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再认识》
本文是政治经济学类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再认识和建构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蓝本,建立在对生产力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政治经济学的当展形态,主要涉及到：生产力中人的要素支配物的要素；人的要素中脑力劳动主导体力劳动；人类脑力发展取决于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利用政府作用推进劳动方式脑力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脑力劳动
一般而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科学,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2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2]37‘‘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指出,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这一概括是不够的,离开了生产力,没法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上层建筑,也没法研究经济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确定为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据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①
在笔者看来,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的提法,看起来范围更广,其实遮蔽了上层建筑问题,反而不如原来的“生产关系”提法,能够预留“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两处空间与之对接.相比之下,的思考是全面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政治”放在前面,暗含着政治选择对经济的某种决定作用；换句话说,生产关系一头连着生产力,另一头连着上层建筑,虽然从理论上说,生产关系需要反映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否能够找到这种反映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则取决于政治上层建筑考量.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应然选择需以生产力发展为客观尺度,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实然选择往往取决于上层建筑的认知水平.历史事实证明,人们并不是总能找到生产力所需要的生产关系,一旦选定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需要,生产力发展就会出现迟滞甚至倒退,社会稳定就会遭到破坏,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动荡；后者一旦形成全局性规模,社会革命就将到来.
在上述意义上,政治经济学仍然需要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但应当是上层建筑依据生产力发展需要而确立生产关系的理论体系；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并非孤立存在,它下连生产力,上挂上层建筑,呈现为三者互动的关系.本来意义上政治经济学虽然针对生产关系问题,却全面深入到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意识形态诸多领域.
不难看出,政治经济学基础建立在对生产力认知上：生产力结构方式和发展机制决定了它所需要的生产关系形式,同时又有一定上层建筑与后者相一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能以正确的生产力认知为前提.
生产力是人类生命活动中始终发展变化的领域,人们的理性活动往往首先和集中体现在生产力创新方面.政治经济学应该恪守“时代是思想之基,实践是理论之源”原则,不仅需要顺应生产力需求在改善生产关系形式方面与时俱进,而且需要动用上层建筑资源在建构生产关系内容方面不断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产物,其显著成果是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成为这一历史性变革的理论表达,并体现为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1984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既有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明确肯定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具有一致性,认为说出了社会主义前辈不曾说过的“新话”,属于基础理论层面的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说：“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强调中国改革需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1993年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而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统一,从要素构成和运行机制方面给予界定,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塑型.
至此,中国改革从1978到2013年历经35年探索,终于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由此得以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相应获得了实践模式支撑.
在接下来又一个约35年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改革基本格局已经从“在路口”转变为“在路上”；换句话说,前35年属于初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与塑型,而后35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将体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用与完善.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指出了从2020年起的30年中,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发展目标.一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用市场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就意味着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超越,中国人将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成功生产方式,为人类贡献一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稿.
二战以后,人类步入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历史转变期,其基本标志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中国改革是在此背景下所进行的一次思想认识和实践模式的重大调整和创新过程,不仅触动科学社会主义的战略路线,也涉及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需要人们慎重对待和深入研究.笔者所做探索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伟大理论工程提供助力.概括说来,本文将秉持三个认识原则：一是坚持唯物史观认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立场,二是继承剩余价值理论助推落后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成果,三是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原则.在此基础上,拟通过生产力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必然性进行研究,进而对以政治经济学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抒发一得之见.
一、生产力中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
（一）生产力中包括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但归根结底是人的要素
其一,生产力物质诸要素均属于人化之物.
生产力是指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界获得满足自身消费品的能力.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简单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三要素又可以归结为“人”和“物”两种：劳动者属于前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属于后者.学界还有“生产力多要素”观点,即把科学、管理、分工协作、自然力等要素列入生产力.其实,这些概括都包含一定道理,彼此并不具排他牲.事物的层次性是客观存在,人们需要对其揭示到什么层次,取决于针对了哪个层面的问题,面临着解决什么性质的矛盾.
生产力体现人类发展以及与自然界关系的能力,是人的生命活动特性在物质生产中的展开形态,其中物的要素是中介环节,对其掌控多少和使用效率高低标志着人类能力水平.就此而言,生产力两要素似可归结为单要素,即以主体能力指谓的“劳动力”.劳动力或以主体指谓“生产力”项下所谓“物”,已经区别于一般物或单纯自然物,属于理性所选定并能支配的物,即人化之物.马克思盛赞机器体系表现出的知识力量：“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51”5《资本论》指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21”””9
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明劳动资料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怍用：“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①显然,人类掌控的对象资源越多,其中介作用就越强大,人们就越是容易实现自己的目的.
其二,理性能力是人化万物的根本原因.
人类生命活动所呈现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集中展示为理性.理性既形成“利益最大化目标”,又创造“效率最大化手段”.理性所具备的“对象化”能力,使人类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物种尺度进行生产”,即开辟物质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无限空间,使“利益最大化目标”不断更新、“效率最大化手段”不断完善.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劳动能力一定,所形成的“效率最大化手段”也一定,而后者决定所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这里有三点应该提及：
首先,对于人类发展而言,人自身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资源,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唯一的资源：1．理性可以发现客观规律、发明并掌控劳动工具,能够成为生产力的基础动力；2．个体大脑可以随机反映环境变化,属于最聪明的“工具”,能够发挥其他物质难以企及的作用；3．人们可以通过信息沟通结成利益共同体,能够创造最大规模的合作局面.
其次,社会合作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而任何合作都需体现出某种平等原则,由于人类所处发展水平的差别,社会平等内涵和尺度将呈现出逐步递升趋势.理性的使命就是寻找并确定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平等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设计使之成为社会管理规范.
最后,历史是理性资源的一般载体.在通常情况下,每一代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并相应获得和消费了一定物质成果,但其中生产技术、合作方式、管理模式及其认知过程,作为精神成果会保留下来,成为新一代人从事劳动的基本前提；这种理性成果世代累积,使人类拥有越来越大的资源宝库.如果说,动物也可以借助自身历史推动本物种进化的话,那么,它们只能使用遗传这一条自然渠道,而人类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学习方式从历史积累中获得生命进化的文化渠道.就此而言,拥有累加历史资源是人类持续向好的真正奥秘.
其三,理性资源的三种基本载体.
人类文明史表明,无论社会处在哪个发展时期,其组织水平均取决于人们的现实需要对理性资源的发掘运用状况.理性资源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关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的认识成果,并分别以“物质形态一社会形态一意识形态”方式成为客观存在.就物质形态而言,理性成果通常表现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历史器物、技术工艺等；就社会形态而言,理性成果通常表现为法律制度、规章条例、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就意识形态而言,理性成果通常表现为语言文字、逻辑范式、价值理念、思维方法等.在人类发展实践中,三大理性成果往往相互渗透、交错并存.例如,生产方式虽然以物质形态成果为主,同时也需要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参与其中；社会关系虽然以社会形态成果为主,上层建筑虽然以意识形态成果为主,但又都同时需要其他两方面理性成果发挥一定作用.不仅如此,还需要注意到理性成果的两种特点：
首先,理性成果的物质形态、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人化之物”,即属于人类已经认知并掌握的对象,都可以成为发挥“中介作用”的资源条件.所谓信息时代,是指作为“人化之物”的资源条件具备了“信息”存在形态,人们的资源配置过程可以先行采取“信息”方式,这不仅大大节约了成本,而且能够显著提高配置的效率.
其次,上述理性成果大体区别为两个部分：一是应用部分,这部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一致的上层建筑,决定着人类实际发展状态；二是待用部分,其中有的是时空条件差异不能获得认同,有的属时过境迁失去效用,有的甚至是被遗忘被压制的结果.比较起来,被搁置的理性成果往往是多数,而被运用的理性成果往往是少数.双方共同构成历史资源财富,成为每一代人发展进步的起始条件.
马克思说过,科学是生产力.这一科学显然是指理性所获得的全部成果．即关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的认识成果.而无论理性成果呈现为何种形态,一旦进入现实生产方式之中,就都属于人类劳动能力.因此,机器设备、分工布局、价值范式都具有属人性质,是人化产物.人们强调生产力中“物”的同时也是在强调“人”.
毋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的聚焦点不在于是否认同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上,也不在于是否接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这一规律解读上——双方在这两点上完全一致,而是在于其中关于生产力的认知上.概括说来：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资料即物视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劳动者即人视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
（二）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看作生产力决定性标志
其一,在自然经济时期,脑力劳动没有进入直接物质生产领域,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取决于“社会劳动”经由“历史积累”而形成.
截止到马克思时代,在文明社会长期发展中,脑力劳动都没有进入直接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主要依靠体力劳动,劳动者受制于人类生理条件限制,发挥空间很小,很难形成持续提高局面,当然也无法成为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唯一展示生产力变化的是物——劳动资料体现了人们世世代代“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具有缓慢但稳定的发展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人类“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人类都是使用物质尺度判断自身发展水平.
马克思明确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即便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大机器“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6]195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生产资料在生产方式中举足轻重,很大程度上抬升了其所有制性质的经济地位.生产资料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掌控生产力,也意味着主导生产关系.所以,所有权归属成为人们生死存亡所系,也成为阶级斗争目标.“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而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而“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6]435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还说：“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8]998‘‘可见,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例,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对雇佣劳动者的决定性作用：“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
马克思把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看作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他还进一步认为：“尽管直到现在,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但是,人们至少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其二,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被视为社会生产力标志,而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由此获得起点.
上述思想被植入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用的“物质生产力”概念,通常情况下,这个概念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指“从事物质生产之力”,即一般意义的“生产力”,或包括了人力和物力两种要素在内的生产力；二是指.物质形态的生产力”,即与人的劳动相区别、特指以生产资料这种物力要素为标志的生产力.种种迹象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后一指谓,即“物质形态的生产力”.
马克思接下来的表述对该理解提供了佐证：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5]3所谓“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只能是指“生产资料”所体现的变革.马克思接着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3这段话中三度提到的“物质条件”,应该都是指以生产资料为标志的物质生产力条件.
搞清楚上述所指十分重要.一般生产力所包含的人力要素往往具有某种弹性空间,其运用不仅受到分工状态影响,也受到分配方式影响,同一劳动者能力会因此展现为不同生产力效果.然而,如果仅仅是指生产力中物力要素即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就具有无可置疑的确定性.马克思应该是倾向于这种所指.
因此,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创理论的唯物史观部分,马克思所表述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客观运动过程,其中生产力环节主要指“物质生产力”,即体现一定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整个社会形态大厦以这种物质生产力为基础建立起来.当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以后,马克思立即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具备.而理想社会的计划经济,旨在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充分发挥大机器生产资料的作月.学界虽然关注过这一点,但对其间的逻辑关系并没有作出明确判断,因此,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政治经济学主张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结论也就缺乏准确理解.
（三）脑力劳动批量进入物质生产领域,要求从主体角度认识生产力就是劳动力,即生产力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运用理性的能力
其一,马克思用客体标志生产力,该判断主要来自历史事实.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脑力劳动作为稀缺资源都滞留在社会管理领域,没有进入直接物质生产过程,致使生产资料只能凭借体力劳动者的经验积累而缓慢改善和提升.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取决于“社会劳动”经由“历史积累”而成,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揭示.
其二,马克思上述判断部分源自现实原因.在历史上,体力劳动者并没有真正获得主体地位,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力劳动者都是作为一种物质力出现的,与生产力中其他物的要素相比,体力劳动仅仅属于以“人力”方式展现的“物质力”；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理性运用空间.一般而言,只有生产主体才有条件考察和部署生产力完整要素,而生产活动中“物质力”——哪怕是由“人力”构成的物质力——则不具备这种条件.体力劳动者最直接接触昀就是生产资料,而他们之所以处在与有产者不同的分工地位,就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同：他们是无产者,而对方是有产者,双方之间的鸿沟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挖成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集中针对所有制改变并非偶然.
其三,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尤其是信息经济勃兴,无论上述客观事实还是主体原因,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就客观事实而言,由于脑力劳动者大批进入物质生产领域,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提高已经演变成劳动竞争的一般形式,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的“社会劳动”转变为“个人劳动”,依靠“历史积累”也转变为“现实获取”.人们已经清晰地观察到：“人的要素”可以决定“物的要素”,人成为生产力中第一资源.就主体原因而言,由于劳动者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迎来了主体性觉醒,其标志是理性在劳动中得到广泛运用.经济主体不仅呈现为个体、企业,也拓展至国家,虽然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条件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资源都成为他们理性的考察和运用对象.生产资料仍然是重要资源,但已经不再属于决定性条件.主体理性面对一个展开的资源空间,能否在资源配置方面进行创新,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人们市场竞争之当务之急.
也许,所谓“主体性觉醒”,也可以用来解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人类文明史以来的传统,一直是强者或脑力劳动者支配国家,弱者或体力劳动者则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当然也就无缘从全社会角度考虑资源配置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胜利成果,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弱势阶级,第一次获得了这样一种条件：既能够从社会整体角度,也能够从长远目标角度,对生产力发展作出考量和布局.虽然,弱势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解放一开始关注的是现成物质条件,即生产资料,想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方法,拉平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差距,但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的事实却表明：带来财富的是劳动,所有制不过是劳动的产物,劳动能力不同是所有制关系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像马克思所说：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前者是就过程而言,后者则是过程的结果.因此,弱势阶级的真正解放不是依靠外部条件,而是依靠自身条件,即依靠自身劳动能力变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获得脑力劳动能力.
从另一角度看,一个社会可以培养多少脑力劳动者,取决于生产力所能提供的财富总量；只有持续提高生产力才能推动劳动方式脑力化,只有不断激励劳动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市场经济之所以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超过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它形成了完整的激励劳动机制,其中,自由竞争大大解放了劳动,市场机制客观衡量了劳动,优胜劣汰持续激励了劳动.换言之,弱势阶级的解放只能选择市场经济方式.这意味着,这一解放不能止步于政治领域,而必须进入经济领域；解放途径并非仅仅通过所有制转变,而必须通过劳动力提升；实现解放不再是一次性质变,而是持续性量变.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发生这种改变,客观上凸显了国家权力的作用.
综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用市场经济替换计划经济,意味着关于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认识从“物”转变为“人“.这是生产力发展理念层面的调整,也是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调整,不仅影响到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判断,而且影响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当年,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今天,则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成果”.‘川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无疑包含着思想理论领域成果.科学社会主义原创政治经济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转变,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勇于自我革命”的理论成果.
二、人的要素中脑力主导体力
既然进入生产力的物属于“人化之物”,物可归结为人的要素,那么,人的要素又该如何认识呢？
人通过劳动支配物,凡劳动皆为分工劳动,因而人对物的支配是通过分工实现的.马克思区别了分工的两种类型：“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一单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他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劳动集中体现了人类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其展开似可概括为：劳动内容具有理性；劳动形式均属分工；劳动发展是以脑力提高为内容、以分工拓展为形式的发展.
（一）从自然性分工出发的分工一般
凡劳动既包括体力又包括脑力,所谓体力劳动不过是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劳动,而脑力劳动不过是以脑力支出为主的劳动；从人类区别于动物角度考察,劳动本质上属脑力性质,体力劳动是脑力尚未替代但终将予以替代的劳动方式.
1．人类生命活动的理性特征使其始终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二者集中体现在分工领域
劳动存在的基本方式是分工.分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像许多群居动物一样,人类原始共同体就产生了以性别、年龄为依据的自然分工.只是人类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持续扩大着分工：分工既是扩大运用理性成果的载体,本身又依靠理性发展来扩容.从根本上说,理性发展之所以附着在分工扩大上,实质是把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第一资源来开发利用.黑格尔所谓理性“中介作用”虽然强调人对物的利用,以至于物变成“人化之物”,但全部人化自然界仍是人在主导,所构成的复杂层级体系呈现了人与人相互为用的关系.
社会分工或合作之所以成为人类发展的基本形式,取决于理性始终能够寻找到所需要的平等原则：在自然经济时期,选择了生命安全平等,以普遍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在商品经济时期,选择了劳动价值平等,以普遍满足人们的发展需要；在信息经济时代,需选择自由个性平等,以普遍满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需要.
2．马克思、斯密、萨伊关于分工现象的论述
第一,分工带来增益作用
分工取决于人类生产活动的需要.生产拥有不同对象或同一对象包括不同环节分别由不同劳动者承担,就构成了分工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们拥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分工关系.分工秩序本质上是生产秩序,它体现了生产过程的客观要求：首先是生产要素准确到位,即要什么有什么；其次是生产要素适时介入,即何时要何时到.二者的统一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可以说是形成效率的基本条件.
斯密从三个不同角度强调了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马克思分析了分工现象的二重性：“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
从总体上,马克思定定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马克思也注意到分工秩序的意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
马克思依据客观事实,认为既有分工具有异化性质：“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第二,分工增益作用的动力
马克思注意到斯密的一个观点：“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交换倾向和互相买卖产品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交换倾向或许是应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它为一切人所共有,在任何动物中间是找不到的.……在向他人求助的时候,我们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人性,而是求助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对他们决不说我们有需要,而总是说对他们有利……这样一来,因为我们相互需要的帮助大部分是通过交换、交易、买卖获得的,所以分工的起因也正是这种买卖倾向.”斯密对此举例：“在狩猎或游牧部落中,有个人制造弓矢比其他人更迅速、更有技巧.他往往用自己日常制作的这类东西去同部落的伙伴交换家畜和野味.他很快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亲自去狩猎更容易获得这些东西.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把制作弓等等当做自己的主要工作.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如果人没有交易和交换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得亲自生产一切生活上必需的和提供方便的东西.”①斯密从中看到了分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相互为用,因为依靠交易和交换这种普遍倾向,可以说,他们的每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同的资源,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同时认为分工规模取决于劳动者的交换能力：“这种分工的发展程度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或换句话说,受市场大小的限制.”斯密十分看好交换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靠echanges（靠交换）来生活,并成为一种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增长,反之亦然.…①
可见,分工带来“成倍增长的生产力”是一个事实,如何解释这一事实,马克思和斯密有所区别,但承认该事实是两人的共识.比较起来,斯密对分工带来共享说得比较隐蔽,他只是说,当每个人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去确定分工岗位的时候,就构成了人们劳动能力得以最大化的“相互为用”局面.这种“相互为用”即马克思所谓“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形成的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斯密强调了“利己主义”在其中的作用,分工的推动力就在于这种利己主义.而正是利己主义——它既表现为总体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又表现为具体的效率最大化手段——使劳动者竭尽全力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劳动岗位和劳动方式,一旦确认下来,就使该分工稳定发展,并以此作为与他人进行产品交换的条件,斯密认为分工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产物,是“交换倾向和互相买卖产品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提法很像是哈耶克所谓“自然秩序的扩张”.斯密不用“智慧”而用“理性”,是想说分工现象本身并非社会设计的产物,而是由个体理性蕴育而成.两种角度显然不同.所谓利己主义出自理性选择,往往在相互碰撞和持续调整中才能最终确立实践方式,就像个人确定分工岗位需要经历某种程度试错一样.但是,对分工体系而言,它显然不是管理者“智慧”的设置,而是众人自发选择的结果.
斯密也好,马克思也好,在分析分工问题时,都注意到分工使“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相互为用”,并因此使个人获得生活必需品变得“更容易”；他们提到了“交换倾向”,也发现了该倾向背后的理性运用,但两人都没有意识到：分工本身就是理性选择的产物,因此也将随着理性发展而从个体选择变成集体选择、从自发生成变成自觉目标.
马克思在谈到萨伊关于分工的观点时说：“萨伊把交换看成偶然的、不是基本的东西.社会没有交换也可以存在.在进步的社会状态下,交换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它降低每一草个人的能力.最后这个意见是萨伊的一个进步.”②从马克思日后的选择来看,他基本上放弃了对一般“交换”的肯定,只认为它与特定历史条件相联系.同时,他赞成斯密和萨伊的共同主张——虽然两人表述并不相同——认为分工导致了个人能力片面性.
人类分工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对理性原则的充分运用,不仅在个体层面通过利己主义去充分施展理性,而且在社会层面通过集体主义去充分施展理性.斯密关注了前者,马克思关注了后者.但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重要判断.笔者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分工岗位对理性的依赖,导致其社会分工设想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即个体能力不断提高构成社会分工增益作用的前提.
第三,分工增益作用的奥秘在于脑力成果共享
分工蕴藏着人类历史进步的最大秘密.首先,分工使劳动得以专业化,人们长期专注于特定对象,其智力会最大限度地把握其规律,从而展现出最好效率；其次,分工以交换为手段、以合作为归宿,所有参与者客观上都能共享他人的专业化成果；合作规模越大,共享范围就越大.由于专业化成果呈现为精神形式,可以无限复制,所以,人们并不用追加劳动,仅仅通过交换对象的扩大就能够获得更多共享机会,即增加自身既得利益.
具体说来,分工增益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分工专业的单一性使劳动者获得尽可能多的脑力加持机会,进而使其劳动过程精细化和趋于完善；这种劳动能力的片面施展导致精确度加深,对个人也许属于缺憾,毕竟人们因此被局限于单一劳动领域,但对社会合作则是福音,它意味着每一种分工都可能提供一种演进到极致的劳动能力.
二是分工岗位的多样性使劳动者得以人尽其才——其实,很可能是人们在劳动能力方面的区别使分工得以多样化,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去从事生产劳动；换句话说,分工岗位的多样性取决于劳动者能力的多样性,其实质是使劳动力资源不致浪费.
三是分工劳动的同时性使社会生产过程得以全面展示,即使历时性生产环节得以共时性展现,或者说,使生产的线性发展过程表现为平面铺开过程；这使人们更容易把控全局、洞察细节,从而权衡利弊、拾遗补缺,更有利于整个分工系统的优化.
要承认分工增益作用,前提在于强调每一分工岗位都能产生某种“专业性能力附加”,即人们能够在所任分工岗位上形成非专业性很难达到的技能高度——一旦这种情况普遍化,其“相互为用”水平就会大大提升.如前所说,这种情况发生在比较的意义上,针对的是“每个人就得亲自生产一切消费品”的局面.那么,与此相对应,扩大增益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拓展分工规模,使分工体系覆盖更多岗位和劳动者,使共享基础进一步扩大；另一个是提升劳动者能力,使每一个分工岗位提供更多精神成果.
当然,增益作用依赖分工,仅仅是一般判断；建立何种秩序,或者说形成何种秩序理念,将能够具体决定分工增益作用的大小.一方面,分工秩序能够形成某种增益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理念所形成的分工秩序不同,增益作用也不同.联系前述秩序增益作用的两个环节——即生产要素准确到位和及时接续,此处“生产要素”既是指劳动者这种主体,也是指生产资料这种客体.无论“准确到位”还是“及时接续”,都取决于相关劳动者的主观判断,但他们依循的尺度则是物质生产客观要求.于是,就发生主观判断是否符合客观要求问题.所谓秩序理念,就是回答二者如何达成一致性.
（三）文明史开启的脑体分工
脑体分工从一般分工或自然性分工发展而来；其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开端.脑体分工是劳动的客观要求,开启了劳动方式发展的先河,是人类划时代的选择,也是文明史进步的重要标志.
最初脑体分工使稀缺剩余资源集中在少数强者手中,脑力因此获得专门发展条件,大大加快了脑力劳动进而人类整个劳动方式的进步.脑力劳动者从事社会管理,而体力劳动者从事物质生产,双方交换在此时遵循“生命安全”这一平等尺度；脑力劳动者通过创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提供经济活动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体力劳动者则提供稳定的物质生产消费品.事实上,脑力劳动者在设置社会秩序的同时也预设了自身利益的优先地位；他们通过这种交换不仅赢得了生存条件,也垄断了发展条件.
然而,从人类发展需要看,脑体分工不是罪过,而是进步.它把人们区别为主导者和服从者,至少获得了分工导致的专业化的好处,无论是专门的脑力劳动,还是专门的体力劳动,都按照各自分工要求得到了更快发展；虽然制造了社会不平等,但同时提供了整体迅速发展的契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
脑力劳动者免去了承担体力劳动的时间,可以集中精力领悟思维规律.公元前5世纪左右,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诞生了一批思想大家,他们不再局限于把具体事物作为认识对象,而是从整体上思考自然界、社会以及思维本身.这种哲学式认知是人类第一次尝试认识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开辟了理性探索客观规律之路,标志着人类真正迈出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是当之无愧的划时代进步.人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现象,但它得益于脑体分工则确凿无疑.
脑力劳动具有体力劳动无法比拟的两个优势：一是展开空间的无限性.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能够运用任何一个物种尺度进行生产；只要理性洞察了物质运动规律,就可以使之服务于人的目的,而这个空间是无限的.二是发展成果的积累性.理性成果的精神形态可以通过历史不断积累,由此使每一代新人都能够站在更高的劳动起点上.“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
在一定意义上,体力劳动属于物力,脑力劳动才属于真正的人力.后者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凌驾于整个劳动过程之上的管理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提供管理劳动,雇佣劳动者是被支配的物质力；另一个是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科学技术,后者越先进就越能创造出剩余价值.这就是说,剩余价值源自劳动是正确的,但主要源自脑力劳动.
生产力体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两种劳动方式并存时期,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均属于不可或缺的要素,客观上是兼有则成,缺一则败.而生产关系体现人类自身关系,是劳动关系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问题,客观上要求脑力主导,体力辅助.这里需要思考如下问题：
其一,区别两种劳动方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既要求体力又要求脑力,区别仅仅在于：体力劳动以体力支出为主,而脑力劳动以脑力支出为主；体力是每个自然人都拥有的能力,两种劳动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脑力水平方面,其中,体力劳动所要求的脑力主要是学习性能力,建立在观察记忆基础上,要求重复再现,完成模仿复制任务,属于“有中生有”性质；而脑力劳动所要求的脑力还需要创新性能力,建立在逻辑推演基础上,要求举一反三,完成开创更新任务,属于“无中生有”性质.一般而言,前者与生俱来,取决于人类作为特定生命物种的太脑组织,属于人人皆有的本领；后者需要培养训练过程,是后天习得的能力,只有获得相关机缘者才可拥有.
脑力劳动所要求的创新能力,其生成需经历某种复杂训练培养过程,后者意味着形成两项前提条件：首先,理性认知客观世界建立在抽象方式基础上,这需要相关符号系统予以表达；正是这种符号系统,使脑力认识客观世界复杂运动变得简约可控,得以从中选择出对人类生存发展有利的要素和条件,使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更广角度优化完成；其次,理性的任何创新均建立在对既有存在认知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在所有对象领域,人们都需要熟知相关历史成果,即走到本专业最前沿,这才有可能拿出超越前人的创新成果.显然,无论是掌握符号系统,还是熟知既有成果,都需要相应时间来完成,目前经历完整基础教育需要12年,经历完整高等教育需要10年,足以见取得一流脑力劳动资格之不易.这一点,与马克思时代对脑力劳动的认识大相径庭.
脑力劳动者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属于理性发展的一般形式.那种看起来属于生活享受领域的琴棋书画、舞蹈音乐、花鸟鱼虫、山水田园等,是理性成长、培育、熏陶、感悟的重要条件,对理性必须具备的抽象力、联想力、逻辑性、灵动性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问题在于：首光,这些分工职业化,一定程度上远离了理性的直接需要；其次,这些领域对理性成长缺乏针对性,有些人能够从中受益或获益较多,有些人则无法受益或获益较少.现代社会中,艺术成果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人们似乎忘记了它对理性发育的助推作用,而只认识到它愉悦生活的功能.事实上,二者同时存在.该领域繁荣,是历史进步的标志,也是理性发展的基础.
再者,脑力劳动者训练培养期间,当事人不仅无法从事物质生产,而且需要较好的消费条件；这种只消费不生产局面,只能依靠社会拥有相应财富积累才能维系,正因为如此,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所能提供的脑力劳动者数量和质量大体一定.从历史上看,人类物质生产水平从匮乏状态转向丰裕状态,与脑力劳动者从稀缺资源变成常见资源相一致.
其二,两种劳动方式成果应该共享.劳动中体力和脑力具有不同性质,其中脑力属于高端劳动方式.然而,体力劳动是人类相当长历史阶段必须依靠的劳动方式,人类得以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力劳动者的贡献.如果说,脑力劳动者创造了历史的话,那么,体力劳动者则创造了脑力劳动者；这才是人类通过社会合作共创历史的真谛.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从逻辑上讲都属于社会总劳动的产物：物质成果离不开脑力劳动参与,精神成果离不开体力劳动参与,每一种成果都是全体劳动者协力创造的产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容易各执一词,往往突出各自分工的重要性——虽表达了某种事实,却属片面性结论.
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人们把阶级立场与人类立场对立起来,就其针对阶级对抗生死存亡情势而言是合理的.现在形势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者公开主张两制并存的当下时代,“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大行其道,如果我们仍然采取“本本主义”态度,食古不化,客观上将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革发展.
其三,两种劳动关系具有二重性.迄今为止,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都构成基本社会分工：一方面,就其提供了各自区别的使用价值而言,脑体分工都属于社会合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平等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就其呈现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而言——其再生产体现不同价值量,脑体分工具有不平等的经济地位.显然,要使社会合作得以成功进行,只能二者兼顾.这意味着,利益分配需要呈现两个原则：一是体现平等的平均分配,一是体现不平等的差别分配.在经济发展背景下,无论何种劳动者,其分配利益都应该持续增长.
从管理层面看,二者兼顾是一种常态,但实际发生的管理模式却往往要么是倾向于平等原则,要么是倾向于差别原则.按照阶级立场判断,站在强势阶级利益一边,会倾向于差别原则,而站在弱势阶级利益一边,会倾向于平等原则；人们已经知道,前社会主义时代,管理者集团或统治阶级往往是自觉站在强者立场上,他们尽可能多地拿走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而对弱势阶级仅仅是以维系社会合作不致破裂为底线.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理念坚持社会平等目标,当然,在计划经济时期,严重忽略了差别原则,使强势群体积极性得不到应有发挥,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努力消除这一弊端：通过市场机制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通过政府机制努力照顾弱势群体.
真正走出强弱群体利益对立困局需耍从根本上人手,即消除强弱并存现象.人们已经清晰地知道,完全消除人们的劳动能力差别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诸多事实表明,人类劳动能力差别存在着互补性,是建构与自然界关系最强阵容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自然界让人类个体之间存在先天禀赋不同,为人类开拓与自然界的关系预置了多种可能性和条件,对人类而言是福音而不是缺陷.按照这一理解,所谓改变人类强弱并存格局,将不是消除自然意义的差别,而是消除人们劳动能力的质差,即消除一部分人只能止步于体力劳动领域现象.事实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从事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则很难从事脑力劳动,除非是他们也获得相应教育机会,即变成脑力劳动者.就此而言,人类理想社会所拟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只能以劳动方式经由脑体劳动并存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目标,即实现劳动方式脑力化.
其四,分工一般增益作用同样体现在脑体分工方面.按照上述理解,人类文明史上最初出现的脑力劳动者职业群体,既是客观现象,也是必然要求.在脑力劳动稀缺时期,人类生产能力相对低下,有限剩余产品这种宝贵资源条件被集中到少数脑力劳动者身上,使他们成为唯一有可能自由发展的群体,从现实看虽然不尽公平,从历史看却属发展需要.
还应孩看到,这个时期脑力劳动者集中于社会管理领域,而恰恰是这一领域属于物质生产关键环节.如果说,社会合作是物质生产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秩序则构成了社会合作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分工布局还是分配原则,都需要相应秩序保证.显然,这种秩序状态是刚刚走出原始社会的人类的基本需要.原始社会末期所经历的“英雄时代”,不过是人类不同部族对仅有剩余产品的争夺,战争成为该时代常态.社会管理所需要建立的秩序,既包括了抵御外部敌人的入侵掠夺,又包括了稳定内部民众的生产生活.虽然此时脑力劳动并没有直接用于物质生产,但其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无疑属于人类生命安全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曾经说过,脑体分工是真正的分工,也是阶级分野的基础；同时,他还断言,由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统治阶级扮演了不劳而获的角色,把本来应该由自己承担的体力劳动转移到他人身上.这一判断取决于两个时代条件：其一,当时脑力劳动者基本脱离直接物质生产；其二,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因法治缺位导致全面剥削,使其客观上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两个条件互为原因,二者使马克思从根本上否认脑力劳动者独立存在的积极意义.该问题将在第四部分具体论述.
（四）劳动与剩余价值来源
概括说来,价值取决于劳动,剩余价值来自于劳动创新；创新劳动取决于过去劳动与现在劳动的统一；而现在劳动归结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合作.
创新劳动与剩余价值结缘显而易见：创新劳动是对既有劳动的超越,其价值衡量就呈现出剩余价值.《资本论》认为：剩余价值始自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其价值与其使用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价值量,后者要高于前者,这就是剩余价值；劳动力商品提供者创造剩余价值,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这就构成了剥削关系.在这个逻辑推论中,唯一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使用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会形成两个不同价值量？答案并不复杂：因为劳动力价值是再生产该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使用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生产过程所创造的价值；前者发生在消费领域,需要核算的生活消费品大体是静态因素,后者发生在生产领域,需要面对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属于动态因素.当马克思强调资本家“不费分文”就占有了生产资料中的科学技术,并且资本家管理总体与其生产关系所特别需要的监督劳动相关的时候,就等于把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这两种脑力因素都赶出了创造剩余价值行列,唯一存在的就只有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了.应该承认,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两项排除,符合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事实.在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也成为重要生产力,虽然这些并不能构成否定马克思昔日剩余价值来源判断的理由,却应该构成重新认识当代剩余价值来源的理由.
过去劳动积累的理性成果成为人类的资源宝库.能否使用或使用多少,是区别人们劳动能力的尺度.如果假定人们的现实劳动投入大体相同即属于某种常量的话,那么,其劳动能否产生剩余价值,则取决于对既有资源的发掘和利用.显然,凡掌控更多既有资漯的劳动,或者说凡以更多资源为基础的劳动,在追加同量活劳动条件下,会展现更多创新性质,所谓剩余价值直接与此有关.既有理性成果属于公共资源,人皆可用,把剩余价值来源归结为对该成果的发掘利用,无论用多用少都不会在成本上表现出来.这样一来,实质是人们无偿运用公共资源数量,决定剩余价值数量.公共资源被启用多少,将体现为现实劳动创新水平,使用公共资源越多,创新程度就越高,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也越多.剩余价值来自创新劳动,即现在劳动对过去劳动的发掘与运用；对过去劳动发掘越深、运用越多,现在劳动的创新性就越强,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大.当然,不能简单认为过去劳动本身形成了剩余价值,而只能说过去劳动经由现在劳动转化形成了剩余价值；过去劳动成为剩余价值的基本要素,但是,没有现在劳动的参与,过去劳动仅仅在可能性上属于剩余价值来源.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由活劳动创造而成,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只强调是雇佣工人的活劳动,就仅仅符合那个时代的事实.按照他给价值下的定义：在平均技术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构成价值.要出现剩余价值,就必须具有更高技术条件,使产品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提高技术水平通常依靠脑力劳劫而不是体力劳动.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很容易就解决了.他让体现更高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只转移价值不创造价值.有了这个前提,说雇佣工人带来剩余价值就没有问题了.但恰恰是这个前提,与当代事实不符.
理性成果在时间延续中不断积累,意味着共享资源总量不断增加；共享资源的发掘利用构成剩余价值的基本源泉——现在劳动对过去劳动的利用能力,构成了现在劳动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成为剩余价值生成的基本原因.这里需要辨析：人们获取财富多少,虽然直接与现在劳动相关,但并非现在劳动的量不同,而是现在劳动的质不同；后者意味着在发掘利用资源方面的能力差别.所谓剩余价值,来源于对共享资源更好的利用.
新增价值取决于劳动中的脑力支出；作为一种价值比较,脑力之所以能够创造新价值,是因为它通过理性启动了新资源并使之进入生产过程：从人力上说,要么形成社会制度创新,即更新思维标准和行为准则,要么形成了分工规则创新,即修正分工标准和利益准则；从物力上说,要么创新物化知识形态,即生产资料科学技术,要么改善工艺程序形态,即生产流程新型模式.无论人力还是物力,脑力所启动的资源都属于精神成果,均属更新提升了“中介作用”,即让物质要素相互作用更好满足人们的需要.较之原生产过程,获得上述脑力注入的新生产过程,顺理成章地提升了自身价值量,形成了剩余价值.
按照上述理解,马克思判断剩余价值来源于活劳动,这个方向正确；但针对当代事实还要补上一句：来源于活劳动对死劳动的发掘利用.换句话说,剩余价值并非一般地产生于剥削关系,或代表有产者对无产者应得利益的掠夺,虽然这种剥削关系在马克思时代的确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有关,但很难把这一事实拓展至一般性.剩余价值与其说产生于活劳动之间的量差,不如说产生于活劳动对死劳动发掘利用水平的质差.在一定意义上,剩余价值并不反映现实生产关系,而是反映现实劳动关系；折射的不是劳动者之间利益的对立矛盾,而是劳动者之间能力的差距矛盾.
马克思曾以物质生产资料为例,论述现在劳动对过去劳动资源起死回生的作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只是通过与活劳动相接触而得以实现,因为这种活劳动扬弃这些产品的死的对象性,消费这些产品,把只是作为可能性存在的使用价值变为实际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并把这些产品作为自己活的运动中的物的因素进行消费和使用”.同样道理,沉淀在历史中诸多过去劳动的成果都呈现为这种可以激活的死劳动,“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马克思笔下的“科学”“集体力…‘自然力”等,既然已被理性认知,就属于这种历史资源.“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上,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马克思强调这些资源都被资本家聚集在手中,变成了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条件.
马克思强调资本家启用这些资源没付分文,并因此从剩余价值来源排除了这些因素.但问题在于,这些公共资源,客观上存在有些人用了、有些人没用的区别,凡使用者可以使自己产品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即赢得了一份剩余价值；使用越多,获取剩余价值越多.而是否使用或使用多少,并不取决于体力劳动,而是取决于脑力劳动.按照上述理解,拥有剩余价值或财富多少,主要不是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所致,而是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所致.
现在劳动要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创新劳动,取决于对既有劳动资源发掘和利用的能力；如果作为现在劳动的脑力选择了正确目标,确定了合理路径,当然也许还包括某种运气,即便没有追加更多劳动时间,也有可能形成创新劳动,通过有效发掘利用既有劳动资源,取得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把事情归结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仅仅与其时代条件相一致.一般而言,说剩余价值来源于某种无偿占有,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无偿占有对象一定程度上已经从昔日他人的劳动转变为今天的公共资源.
这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区别,概括说来,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目标,认为人类有必要也有可能消除劳动能力差别,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标志的社会平等；资本主义则止步于优胜劣汰局面,认为所能做的充其量是为竞争提供公平的前提条件.在当代,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贫富分化加剧所带来的持续的社会对抗,成为金融危机、安全危机、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
与此有关,当然也不意味着阶级斗争不再存在.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站在弱势阶级或无产阶级立场上,用的话说：为了解放穷人,为了坚守这一目标,理所当然需要对质疑甚至反对该目标的思想倾向或势力集团进行斗争.显然,这一意义的阶级斗争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具有特定指向和领域,与昔日阶级斗争为了消除剥削和压迫相比,在恪守自身政治理念方面仍然保留了其严肃政治性和不可妥协性.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持的阶级斗争,更多针对了肆意攻击和破坏社会主义道路和领导权力那部分敌对势力；因此,这一阶级斗争虽然长期存在,却不再属于日常发生现象,而转变为特定时段反对特定思想行为性质.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改革最大的突破就是重新认识生产力构成,也是重新认识剩余价值来源,还是重新认识资本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肯定会因为后者的演变而调整自身；质言之,现代资本主义大不相同于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如果说,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处在其初级阶段,还带有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特征的话,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是其成熟形态,昔日那种压榨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情况,随着其法治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基本趋于消失,已大体回归至市场经济固有的按劳分配局面.
社会主义改革选择市场经济,就等于选择真正的按劳分配原则；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会自发带来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努力避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将通过促劣变优机制化解优胜劣汰所造成的贫富对抗,最终使劳动者在能力方面趋于同等化,这样一来,即便仍然沿用市场竞争,其结果也会展现出共同富裕局面.
综上,把剩余价值来源确认为创新劳动,把创新劳动解读为现在劳动对过去劳动的发掘启用,可以形成两个结论：其一,资本本质上体现理性,劳动是市场的灵魂,资本则是强势劳动；资本在马克思时代“吃人”,在现代市场经济则可“助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其二,剩余价值来源于脑力劳动对公共资源的深度运用,其实现则需要体力劳动的参与,因此,体力劳动者不仅应该更为平等地分配获得新增社会财富,而且应该越来越平等地获得发展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担了消除劳动能力质差的历史使命.
三、脑力资源自增长趋势与共产主义
（一）人类脑力劳动资源客观呈现自增长趋势
从总体上说,人是自然界许可的生命现象,只要自然环境演变没有超出其作为特定物质能够承受的范围,人类就会延续自身历史.与此同时,在这一被许可的范围内,历史并非周而复始,而是不断发展、持续向好.
这是因为：人类自由、有意识的活动特性所形成的劳动,产生双重成果,一是物质形态,一是精神形态.马克思曾比较动物说明该二重性：“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苴中,“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属于物质成果,而“作为规律”的“观念”属于精神成果.通常情况下,人们消费掉自己劳动的物质成果,其精神成果却保留下来并进入历史,成为人类的公共资源.每一代人都从既有资源出发从事劳动,并像前人一样,使自己所创造的精神成果融入历史,给后人留下新的思想资源.人类是自然界中唯一保有客体化历史资源的生命物种,所谓劳动创新,无不立足于现在劳动对过去劳动资源的汲取,其剩余价值则取决于现在劳动对过去劳动的集萃及超越能力.
威廉·配第在其《政治算术》中指出：产业发展沿农业一工业一商业顺序转移,表明人们盈利重心的变化.笔者认为,其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源的动用力度.农业劳动对象是土地,在自然经济时期,科学技术助力农业的项目匮乏,人与人组织配合也有限,能够仰仗历史资源的选择很少,致使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则明显不同：机器生产体现对物化知识形态的规模化使用,分工扩大表明对人力资源运用的持续性深化,工业因扩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而获得更高效益.至于商业,则在生产与生产、消费与消费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联系,它通过掌握相关信息具备了配置资源的更好条件,使既有资源在统一经济体系中发挥最佳作用,商业及其衍生出的越来越庞大的服务业,之所以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翘楚,与其地位有直接关系.
历史资源的持续增加使人类客观地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不断向好成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判断.虽然该判断的前提是“自然界许可范围内”,但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结论.尤为神奇的是,随着历史资源的日益丰厚,漫长量变过程将不可避免地迎来自身质变.
首先影响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当这种历史资源积累覆盖到越来越多物质运动规律的时候,人们就将获得更多生命自由——既是个体生命时间延长,又是生命活动自由度增加.马克思确认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6]9ZS自由王国体现为人的能力的真正发挥.人类满足自身物质需要逐步被压缩至尽可能短的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而所有个体能力充分发展,就是人类以最强阵容面对自然界.
其次影响到人类自身关系.当历史资源积累达到了任何个体都难以穷尽的程度的时候,一旦每一个体都拥有开发利用能力,将对人们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占有资源多少将不再重要,人们只看重个性化选择的资源占有状态.由匮乏所引发的社会竞争将不复存在.届时,个人全面发展所导致的劳动方式脑力化,将使劳动产品都具有精神形态,而精神产品可复制性,使一个人使用与一切人使用并无区别.一方面,每个人都把劳动产品交付给社会,另一方面,所有人都享有社会的一切产品.这种共产主义,不仅营造了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且创造出最为先进的生产力.
显然,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与之相比,他和恩格斯主张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仅仅属于具有时代针对性——即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的设想.
（二）脑力劳动资源自增长趋势的两种发展路径
随着脑力资源的积累,理性作用将不断增强,其运用将趋于规范化.这首先表现在对人本身这种第一资源制度化的运用上.迄今为止,人类顺应“利益最大化目标”要求,找到了市场机制——普遍拥有利己动机的个体,在平等法治条件下进行自由竞争,按照优胜劣汰原则确定自己的利益所得——由此形成对劳动者能力的持续激励；人类顺应“效率最大化手段”要求,找到了分工机制——合作关系所形成的增益作用,使人们很乐意放弃任何事情均亲力亲为的方式,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合作——由此推动劳动关系不断拓展.
不难看出,劳动发展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劳动主体积极性调动,二是劳动资源合理性配置.前者走向市场机制,后者运用分工机制.比较起来,分工比市场更古老,市场是分工发展至一定阶段才形成的.一般而言,只要有分工就存在交换；当交换超出了自给自足体系之后,才产生了市场.作为例外,共同体最初存在分工,却无须交换,萨伊说“交换不具有一般性”可能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不交换,就不存在衡量尺度问题,这适合于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同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分工岗位从事劳动,劳动所得交给共同体,共同体再将产品按照平等原则提供给每一个人.这种分工往往体现为自然性分工,共同体需要某种管理机制,但大体遵循风俗习惯.
个体凭借卓越劳动能力脱颖而出,是撕裂平等关系的锋刃.在某种程度上,优秀个体除了满足所在共同体的分工需要之外,尚有余力提供剩余产品——理性在接受这种“剩余”时需要一定领悟过程,即人们从强调“平等关系”到默许“不平等关系”往往经过权衡,直到发现优秀个人享有特权更有利于共同体利益,才使这种不平等关系得到确认.
即便这种情况,交换也可能由共同体出面完成.古代部族战争往往对工匠网开一面,胜利者会继续使用这些劳动能力为自己服务.这说明平等僵局是由劳动能力质差打破的.交换之所以登堂入室,是依靠某种货币的诞生,后者有助于衡量人们劳动能力的优劣.阶级的产生常常被归因为所有制性质,但所有制性质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人们在共同体中的不同地位.这种地位差别被引向并不起眼的自然禀赋差别,该差别影响到发展资源的获得．后者逐步拉大人们之间的能力差距.如果仅仅涉及自然禀赋差别,很难构成能力质差——自然界不会让同一生命物种出现质差.人类之所以对保持高度警觉,就是意识到种族之间不存在质差；主张质差将为的民族压迫提供口实.真正拉大人们之间差距的是发展条件.如果承认人类生命活动特性归结为理性,那么,就需相应承认该理性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只要提供充分的资源条件,就能够推动其持续发展.现实中个体之间、民族之间巨大的能力差距,归根结底是理性发展资源的多少造成的.人类阶级分野实际以发展资源的匮乏为背景.
在一般情况下,分配常常被区别为两部分：一部分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通常平均分配；另一部分满足发展需要,通常首先满足强者.这是因为,强者对共同体肩负更大责任,人们对这种差别能够接受.问题在于,如果差别分配持续下去,就形成劳动能力鸿沟；强弱之间似乎变得不可逾越.斯密认为人们的能力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其实更应该是分工固化的结果.
如果说“利己一竞争一利益均衡分配”源自个体本位价值观,通过市场机制这种“看不见的手”,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化的话,那么,“互利一交换一资源共享发展”源自社会本位价值观,通过分工机制这种“隐蔽中的脚”,体现按需联合原则,其发展方向就是人类化.无论“竞争”还是“交换”,极致就是个体融入整体；竞争一旦拓展至全世界,即达到了经济全球化程度,个人利益将与世界经济活动相关联,成为整体利益均衡分配的一部分；而交换一旦扩大至全人类,即实现了个人与所有人交换的程度,个人能力将等同人类能力,而人类能力也等同于所有个人能力.这种局面下,人类能力和个人能力都达到最强状态.
实际上,分工需要市场,市场推动分工.无论分工还是市场,都是理性的产物.市场原则是主俸追求利益最大化,人们进入市场就面临竞争,竞争就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分工原则体现效率最大化,人们分工是为了降低成本,即便最初分工源于自然性或偶然性,但随着分工的展开,新的分工越来越取决于发展生产的需要,具有经济性质.
当然,利益最大化走向市场方式,效率最大化选择分工方式,都与特定历史条件相联系,并不具有绝对意义.分工和竞争作为理性的衍生现象共寓于市场经济.市场通过能力量化完成交换,如果做不到量化,交换就难以实现；如果劳动方式趋于同等化,即交换对象从价值转变为使用价值,则化解了分工关系的对抗性.分工以能力质差为基础,体力之间或脑力之间的量差,即便存在分工,彼此转变也比较容易,唯独脑体分工会构成鸿沟,马克思之所以把分工视为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是针对脑体分工而言.如果消除了脑体分工,劳动能力不再具有质差,阶级划分依据也就消失了.至于劳动能力之间的量差,与劳动者的个性化需要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个体张扬自我价值的发展.值此,人们的劳动选择与其生命活动志趣将高度契合,劳动因此成为生命活动的第一需要.一旦劳动方式脑力化,分工对人们的局限就失去意义,阶级将不复存在,市场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斯密友现了市场经济存在“看不见的手”,而社会分工存在“隐蔽中的脚”.“看不见的手”操弄资源配置,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哪里资源短缺哪里就有利可图,就会把资源投向哪里,整体资源配置必然呈现均衡趋势.西方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笃信,以此作为认知前提.社会分工即“隐蔽中的脚”走向共享机制,任何分工劳动都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个体所做的这种努力,在交换中形成与他人成果的相互共享——双重或多重共享,个体进入的交换范围越广,获得的共享成果就越多；人类分工由区域化拓展至国际化,客观上使共享机制覆盖到人类范围.就此而言,开放的市场经济就是最有效益的经济方式.分工所提供的智力成果共享,之所以被称为“隐蔽中的脚”,是因为它像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一样,只能通过抽象方式把握；同时,也像后者一样呈现为渐进方式,即以大量或隐或显、或虚或实、或多或少、或快或慢的经济事实展现共享机制的存在.
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工相伴相生,肇始者是理性.市场经济以利益最大化为运行原则,体现理性内容,而社会分工以效率最大化为存在方式,体现理性形式.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优化,社会分工“隐蔽中的脚”对共享机制的趋近,构成了历史过程中两大客观趋势,是解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线索.理性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以人本身为基本要素和主导条件；唯有人及其脑力才是不竭资源,无论市场经济还是社会分工,都以人为主导去运用物.黑格尔所谓理性的“中介作用”,最为关键的不是人利用物,而是人利用人；人们通过相互为用,形成了对物质世界广泛的把握和全面的利用.
冥冥之中,自然界使人类走出了一条必然性道路.市场经济所营造的个体之间的利益对立,却通过共享机制予以悄然化解.分工没有止步于人们的利益对抗,因为它的目标是合作.当所有人都考虑自身利益时,由于合作机制的存在,人们客观上都在为共同利益提供助力.其中的关键当然在于认识社会分工的本质.斯密发现了分工使人们的能力相互为用,虽然没有从普遍性角度展开这一观点,但毕竟找到了正确的起点.
（三）劳动方式脑力化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本质上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种规定性.那种认为只使用生产关系标准可以淡化生产力要求的观点,既违背唯物史观,又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相冲突.
首先,理想社会要求形成最为先进的生产力模式.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就是充分而全面的公有制.这是资源配置拥有最大自由度或零障碍状态,是形成最优模式的前提；值此,理性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双双得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脑力劳动资源具有自增长趋势,意味着人们面临越来越丰厚的公有资源；另一方面,劳动者存在脑体分工,只有脑力劳动者具有使用这些资源的能力.因此,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逻辑上要求进一步提高劳动者能力,即通过促体力转脑力,使所有劳动者共享公有资源.
其次,理想社会要求形成最为和谐的生产关系.未来肯定需要消灭阶级,以往认为导致阶级存在的经济原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实私有制存在的原因是劳动能力质差,而导致劳动能力质差的原因是人类生产力水平供养不了更多脑力劳动者.所以,仅仅孤住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能真正解决消灭产生阶级的条件问题.1956年中国人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实现了大一统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是,付出了生产力滞后的代价；而改革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真正落实了按劳分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农民客观上再度沦为弱势群体.改革走到今天,人们似乎又需要面对：要普遍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力滞后,还是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力发展？有些学者骨子里仍然接受“宁要公有制的草,不要私有制的苗”的原则.这看起来“很”社会主义,“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无视时代条件的重大变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真谛.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历40年,理当“不惑”；却仍然有人试图拉改革倒车,居然还可以振振有词,足以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仍然属当务之急.
当年,斯密曾对“经济人”假设作过描述：面包商要赚钱,必须使其面包满足消费者对物美价廉的需要——利己通过利他方式实现.分工仍然可以从“经济人”开始,每个人都力求在分工岗位上作出一流业绩,这样一来,在与其他分工者进行竞争时就拥有了某种优势,就可以获得更多交换对象,获取更多资源条件；与此同时,分工体系因.经济人”前提,得以形成更高水平的共享局面.个人越是在分工岗位上展现优质劳动能力,就越是使共同体共享一流劳动成果,人类整体能力就会越强.进入分工体系中的“经济人”,会努力扮演好自己的分工角色,即尽可能发展自身能力——这与从产品形态通过利他实现利己并不一样,而是从能力方面通过自我提升实现整体提升.
人们之所以形成交换愿望,是避免自己生产带来低水平和多劳累,单一分工任务形成轻车熟路,会大大减轻连续劳动压力,而且,如前所述,专业化劳动会显著提高能力水平,形成最好效益.人们宁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不会去尝试太多劳动岗位；追求新鲜感也是自由有意识生命活动特性的表现,但这种愿望建立在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如果能够轻松干好当然属何乐而不为,如果只能证明自己无能,就会果断放下.
也就是说,交换关系“主观利己通向客观利他”,分工关系“个体提高带来整体共享”.前者体现所谓“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竞争在主导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形成利益分配机制；后者体现所谓“隐蔽中的脚”,即分工发展在推动个体进取的同时也走向整体共享机制.
不难看出,无论交换关系还是分工关系,都属于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内核是理性,理性发展无论体现在“效率最大化手段”上——通过最合适交换关系即满足竞争需要来实现,还是“利益最大化目标”上——通过最合理分工关系即满足发展需要来实现,双方走势都趋向共产主义,主观利己与客观利他的一致性经过理性洗练,会使后者越来越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个人越为他人考虑,就越容易得到社会认可,集体主义不再是外部强加,而越来越成为内在需要.个体提高带来整体共享的一致性经过理性打磨,会让二者的关联成为一种基本判断.帮助每一个人就是帮助整体,也是在帮助自己.
无论交换关系还是分工关系,都存在于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通过个人努力——既是现实劳动能力的运用,又是未来劳动能力的发展——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第一次获得自觉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其中,以促体转脑为特征的“未来劳动能力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目标.共产主义的确是一场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载体,就获得了通过量变达到质变的条件.
人类走到今天,已经具备了重新认识社会分工的条件.之所以没有及时发现,当然归因为它处在“隐蔽中”,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才能察觉.关于物质世界人们早已掌握了诸多“超视距”对象,而关于社会分工的隐性逻辑,同样需要“超视距”认知.
市场是人化自然界,分工是物化社会关系.市场使竞争被限制在制度框架里,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法治规范下的竞争；自然界呈现丛林法则,即所谓“弱肉强食”.人类创造了市场体制,一方面保留了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自由”的范围.所以,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使用丛林法则来概括.然而,当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起法治规范时,它只有“自由竞争”,却没右对于自由的限制.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呈现为制度性剥削,就是这一原因.强调市场是人化自然界,市场就并非天然自然界.“人化”是过程,市场体制的标志是“自由竞争”规则的建立,这是一个需要依据市场经济实践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资本主义从“自然性”走向“人性”,经历了数个世纪.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严厉批判是有历史针对性的.
分工是物化社会关系,也可以说是结构化或固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多次说道,人类史前史阶段,分工体系本身变成了主导人们的一种客体要素.“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昀发展阶段.”‘61“5‘‘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已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61“5马克思强调：“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199理想社会应该是人们主导分工.
理性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内容,而社会关系则是生命活动的形式.人类智力只能产生、运用、发展于社会关系之中.所谓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以社会关系为动力：分工岗位本身既存在劳动条件的差别,又存在利益地位的不同,所有劳动者都向往更好的分工岗位,如何实现社会分工的合理布局,需要一套人们认可的规范程序.并且,分工岗位的获得和运用并非一成不变,竞争迫使个体尽可能发掘自己的智慧,在探索规律方面走在前面,掌握规律变成了确立社会关系位置的手段；人们在社会合作中的最终利益获得,只能取决于其劳动能力,而这恰恰与分工地位相关.所谓市场竞争,首先是分工岗位的竞争,分工岗位是利益地位的首要目标,也是分配地位的先决条件.
然而,无论人们如何竞争,一旦分工布局形成,客观上就造成了智力成果的共享局面.这种劳动成果相互为用,是分工产生更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原因.理性会很快察觉分工的好处,维护和扩大分工就会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种产品依靠零部件漂洋过海集成,并不鲜见.其中的奥秘就在于：生产者在世界范围内考量最佳分工组合.劳动者的能力越强,越容易受到关注,也越有机会成为高水平的分工关系参与者.生产力往往在这种不断升级的分工布局中发展.其前景是：一方面,激励所有分工劳动提高自身能力,另一方面,推动共享机制覆盖更多分工关系.
“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取决于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隐蔽中的脚”之所以能够迈向共享目标,取决于分工主体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动机.显然,无论市场行为还是分工行为,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市场拥有“看不见的手”,掌控了资源配置,使其呈现为某种合理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显然以这个判断为基础；而分工拥有“隐蔽中的脚”,迈向了共享机制,使其呈现为某种客观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应该以这个判断为前提.承认精神成果复制给社会发展带来增益,集中体现在分工方面.分工促进了共享精神成果,分工的扩大就是共享范围的扩大.而所谓共产主义,正是在重新认识社会分工中找到自身历史必然性的.
劳动方式脑力化并非只展示消除能力质差进而阶级基础不复存在这一成果,同时,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主体条件：脑力化成果具有精神形态,后者可无限复制,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共享问题.目前需要保护知识产权,是因为仅仅部分人有能力提供创新成果,为了激励创新的积极性,需要赋予其劳动更多利益；但与此同时,隔断人们对创新成果的自由使用,对社会而言是资源演费.管理者不得不在激励个人和追求社会效益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即在特定时段保护知识产权,过期则完全公开.一旦人们变成同等创新劳动成果的提供者,这种特殊保护就会被完全共享所替代,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四、社会主义政权促体转脑的历史使命 实现共产主义一旦依据主体条件而不是客体条件,一旦该主体条件呈现为劳动方式脑力化,一旦脑力劳动需要社会生产力支撑个人全面发展,那么,结论就已明确了：无论是马克思时代还是当今时代,无论是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都尚未达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结论同样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找准了正确道路和方向,正在坚定不移地迈向共产主义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在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在于拓展了国家经济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始创新在于形成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人类发展模式.
（一）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诞生
工业革命对生产关系进行了颠覆性冲击,而资本主义制度在相当长时期没有确定回应办法——一般而言,制度规范产生在矛盾和问题发生之后,无论何种祉会形态,其初始阶段都很难完全避免制度缺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看,制度缺位就是放弃法治约束,等同于“纵容”丛林法则横行.当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之所以显著不同——前者拥有法治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后者肆无忌惮地压榨剥削雇佣劳动者——关键在于制度规范是否到位.
马克思时代处在工业革命成果形成并推广时期.首先,大机器营造了新型生产方式,劳动资料对劳动者的支配作用大大强化,较之手工工场仍需要仰仗劳动技能、雇佣工人掌控了一定主动权不同,此时资本家仅仅凭借提高机器转速和延长其使用时间,就可以拿到更多利益；其次,为了突破传统封建关系对劳动者流动的束缚,资本主义强调“自由放任”的声音成为主流,致使很长时期都不能出台与大机器生产相一致的生产关系规范.其结果是：资本列强在国际关系领域奉行丛林法则,推崇所谓生存竞争、适者生存,通过奴隶贸易、殖民地掠夺、世界大战,对落后民族横征暴敛,使资本原始积累血迹斑斑；资产阶级在国内关系领域奉行放任自主,推崇所谓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导致资本竞争纷纷采取压榨剥削各自辖下雇佣劳动者的方式,致使无产阶级的基本生存条件遭到破坏.这种全局性、残酷性的阶级剥削,使马克思有充分根据判断资本具有“吃人”的性质.此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毫不犹豫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否定这种社会管理的必要性,断言在理想社会,对人的管理将被对物的管理所代替.
其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施了非人待遇.
恩格斯历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惨状：“就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几乎一切享受都与他们无缘,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每产生一次危机,雇主每发一次脾气,都可能使他失业——,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境地.”“在资产者的眼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恩格斯强调：“工人颓废堕落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
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严重危及无产阶级的生命存在.恩格斯写道：“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
《资本论》也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人生产过程本身……”资本的逐利重心放在雇佣劳动者身上,后者遭受的剥削直接体现在生命机体受损上,表现为生存质量下降、生命时间缩短.“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其二,无产阶级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暴力方式反抗资产阶级.
恩格斯指出：“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穷到处境悲惨和食不果腹的时候,那就会更加促使他们蔑视一切社会秩序.”对于一个忍受了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社会秩序的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这种反抗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
还有此起彼伏的罢工.“这类罢工令人难以置信地频繁发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我坚定地认为：现在已经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普遍的、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
导致上述局面的原因是法律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恩格斯指出：“对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对他特别不利,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保护他的利益的,而最重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柱.”丛林法则敌对弱者,法律敌对无产阶级.“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
后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始出现若干新的法律规范.1892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谈到工人时说：“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恩格斯还指出了一种新的事实：“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17] 378
总之,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是：雇佣劳动者处在水深火热的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出现暴力化趋势；以取代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潮形成.当雇佣劳动者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万难延续.无论阶级斗争暴力化,还是社会主义成为思潮,都是这种劳资关系的真实写照.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界定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恰恰因为无产阶级解放迫在眉睫.1852年,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谈到自己的三点理论贡献：1．阶级的存在仅仅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3．这一不过是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他认为：当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的时候,消灭阶级的“生产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已经到来了；一旦实现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阶级就将消灭,美好就将代替罪恶.
其三,资本的世界扩张使生存危机从西方转移至东方,提供了俄国、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机会.
无产阶级命运越悲惨,阶级斗争就越暴力化,革命也就越容易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信心满满.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强调了革命属当务之急；马克思做的是战场学问,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理论.显然,当这一解放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胜利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当然全力以赴地证明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即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证明资产阶级剥削了无产阶级.该剥削已经危及无产阶级的基本生存,周期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迫使无产阶级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按照两人的预想,资本主义挺不过经济危机这一关,社会主义的胜利指日可待.后来的历史表明：恩格斯当年注意到的先进国家雇佣劳动者能够分享资产阶级产业垄断地位成果的现象,渐成普遍趋势,导致其阶级斗争趋缓.然而,先进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全球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却陷落后的俄国、中国于水火之中,提供了两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契机.
今天看来,社会主义主角落在落后民族头上并非偶然.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迄今为止人类也不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所谓理想社会的生产力,不是现成的存在,而是创新的成果；所谓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是静态比较,而是赶超过程.
较之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时代属于其初级阶段.当时资本主义因经济危机与阶级斗争而深陷困境,完全可能倒在某次危机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有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此时资本为恶天下,尚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一则资本家凭借本能放纵资本肆意妄为,二则他们还不确切知道如何设立制度.
资本的全球扩张缓解了国内剥削强度,使资产阶级拥有改善与雇佣劳动者关系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危机对雇佣工人生活的冲击,对阶级斗争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二战之后,新型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市场竞争重心从体力劳动转移至脑力劳动；源源不断的财富增长使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上法治体系、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健全,资本主义逐步完成了从19世纪初级阶段向20世纪成熟阶段的过渡.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斗争从政治诉求转变为经济诉求,暴力革命方式不再具有现实性；资本主义虽然并没有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却使该矛盾变得可控.
俄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世界大战背景下取得胜利的.如果说,暴力是最为快捷的政权更替方式的话,那么其发生一定是多数人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的时候.世界大战加剧了落后的俄国、中国的社会危机,使其获得了难得的“历史窗口期”,拿到了利用暴力革命重新建立政权的条件.
社会主义立志取代资本主义,其理论形态只能针对资本主义实际.当资本主义发生重大改变时,社会主义理论理所当然会作出调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认识并不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当代解读,也不构成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否定；人们需要关注的则是时代条件的转换对两制关系的影响.
（二）国家权力在制度创设和分工规范方面的作用
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期,作为稀缺资源的脑力劳动为什么率先分布在社会管理领域,而没有投入到直接影响消费品供给的物质生产领域？回答这一问题不能单纯归结为主观选择,即脑力劳动者故意逃避体力劳动；如前所述,作为最强能力的脑力劳动,需要投放至关键所在,而社会管理即属于此：一方面,社会管理创立和维护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也是物质生产的前提；人类像其他物种一样从自然界中生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属于生命本能,不仅原始状态会大行其道,即便存在法治规范,一旦发生生存危机该本能也会霍然抬头,对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社会管理按照利益最大化目标设置秩序规范,例如生产与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基本规则；同时也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配置公共资源.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在宏观层面影响到物质生产活动.
社会管理与直接物质生产相比,对于自然经济时期的人类而言,属于更为重要的分工领域,最初脑力劳动之所以集中于此,首先顺应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次才与脑力劳动者群体的自利考虑有关.失去了前者,后者很难持续.
在自然经济时期,物质生产主要是农业或以农业为基础的工商业.生产力首先取决于自然条件的“风调雨顺”,其次取决于管理者的“政治清明”和劳动者的“勤奋努力”.前者不在掌控之中,后者是主导因素：一方面,管理者通过秩序设置形成生产力的重大助力.首先是内部经济秩序,例如确立法制或类似“奴隶制”转向“封建制”——阶级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其次是外部安全环境,管理者依靠经济实力和自卫军力,经略友妤睦邻关系和通畅贸易关系,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所谓“政治清明”,体现在二者兼得上.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勤奋努力”往往体现某种程度的脑力付出.即便体力劳动者,通过经验积累,也能够在分工岗位上做出一流成绩,无论昔日的“能工巧匠”,还是今天的“大国工匠”,都是个中典范.所谓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提高与劳动者这种贡献有关.问题在于,这种经验积累方式,往往呈现量变过程.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取决于“社会劳动”经由“历史积累”形成,指的应该是这种情况.
如果说,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管理劳动针对的是宏观条件——内部经济秩序设置和外部经济环境建构——的话,那么,分工劳动针对的技术条件提高和工艺过程改善则属于微观条件.双方都涉及脑力劳动的运用,区别在于,管理劳动体现生产方式的整体需要,脑力运用具有持续性、专业性,分工劳动体现生产方式的具体需要,脑力运用具有针对性、偶发性.
其一,生产方式中的制度规范,首先涉及价值判断,即确定生产力的第一致动要素是“物”还是“人”？
如第一部分所论,如果是“物”,就需要物尽其力,计划体制使生产和消费趋于一致,实现对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了物力浪费,体现了这一需要；计划经济只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这不仅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形成生产关系.如果是“人”,就需要各尽所能,市场体制使微观经济主体具有活力,通过公平竞争落实利益归属；调动劳动积极性上升至主要地位,所有制形式则退居次要地位,采取什么所有制或是否采取公有制,要看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所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重视人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致动要素而衍生的口号.
其二,确认生产力作为第一致动要素仅仅是制度规范的第一步,解决的是“体制”问题,还需要解决发挥劳动者积极性的“机制”问题.
这要求展开“人”的内涵,关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关系.按劳分配原则以劳动作为平等尺度,是倚重“人”的要素的一般要求,客观上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它不仅一般地肯定“人”的作用,而且倚重“人”中劳动能力强者或脑力劳动者的作用.现代市场经济呈现了完整的劳动动员机制,即前述三个环节：通过自由竞争以充分解放劳动；通过市场机制以客观衡量劳动；通过优胜劣汰以持续激励劳动.
其三,既然脑力劳动者成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的主导部分,如何推动劳动方式脑力化,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涉及两项要求：一方面,从现实劳动的社会合作出发,需要在倚重脑力劳动者的情况下,兼顾体力劳动者权益,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针对的就是这一原则；唯其如此,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合作,使社会总劳动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从劳动发展的客观趋势出发,不断优化劳动能力构成,使脑力劳动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这意味着,应该从理念层面把帮助弱势群体视为社会总劳动水平提升的基本途径,此举既需要“尽力而为”,又需要“量力而行”,其底线是不能冲击“按劳分配”支配局面.
无论制度规范还是分工规范,针对的都是生产关系.制度规范侧重生产关系基本形态,内容大体稳定,呈现为静态形式；分工规范侧重生产关系发展形态,内容始终在变,呈现为动态形式.从逻辑关系看,制度规范作为体制性要求,应该先期生成,而分工规范作为机制性要求,是体制运行状态的表现.但在时代条件发生重大转变时期,敏感的分工领域通常最先变化.
制度规范和分工规范都仰仗政治权力施为.所谓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作用,即体现于此.当年,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的；实际发生顺序则相反,都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即政治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志——包括对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认识——选择制度模式以及分工原则,并因这种选择决定了生产力或快或慢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经济基础或稳定或动荡的存在状态.然而,只有选中的是符合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够持续存在并稳定发展；否则就可能因导致败局而昙花一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了生产力、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对计划经济的选择,即便以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原理为基础,也没有确保其符合生产力要求,还需要依靠社会主义改革予以修正.
政治权力参与直接配置资源,使其选择的正确性至关重要.通常说来,进入实践之前首先需要接受逻辑检验,即论证相关方案的科学性——只有逻辑合理的方案才成为首选对象；但是,鉴于“逻辑”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而新的事实往往区别于过往的事实,所以,所选方案是否正确还需要接受实践验证.
社会主义事业追求人类的理想目标,对理性依赖是其突出的特征；只要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实现,任何行动方案都必须既接受逻辑证明又接受实践验证；考虑到具体事物包含了诸多一般判断——每一盲人摸象时都依据了客观事实——几乎所有结论都与某种事实相一致；这客观上使“以理服人”变得十分困难——人们常常遇到的不是有无道理,而是道理多少.一些学者总能找到坚守“经典文本”的理由,原则上并不为过,应该为他们提供表达空间,但从总体上说,如果在理论尺度和实践尺度之间作选择,还是更应该向实践标准倾斜.人类拥有理性,是为了更好的行动,权重显然在实践.
制度规范针对人本身的社会活动,分工规范则针对劳动者的经济活动；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或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或集中；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始终活跃；双方有机结合成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样态.制度规范具有一般性和稳定性,往往产生较为显著的历史惯性,并因该惯性而对时代条件变化表现出某种迟滞.制度规范和分工规范存在互补互动机制：首先,分工规范通常必须服从制度规范要求,其次,分工规范的重大调整会要求修正制度规范.从中国改革可以看出二者的上述关系.制度规范首先面临价值定位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止步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满足于按劳分配原则,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共同富裕”,追求按需分配目标.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推动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示的发展前景及其逻辑张力,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领导.这个党的初心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标志是通过“解放穷人”实现共同富裕.她所掌控的国家权力,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运作空间：首先设置了共产主义目标,其次制定了达到该目标的战略路线图.这是人类第一次把横跨百年的发展蓝图付诸实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果,这种“价值引领”和“战略设计”功不可没.用共产主义作为“价值引领”,契合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最佳阵容的需要——共产主义意味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社会全部劳动能力将成为人类的共同资源；用百年发展作为“战略设计”,可以解决数代人接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种空前浩大的社会变革工程,是人类理性从未企及的思想奇迹.中国改革40年牛刀小试,就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大大增强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信心和定力.
把共产主义作为价值目标,是无产阶级或穷人的愿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的最终愿望；它寄托了无数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横空出世,建立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理的基础之上.也许,历史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为恶天下时,恰恰在商品经济时造了弱势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历史窗口期”；而无产阶级政权资源只有在信息经济时代才能大展宏图,这才通过社会主义改革获得了这一利用机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目标,其发展模式将启迪人类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困局.人类改变自身命运、迈向理想社会的种子早被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埋下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则展示了趋向共同富裕目标进而超越资本主义的光辉前景.后者完成了对前者的历史补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读这一历史逻辑的载体.
其一,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佳激励劳动模式.
既然人类生存和发展依靠劳动,那么,人们平等应该体现为劳动能力平等；而个体自然禀赋的差别,则要求能力平等体现为同质脑力劳动,平等通过“自由”体现,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时代,缺乏实现劳动能力平等的生产力条件,所以,他设想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平等的条件.市场经济有效激励劳动却自发形成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政治权力的作用,促劣变优或促体转脑,展示劳动方式脑力化前景,是理性的一大手笔.
社会主义政治权力通过分工领域施为：一方面．分工方式不断扩大和深化,推动人类走向整体化,意味着劳动成果共享局面在量上持续拓展,越来越向一切个体覆盖；另一方面,分工劳动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人类走向劳动方式脑力化,意味着劳动成果共享水平在质上不断提高,越来越向全方位生命活动扩大.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常常通过分工优化过程呈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通过分工发展实现.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发挥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可以区别为一般作用和特别作用.政府的一般作用针对了“规范秩序”和“市场失灵”现象,所有国家都需要履行；而政府的特别作用即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针对和制衡市场贫富分化的趋势,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客观上呈现了“过去劳动一现在劳动一未来劳动”的全方位动员,使自发的市场经济获得理性大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的发展道路,既吸纳了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创设了政府机制更好的脑的作用,二者结合将创造全新生产方式.要改变贫富分化现象,需要能力方面促劣变优,或者说由体（力）转脑（力）.如果说现代市场经济张扬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话,那么,人们要想利益平等,只能戗力平等.而后者不平等,根本在于发展条件短缺.中国改革通过选择市场经济,第一步是消除生存条件匮乏状态,这一点很快就可以做到了,而第二步就是消除发展条件短缺状态.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首先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其次是积极推动促劣变优工程,就像目前正在进行扶贫工程一样,即提供从公平到平等的受教育条件.
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适应了信息经济的需要.
如前所述,阶级斗争使落后民族尤其使拥有另一种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掌握了政治权力,这是一个重要历史机遇.人类在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沿袭商品经济时法面临了某种困境；信息时代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脑力劳动普遍化,另一个是经济资源信息化.二者要求人们发掘生产关系的潜力,即通过扩大资源利用方式来创造更多剩余价值.这种潜力取决于：消除对抗所导致的信息资源封闭或不真；扩大社会关系的广度增加资源配置的选择空间；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形成和谐世界关系,增加智力源头.
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方面的社会本位理念,提供了发展模式的创新基础.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在市场经济道路上渐进发展,迟早也能解决贫困问题,即引领社会走出贫困状态,完成某种自我救赎.资本主义自身进步,即从两极分化到橄榄型阶层分布,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量变受到了信息时代条件的冲击,按照所谓“货币是一般商品,金融是一般货币”的理解,现时代一切资源都获得了信息符号表征,后者大大加快了资源优化配置速度.这使资本玩家登上了新的发力平台；仍然困守在凭借劳动挣得一份收入的雇佣劳动者,本来就已经穷于应付生计,现在一下子被富人玩的金融游戏迷乱了双眼,即便小心翼翼跟跑也会被资本高手带进沟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最感痛苦的是普通老百姓.当市场竞争需要更好资源配置的时候,所形成的信息化工具却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雇佣劳动者跟进的道路——他们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并没有更多资源.信息经济似乎歧视穷人,却青睐长袖善舞的资本,后者因其富有而拥有更多选择权.这严重影响到资本主义可以向好的前景,使其意识形态失去自信.托马斯·皮凯蒂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现实……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异军突起.本来,信息化作为工业化发展成果,并不是针对社会主义准备的,它顺应的是工业化成功国家的需要；事实上,无论是实体经济衍生出虚拟经济,还是信息革命催生出互联网技术,都是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然而,信息化在行进中却突然遇到了一个强势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本来,谁都没有在推进信息化发展方面打社会主义牌,包括社会主义者自身.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学界还刚刚如履薄冰地认同“脑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者是劳动者”,还在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区别争论不已,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坚持认为“唯有生产物质产品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中国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最为基本的实体经济即农业方面,千方百计地努力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事情的突变出现在中国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之后,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提出“资源配置”问题,这是竞争获胜必须面对的一关.改革经过一段时间试水之后,才确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性,但是,谁都知道,仅凭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只能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一开始,之所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之所以突出市场的“方法”性质,的确包含着鉴于生产力落后不得不用“市场经济”的涵义.然而,几乎是凭着数十年计划经济养成的政治本能,社会主义者努力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必须坚持的目标,在改革中尽可能发挥自身政治优势为实现该目标规划发展蓝图.这样一来,客观上凸显了政治权力在信息资源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其参与资源配置并带来显著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信息化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工具.以信息方式展现的资源条件,能够在精神层面进行成本极低的配置尝试,从而为确定最优配置方式奠定基础.显然,拥有资源条件越多,使用这种方法越得心应手,获得成就也越大.毫无疑问,国家所拥有的资源条件是任何其他经济主体都无法比拟的.人们之所以迟迟没有意识到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所独有的这种作用,既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向运用计划经济,后者本质上以物质生产资料为中心安排经济发展,国家虽包揽一切,计划本身却缺乏自由度；又是因为资本主义受制于西方文化个体本位价值观,国家权力被看作“不能没有的坏东西”,属于个人权利的某种“让渡”,不仅需要“三权分立”予以制衡,而且要么在平常扮演维护秩序的“守夜人”,要么在危机时扮演宏观调控的“消防员”,并不能自主进入市场,所以很难在信息时代需要时施展作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崭新经济现象,是市场经济从商品经济转向信息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者似乎无意中获得了这一成功.但是,梳理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劳动者已埋下了该制度被替代的伏笔——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而经济发展始终依靠人来实现,而人力的最佳状态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仅就此而言,人类历史是弱者变强的过程.马克思提出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恰恰顺应了历史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对弱者的无视和压迫是短视表现.社会主义者利用阶级斗争夺取了国家政权,虽然走过弯路,但它坚持解放穷人的目标,始终体现社会发展规律要求；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必然会通过坚持该目标找到信息经济所需的政府作用模式.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华彩篇童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是解读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这个突破具有重大意义,展示了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新认识.中国人只有坦然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现象,才能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放弃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才能最终对人民、对历史有一个合理交代.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政治权力的作用.
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诞生于工农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相应承担了帮助他们从体力劳动者变为脑力劳动者的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权力拥有四大优势：一是资源占有优势,不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还是信息资源,其他市场主体均无法媲美；二是公共产品优势,国家的行为是服务全体人民,占据天然道义高地；三是国有经济优势,可观的经济体量能够直接被国家支配,使执政党的意志和决策得到强大的物质支撑；四是强制手段优势,使政治权力得以直线运行,形成很高效率.
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上述特点使其成为特殊的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形成的一大利器,能否运用得当,成为考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尺度.该权力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其一设置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组织架构；通过法制规范“自由竞争”规则,包括规范劳资双方在“优胜劣汰”机制中的权利和义务；其二确定公共产品的内容和原则,保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持续投入的资源条件；在市场缺位或失灵环节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为国民经济整体稳定和发展提供助力；其三对分工布局和原则作适时调整,与时俱进地推进弱势群体趋强的过程；针对性地解决新出现的效率最大化问题.
中国的改革已历40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其理论成果的集大成,也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华彩篇章.
首先,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通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将在2050年达到“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目标.
这是一个战略性宣示,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走多远”的肯定回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逻辑展望.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就意味着它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对二者的历史性超越,是一种人类新型生产方式.其隐性逻辑则是：否定了仅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萌芽、发展、成熟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基本事实,但该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这一阶段；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之后,还可以向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发展,直至完全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关键在于,作为一种新型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目标具有逻辑一致性.
上述结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逻辑主线.
其次,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十九大报告所列出的十四条方略,分别从“组织架构”（第一、五、七方略规定了上层建筑基本内容）、“运行目标”（第二、八、九方略规定了基本价值目标）、“遵循原则”（第三、四、六、十、十二、十三方略规定了基本策略原则）、“保障条件”（第十一、十四方略规定了政治权力基础）四个方面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表达.
概括说来,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作用仍然体现在“价值引领”和“战略设计”两个方面：在国内,确立共同富裕价值目标；其战略设计分为两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例如当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推出的“三去一降一补”等,直接影响到分工规范.在国际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其战略构想包括“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为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例如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直接影响到国际分工格局.
上述举措,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实践领域的具体展开.
最后,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中国要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过硬”.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以全面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后者呈现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话,那么,政治权力无疑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党的建设就变成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工程.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坚持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没有执政党建设这一部分内容,它所展示的利用政治权力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发展模式,将失去逻辑支撑.中国的改革尚在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对其实践的理论表达,同样在路上.人们可以确认的是：比较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型成功,改革已经从“路口”来到“路上”,人们已经圆满回答了“要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题,已确定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舍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现象.社会主义者对市场规则的运用,同样体现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只能用当之无愧的一流成绩展示给世界,才能说服这个世界认同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旗帜仍然是共同富裕,“解放穷人”仍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只有坚持这一点,才是坚持“初心”.而坚持了这一点,就会形成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我们所谓“不冲突、不对抗”是指政治战略、经济原则,并非思想理念、价值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否认原创理论对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的当下意义,绝不是否定其当时意义,更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在当时条件下取代剥削阶级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一饮一啄,自有因果.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在资本主义罪孽滔天之时诞生,预示资本主义骨子里所存戾气——它虽然用人化自然界市场竞争代替了天然自然界弱肉强食——不是人类理性心仪的局面.当年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将通过运用所获取的政治权力,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者将达到共同富裕目标,证明自己拥有足够能力,既解放自己,又解放全人类.
政治经济学论文参考资料：
汇总,上文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再认识和建构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政治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