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红色商人肖林和秘密金库》
该文是关于红色商人相关本科论文范文跟秘密金库和中共秘密金库和肖林类本科论文范文。
周恩来亲下秘密指令
肖林(1914-2003),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人,1939年秘密加入.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工作多年,深受卢作孚器重.1941年3月,奉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指示,肖林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时任处长钱之光紧握着他的手说：“小肖同志,你今天晚饭后不要走,周恩来同志要找我们谈话.”饭后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简短地与肖林寒暄了两句,便说：“我今天找你们俩来就是要商量一件事.之光同志可能知道,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这些经费从哪里来？不能依靠拨款和支援,还得要我们自己去开辟‘财路’.这就是我找你们商量的事情.”钱之光也说：“是啊,如今国民政府已停止拨给新四军一切军饷,给我们八路军的军饷现在也是名存实亡.还有,整个陪都通货膨胀加重,物价飞涨,没有经济支撑,谈何持久抗战？”
三人详细讨论了开展此项工作的方案及实施步骤.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重庆当然不能像在延安那样去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而要根据国统区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我们自己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但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是不能公开的,做生意嘛,就是要赚钱！”
此时,肖林有些疑虑地看着周恩来,周立刻看出他的心思：“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党需要多少钱,什么时候要？”肖林问道.
周恩来回答：“党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齐,决不能误事！”钱之光和肖林郑重地点点头.
最后,周恩来拍板定音：“该项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小肖同志专职经营.启动资金由之光同志确定,小肖同志脱离地方党组织关系.”
重庆,开办“恒源字号”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重庆江津县城内小西门鸣炮开业,肖林任经理,黄筱康、周祥贵做店员.同时在重庆市设分号,经理为李世明,店员有陈鸣皋、肖蓉；在宜昌三斗坪设办事处,由李天泽任经理.商行主要业务是从湖北购回土纱,在四川各地销售；从江津购食糖,在重庆销售.
恒源的经营方针是人员少、费用省、成本低、廉.三个店的经理也干店员的活,收购、包装、送货、联系、运输全是自己动手,一般运输业务委托重庆民生公司装船.店里早开门、晚关门,渐渐有了回头客,再加上诚信好,许多客户都愿意同恒源打交道.由于恒源的好声誉,尽管重庆中国植物油公司经理罗家选并不认识肖林,也特地到江津找他收购油菜籽业务.
“‘唯利是图’,见钱就赚.”经过大半年苦心经营,恒源的业务很快步入正轨,开始有盈余.一天,肖林接到李世明打来的电话,得知其“意外获得重庆市社会局几天后要对食糖加税和提价的可靠消息”.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便马上去茶楼找到几个经纪人大量收购食糖.肖林连续两天购进江津县内的食糖几十吨,又派黄筱康到内江采购了几十吨才罢手.很快,社会局通知来了,食糖的税率、果然都提高了.恒源所购食糖大部分运往重庆销售,一部分则交由本地零售商销售.自此,江津县商界对恒源更是刮目相看.
1944年,中国币制结构复杂,国民政府加大法币发行总量,通货膨胀加剧,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经费相当紧张.钱之光指示恒源要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为党筹措更多经费.肖林立刻想到重庆大生公司总经理张澎霖,张原是重庆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在上海期间,肖林于他有知遇之恩.肖向张提出合作事宜,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张爽快答应,还提出由肖接任自己的职务,自己只收取股份红利.肖林接任重庆大生公司总经理初期,药品生意不是很好,他便潜心琢磨应该如何打开药品销路.后来他让黄筱康去找几个挑夫,每天付工钱,规划好时间、路线,不断地将药箱挑来又挑走,以显示公司生意繁忙.如此“造势”一个星期后,药品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就连重庆观音岩的中山医院都来进货了,后来更是成了固定客户.
在肖林的精心经营之下,公司生财有道,很快便为我党提供大量经费.1941-1945年,肖林记不清钱之光派了多少人、取走多少钱,但他从来都没有误过一次事,不论党需要多少经费,均悉数提供.
上海,创办华益公司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继续开展各项工作.钱之光来到肖林家中,指示他去上海摸一下市场情况,选好阵地继续经营.
1946年5月,肖林乘船到上海考察市场,然后马不停蹄赶往南京去见周恩来、钱之光.周恩来微笑着表扬了他在重庆的工作,然后指示说：“小肖同志,现在中国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形势很紧张,我和之光同志研究,你还是继续从事该项工作,为我党筹措更多经费.但是南京不能做生意,要到上海去发展！”钱之光接着说：“这项工作原则不变,一定要赚钱,随要随时支付……还有,党现在还不能增加投资,只能把重庆的大部分资金转到上海后,逐步发展.至于重庆嘛,重庆设分号,由王敏卿（肖林夫人,地下党员）负责.”肖林坚定地回答：“请组织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5月18日,肖林将上海市浙江中路137弄l号选为新公司办公地点.这是一幢由外国人修建的五层洋房,同层是一家老牌的“珍珠泉”浴室,楼上有一家四川人开设的“富川商号”,还有间茶楼,每天都有经纪人来谈生意,人气也旺.肖林将新公司命名为“华益公司”,寓意是为中华民族利益而开办的公司.
1946年8月,华益公司正式营业.肖林先在上海采购各种工业品,如“414”毛巾、香皂、名牌牙膏、羊毛衫、被单、等,由重庆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市,自己的分号销售一些,还批发给附近的百货庄.由于重庆市场多年难见上海货,加之即使抗战胜利,交通仍不便,到货不多,因此谁家有货、谁家货先到,谁家就赚钱.华益的货物运输方便,又能及时运到,盈利颇为可观.
对此,钱之光指示说：“这个头开得还是好的.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扩大分支机构,抓紧配置相关资源,‘唯利是图’.同时,坚持严格党的纪律程序单线联系,不能与上海地下党联系.”他还说：“上海设有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你在上海可以去找刘恕,他是办事处的对外会计,约好了即可前往.”
肖林与刘恕取得联系,刘告诉他：“山东解放区目前缴获到手的有黄金、美元、法币.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同志讲：‘此地为弃物,彼地为宝物.’”党组织计划将山东解放区部分物资和金银、法币、美元统统运到上海,经处理后再购置必要物资运回山东.刘恕交代肖林：“你负责的任务是处理好这些黄金、美元、法币.”
一天,一艘装有黄金、法币、美元的货轮到达上海码头.为防止意外,黄金被塞进花生油桶内,到了上海才取出来.肖林将一部分法币转交刘恕,一部分存入银行,剩下的用于采购.美元暂存不用,待需要时再进行处理.而黄金则需要进行加工才能进入市场.当时,山东方面负责人梁凤鸣将黄金用手提包装好,一袋一袋地送到华益,并逐一交给肖林.其中大部分黄金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印有“烟台”字样,这样的“黄鱼”是无法在上海交易的.肖林通过经纪人尤敏生将“烟台”二字去掉,铸成10两一根的金条,这样方可上市.
1946年12月,一家名为“中兴公司”的商行在青岛开业.这是时任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在接收日伪财产时,将其中一部分资金据为己有而开设的贸易公司.商行经理王肇昌既是李弥前妻的表弟,又是肖林夫人王敏卿的哥哥.听说妹夫在上海开设公司,王肇昌便专程赶赴上海去见肖林夫妇.王肇昌提出“联手合作,牟取利润”,肖林夫妇欣然同意.
双方签订的文书规定,在对方所在地互设公司,各设一名经理,按投资比例分红.中兴公司利用关系以官价从上海中纺公司购得棉纱,由华益按市价销售.当时棉纱一路上扬,有30%-45%的利润,着实赚了不少.
当时李弥的儿子李云川、侄女李心崇多次驾驶军用吉普车到上海游玩,都和肖林夫妇住在一起.外出时,肖林也总是向有关人员介绍两人的身份,李云川则称肖林为姨父.这些都对华益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
香港,与联合行合作套汇
一次会面中,肖林向钱之光汇报了与中兴公司的合作情况.钱之光指示说：“你在上海发生重大变故时,可去找刘晓.刘晓现在是（）上海局书记,对外是关勒铭金笔厂的副总经理.我已经和他谈好了,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你只能和刘晓书记单线联系,见面要多注意方式方法.”肖林严肃回答：“知道了,请组织放心.”
1947年2月,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3月5日,为防万一,肖林在上海市九江路219号4楼租了几间房子,将华益公司迅速搬了过去.此时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山东方面的黄金、美元、法币停运.受战争时局影响,中兴也将总公司迁到上海,肖林便将办公地点让出,并在南京东路153号另找了房子.
不久,刘晓找到肖林说：“国民党军队现在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和延安,中财委指示我们,要坚持斗争,继续干下去.我有秘密电台,你可以和延安通电报,但要用暗语.”
肖林立即用纸条书写了汇报内容交给刘晓,并约定联络方式.分别后,刘晓以地下秘密联络方式告知肖林延安的复电：原有业务（即山东、重庆的来往）不要中断,对上海当地要支持.
1947年8月,肖林到香港与之前来港从事秘密工作的刘恕见面.刘将“联和行”经理杨廉安介绍给他,并商量合作事宜.杨廉安提议：“沪港两地存在多种货币,汇率往往大起大落.如果信息灵、分析准,赚的钱肯定可观.”肖林说：“我赞同这个看法,如果两地套买黄金,目标太大,在套汇问题上,只要解决通讯问题,就能不冒太大风险,而且能赚大钱.从上海货币市场看,行情主要受政治形势左右,沪港两家办个‘地下银行’互通信息、套取外汇,‘进出’都方便！”他还建议,两地利用邮政局的电报传递信息.为了防止泄密,保障套汇工作安全运行,刘恕和肖林在港“闭关”半月,精心编制了一套.
为做好沪港两地的“副业生产”,肖林每个月去港一次,会同刘恕、杨廉安分析总结套汇情况和国际币种的差异率,取得了较好业绩.
一天,刘晓找到肖林说：“我需要一大笔钱.”“多少？”刘晓说：“至少三亿.”肖林答道：“没问题,一定送到！”
事情的起因是：1948年1月底,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7500多名工人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举行罢工,工人们向厂方提出改善待遇、补发配给品、按生活物价发给年薪和补发扣押工资等7项条件.2月2日,国民政府出动1000多名军警、特务实行镇压,最终3名女工被杀害,40多人受重伤,200多人被捕.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成立“申九惨案后援会”,开展大规模声援活动.在各方努力下,国民政府被迫释放大批被捕工人.
之后,除“申九惨案后援会”捐了2000万法币以外,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捐出3.2亿元法币,对死难、受伤工人进行抚恤,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和家属的斗志.肖林提供的就是这3.2亿元法币.
1948年5月,钱之光在香港主持会议,参会人有刘恕、杨廉安、肖林.钱之光宣布将“联和行”更名为华润公司,由他任董事长,杨廉安任经理.华润、华益继续经营外汇业务,加紧筹措更多资金.
支援人士北上
1947年9月,钱之光受委托到大连组建“中华贸易总公司”并任董事长.那里是苏联军队的军管区,公司不能公开对外活动,主要是将黄金、美钞、土特产运往香港,再从香港采购医药、电讯器材等运回来.
1948年7月底,周恩来以名义致电香港局,要求尽力“邀请与欢迎港澳及南洋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人,接送人士进入解放区.
钱之光到港后,同刘恕、杨廉安、肖林碰头,说：“我们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时间不远了！……委托我到港,负责输送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一切生活费用,都要请你们送去.”
“这没有问题！”肖林说：“我们一定按上级指示办,什么时候要,要多少送多少！”
“不,这次任务艰巨,周恩来同志布置得很详细,叫你们送钱不但要送到,而且要送好……第一是保密；第二,按照规定的收款人对象、时间送到本人手中；第三,送的对象是熟人,也要当作不认识,不能问对方,不要互相介绍情况.总之,要保证自己和对方安全,确保万无一失.”钱之光说.
回上海的飞机上,肖林深感北上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重大意义,一到家便立刻向王敏卿传达了上级指示.只要是香港方面发来相关要求的电报,他们都严格按照规定,如数、及时将经费送去.
肖林在上海期间,生活困难党员的补助金、对人士的接济款、烈士家属的抚恤金,意外事故党员的医疗费、差旅费等,这些钱的支出多由其负责担供,具体金额没有经过统计,也没有明细账目.因为周恩来曾指示：“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不能公开.”在残酷的国统区,万一账目外泄,将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这些支出全凭—个地下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贞.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全国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借此大肆搜刮.为了防止意外,肖林决定暂时停止金钞与货物买卖,每天正常开门、关门,并注意观察.他发现,还是有许多有钱人为躲避国民党的搜刮,利用“地下通道”将美钞偷偷汇往海外.于是,他抓紧与香港联络,更加稳妥地为党赚取经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华益公司的流动资金全部调往香港华润公司,同时撤销驻外地机构,全部人员回到上海,妥善安排工作.肖林被分配到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
1982年,肖林作为十二大代表,在北京再次见到钱之光和刘恕.
钱之光高度评价肖林：“从恒源,再到华益,肖林同志不仅有一双挣钱的手,而且还有一只聚钱的斗！”刘恕也对肖林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华益除了为党提供经费外,结束时共上交黄金12万两,财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效益是好的,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摘自《纵横》陈少华）
红色商人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结束语，此文为适合不知如何写秘密金库和中共秘密金库和肖林方面的红色商人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红色商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