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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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约一个月,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等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组织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之前,1979年底,国家领导人接见年轻的经济科学研究者“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并听取汇报,有了第一次“老青对话”.这几位年轻人向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出现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国家领导人再次听取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关于研讨改革开放的一些意见,将其中科学合理的成分吸收进了党、国务院的重要决策思路中,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便是意义更大的第二次“老青对话”.
青年经济问题讨论
1978年,是一个风云激荡、令人激动的年份,当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可是“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极度影响的国民经济失调已到了崩盘的边缘.
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此期间站到了历史前台,他们满腔爱国热忱,密切关注现实问题,积极认真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并运用所学知识集思广益进行研究测算,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出现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为国家领导层制定改革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意见.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回忆起过去的岁月,黄江南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1978年,黄江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既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汇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永曦原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参加者.那一天,他们三五十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上千人,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中国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1979年,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要“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要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他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回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至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看到这份报告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领导人看了后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有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
黄江南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领导汇报时,黄江南将他们近年来研究讨论达成共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大胆的阐述,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向领导汇报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开来了.
民办官助、以文选人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一方面,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可是新的问题也遇到不少,如问题、国企问题、金融问题等,甚至还遭遇了一些大的挫折.接下来,怎么迎难而上、深化改革？领导层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探讨新的突破口,迫切需要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在广大科研界有不少来自不同系统、不同领域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思想解放、敢想敢说,竭智尽力报国的愿望屡现.譬如“九号院”（在京和国家部委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于相关部委的研究组织的中青年研究者,其中以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因其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而被称为“九号院”）,当时“九号院”的“掌门人”是杜润生,在他周围聚拢了一批有思想的中青年,像王岐山、周其仁等,他们致力于研究“三农”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成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研究的中枢智库.
以上两方面因素,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会议的酝酿,即“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最早是由朱嘉明、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的刘佑成、黄江南、《经济学周报》的张钢等讨论提出的.随后,1984年2月,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孙皓晖在浙江杭州进行了“最初商议”.1984年夏,朱嘉明、黄江南、张钢等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做学术交流时,向所里的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常修泽提到有意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的设想,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学者们听后都很高兴并表示支持.随后,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有关材料.
召开莫干山会议的酝酿、筹备工作自1983年冬至1984年8月31日,历时九个多月.这次特别的会议,很有特色,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和支持；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会必须得有主办单位.关键时刻,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担纲主办,发挥了关键作用.除《经济日报》外,《经济学周报》、人民广播电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媒体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参与作为联合主办单位.这就形成了后来说的“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此外,当时“九号院”的农研中心还为此专门拨出1万元作为对会议经费的支持,这称得上是“民办官助”的一个典型例子.
1984年6月12日,在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的主持下,《经济日报》发布了《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消息称：“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引人瞩目的是,这则消息明确表示：甄选标准为以文选人,且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真可谓“英雄不问出处”.这份唯才是举的“征文令”大有不拘一格、网罗天下英才的气势,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间传为
美谈.
比这火热的六月天还热火朝天的是,中国的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欢喜获知这篇特殊的“征文令”后,纷纷开动活跃的大脑,为改革开放路上的经济腾飞,洋洋洒洒提笔大胆陈述己见、建言献策……
从6月12日到8月15日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纷涌而至,平均每天收到20余篇.作者中既有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也有来自各条战线基层、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青年,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 体现了愿为改革贡献才智的强烈使命感.
为了保证会议按流程顺利进行,会议成立筹备工作组,组长张钢,副组长是国家体改委的徐景安、黄江南.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在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其中论文评审是重头戏.论文评审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王小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周其仁,副组长为朱嘉明、北京经济学院的卢迈、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鲁负责基本理论方面,周其仁负责农业经济方面,朱嘉明负责工业经济方面,卢迈负责财金商经方面,宋廷明和高粱负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后来随着来稿增加,阅稿队伍又有所扩大.
经过两个月认真的“以文选人”工作,截至8月中旬,参会代表名单尘埃落定.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正式代表共计124人.8月底,整个筹备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准备上山.曾参与1984年论文甄选工作的一名专家回忆道：“当年那群年轻人,不计任何报酬,纯粹出于对国家改革的一腔热血,迫切地建言献策.”
会议召开
万事俱备,就待东风了.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是当时全国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一次开创性事件.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莫干山会议”,青年才俊们在会上为国献策的爱国抱负和思想碰撞,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参加会议的除前述124位代表外,还有有关部委的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与会者中,浙江省方面的负责人包括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薛驹,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崔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等；在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有王岐山（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左芳（书记处研究室）、贾春峰（）、阎淮（中组部青干局）、李英汤（）等；此外,还有几位不在上述名单之列但实际上也曾参会并起了重要作用的,如孔丹（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秘书）、李湘鲁（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秘书）等.还专门成立了一个11人领导小组,由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包括《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和主编王瑞荪等.领导小组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会议讨论的组织和运转,成员主要包括会议的发起、组织等几位核心人物.张钢任秘书长,刘佑成、徐景安、黄江南任副秘书长,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鲁等为主要成员.
参会的124位中青年学者分别编入七个专题研讨小组：1.改革；2.企业体制；3.对外开放；4.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5.金融体制；6.农村经济；7.基础理论.全体会议的会场在浙江省莫干山市荫山街的大教堂,各小组会场分散在各个别墅住地.
9月3日上午,在荫山街大教堂举行会议开幕式.《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主持会议并致词.浙江省省长薛驹到会讲话,薛驹说：“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中青年学者在政治上、理论上已经成熟.”他接着简要介绍了浙江省两改（体制改革、技术改造）、两开（对内对外开放）的情况,以及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下午,国家体改委徐景安发言,类似会议的主题报告.他抛出一个供大会研讨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以国有企业自负盈亏为中心,以计划体制和体制改革为两翼（随着会议研讨的深入,后来会议重点转为以改革为中心的各方面配套改革）.当晚,在荫山街招待所开了一次领导小组和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传达了国务委员张劲夫在信托投资公司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主要是传达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一个讲话,其中指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富民兴邦.改革的必要性：农村、财政等.改革的复杂性：我们还要搞计划经济,但要搞活,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二者加起来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国营企业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所有权同经营权不能划等号.经济发展的部署：一是老企业技术改造,一是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和设备,手段是用技术换市场.此外抓先进的、优质的产品.”这个讲话最后强调说：“现在要采取一个主要的工作方法：两代人对话.”
9月4日至6日,各小组在住地进行专题研讨.改革组最热烈,几种不同观点辩论,发展到对外“挂牌”研讨.其间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作了精彩发言,阐述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供求关系决定；改革应该以放为主.他的发言引起会议普遍关注.6日,领导小组和召集人召开碰头会,交流各小组讨论成果.
9月8日上午,国务委员张劲夫在杭州汪庄二号楼接见部分与会人员.参加者有李湘鲁、孔丹、张钢、徐景安、华生、田源、周其仁、陈申申、刘渝、沈水根、刘佑成及天津一位代表.张劲夫先说：“国务院领近提出两代人对话,理论与实际对话,同地方对话.我们随便谈谈,交换看法.现在正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你们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进去.”接着,自由发言.田源、华生、周其仁等先后讲、粮食、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
张劲夫在田源等讲调整时插话说：请浙江同志研究一个问题,搞一个材料.为什么浙江的企业用协作煤,高,产品的效益还高呢？财政收入还改善了呢？放开后,肯定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因为我们的基础工业落后,生产资料不足.但上涨可以迫使企业节约材料,找代用品,江浙就是现实的例证.
自由发言结束后,张劲夫讲话说：1.听了汇报后,感到基本的精神是放,不要都挑在的肩上.问题和责任分散,大系统分解,但同时不要增加财政负担,要算算账.2.要研究改革同建设的关系.体制改革的主要困难是,目前基本建设的规模还是大.要搞改革不能火上添油,要釜底抽薪.改革怎样才不导致通货膨胀？如果搞等改革,要不要控制货币发行量？要考虑经济承受力.总之,体改的目标看准,步子走稳.3.城市体制改革,大事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怎样理解,怎样具体化？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承认商品生产就变成了自然经济.国务院领导人讲,我们是计划经济,但计划不等于指令性计划.现在要扩大指导性计划,缩小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市场经济是西方那种,我们讲的市场调节是狭义的,就是陈云同志讲的小商品.现在改革的方向不是搞广义的市场经济,而是扩大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也要运用价值规律.4.我想同研究世界经济的人接触一下.战后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转的,用什么办法减缓衰老？有些值得我们研究.例如,目前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现在真正在起作用.列宁当年很重视研究资本主义的东西,这种辩证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座谈会最后,徐景安等提出要帮助中青年研究问题.张劲夫让他们开一个名单,他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
9月10日,会议最后一天.上午在荫山街大礼堂开全体会议,由小组讨论中推举出的三位代表发言.第一位讲城市多功能问题,第二位讲国营企业自负盈亏问题,第三位周其仁讲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反响较大.周其仁说：不能用财政补贴来促进粮食生产,这不仅因为财政补不起,而且因为它不能促进由第一粮食向第二粮食转化.要靠产业结构变化,由购买力来引导粮食生产增长,办法是财政补贴同省切开,由省自主.建立粮食保险制度、粮价保护制度和统计制度.
当天下午闭幕大会总结评价说：此会开出了青年人的精神；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
9月10日是中秋节,当天会议安排了节庆聚餐,大家都表现得十分欢畅高兴.饭后,一些参会中青年学者相聚在住地放声高歌,欢声笑语和歌声响彻山谷.莫干山会议在一片欢庆气氛中结束.
影响与意义
这次历时八天的会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更为领导层的决策提供了一些重要依据.其成果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一方面,莫干山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实验.那时年轻人之所以提出改革思路,就是因为受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久了,就要冲破这层看不见的枷锁,更注重哪样是对的、有效的,而不是说教.另一方面,莫干山会议是很好的思想盛宴.据当时参会的张维迎回忆判定,当时参会的有很资深的国家领导干部,他当时不到25岁,也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平等,这是他觉得莫干山会议是非常好的思想盛宴的原因.二是莫干山会议研讨改革开放的一些意见,通过几个渠道传达到了最高层,吸收进了党、国务院的决策,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起到很大作用.在莫干山会议后期,经孔丹、李湘鲁联络安排,当时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在杭州直接与莫干山会议部分中青年学者座谈,听取了会议研讨的主要意见.会议结束后,至9月15日,写成了《改革的两种思路》《与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等八个专题研究咨询报告,报送张劲夫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同时,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也以他们的方式和渠道向上反映了会议情况.9月11日,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和省长薛驹让人通知刘佑成,邀请徐景安、王岐山等莫干山会议代表到浙江省府大楼常委会议室座谈,详细听取了七个专题组的研讨意见.正是这次会后,有了第二次“老青对话”.三是给优秀中青年学者提供了集中展示报国情怀和才华的机会,为国家选拔年轻干部提供了储备人才.浙江省省长薛驹在莫干山会议开幕式上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青年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成熟.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代表了当时老一辈党政领导的共识.莫干山会议是对中青年学者的一次集中检阅,从中涌现出的俊才引起从到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四是把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确立了青年是政策研究的主力军.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到,青年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很有针对性,很有研究价值.
莫干山会议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关键时期的一次“民办官助”的重要学术会议.莫干山会议形式很活泼,与会者都抱着为国献策的一腔热血.会场上,有青年挑战者,有观点冲突者,而莫干山会议的内涵建立在尊重、理解、包容和理性的基础上.莫干山会议体现出的“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自由争鸣”的精神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仍有着经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值得传承和发扬.
（编辑?黄艳）
作者：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党史文汇》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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