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雌性的草地》》
该文是关于女性主义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叙事学和《雌性的草地》和女性主义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任媛媛
内容摘 要：严歌苓文本从女性视角解读时代背景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雌性的草地》作为其早期作品之一受到研究者青睐.本文拟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运用相关理论,从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两方面对《雌性的草地》进行解析,以此审视严歌苓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和女性意识的言说.
关键词：《雌性的草地》 叙述声音 叙述视角 女性主体意识
(一)引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严歌苓只有8岁,在她之后的作品中也提及了这段特殊的历史对幼小的她造成的影响.十年动乱对女性造成的政治强压和异化不可逆转,这也促使了严歌苓对于扭曲人性的丑恶现象有着更强烈的批判意识.之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文工团演员使得严歌苓有机会到偏远地区为部队演出,这期间的所见所闻为严歌苓的创作积攒了许多灵感.军旅生活也极大的影响了严歌苓的早期写作.《雌性的草地》描写的就是军旅生活中的女性,以及她们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畸形生存状态.通过对这部作品中被异化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时期对人性的压制,对女性造成伤痛的多样性与深刻性.作者独特的写作手法也表现出早期女性作者自我意识的苏醒,以及为女性权利的抗争.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由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合发展而成.女性主义叙事学采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政治性批评的特点,为女性作家在文本建构中自我言说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借鉴了经典叙事学中的理论框架,使其对文本的分析更加客观.本文拟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相关理论,从 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两方面对《雌性的草地》进行解析尝试.
(二)运用作者型叙述声音描绘女性形象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对三种叙述声音进行了梳理：作者型叙述声音（传统全知叙述）、个人型叙述声音（故事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和集体型叙述声音（如叙述者为“我们”）.“作者型叙述声音”指的是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受述者也往往是处于故事之外的读者大众.“个人型叙述声音”指的是故事的叙述者与主人公为同一人的第一人称叙事.“集体型叙述声音”是兰瑟对经典叙事学模式的丰富和发展.[1]这三种叙述模式都可根据受述者的结构位置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所谓“公开的”指的是叙述者对处于故事之外的叙述对象（即广大读者）讲故事, “私下的”叙述指的则是对故事内的某个人物进行叙述.
《雌性的草地》描写到一群在草原上成立牧马班的女知青们,即使草原上荒无人烟、与世隔绝,她们仍因为老首长的一句 “男娃女娃都一样,女娃也可以牧马”而聚集起来.这片茫茫的草原上生活的当地居民大都是男性,更没有成立过女子牧马班.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女子牧马班的生存更加艰难,不仅要躲避还要躲避不知何时会入侵的野兽,甚至也要提防着男人的出现.这群还在豆蔻年华的年轻女子因为严酷的自然环境压抑着自己生理上的女性意识,同时在男权世界的统治下她们也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
小说的女主人公小点儿是一个美丽且又淫邪的矛盾体.一方面,小点儿邪恶且不可饶恕,她靠出体博取生存之道,作家在她身上的形容词为“卑劣”和“丧尽廉耻”,她杀人、与“姑父”通奸并且间接导致了姑姑的死亡.之后藏匿于牧马班也耍花招笼络人心,勾引指导员叔叔.小点儿的一系列行为表面上违背着人伦道德,实际上却是源于人们本能的吸引.另一方面,作者也把小点儿描写成圣洁又美好的形象,这体现在她对骑兵营长的暗恋上.虽然小点儿从未对营长表白过自己的心意,也没有轻易对营长卖弄过自己的肉体,但却对营长投入了刻骨铭心的感情.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这段感情注定没有结局.而另一个特别的人物沈红霞更是成为了特殊时代的产物,革命理想和信仰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为此,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甚至失去了对自己的性别认知.牧马班成为她革命信念的现实产物,进而也成为她生活的全部.在对自己要求苛刻的同时,她崇高的信念也希望牧马班的其他女子都像她一样为革命任务而生存.即使畸形的生活对牧马班的女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沈红霞仍身体力行,用行动教育,用信念感化,最后使牧马班的女子都逐渐地被异化.一片荒凉草地上的牧马班女性也映射出了时代背景下女性群体的无助,在生存的基本要求都难以满足的同时,人们的性别观、价值观都被扼杀,女性被推入绝境直至被遗弃.这体现了在政治强压下,女性自我意识和时代存在尖锐的矛盾.
小说中没有将叙述主体“我”完全设定为小说的主人公,而是运用作者型叙述声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通过更加客观、冷静的目光书写小说人物的命运.但同时,严歌苓作为特殊时代下的女性作家,自身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会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创作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必然有政治、国家、民族等因素的烙印.严歌苓在小说情节的构造和人物的描写过程中传达着自身的创作意识和写作动机.对不同人物的出场、人物关系进行书写时张扬着浓厚的独立创作意识,最大限度的掌握着人物关系及人物命运,表达了女性作家强烈的自我言说的.甚至不受规约所控,与小说中人物进行对话交谈.在通过叙述主体“我”在故事情节中带有主观言说性的评价表达了其对女性自我意识和政治存在尖锐矛的批判.在那个社会秩序被颠簸、价值观被扭曲的时代里,政治运动对女性的压迫和漠视将女性身上最美好的特性都剥夺、扼杀,但女性作家仍然艰难地争取着女性的自主权利.
(三)多重叙述视角张扬女性言说
叙事视角是作家从特定的角度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是指作者叙述故事的独特着眼点,它体现出作者从何种角度去表现他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感悟.,叙事视角决不仅仅是个单纯的技巧问题,它对小说作品思想的深刻性以及艺术的优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叙事谋略.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经历,所以对同样的事件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文学作品的创作中通常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一般而言,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是比较常用的.不同人称叙述的选择作者情感的抒发有不同的作用,同时也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特别的体验.男性和女性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情感体验和看问题的角度都会有所差别,女性凭借特有的细腻角度也能够从不同侧面产生更多的感受.严歌苓作为新移民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以女性的角度审视社会问题,主动为女性争取“聚焦者”的地位.
在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运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女子牧马班的经历,但开篇便是与读者的直接对话,“假如说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别不信.正像有人说,草地日渐贫乏归咎母牲口,它们繁衍生养没个够,活活把草地给吃穷了,你可别信.“严歌苓作为故事的讲述着,开门见山,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种直接与故事之外的受述者进行对话的写作手法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掌控欲,文学作品中与读者的直接沟通也使受述者对故事的接纳度得以提升.正如娜塔丽·萨洛特所言,“今天的读者对亲生经历的（或者至少外表上令人信以为真）记叙文章比对小说更感兴趣,这是完全有道理的.用第一人称叙事,不仅能满足读者理所当然的好奇心,而且也可以解除作者难以避免的顾虑.除此之外,故事至少显得像亲身的经历,真实可靠,对读者既有说服力,同时可以消除他的疑虑”.除此之外,在故事进程中,严歌苓也不时地运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来发出“原本的我”的声音,这一女性主义叙事视角表现了作者自主掌控故事发展的能力和,人物的命运似乎也掌握在作者手中.第一人称“我”在与读者交流之外,甚至会时不时的出来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交谈,也会与读者分享自己作为旁观者对故事的看法和对人物的情感.例如作者在谈到小说中关于小点儿的一段隐情节时与朋友的争论,“一个朋友直言说‘不好,不真实.一个少女怎么能去参加杀人？’我说‘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全中国都在稀里糊涂的出人命.’”[4]（58）跳出故事情节与读者的交流不仅使作者的观点得以直接抒发,也间接地映射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况.作为女性作家之一,严歌苓在作品中通过冷静的“看”来描写故事中人物命运,表现了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自主性.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使得读者全方位的审视小说中女性群体的现状,作者跳出故事情节与读者的直接交谈更直观地表达作者情感,也反映出作者为特殊社会背景下女性的悲惨命运申诉的迫切情感.在描写小说人物的命运时都渗透着作家对时代背景下女性被压迫至失去特性的鞭笞和痛恨,以此唤醒人们对女性这一群体的重视.
(四)结语
严歌苓在作品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努力构建女性话语权威.一方面,在作者型叙述声音下对小说中各类人物进行特色描写,映射了时代背景下被异化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表现了女性作家在作品创作过程中言说的迫切.《雌性的草地》中的女性主义叙事体现了文学作品中女性自主意识的树立,为保障社会中女性的主体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陆美娟,彭文娟.《金锁记》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J].安徽文学,2008:4.
[2]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8.
[3]杨园园.海明威短篇小说叙事视角论[D].南昌大学2007:3.
[4]严歌苓. 雌性的草地[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1,58.
[5] 娜塔丽?萨洛特.怀疑的时代[M],《新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5,36.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作品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2014-2016）]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
女性主义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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