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国外社会主义与左翼现状和未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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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煜 孙豫宁／文
编者按：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创了人类社会“一球两制”的现实,推动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拉开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25年前,一场“平静的葬礼”将苏联埋葬.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两极对峙格局消失,“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时至今日,西方国家深陷多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遭到广泛批判和质疑.在中国领导下,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实践,并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上百年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矛盾斗争表明,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建党95周年大会上要求全党,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为此,从本期开始,本刊设置“两个主义研究”专栏,陆续刊发国内有关学者研究成果.专栏旨在从国际层面深入分析和思考两个主义的发展前景及两种制度的竞争走向,以期深化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仍未走出低潮 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深陷结构性危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声浪席卷全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活力彰显,极大鼓舞了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亮点.越南、老挝人民革命党、古巴等执政地位稳固,革新开放事业不同程度推进.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西方再度出现“马克思主义热”,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受到选民热捧.
但是在各种因素复杂作用下,除日本等少数政党力量有所发展外,多数社会主义及左翼政党没能抓住机遇,把批判资本主义的“声势”转化为提升政治地位、壮大自身力量的“胜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反资本主义思潮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领,正加快向民粹主义转化,进而助推了民粹政党的快速崛起,结果挤压了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生存空间.在传统右翼和民粹政党夹击下,多数、社会党阵营中的“中左派”以及发展中国家一些左翼政党,处境更加艰难.
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面I临“二次探底”风险
法国、希腊、葡萄牙等影响力在低位徘徊、议席萎缩,意大利重建共和人党以及德、英、美、加、澳等国游走在政治边缘,有的甚至无缘国家政治生活.印度(马克思主义)2011年失去在西孟加拉邦长达34年执政权,尼泊尔（毛主义）和尼泊尔（联合马列）矛盾不时激化.摩尔多瓦人党不断分裂,元气大伤,影响式微；乌克兰生存环境恶化,从第一大党沦为没有越过议会门槛的小党,直至被列为非法政党；俄罗斯联邦国会议席不断减少.智利、巴西因左翼政府而失去参政地位.
二、政策取向带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民族政党处境也不容乐观
在非洲,这部分力量相对稳定,但面临“颜色革命”压力.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阵线、纳米比亚人组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等.在拉美,高举“21世纪社会主义”大旗执政的左翼力量开始走下坡路.查韦斯主义在实践中遭遇挫折,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时隔16年后首次被反对派击败.厄瓜多尔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和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遭遇到不同程度困难,两国总统谋求连任受挫.右翼力量在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重掌政权.拉美左翼仅在中小国家执政,地区政治天平“左降右升”.
三、社会党中的左派力量和影响持续下滑,前景堪忧
其一,发达国家社会党在民粹政党强力冲击下,颓势明显.社会党虽仍在法国、瑞典等执政,但支持率持续走低.英、澳、日、丹麦、希腊等国曾一度或长期执政的社会党纷纷丢权,有的一蹶不振,沦为边缘小党.德国社民党乏善可陈,意大利党总理伦齐因修宪公投失败而辞职.
其二,前苏东地区社民党走弱.在前苏联地区,社会党力量薄弱,处境艰难.在中东欧地区,社会党一度占据16国半壁江山的局面不再,目前仅在阿尔巴尼亚、黑山、捷克、斯洛伐克等少数国家执政.
其三,发展中国家社义化的大党影响力不再.加入社会党国家的突尼斯宪政联盟、埃及民族党在“阿拉伯之春”中覆亡.印度国大党2014年大选得票率不足10%.
多边交流活跃但分歧矛盾仍错综复杂
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坚持通过全球与地区性机制开展多边交流,观察世界、宣示理念、协调政策.
一、全球性平台和机制
一是世界与工人党国际会议.该平台由希腊共、葡共等于1998年创建,囊括世界120多个成员党,是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其宗旨在于“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进步力量,反帝反资、建设社会主义”.历届会议主题均着眼于交流新形势下反帝反资经验、争取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权利、增强各国无产阶级团结合作等话题,并不定期发表联合文件,就“两个主义”及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等共同发声.、古共、越共、老挝人革党以及一批参政定期与会,视之为观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广泛联系各国的窗口.2016年10月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18届会议系世界与工人党国际会议首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数十个国家一百多名代表与会,会议发表了联合文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社会党国际.该机制源头可追溯至1864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和1923年在德国汉堡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二战时期社会党国际曾一度瓦解,战后在英国工党、美国劳工联合会等倡议下重新活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向广大亚非拉地区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社会党纷纷上台执政的“粉红色欧洲”时期得到进一步扩张.作为社会党多边合作的全球性组织,该平台目前拥有160多个成员党和4000多万党员,其宗旨是“加强成员党之间的联系,通过协商一致方式求得政治态度的一致”.随着社会党国际不断扩员,印度国大党、南非非国大、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一批带有一定左翼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政党也相继加入.目前,社会党国际已召开24次大会,议题多着眼社会党自身和全球性问题并提出对策.如2003年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曾就“全球治理”问题系统阐释了社会党的应对之道,“全球治理”议题开始进入各国政治视野并成为全球性议题.该平台还下设专门的国际执行局,就某些重大国际事务呼吁和敦促国际社会采取相关行动.
二、地区性平台和机制
在拉美,巴西劳工党等48个左翼政党于20世纪90年起旨在“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声援,发挥左翼政党在反帝反资尤其是反新自由主义斗争中的作用”的圣保罗论坛,迄今已经举办22次大会,成员增至80多个.该论坛的成立和发展对近年拉美左翼的崛起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欧洲,2004年法共、奥共、意大利重建共、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德国左翼党（当时叫德国社会主义党）、希腊左联党（当时叫希腊左翼运动和生态联盟）等15党共同组建欧洲左翼党.其纲领在继承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新社会运动元素,初衷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左翼政党组织,尽快消除苏东剧变对欧洲左翼力量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以建立一个、福利、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的和平的欧洲为己任.目前该机制已成为地区左翼力量的重要交流平台,其制定的原则性纲领用于指导左翼党参与欧洲议会选举.欧洲议会内部也设有左翼党团,协调各左翼党立场和行动.
在前苏东地区,由原苏联改组而来的“联盟苏联”是地区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交流平台,囊括了该地区仍然存在的绝大多数（部分没有合法地位）.其中,俄共是主导力量,各党通过该平台交流情报、分享经验.
在非洲,南非创办了非洲左翼力量论坛,旨在把非洲共产主义力量连结成网络,分享信息与经验,迄今已举办三届,非洲大陆数十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和组织与会.
在亚洲,目前并未形成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多边机制和平台,但地区能够通过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等平台,开展多边接触,、越共、尼共（联）还是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常委会成员.
虽然上述国际机制和平台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不同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交流互动,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分歧、矛盾和恩怨仍深深困扰着这些政党的国际合作.
其一,内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分歧困扰有效合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各党还存在分歧.一些党不愿纠缠于教条式的理论争论,更关注治国理政等现实问题.但也有一些政党热衷搞理论上的“唯我独左”,常以“评判者”姿态对他党独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指手画脚,从而影响了间的彼此认同与团结合作.二是交流主题空泛,口号多于行动.由于多数国际影响力和政治能量有限,多边交流往往回避社会主义建设现实,而关注自身无法施加实质性影响的国际议题.一方面,多边场合中“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另一方面,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却根本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三是宗派主义情结与党派利益交织.由于互不认同,不少无论在一国内部,还是国际层面,都难以开展有效对话.一些游走于国家政治边缘的小党视野狭窄,看不到世界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大势,热衷于显示影响和存在.有的党甚至将某些多边平台视为势力范围,打压排挤其他建设性力量的参与,阻碍了社会主义力量间正常的交流与合作.
其二,社会党内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领导力和向心力危机.随着社会党国际不断扩员,组织机制僵化、管理不力和官僚化问题突出.同时,由于自身结构性问题,社会党国际内部较有影响的传统大党同占据数量优势的边缘小党在权利和义务分配等问题上矛盾日益激化,导致整个平台凝聚力与向心力持续弱化.2013年5月,因长期不满于机制内部人事及相关安排,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瑞典社民党、俄罗斯公正俄罗斯党、南非非国大、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等70多个该机制成员,借庆祝德国社民党成立150周年之机,在德国莱比锡“另起炉灶”,组建“进步联盟”,对社会党国际形成了重大冲击.
影响下滑的成因复杂走出困境仍需时日
主客观多重因素导致当前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仍处于“守势”.主观上,国外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不能提出适应时代变化、反映主流民意、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和方案.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暴露了自身意识形态上的真空”,不仅对危机根源的认识不深,也未能提出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替代性选择.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理论、道路问题,一些党自我变革和创新的意愿、能力不足,是其既缺乏改变现状的有效对策,又不断陷入分裂的根源.正如日共所指出：“迄今为止,世界并没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变革的经验.”社会党左派目前的困境则缘于“第三条道路”理论和政策上对右翼的趋同,多数社民党为迎合选举而日益丧失政治特色,在危机面前治理能力不足、政策手段有限的弊端暴露无遗.包括拉美左翼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左翼政党则在理论、党建和治理能力上存在诸多问题.
客观上,“资强社弱”基本格局未变,资本主义虽遭遇危机,但仍有一定的调适余地和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发酵加剧了民众身份认同的“碎片化”,传统劳工阶层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力量“天然”的社会基础,其政治“流动性”不断加大,在现实压力和极端主义蛊惑下,很容易从一个阵营转投另一个阵营.随着危机向政治、社会领域蔓延和现有体制回应不力,民粹主义凭借鲜明的反精英、反体制旗帜异军突起,赢得了众多支持,不断抢夺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政策空间、民众基础.
当前,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短期难以摆脱发展困境.一是西方式选举体制客观上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形成了高门槛,也使其他中左力量时常受制于政党轮替的“钟摆效应”.二是民粹主义加剧了民众身份认同的“碎片化”,迫使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必须重新对社会基础“寻锚”定位,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比如,法国社会党明确表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都曾经历十余年的变革转型才重新赢得政权,法国社会党也已做好了类似的心理准备.三是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对现状的不满虽有所上升,但反抗与斗争意识多有情绪化成分,易为民粹力量所绑架；反思和批判仍停留在政策和技术层面,少有制度层面结论；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策主张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存有一定偏见.此外,全球工人阶级仍处于分散状态,且彼此存有竞争冲突,也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四是随着拉美左翼、发达国家社会党普遍在国内政治中走衰,有关国际机制和平台的影响力恐将继续下滑.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内部由来已久、成因复杂的分歧与矛盾短期恐难破局.
突破创新、砥砺前行是走出困境的现实选择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迂回曲折、砥砺前行,在每次大发展之前都伴有一段蛰伏期.无论、社会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左翼力量,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就是积蓄力量、重塑意识形态、完善组织结构、改进活动方式等.
许多政党已经意识到,必须创造性地对时代特征、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路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才能有效吸引、领导本国民众开展斗争.但是,理念突破与创新不仅需要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更需要政治意志和政治勇气,这恰恰是这些力量特别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核心难题.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许多在理论政策上的分歧难以弥合,但普遍认同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继续打破由一个中心指导、走唯一道路、建设唯一模式的束缚,走符合各自国情党情的道路.这已成为凝聚国外的“最大公约数”.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不仅创造性地完善了非西方发展模式,而且打破了西方的制度神话,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选择,丰富了政治文明的多样性.一方面,以中国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经验为载体和主要内容的中国模式乃至中国制度,对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形成了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国一贯主张,各国应根据各自国情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客观上增进了这些力量对中国和中国的亲近感与信任感.在此背景下,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经验,特别是中国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经验,并加强思想引领,将其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影响的“中国方案”,或可为深陷思想迷茫、理论困惑、政策匮乏、行动失措等多重窘境的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提供有益参考借鉴.
（作者单位：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凯）
[1]本文“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不包含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主要指、社会党中的“中左派”以及发展中国家带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民族政党.
现状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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