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人生又一座高峰：沈从文的讲解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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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曲折后,沈从文反而变得安静而自省,他对妻子张兆和说：“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沈从文刻苦地学习业务,大约过了两年,估计能力“合格了”,便主动申请去陈列室作讲解员,还常去故宫讲解.
待客平等,因人施“讲”
当讲解员很辛苦,据沈从文在1968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回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地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气温常在零下10度以下,而且“上面”还不许烤火.在工作了个小时后,天色渐暗,观众散去,沈从文又渴又累,还伴有一点气喘,常感觉胸部和腰部都仿佛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间歇时,他也站在午门城头看万家灯火,听远处杂乱的歌声和眼前太庙松柏林中黄鹂鸟的鸣叫,感觉自己孤独而陌生,不禁喃喃自问：“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下去？”
沈从文对待讲解工作认真而充满热忱,讲到动情处,他常会压低声线,不由赞叹：“美极啦！美极啦！”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电影、戏剧的工作人员,常需要用到古代服饰花纹、道具等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提出的各类问题,沈从文总是不厌其烦,尽可能满足.有时他甚至担心别人听不清湘西口音,讲完后又叫对方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
沈从文待客平等,他很会因人施“讲”——给政府高级干部们讲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含着治理国家等寓意；跟一般文化人,讲得深入浅出；跟普通工人,则说大白话.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一次,沈从文的多年好友萧乾陪外宾参观故宫,恰好碰上沈从文负责讲解,不免唏嘘：“……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一位西南的朋友来京开会,到陈列室找沈从文,看见他弯着腰,声音嘶哑地在讲解,不禁流下眼泪,久久不能平息.后来沈从文陪他到公园里喝茶,反过来安慰他很久,两人才分别.
同沈从文50年半师半友的萧离曾说,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旬的沈从文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萧离说,搞文物这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定倾囊相授.
有时在陈列室也会碰到尴尬事.1950年代中期,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早动身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原来是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事后馆里召开批评大会,指责沈从文无组织、无纪律：“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之下,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并解释吴晗曾当过他的学生.但对这件事,他的小姨子张允和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生产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沈从文本属于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等,但他却走出办公室,去当讲解员,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一位从农村、旧军队、底层走出来的人,对社会和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1974年,他给巴金信中曾提到当讲解员的经历：“我深深欢喜这个名分,因为学习的进展都和它分不开！”1976年,在回复许杰的信中说：“名分上虽为‘研究员’,事实上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沈从文认为,当讲解员是他“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可以与年轻人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
沈从文与美术、工艺美术的渊源,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他20岁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时,就曾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也情有独钟.及至来到历史博物馆,他的专业性研究更是拓展到陶瓷、漆器及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通过做讲解员,沈从文可以接触到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陶瓷、丝绸、雕刻、刻玉等各类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制作上的困难,从而“古为今用”,向他们提供资料和帮助,当好生产一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要为提高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的艺术质量服务,是沈从文的一贯主张.1952年第一批烧制、供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及驻外使馆招待国宾使用的“建国瓷”采用的两种图案“一青花,一豆彩”,就是沈从文提供的.1974年沈从文在给巴金信中说“这件事就值得纪念”,又说“事情太小”.改革开放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时到基层工艺美术工厂视察,他不断地问情况,提建议,给资料,交朋友,还曾带了两箱子旧绸缎,在南京、苏州、杭州之间辗转了四个多月.
因为声名在外,沈从文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找他咨询、解决难题的工厂技术员和老师傅.以至于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老两口还闹起了矛盾.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听了沈从文的讲解而对文物产生兴趣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位叫孙机.孙机1929年生于青岛,19岁来到北京,当过坦克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调职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上班.那段时间,恰巧沈从文常会到午门给游客义务讲解,孙机也跟着去听,时间长了,两人就熟悉起来,于是孙机提出要向沈从文拜师学艺.一天中午,他给沈从文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豆花（当时叫老豆腐）,沈从文指着碗里或聚或散的白点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孙机晚年回忆说：“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处想.”沈从文还让孙机读原田淑一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三本书,即著名的“原田三书”.受老师的影响,孙机改变了人生道路,日后也成为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
1953年夏,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访问团参观历史博物馆.一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随队走进文物展览大厅,铜镜展柜中摆放了几十面唐宋铜镜,可他对文物所知实在很少.一位50来岁、举止儒雅的工作人员笑着朝他走来,细致耐心地给他讲解,“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王序听得入了迷,也非常感动.
出于礼貌,王序一直没有问老先生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一次握手告别之际,他觉得这次非问不可了,便说：“这么多天你都陪着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我是沈从文”,一句话让王序顿时愣住了,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3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沈从文不时带着王序去听学术报告,请他到家里吃饭,渐渐地,他们成为了忘年交.以后王序只要到北京出差,都要去看望沈从文,向老师请教；王序返回朝鲜时,沈从文便送给他们团部一些书籍,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这次偶然相逢,竟改变了王序的命运.1958年王序复员回国,请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在沈从文的建议下,他最终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从文从此有了得力的研究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有了一位重要的传承人.沈从文对王序赞叹不已：“这个小朋友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1975年8月15日,沈从文偶然在过去杂乱的文稿里,发现1949年2月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当天他就将手稿郑重地交给王序,并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要把它收到我的全集里.”沈从文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提到要编自己的《全集》.另一次是1947年后,在1934年生活书店版的《边城》封面上的批语；而亲口嘱托他人的,唯有这一次.
1986年5月10日,沈从文突发心脏旧疾,病重不起,王序第一时间赶到,陪伴在恩师身边.据沈从文另一位助手王亚蓉回忆,沈从文在生命最后时刻,“静静地看着……王序,好像轻轻地有个笑意,慢慢合上了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而王序也受到沈从文亲属的最大信任,组织主持了恩师简朴庄重的告别仪式.
据沈从文回忆,在当讲解员期间,前后接待了“约卅万观众”,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曾这样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在漫长的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困苦、劫难和颠簸,却默默地,含辛茹苦地立起人生的又一座高峰.
（摘自《同舟共进》陈新）
沈从文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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