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民间文学泰斗贾芝的世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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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谷鸟诗人走向民间
贾芝原名贾植芝,1913年12月12日出生在山西省襄汾县南侯村,因时值冬日,故取乳名“冬来”.贾家在当地算是殷实人家,贾芝的祖父早年在北京大栅栏开估衣店,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父亲在家务农,为人忠厚,常常接济贫困人家；他的伯父办理洋务,见多识广.贾芝年幼时一度过继给伯父,因此伯父对他影响很大.
小时候,贾芝常跟伯父睡一个被窝,经常听伯父给他讲故事.伯父说,有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学问很大,他倡导革命,推翻富人当权,但结果是革命在他的国家没有成功,而在俄国成功了.伯父是在无意中讲的,但不知为何,马克思的名字一经伯父之口说出,他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他走上革命道路,与伯父无意间讲的故事密切相关.
贾芝7岁入私塾,16岁到太原成成中学读书.1932年,在伯父的资助下,他只身来到北平,考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读高中,三年后进人中法大学社会科学系.
在中法大学读书期间,贾芝狂热地迷上了法国印象派诗人的诗作,他与谭子豪、朱锡侯、周麟、沈毅等校园诗人结成“泉社”,写了大量反映青年人苦闷、哀怨和朦胧的爱情诗.1934年, “泉社”五位诗人合集出版了诗集《剪影集》,翌年,贾芝又单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水磨集》,收录诗作22首.他还走出中法大学校园,参加了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组织的学生诗社,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批诗作.大学期间,贾芝诗歌创作十分活跃,是北平小有名气的一位校园诗人.
在收获缪斯女神馈赠的同时,青年诗人贾芝也收获了爱情——他与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1911-1979)相恋了.
李星华16岁时随父亲一起被捕入狱,对社会的黑暗和当权者的凶残有切身的感受.父亲殉难后,她半工半读进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和大学部读书,利用给学院刻蜡板的机会,为地下党组织刻印传单.在校园里,贾芝与李星华相识了,他问她：“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她淡淡地回答：“我没有家.”沉默过后又坚定地说：“我就希望革命成功！”这一刻,贾芝为李星华的情感世界所感染,他决心与她一道投身革命,迎接革命的成功.
1935年12月,贾芝与李星华一起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们手拉着手,走在学生游行的队伍中,迎着手中的,毫不畏惧地走在北平的大街上.从此,两颗年轻的跳动的心与国家民族的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同心同向,同志同行,经受住了现实斗争的考验,第二年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此后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经历了战火烽烟和“”浩劫的考验,但始终心心相印,鹣鲽情深.贾芝虽没有见过岳父李大钊,但从心底里怀有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无比崇敬之情.新中国成立后,贾芝夫妇开始搜集李大钊的资料,访问了李大钊生前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在整理了大量文字记录的同时,还收集到许多历史照片、遗物和部分手迹.这些实物后来都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贾芝还亲自编选了《李大钊诗文选集》,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37年7月,准备翌年赴法国留学的贾芝趁暑期返山西老家探亲.不料恰在此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已无法返回北平,只得南下渡过黄河,借读于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校址在陕西省城固县）.
1938年,贾芝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先在“抗大”学习,后进入“鲁艺”从事翻译和创作,然后在延安中学、延安大学教书.他与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青年作家、艺术家一道,开始接受黄土地的洗礼,转向文艺为大众服务的道路.特别是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一场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兴起在陕甘高原的沟沟梁梁.贾芝走出安静的书斋,走向高原褶皱中的一个个山庄窝铺.他搜集了大量民歌、民间故事,还创作了几十首写工人、农民、战士的新诗,如《牺牲》《抗日骑兵队》《织羊毛毯的小零工》《春天来到陕甘宁边区的土地》等.他后来说,从那以后, “我彻底摒弃了在北平时的浪漫情怀与‘绅士’风度,完完全全成为一介草民,灰布棉袄外面系一根草绳,跌断腿的眼镜用线线套在耳朵上,唯一留下的一点痕迹,大概只有那窑洞墙上挂的一把意大利小提琴了.”
诗人艾青对贾芝早年创作的诗歌十分欣赏,称他为“播谷鸟诗人”,贾芝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只在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呕心沥血、飞鸣不已的“播谷鸟”.
23岁时,贾芝在“雨巷诗人”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杂志上发表了诗作《播谷鸟》,成为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我第一次听见它／布谷布谷的叫／叫了一声／又飞到哪儿去了？
25岁时,贾芝在延安望着陕北的沟沟茆茆,又写了一首《小播谷》：麦熟的五月／红石榴开了／我愉快的播谷鸟又唱了／夜里唱在林子里／早上又飞在田里了／它一直把喉咙唱破才走／牺牲和血是英雄的美丽呀！
34岁时,贾芝面对烽火硝烟中的故国,又吟出了《播谷鸟第三章》：忠实的鸟啊／在你凄苦而又愉快的声音里／我听见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和胜利！
直到80岁高龄时,贾芝仍然壮心不已,在《咏播谷鸟》中唱道：飞鸣不已醒大地／春来种子总萌发.
给“乡下老婆”争座位
在贾芝看来,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因之他形象地称之为“乡下老婆”.他晚年说过：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主要文艺活动就是为‘乡下老婆’争座位,为民间文学鼓与呼.我们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好,创办《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也好,就是为这个,而不是别的.”
为“乡下老婆”争座位的第一步是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49年7月,贾芝作为西北代表团成员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之后不久,被留在人民政府编审处,负责通俗文艺组.副部长周扬指示他参与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经过多方努力,1950年3月29日,民研会正式成立,郭沫若当选为首届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贾芝被聘为秘书组长,主持日常工作.他包揽了研究会几乎全部大小事务,刻图章,接待来访,回信,买房作会址,买文具,当会计,一小笔经费就放在他的口袋里.他的口袋成了民研会的钱柜.他约请专家、艺术家出刊物,编丛书,开展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干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之时,文艺界出现了不同声音.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冯雪峰主张取消民研会,他说：“已经有了中国文联,周扬同志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这不是成了第二文联了吗？”
冯雪峰在中国文艺界颇有影响力,一时间民研会是存是亡,成了文艺界热议的话题.贾芝急了,他四处奔波,两次上书,第二次上书被送到了副部长胡乔木的案头,胡乔木发话了：“既已成立,就不必取消了.”这才保住了民研会.后来,在贾芝的努力下,民研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中国文联（1987年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贾芝一头扎进中国民间文艺的浩瀚大海,筚路蓝缕,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除了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之外,1950年参与创办并主编《民间文艺集刊》,1955年参与创办《民间文学》月刊并任执行主编,1980年主持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1980年创办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并任首任社长,1981年参与创办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并任首任会长,1982年创办《民间文学论坛》季刊并任主编,1991年又兼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
上世纪50年代初,贾芝主持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其中《洪古尔》系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重要章节,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史诗作品,以事实推翻了“中国无史诗”的荒谬论点.
1958年,贾芝与何其芳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坚持了40余年,评审出版了20余个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
1958年,贾芝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长期工作实践总结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由发文全国执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1986年,贾芝远见卓识开海峡两岸交流之先河,在统战部的支持下邀请台湾学者访问大陆,经过8年的努力,1994年贾芝赴台湾讲学,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至今学术交流互访已绵延发展30余年.
贾芝担任时间最长的职务是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该研究会创办的1950年起,他历任秘书组长、秘书长、党组书记、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直至他离世,他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活的博物馆”.
年逾九旬后,贾芝总结自己的民间文艺生涯,说自己的一生就是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民间文学是民众的文学,我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就必须做到与民众对接,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自觉改造世界观,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要与之融为一体,完成心与心的交流.只有这样,我们采录的作品才能保持真实的原生态；只有这样,升华出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更具价值.”
1982年,贾芝提出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设想,得到的支持.民研会发动了数十万队伍,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工农群众中的搜集者、传承者和热心人,在全国进行地毯式的普查,历经数年,搜集原始资料逾40亿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方面最大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工程.
对于民间文学工作者来说,调查采录是第一位的,它既是为研究做准备,又是研究的一部分.贾芝抛开了书斋式的研究,实现了书斋与田野的对接.他的研究论文摆脱了学院派从书本到书本的局限性,每一篇都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一个或几个问题.民间文学是鲜活的文学,研究鲜活的文学就不能脱离它生长的土地和环境.一位来自基层的学者曾经对贾芝说：“你们是把我们那里游在水里活泼泼的鱼拿来晒成鱼干再研究.”贾芝被震撼了,他时时以此警示自己,一定要到田野中去,关起门来搞研究只能是自断生路.
上世纪十年代,贾芝每年都要安排大半年时间出行,大多是去边关小镇、偏僻山寨,中朝、中苏、中蒙、中缅边境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广西大瑶山的原始森林中,他们从滚木下山的滑坡上山,爬到山上又没了路,向导用板斧披荆斩棘,他们沿着危悬的崖畔,踩着厚厚的枯叶小心前行,去寻觅雪鸟的踪迹和雪鸟的故事,做了一次生态保护和人文保护的对接.在三江林溪乡一位侗族老歌手家中,十几户村民手提竹篮送来饭菜,席间一曲琵琶歌《哭总理》,唱得满座唏嘘.贾芝即席赋诗：“哀凄弦绝哭总理,歌不断头泪不干.听到悲歌我落泪,夜静潺潺会流泉.”在云南中缅边境傣族的竹楼上,他们又听到罕木信的歌： “远方的客人,你慢慢地嚼,慢慢地咽,欧文做的饭菜不香不甜,唱一支歌来补救.远方的客人,你来到瑞丽江畔；我的歌声不好听,让它留在饭桌上.”贾芝第一次在竹楼上过夜,听歌手的对歌,彻夜无眠.
直到年过九旬,贾芝还远赴广西宜州,考察刘三姐家乡；到江苏常熟,考察白茆山歌；到苏州吴县,考察民间工艺；到湖北宜都青村寺,考察谜语村；到河北赵县,考察“二月二”民俗节日.2013年,贾芝已是百岁寿翁,年迈不能出门,但家中来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带来全国各地的信息,书斋与田野的对话仍在继续着.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贾芝越来越感到中国民间文学应该走向世界,向全世界展现它的魅力,使之跻身世界文化之林.让“乡下老婆”登上世界文化舞台,成为贾芝这一代民间文艺家们的历史使命.于是,在年近七旬之时,贾芝开始频频走出国门,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学与世界对接的宏伟事业.
1979年,贾芝加入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1996年被该组织推选为荣誉会员）；1983年,他考察了芬兰、冰岛民俗博物馆；1985年,他率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团应邀赴芬兰参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在研讨会上,他以《史诗在中国》为题,详尽介绍了中国三十多个民族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以众多鲜活的作品事例,以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术界盛行的“中国无史诗”论调,会议授予他“卡勒瓦拉”银质奖,会后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接见了他.1986年,经过民研会的精心筹备,“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活动启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学界成功举办的第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进一步促进双方合作积累了经验,锻炼了民间文学队伍.1992年,贾芝在奥地利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第十次达标大会上提出了“在中国召开一次北京学术研讨会”的倡议,得到了大会的赞同,同时会议还作出了“今后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决议.
1996年4月22日至28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来自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15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通过35场大小研讨会,突破语言障碍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切磋,达到了弘扬各国民族文化,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促进友谊和平的目的,被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席、挪威学者雷蒙德教授称为“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被与会学者代表公认为是“世界民俗学研究整合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95年,贾芝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协组成的中国艺术家评委会主任委员,评选中国民间艺术大师.
贾芝1982年离休之后,先后到过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丹麦、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匈牙利、奥地利、印度、德国、法国等亚欧美十几个国家,每到一国,他都积极向该国民众介绍中国的民间文学,为中国民间文学走上世界舞台,加强各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付出了不懈努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抢救中国“三大史诗”
贾芝历来重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称“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在他的推动下,国务院和1979年9月批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设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贾芝任第一任所长）；他还倡导和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丛书》,丛书总字数达1200万字,各民族各自成卷,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的抢救发掘工程中,贾芝更是功不可没.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民间流传的一部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长达1600多万字,是当今世界最长的说唱史诗.它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结构宏伟,气势磅礴,从生成、基本定型到历代的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几乎全部原始内核,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早在18世纪,清代蒙古族学者松巴堪布·伊喜巴拉珠尔就对《格萨尔王传》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在国外,一些学者研究《格萨尔王传》也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国内的研究却明显滞后.新中国成立时,《格萨尔王传》仅限于古籍与抄本的发现和研究,全面的搜集和抢救还没有开始.1956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提出《格萨尔王传》等几部少数民族史诗搜集和整理问题的紧迫性,这一工作才得以提上议事日程.
贾芝亲历了《格萨尔王传》发掘整理的整个过程：从青海发现《格萨尔王传》百余种珍贵的木刻本、手抄本,到编印出版汉译本《格萨尔王传》最精彩的部分《霍岭大战》上卷,从他派专人赴青海协助和指导发掘抢救工作,到他本人亲自带队赴大漠,上高原,探访史诗说唱艺人,……在挖掘整理的过程中,贾芝对那些说唱艺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以卖唱和乞讨为生,四处流浪,到处演唱,正是他们的不懈坚持,才使《格萨尔王传》至今仍以鲜活的形态生生不息,活在中国的大地上.可以说,他们不仅是史诗的传播者、保护者,更是参加史诗集体创作的创作者.可惜的是,这些说唱艺人正在一个个地悄然老去,若不能及时抢救,就会酿成千古遗憾.有一位扎巴老人,能完整地说唱《格萨尔王传》,贾芝亲眼观看了他的说唱,见他吐字清亮,表情丰富多变,与故事和配乐琴声融为一体,简直可以称的上是《格萨尔王传》民间演唱艺人的范本.不料第一次见面不久,老人就不幸故去,“人亡歌息”,让贾芝抱憾不已.
贾芝说：“我们在有限的资料中,尽管整理出了1600余万字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实际上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远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这些民间艺人的神奇是无法的.《格萨尔王传》定本约有80部,85岁的艺人桑珠竟然能说唱63部；青海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会说唱148部；青海果洛艺人格日坚参可以书写120部.仅按书面记录的40万行史诗计算,也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几个著名的史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诗；印度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也只有10万颂,计20多万诗行.”
《江格尔》是流传于蒙古西部地区的说唱史诗,反映的是以江格尔为首的勇士们,用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不断战胜周围部落的入侵,建立了以奔巴为核心的美好家园的故事.《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著名的传记性史诗,通过玛纳斯之孙八代的活动和遭遇,叙述的是古代柯尔克孜族抗击侵略、争取自由的绝不屈服的顽强精神,渴望幸福生活的理想和美好愿望.贾芝不顾年高体衰,不遗余力,亲自参与指导《江格尔》和《玛纳斯》的抢救发掘整理工作,期间所付出的心力,难以尽述.在抢救发掘研究过程中,他多次沉痛地说：“三大史诗都在中国,我们工作的成果和得天独厚的条件相比远不匹配,如同‘敦煌在中国而敦煌研究在日本’的说法对我国美术工作者来说就像一把刀子扎心一样,三大史诗的研究首先在外国兴起,也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心上.我们要拔掉这把刀子,要在学术研究上赶超前人,赶超国外.”
年逾八旬后,贾芝书写了“生命不息,奉献不止”八个字,以此自勉.
2001年,88岁商龄的贾芝以一部《播谷集》荣获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最高荣誉奖.
2007年,94岁高龄的贾芝在获得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时,对记者说：“成就没有终身的,只有奉献才是终身的.”
2014年,贾芝的《拓荒半壁江山》荣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著作奖,他以101岁高龄成为该奖项最年长的获得者.当时,他的社会身份还有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资深荣誉委员,在这几个领域中,他也是最为年长者.
2016年1月14日,这位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民间文学泰斗历经多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之后,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贾芝耕耘一生,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了《贾芝集》《民间文学论集》《新园集》《播谷集》《贾芝诗选》《拓荒半壁江山》等著作,主编了《中国民间故事选》三集、《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学卷》《解放区文学书系（民间文学卷、说唱文学卷）》《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中国歌谣集成》（三十卷）等,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即在贾芝领导下工作学习.他曾这样评价贾芝：“贾芝先生不迷官场迷民间,不恋权力恋‘草根’,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间文化工作方向,并不断规划其宏伟的蓝图,一直守望着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他和他们那一代创业者给后人留下了人民文化的一个组织系统、一支雄劲队伍、一门新生学科、一种合理结构、一方广阔天地.他还在‘双肩挑’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式,以一己之牺牲成全了整个事业之繁荣,举一个人的心力参与推动了全民族的民间文艺、民间文化、民族文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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