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华文化硕士学位论文范文跟在把握中华文化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信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在把握中华文化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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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观察中华文化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中华文化的演进规律,即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由此可以判断：即便是在遭遇西方文化挑战的情况下,中华文化也不会丧失自主性,而是会在吸收一部分西方文化之后获得新生,变得更加特色鲜明、恢宏大气,更有生命力,中华文化将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并得到广泛传播.

关键词：中华文化；演进规律；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8）04－0034－07

收稿日期：2017－1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后期资助基金项目“东欧诸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研究”（16JHQ025）

作者简介：夏庆宇（1981-）,男,辽宁鞍山人,讲师,博士.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深入观察中华文化的演进历史,从中把握中华文化的特点、主要内容、演进规律,有利于引导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坚定对中华文化发展前景的强烈自信.

一、中华文化的五个演进阶段

通过观察中华文化的演进史可以发现：以古往今来的中国政治体系所推崇的文化学派、意识形态的变迁为标志,迄今中华文化已呈现出五个明显的演进阶段.

（一）河洛文化阶段：从远古至春秋

中华文化的核心起源于黄河、洛水流域,集中体现为河洛哲学.本文将河图、洛书、易经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共同构成的哲学体系统称为河洛哲学,河洛哲学的主要哲学概念和哲学符号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卦爻等,这种哲学是一种融贯、完整而独特的世界观,它与中华民族同时并生.据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创立了八卦,《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八卦体现了一种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既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有一定的结构、其结构决定了其功能、其功能的相互作用是有规律的（即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人是能够掌握世界的规律的.这种世界观既不认为世界是神造的,也不认为物质是由精神创造的,而是认为人能够认识规律,因此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尽管后世有人用易经的理论从事唯心主义活动,但河洛哲学的本质是唯物主义哲学,对这一点应予明辨）.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以河洛哲学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本初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并形成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王朝普遍信奉河洛哲学这种中华民族最古老、最独特的世界观,但这一现象在春秋战国之前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在当时河洛哲学几乎是中华民族唯一的世界观,也是从伏羲时代至周王朝主要尊奉的哲学理念.例如《史记·殷本纪》记载：“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可见殷商的帝王习惯于用河洛哲学中的“天干”来取名,这凸显了河洛哲学在当时的地位.又如“西伯拘而演周易”（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记载可以证明中国在商周时期对易学的重视.

（二）儒、道、法三足鼎立阶段：从战国到西晋

中华文化发生的第一次变化出现在春秋时期.春秋时代,王纲解纽,政治崩坏,社会动荡.九原板荡的社会现实要求人们思考现实问题,拿出实现社会由乱到治的方案.当时风雨如晦的局面促使许多人开始脱离传统的河洛哲学来思考现实问题,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河洛哲学主要是一种宏观的世界观,它并未直接告诉人们应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人们予以回答时自然会出现开展新的理论探索的情况.

百家的出现使得中国在春秋时代之前的学在官府（而官府之学主要是河洛哲学）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到了战国时期河洛哲学已经不再是中国古代王朝尊奉的唯一哲学了,纵横家、墨家、农家等由于有具体的、针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政治主张,因此成为显学,成为当时的王朝统治者们乐于奉行的主张.在春秋时代,儒家、道家、法家处于草创阶段,位于百家之列,其地位并不显得比其他家“尊贵”,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秦朝崛起之后,百家中的许多家都衰落下去,在后世（截至西晋）长期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由此中华文化进入儒、道、法三足鼎立的时代.有人认为道家的政治色彩并不明显,不会受到古代王朝的推崇,但《道德经》中论述政治问题的内容绝不少于论述个人应如何修身的内容,例如“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且道家“无为而治”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主张,这种独特的统治方式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并不算小,许多皇帝都曾身体力行之.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儒、道、法呈现出交替为主的局面.在乱世,如战国、东汉末年,法家比较流行,秦始皇、曹操都推崇法家；在衰世,即在战争造成的社会创伤十分严重、民生凋敝的时代,道家学说比较流行,如在文景之治时期、两晋时期,黄老之学、玄学成为显学；在王朝建立初期、奠定大一统局面时期或者在盛世,儒家学说比较流行.例如,刘邦在得到江山后就开始推行儒家的礼治主张,用儒家的学说来尊君抑臣,建立起封建统治秩序；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处于比较兴盛的阶段,统治者则推崇儒术,史载：“自汉武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

儒家、道家从两个不同侧重点出发继承了河洛哲学.由于更加关注维护统治秩序、经世致用,儒家主要继承的是河洛哲学的历史观,即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认为古代王朝的更迭遵循着五德始终的演进规律.儒家还用河洛哲学来论证自己的政治、社会主张,例如,董仲舒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张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2］儒家对易经极其重视,视之为群经之首,后世儒者也积极钻研、发展周易的基本理论.道家则主要继承了河洛哲学的世界观并创造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的学说,以此作为道家关于宇宙起源问题的理论模型.总之,儒家注重用河洛哲学来观察现世,道家则注重用河洛哲学来形成道家世界观并用这种理论作为基础来指导道家的宗教实践.当然还应当承认,儒家、道家思想有很多内容是河洛哲学并不具备的.

（三）佛、儒、道三足鼎立阶段：从东晋十六国到清中期

从战国到西晋之间的中国大、小王朝曾交替性地主要奉行儒、道、法三家的主张,大致在晋朝建立之后,法家逐渐沉寂下去（尽管法家作为一个学派逐渐消亡了,但此后法家的政治主张继续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实际统治过程中发挥现实功用）.然而,此后中国的思想界并未呈现出儒家、道家两强对峙的局面,而是继续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只不过其中的“一足”法家思想的地位为佛家思想所取代.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这既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外来哲学体系的强烈影响,更是中国在漫长的古代史中唯一的一次有意识地向域外学习,汉宣帝、唐太宗等皇帝就曾多次派人向西域、天竺求法.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学说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以至于成为中国古代王朝部分统治者最为推崇的思想.当有王朝统治者推崇这种思想之后,就可以说中华文化发生标志性的变化,进入佛、儒、道三足长期鼎立的时期,而且在有些时候佛教思想对中国王朝的影响力要超过儒家和道家.例如,隋朝的文帝、炀帝,唐朝的代宗、德宗、宪宗、宣宗都推崇佛教,元、清两朝为了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而崇尚佛教密宗,武则天、朱元璋更是入过佛门.有著作对此形容道：“佛教教义逐渐取代儒家思想成为在中国地位最为显赫的哲学,而且中国的佛教对朝鲜、日本、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儒家、道家、佛教的关系是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成为中国的宗教文化和学术文化的三个支柱.”［3］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佛教主动适应中华传统文化,因而出现了明显的中国化.对此,冯友兰指出：“佛学本为印度之产物,但中国人讲之,多将其加入中国人思想之倾向,以使成为中国之佛学.”［4］中国化之后,佛教逐渐深入地融入中国,到了近现代,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之一,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而在当代,要想看看中国的古代建筑是什么样子,最方便的途径往往是参观佛教寺庙,当前中国的普通民居已经西方化了,但佛教寺庙还维持着中国古代的建筑样式,今日僧人的日常服装仍是中国宋代的民间装束.而且佛教在融入中国后,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重要影响,例如,宋明理学、心学都是在佛学的激荡下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发展而产生的.

（四）以一神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阶段：从晚清到民国

到了近代,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中国应当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放弃传统文化,还是应当在继续保持中华文化在中国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吸收一部分西方文化为补充”.前一种主张,实质上是主张中华民族彻底西化,其基本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文化、中华文化是落后的文化,因此必须用先进的文化取代落后的文化；后一种主张则认为中华文化是优秀的,但同时承认近代历史表明西方文明是强大的,尤其是西方的武器是强大的,因此中国不得不学习一部分西方文明,例如,武器制造技术等.

那么,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本文认为,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以一神教为精神支柱的器物文明.所谓一神教,就是认为只有一位真神的宗教,主要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有着强烈的亲缘性,它们都认为只有一个真神.基督教等三个宗教之间之所以会存在矛盾,是因为一神教中存在这样一种理论：神会派先知来教导人,但是先知对人的教导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受到扭曲,会变得不那么符合神的意志,因此神会派来新的先知,新的先知的布道更加符合神的意志,而早期的先知创立的教派就不那么值得推崇了.基于这种思维,最晚出现的伊斯兰教认为自己比基督教更符合唯一真神的意志,而基督教并不会接受这种说法；同样的,创立时间早于基督教的犹太教也不会承认耶稣基督是耶和华派来的新的先知,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犹太教已经过时了、已经背离了神的真正的教导.故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既有亲缘性但又互有矛盾,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的主要精神支柱,而这三种文明基本构成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相比,西方文明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一种器物文明”,西方文明认为,人利用器物对外界进行改造和征服就能实现进步和幸福.这种在近代才异军突起的文明,重视征服外界甚于制服自心、重视器物的进步甚于人自身的发展、重视物质的满足甚于对的克制.

在中国古代史上,一神教就曾传入中国,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在中国古代史阶段“一神教”并未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信仰.到了近代,孙中山、这些曾经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人信仰基督教,这就标志着中华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国出现信仰西方宗教的领导人,这个现象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容小觑,它标志着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疏离.

东西文化之争从中国近代史开端以来就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重大问题,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世界进入近代史阶段以来,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表现得非常强大而富有影响力,因此难免有一部分中国人艳羡西方文化,在形成这种认识之后,他们自然会觉得中华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并希望以西方文化代之.但另有一部分中国人则认为,不能因为西方从表面上看极其强大就认定其是完全优秀的,不能因为中国在近代史上并不强大就认为中华文化完全是糟粕,在西方强大、中国孱弱的时候能够看到西方文化的缺点及中华文化的优点,才是高人一筹的；不能因为西方文明强大就认为其完全由精华组成,甚至认为其是人类文明的顶峰和终点,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形式.

（五）中华文化复兴、与西方文化深度竞合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坚持以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苏联、东欧文化,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涌入中国的日韩、欧美文化,都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文化生活,但这些冲击与民国时期存在重大区别.在民国时期,西方文化的涌入日渐消解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荡涤下获得了新生.所谓“新生”,就是指中国人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国人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自觉地传承弘扬,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日益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发生的最主要变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发展.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观点未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指导地位恰恰是因为其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中华文化的当展形态,内在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反对西方既存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作为犹太人却不信仰犹太教,甚至否定一切宗教、一切神；马克思激烈批判西方的社会制度,因此为西方国家所不容,他不得不成为一名流亡者；马克思的思想也为西方国家所不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未取得成功,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出现执政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只在非西方国家取得了成功,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是西方国家中的异端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为受压迫者、在国际体系中受到压迫的国家代言的,而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中处于压迫者、剥削者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西方国家的强权地位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非西方国家,与在近代受到西方压迫、寻求民族解放的国家例如中国更具有亲和性.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立即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一步步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完全融入中华大地.

此外还应当看到,尽管中国并不主张与西方进行文化战争、文化博弈,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异质的文化.因此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中华文化出现复兴势头的情况下,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隐然存在一种竞争关系.中国既不希望发生文化冲突,也不希望发生文化战争,更不主张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提倡文明的交流互鉴,但也不应当讳言文化竞争的存在.我们认为,竞争的目的应当是相互促进而非互相拆台,应当是实现合作而非发生对抗,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应当在世界舞台上交相辉映,共同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二、把握中华文化演进规律,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的前途如何？将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通过总结中华文化的演进规律展望其发展前景,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

（一）中华文化的演进规律

通过观察中华文化的演进史,可以发现中华文化在演进过程中主要体现出如下五点规律：

1.中华文化的根基是河洛哲学.前已述及,在东周之前中华民族唯一的世界观就是河洛哲学,河洛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核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创造,它具有天生的科学性,因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它是独特的,在全世界都少有与之相似的世界观；它又是完整的,河洛哲学用简单的形式阐述了一种可以对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解释的哲学体系.河洛哲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哲学做出的独特贡献,几千年来其根本精神并未发生改变,随着今人对这种哲学认识的深入,其价值终将受到普遍承认.

2.中华文化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变化既来源于中国内部,也来自中华民族之外.例如,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不是中华文化在最初期就有的内容,但这些思想流派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产生出来,对中华文化在此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佛教不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但是佛教也以融入中华文化的方式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更是对中华文化构成了重大的冲击,并迫使中华文化发生了改变.

3.尽管中华文化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中华文化的核心不会变化.例如,河洛哲学被儒家、道家甚至佛教继承,其并未因为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而消失,也并未因为佛教的传入而消失.西方文化的传入也不会使河洛哲学消失.河洛哲学是一种简约而不简单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反映了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

4.中华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生成的内容有可能在兴盛一个阶段之后变得式微,但其精华部分代代传承,使中华文化在保持基本特征不变的情况下得以不断丰富发展.例如,法家作为一种后起的思想体系,它在产生后曾一度拥有极大影响力,而后又失去显学地位；儒家曾获得独尊地位,但在晚清之后影响力明显减弱；到了近代,受西方文化冲击,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影响力都出现了降低,但一时的显隐并未动摇中华文化的根基,传统文化的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今天,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对比中,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更加突显出来,能够为解决人类共同难题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

5.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也曾对域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当中国强大时,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会变得强大；当中国虚弱时,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必然会减弱.例如在近代,中华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影响力严重下滑,在近代之前的历史上曾经受到中华文化强烈影响的国家如韩国、日本、越南等到近代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影响.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优越性、影响力必将重新彰显.

（二）中华文化的发展前景

如果承认中华文化存在上述发展规律,再结合对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处境的分析,就可以对中华文化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一定的判断.本文的基本判断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遭遇到西方文化的挑战,由于西方文化自身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因此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主要关系将是一种竞争关系,中华文化吸纳西方文化的某些内容的过程也不会是和风细雨的而会是在碰撞、在对抗、在辩论、在斗争中主动甄别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华文化会因为吸收外来文化内容而更加丰富、更与时俱进,但在此过程中必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决不会是西方文化替代中华文化,而是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西方文化的传入,有利于促使中华文化在自我反思中更好地认识自身、认清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进而使中华文化出现新生,也会进一步促使中华文化因其包容性、综合性而成为世界上最优秀、最核心、最能够引领人类走向文明的生活的文化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必将逐渐增强,最终会形成“中西文化竞秀,互容互通,共同丰富人类文化”的局面.

本文做出上述判断的依据是：

1.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优长,因此可以预见,尽管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中国的样貌,但中国断不会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中华文化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演变为一种拥有新样貌、具有浓烈中华特色的独特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华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其强调通过实现人自身的发展、通过人向内寻求精神升华、实现内在超越而实现人的内在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由于中华文化为人类指明的生活方式更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华文化拥有更加光明的前途.例如,中华文化是一种尊重自然的文化,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文化.西方的科技文明带来了环境污染、对地球的不可再生资源的灭绝式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环境的破坏以及因为机器的使用而带来的人类体力活动的减少导致人类染上了许多由于科技文明而产生的疾病.人类要想实现永续发展,要想避免自我毁灭,必须转变征服自然的思路,回归尊重自然的发展道路,从这点来说,中华文化应当成为人类的共同选择.

2.近代初期西方文化并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以征服、演变为目的的西方文化难以和谐地融入中国,中国绝不会全盘西化.

在近代初期,西方文化不请自来,以非常不文明的方式傲慢地、蛮横地闯入中国,中国在遭遇西方文化之初是被迫打开国门,是被动而非主动让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在经历一系列文化冲突之后,在晚清、民国时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一次又一次侵略之后,部分国人丧失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变得自卑起来并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心理,进而主张主动地引进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的一切.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华文化在演进史上受到的两次重大的外来影响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可以更好地对“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华文化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这一问题做出判断.

历史上,中华文化两次受到了外来文化的重大影响：一是佛教的传入,二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但是这两次外来文化的传入过程差异巨大,表现在：首先,佛教是中国人主动求取的,西方文化是依靠其制造的强大压力迫使中国人被动接受的.其次,在佛教传入时,中国人是有文化自信的,因此中国人主动接受外来的佛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传入时,部分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认为中国不得不接受西方文化.再次,在古代,中国人往往认为外族文化是蛮夷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主动引入佛教,这说明中国人对佛教的价值充分认可,但是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许多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抱有一定程度的疑虑.最后,经过长期的发展,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佛教的最初发源地南亚次大陆上,佛教已然衰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佛教传播地,当前中国也是世界上佛教各教派最集中、最全面的国家,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已经取代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古国成为世界佛教界的中心；但西方文化的根基将永远在西方,即便中国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仍然会是一种外来文化.凡此种种都决定了西方文化不可能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3.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徐徐展开.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日臻强盛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文化的复兴乃是大势所趋.显而易见且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进程正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生.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执政过程中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文化必将实现复兴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将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兴盛拥有强烈自信.

回顾中华文化的演进规律,展望中华文化的光明前景,我们有充分理由进一步坚定对中华文化的强大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立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前提下实现文明的交流互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5.

［2］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9-380.

［3］Jay L Grafield and William Edelglass.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Philosoph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11-12.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20.

［责任编辑：马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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