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中山大学学生刊物《红豆》的故事苏炜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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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红伟
【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苏炜】
访谈时间： 2014年1月29日晚22点11分
访谈形式：电子邮件
问：请问中山大学的《红豆》是如何成为《这一代》创刊团队之一的？
答：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刊物《红豆》创办于1979 年春,同时创立“钟楼文学社”,由王培楠任社长,我任《红豆》主编.《红豆》在1978 年底酝酿创刊期间,在当时整个社会政治解冻、思想解放的大环境、大气候之下,由于神通广大的北京同学联络到时在广州养病的周扬的亲笔题词：“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南国文艺一如红豆累累盈枝,以副人民的想望.”所以《红豆》的创刊得到了系领导和教授们的鼎力支持.系里从本来就不多的教育经费里批给《红豆》创刊起动资金（记得是人民币五百或七百元,在当时是不算少的一笔钱）,所以,《红豆》从一创刊,就是当时全国大学生刊物里仅有的一本以铅字印刷、装帧漂亮的“很像样的杂志”.当然,更由于广东是改革开放开风气之先的前沿阵地,《红豆》从创刊开始就一直表现得风格泼辣新锐,从栏目设置、诗文的选题、搭配都显得有板有眼,每期都有几篇质量上乘的有分量的稿子（如后来具有全国影响的小说《黑海潮》等）,她的“接近专业水平”（这也是被后来很多研究者提及的话题） 的办刊质量,在当时就吸引了很多外地作者的来稿并刊登过外校学生的稿件（如,北大黄子平等人的诗歌）.同时,在保持刊物风格敢言、锋锐的前提下,我们也注意小心把握维持一定的言述分寸感.所以,在当时全国大学生刊物的一片青嫩、火辣之气中,《红豆》是很有一种稳扎稳打的“老成持重感”的,能一直维持住在“一吐为快”（这是《红豆》一个栏目名）和“步步为营”之间的平衡.1979 恰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红豆》创刊伊始,在中大校园内主持了几场大的文学和文化活动（比如举办当时围绕“歌德派”-“缺德派”争论的“伤痕文学”讨论,又如主持全校第一场公开的男女合跳的大型舞会等等）,所以很快就引起了全校师生的瞩目关注和获得很多的支持.每次《红豆》出刊,那种全系同学（主要是77、78、79 三个年级）动员组队,组成发售小组到广州北京路、解放北路、东山口、天字码头等交通繁华地点高声叫卖《红豆》,成为当时广州街头的一大景观,也是同学们多少年后一直津津乐道的有趣记忆.
问：能否谈谈您当年和大学生文坛重要人物交往的故事？
答：我们中大《红豆》在《这一代》事件中参与得这么深,成为和武大《珞珈山》、北大《早晨》一起的三个主要轴心之一,其实有很具体的个人因素.北大《早晨》的主编黄子平,其实几乎算是我的“发小”———我们是早在知青年代,就在海南农垦兵团认识并结为知己莫逆的好朋友.这一层“私交”,是我和周小兵作为中大《红豆》的代表,很早就住进了北大（那是大学刚放暑假的七月中）黄子平的宿舍的原因.而武大的张桦,则因为他本身就是北大教职员的子弟,所以我们一到他就从黄子平那里联系上我们,可以说,最早的办《这一代》的想法,包括改定刊名、如何轮流编辑运作等等,都是我们这“三方”先行商议的,那是远远在其他大学代表没有抵达北大会合之前.另外,通过黄子平和办《这一代》,我和子平的同班同学如陈建功、查建英等几位,都成了深交至今的好朋友.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可算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的“开山之作”的《远行人》,就是陈建功的夫人隋丽君给我做的责任编辑.
还有当时参与办《今天》的徐晓,其实也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的刊物《初航》参与了《这一代》的创办,现在也是很熟悉的老朋友.记得是2009 年在北京和徐晓一块儿吃饭,她送我一本回忆性的新作,里面有一篇提到《这一代》,我告诉她：我也是“《这一代》人”.她大为吃惊：“我怎么不知道？”我找出书里那张开完《这一代》办刊联席会后的合照（我也有过同样的一张照片,但现在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了）,指着其中我的头像,她“噢”了一声说：“哦,这么一来,我倒把你当时的样子想起来了.”另外,在海外,武大《珞珈山》当年真正的灵魂人物,也是《这一代》事件的主角高伐林,其实多年来一直是我在海外声气相投的好朋友.说声气相投,是因为平时联系、见面虽不多,但一直彼此关注,也惺惺相惜,一见面就感到很熟悉,很亲切.
更有趣的是,1980 年春天我因私事到长沙湖南大学,还曾顺道以《红豆》主编的身份（但我记不起是怎么联系上的,是谁搭的线）,与当时以湖南师院学生刊物（忘记他们刊名了）主编身份的韩少功以及他的朋友们见过面,做过交流.韩少功当时已开始成名（好像刚刚在《人民文学》发表《月兰》不久）,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学生头儿.记得当时,他们湖南师院（后来也改名师大） 刚刚发生了一场学潮,是韩少功同样以老辣的“革命世故”,带领几位骨干最后为平息学潮起了关键作用.具体的学潮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后来在海外出版过英文自传《革命之子》、又主编过海外80 年代中曾经很风行的中文刊物《知识分子》的梁恒,当时在湖南师院与外籍教员谈恋爱、结婚,好像惊动了高层,他当时也是卷入那场学潮的主要人物之一.很奇怪,后来我跟韩少功成为了熟朋友（1987-88 那两年,少功只要进京,常常就在我京西双榆树的小屋里睡沙发）,但我们好像从没提起过当年在长沙初识的话题,也许他也早把这一段很短的青嫩时光的邂逅忘记了.
问：请问您当年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系的紧密吗？互相交换的刊物有哪些？
答：互相交换的刊物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但研究者很容易查询出来.可以说今天你们能查到的各种刊名,我们当时都有作互相交换.虽然有很多你来我往的刊物寄赠交流,但社团之间的联系却并不经常也不紧密.只是在广州市内,我们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当时也还不叫大学）、暨南大学的文科学生（都是围绕一个刊物或社团的活跃人士）,曾经参与到当时广东和广州市作协的一些与推动文学新思潮有关的活动之中.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广州青年文学会”的跨校与跨社会的文学沙龙式的社团,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新锐的作品和评论,给当时沉闷的广东文坛输进了一些新鲜空气,也受到了来自作协的某些保守领导人的非议和压力.那是《红豆》被关停的1981 年前后的事情———可以说是《红豆》影响的余绪吧.我担任的是“广州青年文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陈国凯,另一位副会长是孔捷生）,是当时各种的主要活动的张罗者和执行人（包括要承受批评和到省作协会议上对质疑声音作答辩）,因为我在1982 年初77 级一毕业就赴美留学,“广州青年文学会”随之就因无以为继而停止了活动.
问：1978 年———1980 年全国各地高校创办的大学生刊物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答：给我个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北大《早晨》和武大《珞珈山》吧.《早晨》当时发表过史铁生的早期作品,查建英（署名小楂）的小说处女作以及陈建功后来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消逝的花头巾》等等,还有黄子平、郭小聪、高小刚等人质量很高的诗歌,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珞珈山》里的高伐林和王家新的诗歌也很突出,让我至今提起还有印象.另外,我记得当时的贵州,无论作为大学刊物还是社会民办刊物都很活跃,跟我们有很多刊物的交换.黄翔后来很有名的《火神交响曲》（不记得确切的名字）,就是在那时候以油印本寄到《红豆》编辑部里而被大家传阅的,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问：您如何看待当年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创办的意义、价值和贡献？
答：我前面已提到：大学文科学生办刊物,其实是对学生最全面的人文和社会能力的训练.我这里还举一个我在多年在美国大学里感受到的现象：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大学特别是常青藤名校,并不是只以分数取人的.好些SAT（美国高中生升大学的考试）考满分的学生,像耶鲁、哈佛这样的学校反而不会录取,但学习成绩中上、又有广泛社会活动能力的学生,却很受这些名校的青睐.其中,在中学时代的学校校报的编辑,几乎是学生履历表上这种“社会活动”记录的最有“含金量”的强项、最有“定量分析意义”的优异证明.能担任学生刊物编辑,几乎被视为评估学生综合素质的最强有力的依据.在大学当过刊物主编、编辑的经历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各大公司、各高级机构在大学毕业生中网罗人才的“首选人物”.我认识的一位担任过《耶鲁日报》三年主编的女学生,大学本科刚一毕业,就被《科学》《自然》这样美国最顶尖的刊物录用当编辑（这种刊物的编辑,常常至少要拥有硕士或博士的学位）,现在更成了《纽约时报》的科学专题的专栏作家.在耶鲁校园,各种学生自创自办的社团和刊物,可谓不胜枚举.以本科生为主创办的与中国有关的英文刊物,我就先后参与和指导过两个（一个为他们写过文章；现在这本正在办的《中国通》,主编是我的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学生,不时向我咨询各种意见）.唯一的缺点是,这种特定专题性的学生社团和刊物常常都是短命的,“人离政息”,主事学生一毕业就会烟消云散的.比如前几年办得很红火的由耶鲁学生主办的《中国论坛》（一个高端的年度国际性论坛,我曾经给主事学生帮过很多忙） 和一本由亚裔美国学生办的英文中国研究杂志,都是在主事学生毕业后就无以为继.我也把这个担忧告诉了现在正在耶鲁热办的《中国通》杂志的刊物主编,希望他们能打破这种学生刊物很难有延续性的惯常“痼疾”.但即便如此,文科学生在校园办刊的热情和所付出的非凡努力（我当时办《红豆》,几乎是全系学生中日常事务最多,最忙碌的一个人）,值得我们这些年长的老师“过来人”的鼓励和支持.所以这几年,耶鲁校园内这些与中国相关的社团和刊物,只要他们找到我,我都会尽自己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以从办刊建议到联络人脉方面的积极支持.
我认为,鼓励大学文科学生办刊物,完全是现代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人文训练的基本台阶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要手段.现在,更是评估一个社会的发展生态是否健康,是否能给予年青人足够的发展空间,施政者是否拥有足够的社会自信等等的重要的风向标和试金石.我那篇回忆《红豆》的文字,当年（2002）就是应邀为了母校中山大学准备恢复《红豆》办刊而写的,我当时感到很兴奋也很安慰.但《红豆》复办一事后来似乎没了下文,不了了之,让我闻之惆怅不已.
姜红伟,1966 年4 月21 日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现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委组织部工作.曾编著出版中国首部校园诗歌史专著《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另外,其编著的中国第一部文学刊物诗歌栏目史《甘肃《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创办史》一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苏炜,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任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中曾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1968-1978）.1978 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1982 年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1986 年回国工作,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9 年后客居美国.曾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等.
大学学生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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