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72: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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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拒绝的总统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由周恩来出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对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重视不言而喻.
唐龙彬说,尼克松夫妇房间的布置总理都要亲自过问.而在欢迎晚宴上,甚至播放的歌曲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冀朝铸回忆,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他专门挑选了几个歌曲,也让我参加挑选”.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 《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果然,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
尼克松显然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着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那么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唐龙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下来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使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访华前,基辛格等幕僚们为尼克松准备了厚厚的一撂背景材料,“尼克松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这可以从他到处在重要语句下面画线一事上看出来.像惯常那样,他把论据一一铭记在脑子里,等到和周恩来会谈时小心背出来应对,同时又力求造成出口成章的印象”.
但是当天晚上尼克松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这个麻烦跟中方无关—— 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傅立民拒绝上台翻译他的致辞.
傅立民当时是美国国务院里面的一名外交官, “那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关系很奇怪”,傅立民说,虽然国务院是主导外交工作的,但基辛格访华,国务院上到罗杰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员全部被蒙在鼓里.虽然傅立民后来也参与了为这次访问而准备的文章、备忘录等的起草工作,但是“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来”.
傅立民最终还是加入了访华代表团,他和其他官员乘坐的飞机,在尼克松专机前20分钟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来之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 （霍尔德里奇） 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我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先给我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的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他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我说没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急于要尼克松的讲话稿,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某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员将之翻译成“平行”,而傅立民却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他认为尼克松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如何翻译才能更好体现他们总统的原意,傅立民说,应该译为“殊途同归”.总理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夸他的汉语底子好.
“我坚持要书面稿的原因,是因我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的诗词.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说,那时“崇拜是中国的特点”,为了表示对中方的友好,对的重视,美方特地在讲话稿里加了句诗词.“诗词是不好翻的,我必须知道是哪一句,不然上台把的诗句翻错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总统方面还是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拒绝上台做翻译.
无奈之下,美方只好救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上台前,冀朝铸和唐闻生手里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紧张地猜那几句英文到底是的哪一首诗词里面的.后来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这样一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傅立民记得,那天晚宴,他很是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李先念副总理见我很不高兴的样子,就递给我一支烟来安慰我.”这是傅立民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几年前因为气管炎和“妻管严”而戒掉.而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味道很像英国烟的,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
事隔多年回想起来,傅立民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在欢迎晚宴上把的诗词乱翻一气,那才是个大错误！”在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傅立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事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他怕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记忆力也很好,也能过目不忘.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的.”傅立民幽默地说.
对于选票政治的政治家来说,对公众形象的在意,显然非同一般.章含之也曾回忆过一个有趣的细节,之前,她一直是为尼克松夫人做翻译.某一天,尼克松向中方人员委婉地提出要换一个女翻译,原因是站在他身边的冀朝铸身材太高大了.
（五） 打开窗口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处的马毓真,刚刚在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上完成了一次新闻预演,接踵而至的尼克松访华记者团则让他体会到真正的“实战”是什么样子. “黑格带人来打前站时,（新闻司） 陈楚司长和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谈新闻安排”.马毓真回忆,中美两国这么多年没有来往,他们对中国也不了解,一上来就提交了近400人的访华记者大名单.“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记者,我们的底牌也就是三四十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美国记者素来以尖酸刻薄、挖负面新闻而著称,对此,中方人员自然心存忌惮,时隔多年,马毓真回忆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嫌他人多,还是因为我们在接待上有很多具体困难.”70年代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更无从谈起.
两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不敢擅自拒绝,得罪他们,“他们为了这个事来回折腾了好长时间,说他们怎么也挡不住、怎么着也得来,两百多也算是最少数的了”.
报告打到周总理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总得报道怎么谈判,他们非得客观不可,他们怎么报道回去也比他们以前对中国的印象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资中筠由衷感慨总理的气度.
马毓真说,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八十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一百多,一共一百八十多人,由外交部新闻司和负责接待.
“房子怎么解决呢？当时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从1972年1月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那时候我们中国只有上海牌轿车,天津产一种透风的面包车,他们也都支持我们的工作.”马毓真不无感慨地说.
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还要组织接待人员.“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体委、友协等,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 原本属于友协的资中筠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组织的班子也快一百人了.”马毓真回忆.
而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马毓真回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期间,中国没有地面卫星站,那时候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也是下午了,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全是轮渡,他们连夜开着车,过三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 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总算把那次电视新闻采访给对付过去了.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这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当然得保证美国最快的时间看到啊！”马毓真回忆.美国方面提出：必须有地面卫星站,他们可以在首都机场附近建一个.但是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协议的背景下,把美国地面卫星站建到中国来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了解决办法.“周总理指示我们租他 （美方） 的地面卫星站,这样主权就算我们的了,然后再租给美国和世界记者们用—— 大家都不给钱,你不收我的钱,给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钱.”这样,美方将图纸给了中国,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要求,不到一个月就在机场附近修了一个卫星站.美方来了一架专机,装好设备,这样美国方面每天都能看到由中国传出的新闻画面,这个大问题总算迎刃而解.
在马毓真的印象中,一向以挑剔难对付闻名的美国记者,在中国却似乎收敛了许多,“他们大概内部也有交代,比较守规矩,挑剔性的问题不多,也没有提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在龚澎手下工作几十年的马毓真形容自己是“龚司长亲自培养出来的,她教我怎么对人、怎么对事”,而从干校被抽调回来参与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后,马毓真又亲眼目睹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处事方式.曾任驻英大使、驻香港联络员的马毓真家里非常简朴,房间里最明显的位置都摆放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我们已故的领导里,最重视新闻工作的、最懂得新闻重要性的就是总理.”
被分配在接待记者小组的资中筠,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资中筠说,“我主陪的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记者,都五六十岁了.当时比较有感触的是,她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女的,但是抢起镜头来毫不含糊.看见一个好镜头她们扛着摄影机就往上抢—— 那时候机器比现在重得多—— 各自占领制高点拍照,也没有什么女士优先之类的,女记者有时抢不过男的,就蹲到地上,连滚带爬的感觉.记得在杭州到一个桥底下,干冷的河水,他们就从桥底下过去了,抢镜头抢得特别厉害.”与此同时,那些美国安全人员也会很敬业地来驱赶他们,这一切,在那时的中国人眼里都是那么新鲜.
对于刚刚打开神秘面纱的中国,美国记者是非常好奇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中方也给外国记者安排了一些到工厂、学校、农村的采访.“那时的北京市可是做了大准备的了”,资中筠回忆,北京市好多街道都动员起来,只要居委会老大妈一声吆喝,家家户户打扫卫生,那些小胡同“干净得不得了”.可以理解的是,外国记者访问的家庭其实也是事先布置好的,“居委会派出所都去看过,踩好点”,那时候住房条件非常拥挤,家里人口多的,先挪出去几口人,一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事先有所训练的.
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有一位年纪已经不小的美国记者问资中筠：你们以前跟苏联老大哥关系那么好,后来跟苏联反目了,现在又跟美国来往了,那么以后会不会又会反目了？资中筠忘了自己是怎么“义正词严”地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后来她才知道那位记者竟然是抗战时期就在中国采访的 《时代》 周刊的著名记者白修德.资中筠说：“有一些人我们当时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么有名的记者,真是名记者云集！”
（六） 为了下一次相聚
2月23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有一场会谈.周恩来总理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握手之后,周恩来准备脱掉呢子大衣,而尼克松很自然地接了过去,为他脱掉大衣—— 当这个镜头传回美国国内时,也轰动一时.“美国政治家比较会利用这种场合”,当时在旁边的唐龙彬等中方工作人员也被感动了.尼克松的这一举动,当然很容易被理解为政治家的“秀”,可是从尼克松回忆录里对周恩来毫不掩饰的赞扬来看,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他发自真心之举.
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并不正常的1972年,周恩来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为中美之间隔绝几十载的坚冰,注入了一股暖流.
2月23号晚,北京开始下雪,雪很大,天气预报说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虽然25号是机动的,“但那时 《上海公报》 分歧还很大,还要留一天讨论”,留给尼克松的只有24号了,在此之间,中方接待人员都知道,尼克松夫妇“最看重的是长城”,眼看着雪越来越大,唐龙彬和大家一样,焦急不安.
当天晚上的活动安排是周总理陪尼克松去体育馆参观体育表演.唐龙彬注意到,周总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神色如常,只是在晚上9点半左右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地回来继续看演出.待表演结束,从首都体育馆出来时,唐龙彬透过车窗向外看,他惊奇地发现：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了,而路边堆着高高的雪堆.尼克松夫妇仍然按原计划向长城出发.那一天去长城的气氛格外热烈,尼克松告诉陪同的叶剑英,自己从此也是“好汉”了.美方许多工作人员爬到烽火台上照相,兴奋异常.唐龙彬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是出去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他听说这一天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60至80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到烽火台.尼克松对中国发生的一切觉得不可思议,他跟下面的官员说,在美国他根本不可能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群众.“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动员出了那么多人的？但我们那时候是家家户户有联络员,都是什么代表,都拿了扫把上街扫雪去了”,唐龙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过为了制造“友好气氛”,当时也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中国方面为美国记者安排的采访之一,是参观西单菜市场.“我们已经吩咐：要自然,他们还是不听,结果那天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他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一块变成了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新白大褂.”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 “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2月26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飞往杭州游览.中美两国首脑在杭州有一项活动,那就是下午3时到达西湖花港观鱼景区,共同观看尼克松总统送给中国人民的红杉树.双方说好分头行动,去花港公园会合.总理先于尼克松到达汇合地,却一直不见美国客人的踪影.几分钟后,终于看到了尼克松一行的身影,总理和尼克松见面后哈哈大笑,外电形容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游览花港观鱼时玩了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游戏.
27日一早,中美首脑一行飞赴上海.在上海,又发生了因房间紧张,把罗杰斯国务卿安排住在锦江饭店13层的事情.对这种触犯西方禁忌的做法,罗杰斯很不愉快.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也因此议论纷纷,借题发挥.在杭州,国务卿罗杰斯坚持要看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的 《上海公报》,结果他一挑挑出十几个毛病,坚持要修改,其实这也是罗杰斯借此发泄在对华关系中被尼克松绕开的不满,而如果国务卿不同意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深谙此道的周恩来亲自到罗杰斯驻地去拜访他.“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一个国家的总理到另一个国家部长的房间去跟他谈”,跟随周恩来为其做翻译的冀朝铸深深感慨总理的良苦用心.罗杰斯果然对中国总理的到来颇感意外,他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其实周恩来并未同罗杰斯谈什么实质性问题,被给足面子的罗杰斯再未从中作梗,《上海公报》 最终顺利签署.
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两国向新闻界公布了《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又被称为 《上海公报》.周总理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欢送宴会.在即席讲话的最后,尼克松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和夫人钱行,早在延安时期就与周恩来结识.这一次,周恩来亲自指定彭迪参加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接待.彭迪的“对手”是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彭迪回忆,“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对美国记者是否有审查,我答复,没有,除非有造谣和诽谤的行为.”另一方面,周恩来特别交代彭迪,要密切关注美国记者每天发的消息,“注意研究他们的舆情”.
在中美双方终于签好 《上海公报》 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周总理特地把彭迪叫去,当时只有总理一个人在.“他把最后签字的文件交给我,提醒我中美之间有时差,新华社发表时一定要注意时间,绝对要和美国同时发表.”周总理还让彭迪参加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如果有什么情况,你马上告诉我”.彭迪说,因为基辛格的记者会之后就是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宴会,他怕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他不掌握,会很被动.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难得地放松了一下.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总理：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21：2（21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 战胜了美国.总理先是笑了一下,然后问是哪个记者.钱行一一作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到北京.飞机上,总理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 “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着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彭迪说,周总理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将更陷尼克松于不利,总理的考虑真是太周到了！
甚至送给美国人的小礼物也是由周总理过问的.唐龙彬说,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中国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从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发现,他的行李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因为工作太紧张了,他们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就想把宾馆的中国糖果拿回去招待亲友.总理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十斤糖果.
2月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以此结束在北京的5天访问.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盒,连声赞叹： “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尼克松夫人不解地问：“送我什么？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尼克松带回去的又一件大礼,也成了中美两国友好的特殊纪念.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唐龙彬说,中方也知道美国人最想要的是大熊猫.“之前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 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唐龙彬回忆.但是中方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决定透露给美方,“那时候谈判还没开始,很多问题还没谈拢,我们也不能松口”,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谈妥了,总理在送别的宴会上,才揭开了这个谜底.
周恩来传递这一信息的方式不可谓不巧妙.唐龙彬回忆,帕特听说后,抑制不住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转过头对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我们服务员过来扶他起来,他自己爬起来又往外跑”,唐龙彬微笑着说,那次他也再一次认识到了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对那些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来说,此次中国之行收获的可不只是中美建交这条大新闻.
尼克松访华和 《上海公报》 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对此,《传（1949—1976）》 描述说：“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敞开了大门.1972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之年.2月14日,中国与墨西哥建交.随后,相继与阿根廷、毛里求斯、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尔加什、牙买加、乍得等建交.再加上此前与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已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三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3月13日,中国和英国互换大使,两国之间1954年建立的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 （马耳他已于该年1月与中国建交）.上述9国都是第二世界的成员,中国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刷新了1971年15国建交的纪录.
（选自《中美建交亲历记》/李菁 著/黄山书社/ 2015年12月版）
海洋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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