文化的内质,政治体系自身的嬗变又决定了政治文化内质的演变规律,而政治文化内质的演变引发了其对政治体系支持与反对的功能循环,在此过程中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都朝着政治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可见,政治体系在政治文化的内质确立、内质演变及功能循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政治体系的视角深入探讨政治文化建设之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政治体系；政治文化；内质；演变；功能

基金项目：2013年度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网络政治文化与网络政治参与互动机制研究”（SKQNGG13010）；2015年度甘肃省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重点项目“网络舆论侵蚀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四位一体’协同应激体制研究”（XCSXZ201503）

中图分类号：G0；D0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7）01－0133－０6

政治文化作为20世纪政治学理论发展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不仅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畴,打破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传播学之间的学科壁垒,而且将研究的深度推进到社会微观层面,开辟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多有涉及.然而,对政治体系在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政治体系嬗变引发的政治文化的内质演变,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的功能变化,都有待进一步细致、深入地研究.为此,本文将依托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性关系模式,阐述政治文化内质的形成和演变规律及其功能的对应性变化,并立足于政治体系本身探讨政治文化的调适策略.

一、政治体系孕育政治文化及其内质属性

政治体系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而政治文化则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意识化产品,即政治体系是“实景”,政治文化是“影像”.政治体系的存在是孕育政治文化的前提,也是政治文化内质取向的根本决定因素,即政治体系决定政治文化的产生及其内质属性.政治文化的内质是指在民族、地域、年龄、性别、宗教、历史、社会阶层身份及现行政治体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特定政治文化所具有的性质、类型及功能等内在属性.虽然政治文化的产生及其内质属性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政治体系是决定性因素之一.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政治体系的“物质存在”是政治文化产生的先决条件.政治体系作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而生的相对独立部分,反过来又发挥着对社会发展的调控作用.政治体系与大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边界,并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随着政治体系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独立出来,其内部的组成部分包括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策、政治符号、政治承担者、政治知识及政治价值等也渐渐得以明晰,尤其是政治理念、政治思想及政治价值等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和知识化,这些政治体系的要素就成为社会主体孕育政治文化的认知对象.加之每一个政治体系对政治文化维护其自身存在的功能深信不疑,因而会极力把政治体系的要素,尤其是其主张的政治价值、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等加以社会化、大众化,这即成为孕育政治文化的动力之一.政治文化产生的另一动力,来源于政治体系对社会发展主导性作用的凸显和与社会各个领域关系的密切.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在从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存在成长为具有社会属性的“政治人”的过程中,人会主动或者被动地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的渠道,习得政治体系相关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会通过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逐步加深对政治体系的认知,逐渐增强政治参与的能力,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与此同时,社会个体也会在政治实践过程中,依据自身已有的政治价值标准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承担者及政策等方面展开政治评价,在此基础上产生政治意见和政治态度.随着某种性质的政治意识的不断积淀和强化,会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思维惯性,即主导政治行为的一种主观无意识.这种政治意识惯性经过个体向社会群体的横向聚合之后,逐步形成社会普遍持有的总体态度倾向,经过长期的积淀最终形成稳定的政治情感,即政治文化.可见,政治体系的存在是政治文化产生的前提,政治体系和人的政治化的双重需要是政治文化产生的动力,而社会个体主观世界演绎的“政治评价—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则是政治文化产生的微观心理过程.

政治体系不仅是政治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而且还决定着后者的性质.每一个政治体系都试图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方式竭力建构与其相匹配的政治文化,以解决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② 在前现代社会,政治体系建构政治文化的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体系下孕育的宗教政治文化,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世俗王权政治体系建构的贵族政治文化,亦或是我国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培育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臣民型政治文化,都充分体现了政治体系对政治文化的强大塑造力量,印证了政治文化取决于政治体系的立论.然而,随着现代化、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建立在现代交通和通信基础上的全球化、网络化的迅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及意见领袖等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力逐步增强,政治体系单向度地、决定性地塑造政治文化的功能被严重削弱,致使对政治文化性质的塑造超越了政治体系建构的能力范围.政治文化的发育向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即由社会公众政治心理被政治体系被动地塑造,转向社会公众积极主动地建构政治意识.政治文化内部的生态格局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打破了政治体系孕育“唯一”政治文化的一元化政治文化生态,形成了政治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从政治体系的效能、宗旨等方面审视,一个功能健全、绩效突出、结构合理,遵循公平正义平等政治价值,并服务于社会多数人的政治体系,必然会产生积极的支持型政治文化；而一个运行不畅、功能缺失、效率低下,服务于极少数人的政治体系,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将虚假的理论设计得非常巧妙,即使垄断全部的政治社会化渠道和资源,也难以掩盖其与社会“异化”的本质,更难以遏制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最后导致否定性政治文化的产生.所以,无论是政治体系自主建构的政治文化,还是社会自发形成的政治文化,都是政治体系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的结果.

政治文化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运行,而政治文化的类型则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属性.原始蒙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氏族政治体系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共同催生了村落型政治文化；中世纪神权政治体系下产生的只能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政治文化,而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世俗政治文化才得以产生,由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系造就了等级森严的臣民型政治文化；而现代共和制政治体系则培育了理性参与型政治文化.对此,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这一政治文化奠基性专著中进行了详尽论述.③ 尽管政治文化的性质与类型深受传统政治思想、外来政治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政治体系才是其产生的“母本”,决定着产生或者不产生,以及产生何种类型、何种性质的政治文化.

二、政治体系决定着政治文化内质演变的规律

文化不是自变量.④ 政治体系不仅建构了政治文化,决定着它的性质与类型,而且还影响着它的内质演变.虽然每一种政治文化都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但从人类历史的跨度来审视,政治文化的兴衰与存废却是客观政治存在的写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先前政治文化的衰竭,又是什么力量催生了新的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的历史演变中,是否存在特定的规律性呢？为此,本文基于政治体系的角度,加以进一步的分析.

政治体系的确立必然会塑造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伴随着政治体系的更迭,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现政治体系弊端的积累与凸显,社会大系统内的结构分层愈加明显,处于底层的阶层便会滋生对现政治体系的不满.如果政治体系不加以及时的调适以缓和社会矛盾,当这种不满积累到临界点时,便会以突发事件为导火索爆发出来,形成非正常的政治参与,甚至采用起义或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治体系而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发起政治变革的力量为了唤醒、动员压迫下的广大社会群体和团结、凝聚变革的力量,必然会诋毁、瓦解现政治体系倡导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理念,从而解构社会民众在该政治体系下形成的政治态度与情感,从观念层面上发起对现政治体系的攻击.与此同时,该社会群体还会积极宣扬一套迎合社会需要的新政治价值,将应然的、符合社会需求的政治价值推而广之,在解构现存政治文化的同时重构与未来新政治体系吻合的政治文化.当然,新政治文化的最终形成还依赖于新政治体系的确立,后者是必要的制度保障.

在新的政治体系建立过程中以及在建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该政治体系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与社会之间的融合程度,借助多种渠道将主导该政治体系的社会阶层在早期宣扬的政治价值观念继续加以社会化,并尽力满足社会民众在前政治体系下难以实现的物质需求,使得积极的政治文化得以建立.但是新政治体系运行暴露的问题及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所导致的绩效不佳等原因,又会导致早期建构的政治文化开始出现异质性发展趋向.首先,新政治体系完全建立之后由于外部威胁的消亡而变得日趋保守与封闭⑤,主导该体系的社会阶层将会排斥其他阶层,以维护本群体的利益,从而导致其他群体不满.其次,政治体系会通过法律、法规等强制手段与社会逐利,使得该政治体系与社会的边界再一次明晰,并不断强化对社会的管理甚至侵蚀私人领域,从而引发社会的不满与质疑.再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新政治体系难以摆脱前政治体系的困境,一方面是政治体系运行成本的增加与社会财富增长缓慢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有限财富在社会与政治体系之间分配的失衡.经济发展缓慢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扩大,降低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最后,社会民众对新政治体系过高的期望与需求的马斯洛增长效应,致使他们逐渐发现该政治体系早期倡导的政治价值与现实相去甚远.上述多重原因致使社会对该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价值产生质疑,从内心深处动摇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可与支持.

随着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边界的明晰与张力的拉大,政治文化的内质取向愈加偏离早期的特质,与政治体系之间的鸿沟也愈加明显.于是,政治体系便会从意识形态入手,通过国民教育、传媒资讯等渠道加强对政治文化的调适与塑造,甚至不惜采用政治强制手段.物质决定意识,然而政治体系却本末倒置,习惯采用意识对意识的塑造,以该体系主导的意识来调适社会民众的政治文化,而对政治体系这一社会存在却调整不足,致使难以扭转政治文化的反向发展态势.

肯定性向否定性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政治体系还是会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措施强化早期在社会中建立的政治文化,正是在其强力干预下出现了冷漠型政治文化.政治体系缺陷的凸显与其强力意识灌输的干预,使得社会难以向该体系内部输入,堵塞了内外沟通的渠道.普通社会成员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现难以影响该体系,加之出于安身立命、自我保全的考虑,多会理性地处理与该体系的关系,但主动性极大地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消极的应付性心态.长此以往,社会民众会产生见怪不怪、漠不关心的心理,进而产生冷漠型政治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冷漠型政治文化的产生说明社会与政治体系还存在一定的利益重合,政治体系没有完全异化成独立于社会并与社会对立的存在.而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因其内部结构的碎片化而导致各类性质的政治亚文化可能同时共存,致使在不同时期该体系之中都可能存在与政治体系呈正相关、反相关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亚文化.并且,在常态社会中,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之间极正、极反两种关系都不大可能,往往以二者兼有为主,这就造就了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的政治文化.

否定性政治文化一般产生在一个政治体系的后期.其原因主要有：其一,政治体系自身建设的滞后与运行中暴露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出现恶化的趋势；其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与政治体系对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差距长期存在,甚至出现逐步拉大的迹象；其三,社会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沟通不畅,表达渠道、沟通机制缺失等.这些原因,共同催生了否定性的政治文化.如果否定性的政治文化长期得不到调适,将可能导致下一轮的政治体系更迭与政治文化演变.可见,政治体系是导致政治文化性质改变的主要推手.

政治文化不是永恒的,“它是政治系统借以适应其环境的一个柔性系统,如果政治系统发生了改变……政治文化终究要变.”⑥ 政治文化的演变经历了酝酿（Gestation）、确立（Establish）到解构（Deconstruction）再到重塑（Restructure）的四段式循环过程（即G-E-D-R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文化的性质、功能都相应地发生着对应性演变,并且呈现出规律性、循环性和周期性等特征.政治文化的演变不仅很大程度受到政治体系的影响,而且反过来也对应性地影响着政治体系.

三、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功能循环的基本图景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⑦.政治体系决定着政治文化的产生、性质及类型,反过来政治文化也对政治体系的建立、运行、稳定及消亡等阶段发挥着潜在的深层次的影响.每一个政治体系得以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建立与保持常态运行的内在支撑力.正如德国制度论者柏伊姆和D·斯特恩贝格所认为的,“政治文化是‘活的规章制度’,它们的功能与有形的规章制度一样有效”⑧,都能对政治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政治文化的这一功能又取决于其自身的类型和性质,即政治文化的类型与政治体系匹配与否,决定着政治文化的支持与反对等功能；而政治文化的积极、消极和否定等性质,则分别会产生支持、质疑和反对等功能.相比之下,由政治文化性质产生的对政治体系的功能更加具有规律性.

在政治体系建立的初期,该体系建构的政治文化对其具有积极的支持与维护功能.新政治体系得以建立,“就要有一种建立于对该系统更为普遍的依恋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仰……而成功的政治文化恰恰具备这种稳定的信仰.”⑨ 这一政治文化基础不是天然存在的,是该体系在上升过程中针对前政治体系的缺陷和本政治体系的政治追求而建构的,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的普遍心理需求又彰显了变革现行政治体系力量的政治追求.在显性的政治体系的嬗变过程中首先发生变化的是隐性的政治文化的内容、性质和功能,前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文化性质由肯定到否定的变迁,引发了其支持功能的削弱和反对作用的上升；而后政治体系所提倡的政治利益和政治价值则逐步被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随之孕育了对其肯定、支持的政治文化功能.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承认新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对该体系的结构、过程、政策及构成人员持高度的认同,表现出对该体系支持、赞成的态度和忠诚、依赖的情感,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之间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对政治体系而言,这种政治文化既是其获得权威与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保持稳定、高效运行及持久存在的保证.可见,“政治文化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⑩

然而,在政治体系运行的中期阶段,政治文化内质的演变将会对其产生消极的作用.相较于前政治体系,新政治体系建立之后所能提供的资源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而社会急切的需求又刻不容缓,二者之间的矛盾会诱发社会对该体系的质疑.加之政治体系扩容、政治成本增加、政治效能不佳及政治体系僵化等原因,共同导致了政治文化内质的演变,而这一变化的直接发力对象是现行的政治体系.在该阶段,现行政治体系缔造的政治文化的肯定性质、支持功能逐渐开始动摇,怀疑的成分不断增加,与政治体系高度吻合的政治文化开始出现松动,致使政治体系输出的产品难以被社会接受,体系的运行出现阻滞,成本增加、权威下降.如果政治体系未能及时洞察到这种社会政治心理,消除自身状况和其它因素对政治文化的这种影响,那么政治文化的内质将会进一步恶化,扩大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张力,其自身的消极作用也将与日俱增.在此过程中,政治文化渐渐与政治体系背离,而背离了的政治文化又施压于政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后者的问题更加突出.如此反复,政治体系将会陷入自身恶化—政治文化异化—自身恶化加剧—政治文化严重背离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二者的对立.

在政治体系的后期,完全异化了的政治文化将对政治体系的运行与存在发挥抗拒与颠覆的作用.亨廷顿认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和谐关系受到侵蚀或瓦解时,就会出现政治变革.” 在一个政治体系接近崩溃边缘的后期,长期积累的问题与矛盾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社会公众对该政治体系已经失去信心,渴望通过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以解决现行政治体系难以化解的问题.实质上,完全异化了的政治文化已经不再是现行政治体系的文化基础,而是与即将确立的新政治体系相匹配的新政治文化的“前身”.一旦新政治文化成为社会大众的共识,要求变革的社会阶层就会利用异化了的政治文化,在攻击现行政治体系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建构新的政治文化,使现行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完全对立,为实现政治体系的彻底变革打牢社会心理基础.

政治体系从确立到消亡再到另一个政治体系的建立,与之对应的政治文化的功能经历了支持、反对到再支持的基本轨迹,并且呈现出一定的功能循环.但是,政治文化功能的这种循环,不是周而复始、原地踏步的演变轨迹,而是上升的路径图景.因为,政治文化“支持—反对—再支持—再反对……”的轨迹确实是功能的循环,但却掩盖了政治体系更迭、政治文化更新和政治不断发展的事实.在政治文化功能循环的过程中,政治制度化的倾向日益明显,政治化的道路逐渐明晰,政治文明化的程度逐步提高,政治价值追求社会化的取向更加明确,使得人类政治生活逐步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可见,“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特征必然会影响该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 政治文化的功能在其性质演变的过程中,相应地经历了对政治体系的“支持—质疑—反对—再支持”的循环功能,这种循环推进了政治体系的化进程,促进了公民政治文化的发育,实现了政治的发展.对此,通过人类历史不同时期政权更迭、朝代兴亡的客观事实都能够加以验证.那么,政治体系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将是政治文化能否摆脱内质演变与功能循环的关键,也是每一个政治体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初衷和目的所在.

四、政治体系建设是政治文化调适的根本

政治体系从建立到完善,从问题的凸显到完全异化,再到打破与重建,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导致了政治文化的性质的“肯定—冷漠—否定—再肯定”演变,进而引发了政治文化功能的“支持—质疑—反对—再支持”的循环.可以说,政治体系既是诱发政治文化内质演变的直接动因,同时又是后者直接发力的对象；而政治文化不仅是政治体系运行状况的“晴雨表”,而且还是政治体系能否得以实现长期稳定的潜在影响因素.一个政治体系要想超脱兴亡存废的循环定律,就必须密切关注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消除诱发对政治体系质疑、否定的政治因素,及时引导、调适社会公众的政治心理发展方向.但是,若要实现对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把控,就必须立足于政治体系本身,加强政治体系自身的建设,提高政治体系的功效,不断推进政治理论的创新,这才是赢得民众认可与支持的根本所在.

首先,加强政治体系自身建设是塑造积极型政治文化的根本.对此,应从四方面着手：一是政治结构的合理化建构.政治结构决定着政治功能,合理的政治结构不仅是权力配置的优化组合,而且还是保证权力良性运行的制度性架构.科学的政治结构,既能约束政治体系内部的运行,提高政治效能,还能创设政治体系的内外沟通机制,以期缩减张力、消除隔阂.二是政治过程的化建设.政治过程的化建设是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的保障,社会与政治体系不应该是彼此分离、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而应是职责范围明确、良性互动的相融态势.因此,政治体系应该提供社会民众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安排,营造政治生活的场域与环境,这样才能吸纳社会的广泛参与,接受社会的监督,消除误解与猜疑.三是政策的优化设计.政策的公平正义是所有现代政治体系都应秉承的基本政治价值,也是赢得社会认同的关键.政策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优良的政策无疑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遵守,而侵害社会利益的政策则会被社会诟病,并会消损整个政治体系的权威.四是政治承担者综合素质的提升.提高政治体系成员的综合素质,强化队伍建设,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政治承担者的违法犯罪活动,不仅有利于政治体系自身健康水平的提高,而且将直接影响政治文化的性质.从系统论的角度对政治体系内部各子系统的优化建设,形成“组合优势”,将为建设积极型政治文化夯实物质性基础.

其次,提高政治体系效能是建设积极型政治文化的关键.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一是决定政治体系产生的选举政治制度,二是政治体系对社会高效服务职能的发挥.随着现代化、后现代化社会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与繁杂,社会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领域要求政治体系担负相应的职能,这就不仅要求政治体系的结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对其功能的适时性、高效能等要求更是迫切.然而,政治体系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会不断设立新的职能机构和部门,招募更多的行政人员和投入更多的财力与物力,而那些失去社会需要的机构与部门却不会随着新职能部门的成立而被迅速撤除,致使现代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政治机构臃肿、运行成本高昂等问题.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便会增加社会税收,从而引发民众的不满.另外,在政治体系社会治理的效能与质量方面,高成本高产出、低成本低产出的成本与效益模式,很少引发社会的不满情绪,但是高投入低产出,行政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佳等,则极易触发社会对政治体系的质疑.因此,优化政治机构的设置、降低政治运行的成本、提高政治效能和服务水平,将会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与支持.

最后,政治理论创新是积极型政治文化建设的保障.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经产生也便是一种“社会存在”,所以,社会意识体系内部的不同社会意识也具有彼此影响的功能.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内部不同政治亚文化之间也存在相互碰撞、相互吸引等互动作用.事实上,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之中,这就要求政治体系输出的政治价值、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以及时解释变化了的政治客观存在,引导社会大众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政治体系虽是政治文化性质与功能演变的根本原因,但该体系如果理论创新不足,输出的政治观念与社会大众的政治期许之间存在差距,就无法打消社会对现行政治理论、政治价值的疑虑,就会导致公众失去对政治体系的信任.虽然政治体系秉承前期的政治价值理念并无可非议,但一成不变、缺乏创新的政治理论终究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导致政治体系输出的政治价值与观念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错位.从政治文化内质演变的过程来看,也正是政治体系的理论创新缺位,才导致社会政治文化的自发性变化而偏离政治体系的需要.因此,应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坚持科学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关注社会客观存在,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以引导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可见,政治体系是诱发政治文化内质演变和功能循环的重要外在动因之一,因此建构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就必须立足于政治体系本身.只有不断优化政治体系的结构以保证该体系向社会输出价值的最大化,推进政治过程的化以使社会民众逐步熟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科学化以满足社会的期许,提升政治承担者的综合素养以维护政治体系的价值追求,提高政治体系的效能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政治理论不断创新以回应社会民众的困惑与误解,才能对政治文化的内在属性进行及时的正态调适,进而强化其对政治体系的肯定与支持的功能,弱化其否定与反对的作用,这样才能打破政治体系不断更迭的历史之困.

五、结语

政治文化内质演变所呈现出的规律性、循环性,来自于产生它的“母体”——政治体系,是对后者“建立—兴盛—衰落—灭亡—重构”变化过程的社会心理反映.政治体系决定着政治文化的内容和性质,政治文化的性质又决定着政治文化的功能,而政治文化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政治体系的存亡,这一“链条式”的影响轨迹足以说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循环关系”.虽然政治文化的演变与政治体系的运行都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但主导因素还在政治体系内部.所以,加强政治体系建设将是调适政治文化内质属性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打破政治体系更迭、维护政治体系长期稳定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② 参见江炳伦：《政治文化研究导论》,台湾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11、20页.

③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9、434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17页.

⑤［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⑥ Ronald Inglehart, Political Culture Shift in Advan－

ces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

⑦《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⑧［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9页.

⑩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美］格林斯坦、波尔比斯：《政治学手册精选》,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8页.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3, p.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