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被误读的人性之歌读严歌苓的新作《芳华》》
本文是关于严歌苓论文范文文献与严歌苓和歌读严歌苓和新作《芳华》类论文范文数据库。
从《少女小渔》起,严歌苓的艺术敏感就牢牢地盯住了一类女性形象的创造：包容各种凌辱,承受万般苦难,命运就像不间断的噩梦笼罩,人在梦中沉默着,发不出丝毫的喊叫与哭泣,但又无比坚韧,顽强地挣扎.她就像黑土地那样藏污纳垢,吞噬了无穷尽的垃圾、尸体、落叶以及动物的排泄物,消化了无穷尽的肮脏,却能够地脉畅通,孕育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量.有的评论家对严歌苓创造的女性形象,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地母.严歌苓笔底下创造出来一系列女性：小渔、扶桑、王葡萄、万红……在当代文学的人物艺术长廊里,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地母形象.
如果我们追溯文学史的渊源,严歌苓创造的形象有着鲜明的传承性,五四新文学史上的许地山和萧红作品里,都可以看到这类女性形象的先驱,但是严歌苓把这类形象的创造推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同时,这类形象在严歌苓的笔下又不断地变化着和发展着,慢慢地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女性系列.从王葡萄到护士万红,与以前的地母形象拉开了一点距离：不再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形象,而且展示了人性中最美丽的因素：甘于奉献.她们仍然是一个弱者,但是在她们虽然微不足道却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行为中,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德.新作《芳华》里的刘峰．也可以说,是男版的万红,但要比万红更加深刻地展现人性的本质力量.万红是从严歌苓创造的地母系列中派生出来的形象,看上去仅仅走出了一小步,有了一点距离,而刘峰的形象则是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颠覆了原来藏污纳垢的地母形象,刘峰的两只脚仍然是站在地母所依托的土地上,但是他的精神是向上生长的,贯通了天地之间的呼吸与交流,所以刘峰是自觉的,是精神的,是从人性的本真出发的.严歌苓通过这个形象谱写了一曲人性之歌,但她又是通过误读的叙事形式来表现这个形象隐含的人性高贵内核.这也是严歌苓小说的一个惯用的叙事手段.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刘峰所含有的人性的正能量,必须通过穿透那些误读的叙事外衣,还原人性的初原形态.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要看刘峰的典型性格里包含了哪些内容？小说叙事人萧穗子是刘峰的战友,同一个文工团的成员,她开门见山介绍说：刘峰有个外号叫“雷又锋”——又是一个雷锋.他出身贫苦,从梆子戏里翻筋斗的角色成长为部队文工团演员,但他不是业务上的尖子,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包揽各种杂务,心灵手巧,乐于助人,成为集体团队里不可缺少的粘合剂,因为他的存在,消解了日常生活中各种人为的、由人性小缺点而产生的矛盾.因此,在某种政治观念下,他就是一个学雷锋的先进典型.但是紧接着两个事件发生了：一件是当文工团其他男演员不愿意托举体味较重的女演员何小曼时,刘峰挺身而出,挽回了小曼当众受辱的面子：另一件是他疯着漂亮的女演员林丁丁,有一次失态触摸了女子身体,前功尽弃,被撵出文工团,从此改变了人生的命运.这两件事在叙事人穗子的讲叙语气里,没有丝毫嘲讽的意思.前一件事表明了他对于人性尊严的维护.而后一个所谓的“触摸事件”,其实是一种单向示爱的表达.反过来也说明了刘峰的先进性不是外贴上去的政治符号,恰恰是从本真的生命生发出来的,只有真正懂得爱、会爱的人,才能够高贵地为他人奉献出自己.
我在读刘峰故事时,不止一次联想到当年我研究巴金早期思想时,巴金最打动我的一个伦理概念：生命的开花.这是法国哲学家居友所说的.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像花一样,花的芬芳出于生命本能会自然地散发.巴金早期服膺于俄罗斯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克氏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起源,指出了人性的形成,来自于生物种族长期的进化.他从大量的生物种族变迁中获得了人性构成的基因：首先就是群居生活带来了种族的集体型和互助型的本能,人类只有互助才能生存,“爱”是互助的最高境界：其次是互助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化,逐渐形成了同情、帮助、牺牲等伦理概念,关键是原始正义的原则：其三,自我牺牲精神是人性诸类基因中最重要的元素,具体地说,生命意义需要分享,“开花”就是一次分享,人的思想、感觉、爱等等都是分享的元素,自我牺牲是分享的极端形式.这样,从互助产生了爱的本能,从同情等产生出原始正义行为,再从生命的分享产生自我牺牲精神,构成克鲁泡特金人性论的三部曲,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正能量.在克氏的伦理学体系里,人性的正能量构成了人类进步的能动性,也就是精神的力量.克氏人性论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所谓性善性恶的原始辩论,也远远超越了宗教所宣扬的神喻和戒律,它力图在科学的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正能量,让人自觉到人性正能量是自己与生俱在的生命本能,因而也是自己完全可以自觉掌握与实践的,不需要外界的灌输和提升.克氏的伦理学打破了私有制度建构起来的利己主义伦理学,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由此建构起人类英雄的想象模式.生命的开花,成为了一面英雄主义的旗帜.但是当严歌苓把这样一种伦理模式设置于1970年代以及往后30年的中国环境下加以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刘峰这样一个反英雄主义的小人物的悲剧形象.
正因为这种人性正能量体现了人类向善的普遍特征,所以它才可能被世世代代传承的哲学、宗教、伦理、文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演绎与传播.但是不管从什么角度,用什么形式,演绎和传播都是第二性的,与生命本能状态并非是一回事.更何况文字语言构成的演绎和传播总是会受到各个时代话语的影响,对于人性特征的表述注入不同的现实内涵.《芳华》的故事是从1970年始讲起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出于提升全国老百姓思想觉悟的政治需要,在道德修养上创造了一个极端的高度：白求恩、张思德、老愚公、雷锋,古今中外四大道德楷模,成为共产主义理想人格放之四海皆而准的样板.毫无问题,这些楷模（除了虚构的愚公外）都是最具有人性力量的人,在他们的生命本能里向善的伦理元素非常强大,助人为乐、甘于奉献、原始正义、自我牺牲等人性力量都发挥良好.但是任何人性正能量都是与人所具有的完整人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人性的感性力量而单独抽象出来,成为一些政治符号.一旦把人性的向善力量演绎成政治道德样板,那就会产生误读,使人性的本质向人性的演绎异化.刘峰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环境,这才会导致林丁丁对刘峰的示爱行为感到惊吓：“他怎么敢爱我？”请注意：这句话不能改为：“他怎么敢摸我？”因为“摸”可能含有动机不良的行为,“学雷锋标兵”自然有“敢不敢”的问题,而“爱”没有负面的意思,但即使这样一个美好的人性表达,在林丁丁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那个环境下也是被普遍认为不可思议的.这就成了人性异化的标志.因为“触摸事件”,刘峰从此脱离了“学雷锋标兵”的特殊年代的诠释,还原为普通人.从人性状态来看,刘峰作为一个高尚的人的本质没有改变,他可以结婚离婚,可以下海经商,可以盗版书籍,也可以与苟合,但是向善的人性没有改变,在每一步看似堕落的人生下降阶梯上,他仍然在向上、向善地努力,时时奉献着自己的残余生命.——小说里有大量的细节描述了这一点.
严歌苓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每一个故事在她的作品里都有一个被讲述的特殊形式.她在《芳华》中照例安排了一个故事叙述人：萧穗子,其身份是作家：萧穗子的身边还有两个不太靠谱的人物：郝淑雯与林丁丁,她们充当了副叙述人的角色.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虽然性格很不一样,但人生命运差不多,共同承担了另一种时代的话语符号：《芳华》的叙事结束时间是2015年底,标志事件是刘峰的死及其追悼会.这样,小说叙事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作家从2016年开始书写这个故事,她为叙述人设定的叙述语言,是当下社会的流行语言,一般地反映了当下的社会风气和世俗观念.这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话语系统,三个女人都经历了结婚离婚的风霜人生,以枯枝败叶的心态来回忆和议论芳华青春的当年,她们早已经看倦了当年的理想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当叙述者描绘1970年代的主流话语时,已经悄悄地拉开了距离,连带着由当年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样板.当资本进入市场,像八爪鱼一样无孔不入地在各个领域发挥影响的时候,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构成社会的主要推动力,人性向善的正能量就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甚至遮蔽.这三个女人都从一般市俗观念来回忆刘峰,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刘峰的高贵人格,她们叙述里对刘峰充满廉价同情,也充满了误读.严歌苓的叙事策略是,她采用了今天的一般人们所能够接受并理解的叙事状态,善意、轻松、不无调侃地扯出刘峰这个人,她有意为之的误读,也是当下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误读,她通过被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误读技巧,写出了一种非常高贵、但又不是神化的人性正能量.
但是作家本人是能够理解刘峰的,赞赏刘峰的,所以她终究不能彻底遮蔽了躲在叙事人背后的真实态度.于是,小说最后出现了一个真正爱着刘峰的女人沈老师（何小曼）,这一易名行为暗示了,现在的沈老师已经不是当年何小曼,当年何小曼也与其他女兵一样,并不能真正用生命来感受并融人刘峰的生命,但现在经历了生死劫难,她是能够真正理解刘峰的人性之美了.小说结尾部分几乎用重复的段落来描述他们两人的相知相爱,这绝不能够理解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似的关系,而是用小合唱似的形式来一起来赞美人性之歌.当然这个小合唱里,也留下来了作家严歌苓自己真正的声音.
2017年4月20日于鱼焦了斋
严歌苓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总结，此文为一篇关于经典严歌苓专业范文可作为严歌苓和歌读严歌苓和新作《芳华》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严歌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