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书人王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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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爱读书,也爱荐书.他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以及对于“不想腐”的史鉴思考.
卸任北京市长之际推荐《大清相国》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领导,王岐山说过,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他的书单中,从不缺少历史类书籍.2007年底,王岐山辞去北京市长一职,即将调往工作.临别之际,他向同事们推荐了《大清相国》.当时,这部由王跃文创作的历史小说出版不久,正在热销,可以想见,王歧山的读书书单随时都在更新.
对某个文学形象的推崇,往往寄托着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荐书之时,王岐山刚刚卸下市长一职,即将出任主管金融、商贸等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离他成为中纪委书记,整肃官场,还很有些时日.时隔十年回头望去,从当初阅读陈廷敬已见其端倪：王岐山对不贪不腐能干事的干部、对清明的政治风气,推崇已久.
《大清相国》写了清朝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于官场上所做出的种种抉择.陈廷敬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末期——康熙一朝虽有盛世之名,也无法避免官场的种种积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流传甚广,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奢靡成风.在这种风气下,陈廷敬成了一股清流.他出身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巨富之家,如今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相府就是陈氏家族的祖宅；几十载政治生涯,他做过工、户、刑、吏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尽管如此,陈廷敬却能严于律己——家世显赫,一日只求三餐；浸淫官场,从未随波逐流.
若论自律,不论生活还是为官,身为山西天镇人的王岐山和山西老乡陈廷敬颇有几分相似.王岐山的老相识黄江南对他的简朴印象深刻：“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王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轻那会儿,他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1980 年,我去日本学习,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呢绒裤子,被他挤对了半天,说这裤子太时髦了,不穿.”此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王岐山已经结婚,岳父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岳父家只有几步路,但他从没在工作日到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而是排队在食堂打饭.这一吃食堂的习惯保持到数十年之后.王岐山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有记者在一次会议上亲耳听到他批评官场上的跑饭局.“有些干部一到饭点就不见人,跑去参加各种饭局,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自律者亦律人.30 多年前,王岐山有一次到河南出差,黄江南当时任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两人结伴到某县考察.在接待的饭桌上,一名当地干部看干部来了,头顶酒杯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按规矩,您要喝了这杯酒,否则我不能起来的.”王岐山当即说：“我不喝.”黄江南见气氛尴尬,解围说道：“我来喝.”王岐山一摆手：“你也不要喝,他愿意跪就跪着吧.”
这些早年经历让人联想到,王岐山主持中纪委工作后,很快出台八项规定,对干部作风做出了严格要求.人与历史,总是互相选择,互相成就的.当年陈廷敬也曾在国家逐渐富裕、社会奢靡之风盛行时提出过整顿礼仪制度的建议.
“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2012 年11 月30 日,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刚刚半个月,就与国内廉政、法治等领域的专家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大约持续了100 分钟,涉及的话题很广.讨论结束后,王岐山向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王岐山第二次公开推荐此书,上一次正是他从北京市政府离任时,连同《大清相国》一起推荐给同事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由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是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托克维尔自述写作目的时说：“我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经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既是研究,便注定不是一本通俗畅销读物,但这本书在知识界已久负盛名.在讲到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特权”是托克维尔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的政治权力后,仍然占据着高官显爵,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顽固地维护着封闭性的既得利益,加剧了社会不公.
有媒体分析王岐山之所以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因为“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中国自执政以来,一直保持着对“特权”的警惕.1956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权贵阶层.”同年,8岁的王岐山从青岛转学,来到了北京.1979 年,在向党内的高级干部讲话时,也提出了干部特殊化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那一年,31 岁的王岐山结束了在陕西的10 年岁月,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党内反对特权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王岐山都在北京,可以近距离感触当时的政治热度与政治决心.
30 多年后,2013 年1 月,提出“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意见很大”.此时,王岐山已是中纪委书记,反对特权的责任直接落在他的肩上.仅以用房、用车两项特权为例,当年底,中纪委网站发文宣布,要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办公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
2014 年,干部的超标住房成了各巡视组工作的重点,辽宁多占住房的几名省级干部完成腾退移交,住房超标较多的干部补交购房款.当年7 月,公车改革方案出炉,副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用车被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也被取消.不少厅局级干部因违规使用公车,或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而受处分.中纪委一名人士曾透露：“以前几十个文件管不好住房和用车,现在我们把一条条要求抓住不放,就管住了.”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提出一个现象：大革命并没有发生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恰恰相反,法国的这些现象相对较轻.他给出的理由是,桎梏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加无法忍受,废除了部分特权,“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按照托克维尔这一逻辑,更能理解这5 年高歌猛进的态势——坊间每一次出现“到上限了,足够了”的流言,都以更高级别的官员落马、更严厉制度的出台而终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被打破,纪委自除“灯下黑”,凡此种种,都是要把“残留的特权”挤压出去.（上）
（摘自《环球人物》李静涛文）
读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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