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流光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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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坛多,有“九坛八庙”之说.所谓九坛是指天坛、地坛、祈谷坛、朝日坛、夕月坛、太岁坛、先农坛、先蚕坛、社稷坛.为迎接21世纪,建了中华世纪坛,故京华现有十坛.这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还有看似虚无缥缈,但又确实存在的,如体坛、艺坛、书坛、画坛、影坛,等等.
那么,文坛在哪儿呢？我以为,在中国作家协会,依据为：文人荟萃,办报出刊,组织评奖,以继承发扬文脉、培养新秀、繁荣创作为己任.
文坛中心,是文人雅士、巨擘时贤、名宿新秀们争奇斗艳、流芳溢彩的舞台.在万紫千红中,有风流倜傥者,才华横溢者,老当益壮者,皓首穷经者,孜孜以求者,长袖善舞者,多金善贾者,自命不凡者,佯装天才者,沽名钓誉者,狐假虎威者,官气熏天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也有把式没练好,就急于登台,结果破绽百出,在一片嘘声中,心慌意乱,一脚踏空,来个倒栽葱,摔到坛下,身败名裂的文痞小丑混混,但平素总是怒绿欢红,异彩纷呈,引蝶招蜂.
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时有雅兴,俯首拣几片坛下落叶残英,夹在记忆中,留个念想.
这一组长短不一、体例斑驳的短文,就是昔日的流光碎影. 我接待的第一位作家：萧乾
1979年夏天,我因喜爱文学,费了九牛等于虎之力,从一家对外图书贸易公司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时称外国文学委员会）,新来乍到,对文学界及周围环境,都不熟悉.
在公司上班时,住在机关大院,从宿舍到办公楼,不过几百米,踩着铃声走就行.院子里有机关食堂,懒得买菜做饭时,就到食堂凑合一顿,虽然饭菜不上档次,但填饱肚子绝对没有问题,工作生活都很方便.如今人调走了,家仍在原处,就没有了原来的从容和自在.一大早爬起来,扒拉几口饭,来不及吃就空着肚子,骑着自行车,从位于西郊花园村高楼耸立的公司大院,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沙滩北街北大红楼后面的作家协会的简易木板房（或称地震棚）.顺风时还好,顶风时,尤其是冬天,一身臭汗.有时我想,走这一步,不知是明智,还是愚蠢.为了兴趣爱好,值得舍近求远,进入这个曾经多次卷起狂风恶浪,不知使多少人失魂落魄,甚至灰飞烟灭的地方吗？记得调动工作时,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就悄悄跟我说,那是个是非之地,政治旋涡,躲都躲不开呢,你怎么还主动往里跳？仔细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知识分子个个如惊弓之鸟,胆战心惊,小心翼翼,都想猫在清静点的地方,我这是中了什么邪,自己向前凑？
但是,当我站在世界闻名的五四广场,望着那个杂乱无章、破破烂烂,甚至有点寒酸破落的大杂院时,不知为什么,心里却升起一种神圣的敬畏感,似乎一切疑惑忧虑懊悔都随风而去.心想既然热爱文学,那就老老实实为中国文学效力吧.
当时院子里有四个单位：、《求是》杂志社、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都是响当当的文化单位.可能因为是政府机关,或《求是》杂志是机关刊物吧,门口有荷实弹的卫兵站岗,来客要登记,进出要查看.有来作协拜访的老外说,中国作协不得了,有卫兵站岗！我说作协在“”中被砸烂,原来的太楼被别的单位占用,恢复后无处安身,只好暂时栖居于此,我们是寄人篱下,借光而已,可不敢攀龙附凤,狐假虎威.
记得在大门口左侧有家小饭铺,卖些油条大饼豆浆之类的简单食品,倘若起来晚了,没吃早饭,可以在这儿找补点.类乎荒山野岭的鸡毛小店,但墙上那一张用毛笔抄写在红纸上的服务公约,可非同小可,至今记忆犹新.其中一条写道：严禁打骂顾客！在政府文化机关的大门口,竟然堂而皇之地贴着如此野蛮的服务公约,简直是匪夷所思,今古奇观,莫大讽刺.幸亏上面没写严禁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敲诈勒索、谋财害命等条款,否则进入饭铺之前,还真得写好遗嘱.由此可见,当年中国服务水平之低,可谓天下之最.遗憾的是,那时没有收藏观念,如果拍张照片保留下来,说不定现在能卖个好价钱.
作协机关的简易木板房,很薄,一脚能踢个窟窿.夏天闷热如煮,汗流浃背.冬天四面透风,冷若冰窖.为了取暖,总务处在各办公室安了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半人高的大铁炉子,由工友生火加煤扒灰,每天早晨,办公桌上都是一层灰尘.别看办公条件差,领导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张光年、陈荒煤、李季、冯牧,等等.茅盾、巴金、冰心、夏衍、丁玲、艾青、胡风等大家也不时来开会.
中国作家协舍对外联络部,其实就是外事局,负责与外国作家个人或组织联系,组派中国作家出国访问,邀请接待外国作家来访,写报告,做计划,当翻译,迎来送往,拜会接见,座谈宴请,忙起来天昏地暗.虽然是正局级单位,但办公室只有一间,电话一部,从主任、处长,到一般翻译干部,十几个人,混合办公,来一个电话,或一个客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是全体接听、接待.虽然条件简陋艰苦,但无人抱怨,拨乱反正后,恢复建制,繁荣文学创作,是工作的主旨.当时的外事工作,在诗人翻译家毕朔望的主持下,已经搞得有声有色,与欧美亚非主流文学机构的交流全面展开.
1979年7月30日上午,外联部的王世琪领来了一个人,他大约六十多岁,稍有点发胖,头发稀疏花白,穿一双黑色塑料凉鞋,一条已经很难辨认出颜色的旧裤子,说话很和气.老王介绍说,这是萧乾同志.我上前握了握手.萧乾和毕朔望应聂华苓邀请,将到美国依阿华大学写作中心去访问.今天上午,老王带他到红都去制装.
那时出国,可是件大事,手续之繁杂姑且不谈,单是制装,就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当时男士都是蓝、灰、黑中山装,没有人穿西服,连商店也没有卖的.走出国门,总不能水裆尿裤、丢人现眼、有失国格吧？所以要求凡出国砉,不管是外交官、代表团,还是劳务输出,一律“入乡随俗”,西装革履.记得涉外制装,有明文规定,因公出国人员,由派出单位发制装费,到当地服装店订做西服.在北京,一般都去红都,但得开介绍信,说明事由,否则人家不接待,不是有钱就行.选衣料、量尺寸、试样子,要跑好几次.西服做好了,还要买衬衫、领带、皮鞋配套成龙,但那时物资匮乏,东西少,得满北京转悠,才可能配齐,所以一个人出国,全家人都跟着折腾.虽然忙得焦头烂额,但皆大欢喜,因为让你出国,是组织上对你政治上的信任和业务上的肯定重视,因而也是家族的光荣. 那时工资低,日子苦,连结婚都做不起像样的衣服,我们这些年轻人接待外宾时,就得到总务处去借行头,装门面.如今想起那些领口发亮、不知什么人穿过的衣服,心里膈应得想吐,但那时穷呀,没办法,只好咬着牙凑合.记得临时因公出国人员制装费,四年发一次,直到2001年才取消.
老王说,萧老选了半天,也不知道哪种颜色好,什么料子合适,犹豫不决,最后是我帮他选的.我说,他夫人陪他去就好了.老王说,他夫人是文洁若,听说很忙.我说,文洁若是翻译家,很有名,我知道.
中午开饭时,我去食堂借了两个粗瓷大碗,打了饭菜端回来,请萧乾在外联部吃饭.那时条件简陋,人也简单,请这些大作家吃食堂,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作家们似乎也不认为这是慢待,有份,双方都觉得很自然,很正常.
我把饭递给他,他好像诚惶诚恐,局促不安,不知放在哪里好.我坐在他身边,陪他吃饭说话.他问我学什么外语,我说日语.他说,我爱人叫文洁若,现在也搞日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天很忙,不回家,正在写一份报告,是关于出版有吉佐和子作品的.有吉有什么新作吗？我说,我读过有吉的书,但不多,对她不太熟悉.
四两米饭,我看他吃了半天,还剩下一些,有点吃不动了,就说,吃不了就算了,用不着硬往下压.他如释重货,歪了一下头说,我正发愁呢！平时我就吃二两饭,四两实在太多啦,但浪费了又觉得可惜,所以使劲往下咽……
第二天上午,萧乾来外联部看有关美国的材料.闲聊时,他问我译过东西没有.我说,译过一些短文,但没译过什么大东西,而且是东一榔头西一扫帚,零敲碎打,没有方向、系统.最近看到《内山完造传》,觉得很好,试着翻译了一些章节,目的是学习、练习,自己觉得还达不到发表的水平.萧乾说,译东西,没有什么决窍,译得多了,就会有经验.你在翻译之前,先要了解一下情况,看有没有人译,能不能发表出书.如果你费了很大精力译完了,但与别人撞车了,或者不能出,就白费力气了.我知道内山完造,他是鲁迅先生的朋友,在上海开过书店,他的传记,肯定有价值,你写个内容摘 要,我交给我爱人,叫她帮忙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翻译.今后有关日本文学的事,你可以直接与她联系.我说,那敢情好,我正求之不得呢,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请教了.
中午休息时,我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以为他要吃药,忙去给他打来一杯开水,但见他从瓶子里弄出一些粉末,揉到鼻孔里,之后打了个喷嚏.噢,原来是吸鼻烟,怪不得两个鼻孔是黄的.
后来,他的书陆续出版、再版,我也诶了几本,对这位著名记者、翻译家、作家、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文化名入,又多了几分了解和敬重.他才华横溢,著作甚丰.巴金先生说：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我自愧不如他们,才华要差好几倍.冰心说他：你真能写,哪都有你的文章,我篇篇都看.你真是快手.钱钟书先生说：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启功赞扬他说：年登大耋,名满天涯.吾乡之望,祖国之华.
从美国回来后,萧乾来过几次,后来他忙于著述,声名地位愈加显赫,社会也越来越多,就很少到外联部来了,偶尔在会场上见到,但总有很多入围着他,也不好分开众人,上前打扰问候,只能远远地望着他,表示敬意.
我与他接触不多,虽然觉得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而且热心肠,但也隐约感到,他的言谈举止中,处处留着小心,也许历尽磨难之后,多了几分城府吧.
柯岩与山崎朋子
1979年5月,周扬率领苏灵扬、欧阳山、梁斌、姚雪垠、冯牧、杨沫、柯岩等到日本访问,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日本报刊也发表了不少真诚友好的文章.为了巩固交流成果,营造友好气氛,我从中选译了《醒悟般的感慨》（司马辽太郎作）《两位女作家》（阪田宽夫作）、《有意义的时刻》（山崎朋子作）、《杨沫与俨藤克》《访中国女诗人柯岩》等五篇短文,前两篇以《友谊花束》为题,发表于《雪莲》1980年第3期,后三篇以《东瀛花海吐芳芬一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花絮》为题,发表于《江城>1980年第3期. 译稿发表前,我寄给有关作家,请他们审阅,并询问是否可以发表.按理说这些译自外文报刊的文章,文责自负,可以自由发表,但文坛复杂,容易惹事生非,谨慎小心为要,所以我翻译的文章,只要涉及到有关中国作家,一律送本人审阅,发不发由他定夺.有时,我觉得文章很好,但当事人出于某些考虑,不愿发表,也只好“闲掷闲抛野藤中”.记得外联部出过一件事,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敲响了警钟.当时有一个极聪明且小有才华的青年,陪同一位来访的学者拜会几位诗人,不知是他出名心切,不择手段,还是不懂规矩,为所欲为,居然把诗人们在不同场合的谈话,捏成一个座谈会,在杂志上发表,诗人们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口诛笔伐,酿成了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因此他被领导认定沽名钓誉,胆大妄为,品德不好,不可信任,不能重用,后来他出国发迹,成为土豪.此君可爱之处在于他干了什么“坏事”从不隐瞒,自己就讲,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后话.
这五篇文章中,有三篇提到柯岩,而且有一篇是专访,所以我写了一封信,请她拨冗仔细审阅,是否有误译或遗漏.没过几天,她就看完了,并用铅笔在译稿上做了多处修改,还附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小陈：
送山崎朋子便笺一纸,请阅后捆在我送给她的几本书里.
你译的两篇文章我都看了,觉得很流畅,有些地方说得不确切或说得不充分,是记者整理时省略了,或有的没大听懂,与你无关.
《访中国女诗人柯岩》,我在P2、P3上按说时的原意整理了一下,因为照他那样整理是不定态,甚至是不通顺的,关于《诗刊》那些说法更是不正确的.我不懂日文,但我想,我们刊文章、出书,这样做应该是允许的,因为不是把原意改掉,而是略加补充,使之能懂,不知你以为然否？
第四页,我补充了几句,我说时比这更要明确.前一段提到的外国著名诗人、作品更多,可能记者不熟悉,都没有写上,而我们不写上不行,因为诗歌朗诵会确实有,而且影响很大,结果他把诗、诗人都略去了,光写了两个曲子,岂不成了音乐会？
另一段,传统文化、人民友谊等问题,不说也是不杼的.加了两句,可能不忠实于原文了,也许你的日本老师有些异议,但忠实于原意,且与他整理的原意也不违背,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否则一篇文章说得不明不白,咱们出版的意义就不大了,你说是吗？
另外,“他是他我是我”,鸳鸯之类,挖也挖不掉,只得由它去了.这是日本人的情趣,也得保留他们的风格.另一篇,我只主要看了我自己的,虽然记者概括得也不很完善,但因为主要说的是周扬同志,我就基本没动,你是否还应请周扬同志看一看呢？因忙乱,写得潦草,请谅.
匆此问好.
辆岩
信中提到的“他是他我是我”,是记者专访中的一段话：“她的丈夫是副部长贺敬之.贺是作家,也是诗人,在延安时代就写了歌剧《白毛女》,他们真是一对鸳鸯夫妻.但柯岩马上说：‘他是他我是我,各搞各的创作.”’
关于周扬的那篇文章,是司马辽太郎在《醒悟般的感慨》一文中写了周扬、苏灵扬到他家做客时的情景,已请苏灵扬审阅.
1980年11月1日,山崎朋子应中国作协邀请来访.来访前,她就写信要求采访柯岩.去年中国作家团访日时,杨沫和柯岩曾到她家拜访,相谈甚欢.
山崎是报告文学家,日本电影《望乡》就是根据她的《山达根八号娼馆》和续篇《山达根之墓》改编的,其中栗原小卷扮演的支作家三谷圭子,就是她的化身.她这次来访,主要是为写亚洲妇女史收集资料.
那天一大早,我就到了办公室,落实接待事宜.先是去北京饭店,确认房间,但人家不见兔子不撒鹰,说客人未到,不能给房号,等客人到后再说.又去民航售票处,拿单位合同单,取回与山崎去上海的机票,并确认机座.中午在食堂扒拉几口饭,急忙往机场赶.
坐在车里,睡眼蒙陇,但不敢入梦,心里在想还有什么事儿没办.那时候,物质匮乏,交通不便,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外宾来了,吃住行都有困难.就说饭店吧,北京没有几家涉外饭店,尽管提前一个月预订,但届时是否能入住,只有天知道；二是机票、车票难买,尤其是机票,不但需要单位介绍信,而且还要提前预订机座,否则有票也上不了飞机；三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需邀请单位拿外宾护照到局办理旅行证,否则寸步难行,因为那时分开放地区和不开放地区,有许多限制,外国人是不允许随便乱走的……在这样的生态中,也造就了一些特殊的人,他们没有别的本事,但可能与卖机票、车票的人沾亲带故,或善于与这些人拉关系、套近乎,能弄到票,于是被视为“能人”,受到器重,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改变命运,飞黄腾达,扶摇直上……这也算当时中国的一大特色吧！
到了机场,问询处说航班延误一个小时.我心中暗喜,正好可以拿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去海关交涉,说山崎是日本电影《望乡》的原作者,著名作家,对我友好,请海关给予免检礼遇.记得那时我们作协有通关证明,可以直接到机舱下接人到贵宾室,再由工作人员办理入境通关手续.后来过了几年,这些特权统统取消.我向海关为山崎申请免检,但自费口舌,他们坚持说,你们应该在接待计划中写上这一条,由海关酌情处理,临时开介绍信不符合程序,不能予以照顾.
山崎来了.她是日本著名的美女作家,虽人到中年,但风韵犹存,气质高雅,秀发如云,衣饰独特,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要回头多看她几眼.在旅行中,女人的美貌和才华,简直是一把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利剑.真的,只要遇到难题,一指山崎,一提《望乡》,就可迎刃而解,不但海关礼遇放行,到饭店登记入住,也很顺利.
晚上,冯牧、姚雪垠、杨沫、柯岩在五芳斋为山崎接风洗尘.
三
山崎朋子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11月2日上午,去柯岩家采访.
柯岩住在南沙沟的部长楼里,房间宽敞明亮,充满阳光.贺敬之不在,但女儿小风、儿子小雷都在家.
山崎问,“”时,是否受到冲击？柯岩说,我和贺敬之都被关进牛棚,小风11岁,带着小雷.小雷六岁,还在幼儿园,小朋友叫他说爸爸是坏人,他不说,就挨打.小风是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轻信、单纯、热情,家被抄后,她去看爸爸挨斗,回来后恨爸爸,觉得爸爸是坏人,把爸爸的照片全撕了.有一张是爸爸抱着她的照片,她也含着眼泪撕了,要与爸爸划清界限.后来她看到许多与爸爸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都成了黑帮,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怎么全都是坏人,没有好人嘘！从这时起,她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不再人云亦云……
山崎说：听说中国人看《望乡》时,对于我到渔村去找阿崎婆并与她一起生活感到惊讶.我觉得难以理解.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干部应该与人民同甘共苦,怎么会对我到农村去感到奇怪呢？
柯岩说：中国群众对资本主义不了解,所以感到惊讶.我对您很尊重,就是因为您不怕吃苦,深入穷乡僻壤,与阿崎婆同吃同往,同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写出了好作品.一个人,不要忘本,要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那天,山崎朋子采访的重点是北京解放初期,如何教育改造,使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年柯岩参加了取缔妓院,对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有切身体会,事前又做了充分准备,查阅了很多资料,再加上口才好,言之有物、有序、有理、有情,听得山崎一个劲儿地点头,如获至宝,埋头速记,连提问也忘了.最后,柯岩说：们大部分出身贫寒,有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者；有受骗上当误入歧途者；但也有好逸恶劳,卖身求荣者……她们经历不同,出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所以要因人施教,区别对待.比如有一个农村妇女,在日本鬼子扫荡时,她的未婚夫将她藏在灶台里,上面坐上锅,加上水,灶门还放了把柴草伪装；她躲在灶台里,外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日本鬼子把妇女们抓来,扒光衣服,让她们在火上跳来跳去,后,全部杀害.日本兵撤退后,她出来一看,到处是死尸.她听说,她的未婚夫出了家门,没跑多远,就被日本兵抓了劳工,弄到东北挖煤去了,一直杳无音信,生死不明.她为了寻找未婚夫,只身去东北,沿途乞讨,路上被,饥寒交迫中沦为.我们教育她五个月,不仅启发她的觉悟,而且培养她自食其力的技能.放她出去时,她说总算有了点本领,可以养活自己了,可我要先回老家看一看,看他回来没有,这辈子只要能看上他一眼,说一声对不起,死了心里也干净. 柯岩说,解放后,全国各地都对进行教育改造,效果很好,她们大部分都组织了新家庭,有些人还生儿育女,过上了好日子.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有关情况,山崎到上海继续采访,并请当地外办协助.上海作协的茹志鹃陪同山崎,到上海民政局儿童福利院,请院长杨洁曾介绍上海解放后办“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对进行教育改造的情况.据统计,解放前上海登记的有三万多人,妓院八百多家,没登记的暗娼,不知有多少,在原四马路,现在福州路一带,有个会乐里,百分之九十五是妓院……
山崎对中国消灭卖淫吸毒大为惊异.她说千百年来,世界各国都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新中国解决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我要在我的《亚洲妇女史》中大书特书.
柯岩一直关心山崎朋子的《亚洲女性史》的写作,常与她通信,给她寄书寄材料.山崎每次到中国访问或有新书出版,第一个想刭的也是柯岩.我这里成为她们的交通站,负责传递翻译书信.1998年,山崎的《底层女性史序章——望乡》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她寄给我一本,并附了一封信：陈喜儒先生：
从早晨就开始下雪,这是很少见的.北京的冬天如何？前几天有机会在的宴会上见面交谈,我很高兴.终于收到了中文样书,现呈上一册.同时也给柯岩先生寄去一本.给她的信是用日文写的,请您帮我译成中文.我正在写以北京为舞台的一本书,有人策划将它拍成电影.
期望与先生在北京见面.祝健康.
山崎朋子
1998年1月8日
她们的通信往来持续多年,都是由我翻译转发,但每次都是将原信附上译文发出,没有复印留存,实在可惜.倘若留下来,编本《越海尺素》,将她们对家庭、事业、妇女社会地位的思考,将她们的相互鼓励、支持和帮助,将她们这种超越国界民族的姐妹之情,留存于世,该有多好.
卞之琳
很早以前就读过卞之琳的诗,知道他是诗人、翻译家、学者、教授,但没见过面,只是听我的一位同乡说,卞先生学问好,人品好,对人极谦和.
1979年9月13日上午,他来作协办事,我正好在办公室,不期而遇.他个子不高,戴眼镜,头发稀疏斑白,面色苍白,身体枯瘦,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夹烟的手描熏得焦黄.他的话,我听不太懂.他讲了许多,但我只记得他说比较喜欢英国烟（烤烟型）,不喜欢美国烟（混合香型）.中国烟大概是英国的分支,与英国烟味道差不多.我那时也抽烟,有一点烟草知识,所以听懂了一些,如果不抽烟,可能一句也听不懂.
看着他头上的缕缕白烟,想起了他的名作《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对这四行诗,有许多评论,都说好.有些文章,说得云山雾罩,比这四行简单易懂的文字要深奥艰涩得多,简直不知所云.突然,心里冒出个主意：倘若把看风景换成“吸烟”,明月换成“烟雾”,篡改一下,狗尾续貂如何？
你站在桥上吸烟,
吸烟的人在楼上看你；
烟雾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丁玲印象 1979年9月12日,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来北京访问,住在钓鱼台,要求拜会丁玲.我当时到作协工作不久,没见过丁玲,只听说她是“丁陈反党集团”首犯,被开除党籍,流放外地.她人还在不在,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打听了不少人,最后终于搞清楚,她年初因病回到北京,暂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但她目前的身份、状况,是否能见外宾等,要请示报告.外事无小事,不可造次,倘若擅做主张,造成国际影响,吃不了就得兜着走.报请有关领导批准后,我打电话联系,是她丈夫陈明接的,说同意与有吉见面,地点由作协定,届时请派车接她一下.
第二天下午,我从机关要车,去接丁玲.望着车窗外的白杨树,我心里想象着她的样子：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眼睛里可能闪着冷漠怨恨的光.毕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啦,二十多年的磨难,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但见到丁玲时,我眼前一亮,发现自己的猜想完全错了.她中等身材,齐耳短发,皮肤白皙,面色丰润,举止安详,目光柔和,话语中充满了自信和力量.在汽车里,我告诉她,我读过她的小说,记得名为《丁玲短篇小说选集》,淡绿色书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她很惊讶,连说是吗,是吗？我的书已经绝版二十多年,年轻人很少知道我,即使知道,也认为我是个大坏蛋.她爽朗地笑了笑,谈起了二十多年的坎坷,但没有抱怨,没有哀伤,只是惋惜白白流逝的岁月,而更多的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走进新侨饭店,有吉佐和子扑过来,和丁玲紧紧拥抱.她说：“我找你二十多年了,今天总算见到了……”说着,热泪簌簌而下.丁玲也很激动,眼圈红了,但强忍着没有让哏泪掉下来. 有吉佐和子细高个儿,长发披在身后,额头很宽,戴着一副银丝眼镜.这一老一少,形同母女,一个热烈,一个深沉,一个喜怒形于色,一个宽厚慈祥.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社会环境,或许还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吉佐和子问丁玲,这么多年你在哪里？丁玲说在北大荒十二年,养鸡,办扫盲班；在监狱五年,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在山西长治当农民种地……有吉佐和子用手拄着脸,眼里含着泪,入神地听着.后来,丁玲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它了.总之,我们的党犯了错误,我们的国家遭受了巨大损失.个人的际遇浮沉,与党和国家的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的党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是了不起的,是有希望的.” 有吉佐和子的目光变得迷茫.丁玲的话,她可能无法理解,甚至反对,但不知她是出于礼貌还是同情,一改平素的凌厉泼辣,没有质疑,没有反诘,没有追问,只是默默地看着丁玲,直到丁玲说完,她才如梦初醒,感慨道：“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如果我受这么大委屈,早就自杀了.这是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巨大差别.而这种差异的实质,是意志和信念的不同.” 那天晚上,丁玲由司机送回友谊宾馆,我搭一位领导的车回家.在牢中,我说,丁玲不计较个人的宠辱得失,想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真了不起！我无意中说的这几句话,竟然惹恼了那位领导,他冷冷地说,别看她现在老实,当年可是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我自知失言,马上闭嘴,但也随即意识到,丁老太与某些领导之间的积怨,如冰川雪山,此生此世,怕是难以消解了…” 丁玲成名早,名气大,有广泛国际影响,在日本、美国、苏联、捷克、英、法、德、意、菲律宾、新加坡等国,都有研究者.她重返文坛的消息,不翼而飞,报纸杂志争相报道,有的还登出了她的照片,迅速传遍海内外.一位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女作家,销声匿迹二十多年之后,突然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惊诧声、叹息声、惋惜声、感慨声,响成一片.
日本的研究者闻风而动,捷足先登.1979年8月4日,日本TBS（放送）驻京记者田烟光永与妻子田烟佐和子访问了丁玲,并在8月31日《朝臼新闻》上发表了田烟佐和子的文章《访重登文坛的丁玲》.我将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后,附了一封信,寄给丁玲,她回信说：陈喜儒同志：
寄来的译文已经收到了.承你在百忙中为我费神,谨致谢意.祝节日愉快.
丁玲(1979)9.28
信是通过邮局寄的,用的是《文艺撮》的褐色牛皮纸小信封,回信的纸,也不是正式的信纸,而是从活页笔记本上撕下的蓝格纸.
后来一位朋友看到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因为丁玲复出是文坛大事,更是热门话题.我虽为译者,但因这篇文章写的是丁玲,可能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为了不给重见天日的丁老太添乱,我特意写了封信,问丁玲是否同意在国内公开发表,如果同意,希望能拨冗审阅. 信是陈明复的,他说：喜儒同志：
你给丁玲的信收到了.田烟佐和子写的访问记,态度是友好的.有些事说得不准确,那很难免.令友想把它发表在刊物上,丁玲本人没有什么意见,请自裁夺好了.丁玲因气管炎住院治疗,不能亲自作复,请原谅.敬礼.
陈明(1979)11.18
陈明的信,用的是红格信纸,抬头上印着“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嶂头大队信笺”.我猜测,那里可能是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译文由陈明审阅后,我用笔名秦桑发表在《长春》1980年第1期.
三
1980年12月16日,我陪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星野、荒井到木樨地22号楼采访丁玲.
陈明在门口迎接,丁玲把我们让进客厅.这是一间向阳的大房间,宽敞明亮,有一个大书柜,里面陈列着工艺品和书籍,其中有些线装书,还有文竹、君子兰等花草.印象深刻的是一棵榕树桩,长在一个瓷瓶中,却枝繁叶茂.丁玲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举止大方,语言幽默,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见过大世面而且有丰富外事经验的老作家.
丁玲：我很怕记者.大概作家都怕记者！
星野：为什么？
丁玲：因为记者来采访,要提许多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考试,谁不怕考试呀！
大家笑起来.丁玲也笑了.
丁玲：作家写作品大都是写人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也是记者,也需要到处去采访.我听作家协会的同志告诉我（她指了指我说）,你们都是老朋友,这样我们可以随便说,随便讨论.
星野：您去过日本吗？愿不愿到日本去看看？ 丁玲：没去过,愿意去看看.全世界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身体好,健康情况允许.我今年76岁了,身体好的话,还是想走一走看～看的. 星野：这些年您受了不少苦吧？ 丁玲：也没什么.上午有人来,也说这个问题.有没有痛苦？有痛苦,但没有消极.要奋斗,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历史,要相信群众.因为历史是绝不会留情面的.那时候,我有两个想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苦都可以受,但就是不能死.想不通的问题,暂时就放在一边,不再去想.因为苦思冥想,精神上受不了.人死了,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当时看到国家走下坡路,心里很难过,但我相信,将来会好的,我也许看不到了,但我坚信,我的儿子孙子肯定能看到.过两天,我要到南方去,想躲起来写点东西.北京冬天,屋里有暖气,太热,外面又很冷,我想出去散散步,又怕感冒.南方里外都是一个温度,对我适宜.我欠的债太多了,长篇还没有写完.《在严寒的日子里》发表了十二万字,还要继续写下去.我年纪大了,必须抓紧时间写东西.
星野：现在青年作家很多,作品也很多,您怎么看？
丁玲：青年作家多,作品多是好事.对他们的作品,外国朋友也很感兴趣.现在三四十岁的青年人,在他们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就遇上了十年动乱,看到的净是些坏的、不好的、阴暗的东西.审判“”时,想找个没受过迫害的审判官都找不到,甚至连旁听席上也都是受过迫害的入.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多了,问题、特权问题、封建问题……这些青年有才华,写得好,但不能自满,还要努力.对于作家创作,我不赞成上面干涉.我觉得,这些青年的作品,对于潜在的力量,对于美好的东西,观察、反映得还不够.对于我们老干部的一些长处没有看到,或者看到得不充分,这是不足.有的把老干部写成了暴发户.什么是暴发户呢？应该是“”时代兴风作浪飞黄腾达的那些人.
星野：中国有个电影叫《元帅之死》,是描写贺龙的,看了叫人很感动.但那些受迫害的干部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丁玲：这一点外国朋友不好理解.如果反抗,就要内乱,就要打起来.我们都希望中国好起来.我们一起革命好多年了,对老革命、老干部身上爱祖国、爱人民的优良品质,我看得很清楚.我觉得,一个作家,对祖国,对人民,对前途,要有信心,要有热情,如果没有,还当什么作家呢？还写什么作品呢？只是将问题暴露出来,显然还不够,还要写美好的东西,给人以希望.
星野：审判“”时,人们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丁玲：我们党的领导犯了错误,带来了灾难.我们不仅迷信,而且亲自参加了造神运动.如果做得对,我们跟着干,就会取得很大的胜利.如果做错了,我们也都跟着干,就会定上斜路,造成巨大灾难.我们的国家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的东西旧的东西很多,不是谁说一句话就能改变的.国家大,人口多,文化水平低,迷信,落后,愚昧,没有生活习惯和传统.菩萨打倒了,我们就信.这一点,我早就有感觉,但认识不足.1954年,我回家乡时,正在搞统购统销.我问当地干部,工作好搞吗？他们说,好搞,只要说是说的,农民就把全部粮食拿出来卖.当时我就想,这样危险.如果错了,大家都跟着干,那就很可怕.干部里面,有许多人是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打出来的,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中国封建的东西太多,带着这些东西进入了社会主义.日本搞明治维新,进入资本主义,封建的东西可能比我们少些.
星野：犯了什么错误？
丁玲：少.战争时期,要打仗,要发布命令,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一言堂,这是形势的需要.解放后,进行和平建设,还这样就不行了.不,大家有意见,因为我们就是为追求而来的.我们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低,但品质非常好,吃苦耐劳,憨厚朴实,有牺牲精神,文学要看到这些,反映这些.中国的文艺,与其他事情一样,问题也很多,要解决.文艺,要由群焱来管,而不是由上面派几个官员来管.我过去也搞过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党的领导,是思想方面的领导,方针政策的领导,并不是派几个党员去管作家.自己不是作家,去管作家,管创作,不是滑稽、荒唐吗？ 星野：苏联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学者…… 丁玲：我不是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美国哈佛大学有人写了本书,其中写我与冯雪峰、艾青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抵触.他说的不对,我们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四
1984年春天,中国组派以巴金为团长的笔会代表团出席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临行前,为展示中国文学的成就,扩大影响,营造友好气氛,约请一批著名作家写稿,在报刊发表.丁玲写了《与日本朋友叙旧》,约三干字,回忆了与日本朋友冈崎俊夫、三好一、三好绫子、高富穰、野间宏、中岛碧的交流和友谊.文章用的是中国作协208字绿格小稿纸,文尾注明写于1984年2月21日,字迹飘逸流畅,没有修改处,估计是秘书抄写的誊清稿,唯有作者签名,颇像丁玲手迹,而且写了两遍.可能觉得第一遍没写好,又写了一遍.此文发表于当年5月2日《人民日报》.
1996年秋天,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到日本进行中日纯文学之比较研究,住在.一夭晚上,与日本朋友藤山纯一到酒吧聊天,意外遇到一位名叫清水正雍的中年人.他毕业于大学理工科,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常务董事.在大学时代,他读过大量小说.我说你学理工,与文学毫无关系,为什么喜欢小说？他说我那时年轻,也是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热心参加学生运动,在苦闷彷徨中,想通过小说认识社会,了解人生,寻找理想.
临分手时,他突然问我,丁玲女士还在吗？我读过《太阳照在桑于河上》,感谢她,使我知道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我说丁玲女士已经病故十来年了.在异国他乡的小酒吧里,有读者想起她,她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让我们一起举杯,为丁玲,也为不朽的文学干杯.
回到住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丁玲生前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但很少到机关来.我与她见过几面,但并不熟悉.我曾带日本作家、记者拜访过她,给她译过几封日本来信,她也赠我《访美散记》,并在扉页上用大字写着“喜儒同志丁玲1984.4.8北京”.
丁玲在日本名气很大.从上个世纪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日本共翻译出版她的作品近50种,如日本改造社于1938年出版由冈崎俊夫译的《母亲》；日本鸽子书房1951年出版由坂井德三、三好一合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四季出版社1951年出版由冈崎俊夫译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日本青木书店1953年出版由冈本隆三、尾崎德司译的《丁玲作品集》；复出后的新作《牛棚小品》《杜晚香》等也有译本.1957年后,在丁玲遭受批判期间,日本对她的研究介绍也未中断,如1970年,日本河出书房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第五卷丁玲沈从文集》,其中收录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71年河出书房出版竹内实编《中国现代文学第十二卷评论散文集》,其中收录了她的《三八节有感》.
日本对丁玲的研究起步早,水平高,成就大.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发表研究论文188篇,出版了《丁玲年谱》《丁玲传》《丁玲转向考》等专著.他们结合丁玲生平、创作道路和时代风云,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面进行平行或交叉研究,对丁玲文学思想、艺术成就、社会影响进行全面考察,给予很高评价,正如评论家中岛碧所说：丁玲是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中孕育,在大革命低潮的混沌中开花的.
清水芷雍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是1951年还是1970年的版本.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作者的名字和书名,可见印象之深.
望着窗外朦胧月色,我想起了丁玲在《与日本朋友叙旧》中说的一段话：“我希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起来,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姚雪垠先生
1979年11月6日上午,我去姚雪垠家送请柬.姚老住在木樨地22号楼.这是栋新楼,据说部级干部才有资格入住,所以周围的平民百姓皆称之为部长楼. 乘电梯到五楼,敲门,里面响起一个小女孩银铃般的声音：“爷爷,有人找你.”姚老穿着睡衣,阔步走来.他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目光如炬,举止潇洒.他把我让进客厅,坐在沙发上.客厅宽敞明亮,挂着国画,靠窗处摆着文竹、仙人鞭等几盆花草.我说：“姚老,今天晚上有日本茶道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举行告别宴会,请您出席.”姚老说：“好的.我访日时,见过他们.”
我说：“这次找您,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是找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秘书处,他们说您在文学组.找到文学组,说您在湖北组.找到湖北组,说您已经回家了.往您家打电话,说您己搬往薪居.于是我又到处打听,问了许多人,总算找到了.”姚老笑了,“我搬到这里没有几天,很多同志不知道,麻烦你了.”姚老接着说：“通过几次电话,可你的名字我还没记住.”我说叫陈喜儒.他说：“哪几个字？”我想给姚老写下来,但没带笔.姚老的夫人忙去拿来一支笔,把笔帽拧开,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我写上我的名字递给姚老.姚老哈哈大笑说：“好,好,你喜欢儒家,直言不讳呀.批儒那阵子,你的日子不好过吧.”我说：“我是无名之辈,芸芸众生,不知道我,所以没事.”姚老笑道：“她要是知道了,可就麻烦了,非逼你改名不可.”
大概是刚搬到新居,姚老还沉浸在乔迁的兴奋中,兴致勃勃地领我参观.他指着一个房间说：“这是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上面摆满稿纸和书报,后面是一张单人床.我想,这里应该是姚老写作的地方,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叫它办公室.专业作家,有何公可办呢？进而又想,姚老兼任些社会职务,想必也有些公务需要处理,所以才称之为办公室吧？书房里,有几个书架,上面摆着很多线装书,地上有几个大木箱.姚老说：“箱子里都是书,书架不够,还得做几个.”门口处有个小厅,姚老说：“这里是厨房和餐厅.你看,这两扇窗子,像不橡食堂的卖饭口？以后到我家来,吃饭有地方了.去年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来时,我对她说,到我家来包饺子,她很高兴.明年来,可以请她到我家做客了.” ’
老人对新居很满意,一边以主人的身份介绍,一边与我们一起欣赏.我说：“这里很安静,适宜写作.”姚老说：“是啊,很安静,而且都向阳.我在幸福村时,到了深夜,还有大汽车来回跑,嗡嗡响.”我说：“但在您的《李自成》中,我可没有听到汽车的轰鸣,看到的是刀光剑影,听到是起义军的震天怒吼……”姚老哈哈大笑,之后说：“党给了我这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得努力工作,不然对不起党啊！”
我这次到姚老家送请柬,有点登门叩拜负荆请罪的意思.上个月初,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率团来访,我打电话请姚老到机场迎接,他问我在几号贵宾室.我说现在还不知道,确定后再告诉您.去机场那天,周扬、冯牧、孔罗荪、柯岩都到了,独独不见姚老,这时我才想起忘记告诉姚老贵宾室号码了,急忙到外面去找.烈日下,我看到一位身着笔挺中山装,布鞋,满头白发的老者,正焦急地左顾右盼.那时,我虽然与姚老通过几次电话,但并没见过面,急忙迎上去问道：“您是姚老吧？真对不起,由于我工作疏忽,叫您在烈日下等了半天.”老人脸上没有不满和责备,使我心里更加不安,一再道歉.姚老反倒安慰我说：“没什么,没什么,谁的工作没有漏洞啊？”
1980年5月15日晚,中国作协宴请旅日华裔作家陈舜臣一行,冯牧主持,姚雪垠、季羡林、卞立强作陪.席间姚雪垠说：“我的《长夜》即将再版.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绝无仅有的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我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揭示了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中沦为盗匪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的反抗邪恶势力的巨大潜力.我14岁时,做过土匪的义子,干了三个月.那时候,土匪绑票,要人来赎,我就为他们写信.没有这段生活经历,我写不了土匪,写不了绿林生活.在《李自成》中,有个人物叫双喜,他的一些经历,就有我个人的影于.如果我没有小时候的那些经历感受,就不会写成现在的双喜.”
陈舜臣问：“《太平天国》您还写吗？”姚雪垠说：“本来打算写两卷《李自成》后就写《太平天国》,但看来很难.年纪大了,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如果生命允许,还是想写.太平天国太诱人了,人物众多,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引人人胜,非常想写.”
三
1983年6月,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到北京访问,6月13日在北京饭店与姚雪垠、刘心武就历史小说创作问题进行座谈.姚雪垠认为,历史小说要深入历史,也要超越历史.深入历史是前提,是基础.超越历史是为了完成小说艺术. 松本清张认为,历史小说不能虚构,要根据史实来写.如果完全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而虚构,超越了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艺术性,背离现实主义,失去读者. 姚雪垠说：“李自成虚构占90%以上.但虚构是有原则的,不是随意想象.虚构的情节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把那些情节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要经得起反复推敲才行.”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出历史小说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本身必须是学问家,有比较广泛深厚的文化修养,尤其是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比如当时的官制礼节、民间风俗、地理山川、兵器武术、战略战术,都要有深入昀研究,了熟于心,运用自如；二、应该是个语言艺术家,有优秀的文学修养,有高超的表现能力,懂得长篇小说的艺术；三、他还应该是个思想家,能够洞察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的经验教训. 松本清张说：“小说最重要的是要有趣,吸引人.如果没有趣味,充满了枯燥的说教,读者就不读,只有把高尚的理念寓于有趣的故事中,才易被读者接受吸收.如果丧失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品格,就会被读者抛弃.文学的目标,是促进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如果文学没有高尚的理念追求,那就是颓废堕落.”
那次对谈,涉及了历史小说创作的许多重要问题,很有意义,于是我请人根据谈话录音整理了《历史小说创作漫谈》,寄姚老、刘心武校正,拟找一家理论刊物发表.姚老来信说：喜儒同志：
我因为实在太忙,谈话记录到今天才看完寄上,请原谅.我看有发表的价值,其中包含着原则性的意见.拟在何处发表,请你们斟酌决定.
此致敬礼.
姚雪垠八三年十月廿八日
刘心武来信说：寄来的谈话记录看过了.那次会见,我没说什么值得发表的意见.建议将我完全删除,关于沙叶新剧本的一段话也请全部删除,只保留松本和姚雪垠的对谈,且可冠以《中日作家谈历史小说创作》之类的题目.总之,无论您如何处理,都恳吩删去我的出场和谈话部分……
这份记录,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三期,题目改为《姚雪垠、松本清张漫谈历史小说创作》,根据刘心武的要求,删除了与其有关的全部内容.
以前听说姚老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狂傲自大,很难相处,但我与他接触,却没有这种感觉,恰恰相反,觉得他随和宽容,有时还很幽默,记得在作家中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
在日本新干线列车上,已经开始发福的杨沫和柯岩并排坐着.姚雪垠坐在她们对面,看着看着,突然扑哧一声笑了,但什么也没说,谁也不知他笑什么.
第二天,姚雪垠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对同行的作家说,我出个谜语,请大家猜一猜：杨沫与柯岩坐在一起,打一中国地名.大家七嘴八舌,猜了半天不中,后来是冯牧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合肥.大家哄堂大笑.杨沫、柯岩也笑得前仰后合.
回到北京后,杨沫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妹妹白杨.白杨在开人大时,遇见了邓颖超,讲了这个段子,邓大姐惊呼：“有那么胖吗？太危险啦！可要注意呢.”
苏阿芒与巴金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苏阿芒.即使是中老年人,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是诗人、翻译家,但文名主要在海外.1979年,意大利出版了他用意文创作的诗集《来自中国的诗》（上下册）；1982年,他出版了用世界语创作的诗集《春日的悲歌》；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文诗集《迟开的素馨花》.
苏阿芒(1936-1990),本名苏承宗,自幼酷爱读书,尤其喜欢巴金作品.1951年上初二时,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给巴金写了封信,并附上了作文成绩单,要拜巴金为师,将来也搞创作,当作家.不久,他收到了上海寄来的邮包,里面有巴金的信,一本新书和一支金星钢笔.巴金在信中鼓励他好好学习,长大要做一个有出息的、有作为的新中国作家.1954年,他高中毕业,满怀地三次报考北大西语系,但未被录取,原因是其父曾在北平旧法院当过书记员,有“历史问题”,政审通不过.
他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决定不再参加高考,走自学成材之路.他家境贫寒,无钱买书,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一本一本地啃外文书籍.在艰难困苦中,他不气馁,不放弃,奋发图强,刻苦钻研,几十年如一日,自学了英、法、德、俄、日、意、西、波兰、瑞典、世界语等21种外语,其中英、法、德、俄、意、世界语六种,不但能读、说、听,而且能创作、翻译.他创作了《我爱你,中华》《在詹天佑铜像前》《刘三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三百多首抒情诗、叙事诗,用多种文字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发表.他自费周游全国,用诗歌的形式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聂耳、屈原、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中华民族杰出的人物和各地的名胜古迹、民间故事和寓言.他用世界语创作的作品在国外引起极大关注,被誉为“年轻的天才的世界语诗人”.1965年,日本邀请他参加赛诗会,并获国际优等奖,他将奖金全部捐给国际世界语协会亚非基金会.这一年,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为他树了一尊半身’铜像,称他是“文坛地平线上在东方闪烁的一颗新星”.1966年,他被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驻华代表,世界语文学季刊《世界文化》特约撰稿人,世界语青年组织委员.
在“”中,他投寄国外的书信文稿,被视为“里通外国的罪证”,被打成反革命,抄家批判,逮捕入狱．判刑15年.身陷囹圊之中,他仍然坚持学习,向管教人员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允许他看外文书刊,他叫妈妈为他订一份世界语版的《中国报导》和意大利文版的《新团结报》（意大利[马]机关报）.有犯人讽刺他说：你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学哪门子外语,是不是有病！但他不为所动,在狱中写道：诗歌永不屈服,不管诗人将遭到多少痛苦,没有笔,也没有纸,只有无比的愤怒1 1979年1月,他被释放平反,恢复名誉,但冤狱11年,他被迫害致残,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已经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 他经过半年多休养,身心有所好转后,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看望恩人巴金先生,当面感谢他的关怀和指导.1979年10月2日,他在妻弟和文友的陪同下,来到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家.他拉住在门口等待他的巴金先生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还没等他开口,巴金先生就安慰他说：小苏,你为祖国吃了不少苦,你要好好保重身体,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他两眼湿润了……
回到天津后,他用世界语写了《拜访巴金》,发表在日本世界语杂志《大本教》12月号上.他逝世后,国内世界语刊物《三色堇》1994年为庆祝巴老90华诞在第3期转发了这篇文章. 苏阿芒写道： 巴金是我最教爱的中国作家.我1949年开始读他的作品,那时我还是个13岁的男孩.小说和故事里曲折、热情洋溢的情节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被它们所吸引,废寝忘食地去读.他的作品成为我孤独生活的慰藉.
1951年春天我给他写了第一封信,表示我对他的爱和信赖.他立即给我回了信,还赠给我有题词的、他的新书《华沙的节日》.能得到他的来信,我极其高兴！从那时起我经常与他在梦中相遇.……该道别了,按我的请求,巴金在他家院子里与我照了合影.我永远忘不了这次与中国最可爱的作家的相会,他的作品在我人生之路上陪伴了我30年. 他回到天津不久,又于1979年11月,应约来到北京,由中国作协外联部法文翻译小高陪同,到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会见大使.
小高回来,连连感慨：“人废了,人废了.”他说：“我乘车到饭店门口,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穿一件旧呢子外衣的老人.我万万没想到,这个弱不禁风的老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苏阿芒.说句老实话,我知道他蹲过大狱,身心受到摧残,有思想准备,但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苏阿芒！他才4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
“我看他步履蹒跚,晃晃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忙为他开了车门,但他上车很困难.我搀扶着他,好不容易上了车,但他一屁股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我赶忙跑到另一边上车.他讲话很慢,牙齿只剩了一半.讲话一多,口水就流了下来.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前,几乎一动也不能动.我问他家庭情况,他说与老母亲相依为命.两个人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房子里,面积大约五平米,放一张床就满了,连张桌子也放不下.
“我问他身体为什么这样弱,他似乎不愿讲这些,只是说,被逮捕入狱前,他与其他健康的人身体一样.到了罗使馆,我扶着他下了车.上台阶时,我发现他走路一瘸一拐,一阵风吹来,他两脚站不稳,两手在空中乱抓,像溺水者一样,几乎摔倒.
“罗马尼亚大使临时有急事外出,临时出来接待,用法语交谈,他完全能听懂,虽然反应慢些,但他能讲.罗使馆给他一些罗文书,叫他学习罗文,说将来邀请他到罗访问.”
他平反后,被安排到百花出版社当外文编辑,但他身体虚弱,难以坚持正常工作.1985年以后,身体每况愈下.1990年9月23日逝世,享年54岁.
怀念李季
1980年3月9日,星期日,下午,我到机关去值班.
那时有个制度,星期天、节假日,各机关必须有干部值班,坐在值班室,守在电话机旁,负责签收文件,一旦有通知或重要事情等,要及时向机关领导报告,并填写值班日记.
我走进值班室时,看见周增勋正与一位同志说着什么.他见我进来,转头对我说：“小陈,你知道吗？李季同志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哪个李季？”
“就是副主席李季呀！”
“不会吧？昨天上午我还看到他,挺精神的！”
“谁不说呢！可是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突发心脏病,走了.”老周言之凿凿,感叹唏嘘,但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是事实！ 昨天上午,李季来机关,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高高兴兴的．又说又笑.有位女士对他说：今天是三八节.他说：对,对,我特意来向你们表示祝贺.他还挨个办公室走了走,祝女同志节日快乐.上午还活蹦乱跳,谈笑风生,怎么下午就不行了？
后来听说,那天中午,有位多年遭受磨难刚刚平反的老同志来看他,告诉他自己已经恢复名誉,落实政策,终于可以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做人了.他很高兴,拉老同志回家吃饭.他平素喜欢喝点啤酒,但家里啤酒喝光了,他就叫阿姨去买,不巧没有买到.那时物资匮乏,日常生活用品有的还凭票供应,不是想买就能买到.李季一定要喝口酒表示祝贺,于里就东翻西找,把一瓶不知治什么病的药酒翻了出来,两人各醉一杯.那位朋友喝了一口,觉得不是味,说这酒喝下去嘴有点发麻,我不会喝,剩下的你喝吧,就把酒给了李季.李季喝完酒,觉得不太舒服,司机说,送你去医院看看吧.他说不用,我睡一会儿就好了.下午我要去看丁玲,她住院了,要动手术.没想到,过了几个小时,他竟然离开了人世.
李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凡有一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用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开诗歌新风气之先.茅盾说：“这是一个卓越的创造,说他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他的长诗≮杨高传》,在艺术上,把民歌与古曲诗词鼓词结合在一起,采用我国传统说唱文学的章法和句法,探索人民喜闻乐见的新诗形式,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那时的诗人,似乎都努力探索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希望每个人都能读懂他的诗,不像现在的某些人,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弄得云山雾罩,高深莫测,晦涩难懂,不知他们想干什么. 前一年八月,我刚来作协工作时,与他去机场接日本外宾,一上车,他就说：“你叫陈喜儒,是从外文局调来的.”我感到很惊讶,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说：“我看过你的材料.”原来如此.那时,作协刚恢复不久,事务繁杂,调进调出的人很多,李季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常务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每天不知要批多少公文,能记住我的名字,可见他的记忆力极佳.这是我第一次与李季接触,但觉得他与我想象中的诗人不同,更像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或者淳朴憨厚的村干部,没有半点架子.
还有一次,陪日本客人西园寺一晃吃饭,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事,西园寺一晃说,希望李季先生带团去日本访问.但李季说：“1961年,我随巴金同志访问过日本,不去了.还有很多同志没去过,也想去看看,还是叫他们先去吧,我以后有机会再说.”那时出国的机会很少,很多人都抢着去,但李季却一口回绝,可见他心里想的是工作,不是个人的蝇头小利.如今的某些领导干部,几乎成了出国专业户,周游世界,只要他感兴趣的地方,不管是否有必要,都要为他巧立名目,联系安排,而且还美其名日工作需要.两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个报告,请他审批.他看了后说：“这个事不要搞了,这样搞不太好,你看好不好？”我已经记不清那份报告的内容,是那位领导叫我送去的,他的口气虽然柔和,但态度明确,不批,我至今记忆犹新.
李季病故时,才58岁,在八宝山开的追悼会.他曾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写了《生活之歌》《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诗集,对石油工人有很深的感情,他是穿着一身石油工人的服装,离开这个世界的.
公木的信念
1980年4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公木为团员兼秘书长.3月21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兼接待中国作家代表团事务局负责人清水正夫,专程来北京洽谈访程,公木出面接待.当时他刚刚从长春来到北京,住在北纬饭店,做些出国前的准备.我接他与清水谈完后,送他回住处.
在车上,公木说：“清水正夫已经60岁了,但还显得很年轻.他们的生活水平高,身体也保养得好.”我说：“您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如今已经年逾古稀,但精神和身体都很好,真是难得.”公木说：“我身体确实不错.值得骄傲的是,我虽去医院看过病,但至今为止,还没住过院.我这个人,想得开.57年我被打成,下放劳动.劳动就劳动呗,好好干活就是.原来我很胖,一百四十多斤,一千活,体重下来了,身体更强壮了.“文化大革命”时,我又受到冲击,叫我劳动.东北不叫牛棚,叫隔离审查,划定一个范围,不许越过.一个星期回家二次.当时不少人把书当废纰卖了,特别是古书,不敢收藏了.我不但不卖,还偷偷地买,买了不少线装书,没地方放,就放在麻袋里,堆在一起.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把书当废纸卖,这说明,卖书人对这两条,不是真的相信.当然,我不是责怪那些卖书的人,因为我知道,知识分子,没有不爱书的,是怕藏书惹祸,才忍痛割爱的.当时我想,中国从此不要文化了？但纵观历史,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哪个政党,没有文化能行呢？我觉得当时搞的那一套,不合常理、不正常,而不合常理、不正常的东西,只能是一阵子,一股风,不可能持久.而且天下大乱,各级党组织,各级行政机构,全部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我就想,这种混乱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我在隔离审查时,每星期回家一次,我回家就读书,继续研究.搞别的不行,我研究诗词,总可以吧？他们不敢说我什么,因为我在学习著作嘛.《诗词讲解》这本书,就是这样写成的.有些同志,思想上不通,精神压力很大,痛苦忧郁,结果把身体搞垮了.我没有这样,靠着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两条,在大风大浪中活了下来.” 在日本访问17天,公木每天参观回来,不管多晚多累,都要把当天的斯鲜印象和感受记下来.我每次到他房间去,都看他在埋头写作.回国后不久,陆续在《人民文学》《诗刊》《长春》《新苑》《艺丛》《上海文学》等多家刊物上看到他的访日诗抄,有新诗,有律诗,还有仿照日本俳句写的短诗——汉俳,尝试用不同的诗歌形式,描述所见所闻.他发表汉俳缅0清水正夫》12首,绝句《游新宿御苑杂咏》六首,新诗《虹》等,平均下来,每天写好几首.他豪情满怀,纵情歌唱,在《虹》中写道：“文化是历史交汇的汪洋／诗歌是人类精神天空的闪电／友谊是云蒸霞蔚的阳光／这是不能摧毁的人性大自然……朝御昆仑飞舞玉龙之骄骄／夕拂富士怯步白云之盈盈／心底歌声已藻饰了这长桥／心连广宇啊那高空的彩虹！”
他本来计划写一系列诗歌散文,但没有完成.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归来以后,就没有时间写诗了.本来想写首长诗,记述参观广岛长崎以后的感想.在日本时,也零散记了一点材料,回到家来,就放下了,至今没有动手.”
记得那次访日,在广岛还发生了一件事.巴老在《探索集》《长崎的梦》中虽然提过,但语焉不详,在此不妨多说几句.巴老在《长崎的梦》中说：“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令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谨慎,到了广岛和长崎,他特别担心,唯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会得罪别人.我尊重他的意见,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对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在‘’半年后,他出来替我说话,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后来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发表,1977年6月他来上海,要见我,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因为我是‘一般人’,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儿.我告辞出来,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动,我们社会中这种严格的等级观念使我惶惑.”
巴老说的“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的那件事,发生在广岛.
我们参观完在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设的和平公园后,几家报社的记者围上来,问巴老有何感想,是否要写文章.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没想到,巴老刚说几句,林林就拦住了巴老的话头,说这个问题要研究,不要回答.在场的中国作家,曰方陪同人员,包括日本记者,都很惊愕！研究什么？为何不要回答？但巴老很随和,把话咽了下去,真的是“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 冰心老人看场面尴尬,反应极快,马上“救场”,接着巴老的话头说：“1946年,我在.当时传说炸过的地方70年不长草,但第二年,草就长出来了.我1955年参加‘禁止氢弹世界大会’,来过广岛,那时已经开始建设,但还没有这么美丽的大公园.今天,我在广场上,看到那么多鲜花,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和平鸽,感到很高兴,很欣慰.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广岛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烈愿望.我相信,广岛的悲剧不会再重演.我们中国人,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相信,日本人民也有这个信心和决心……” 冰心老人讲完后,巴老说：“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广岛的书,知道一些情况.今天,我看到孩子们和鸽子在一起,看到了各国送来的鲜花,看到广岛人民在废墟上建起了美丽的家园,非常高兴.这证明,和平的力量远比破坏的力量强大.刚敢于,我在和平纪念资料馆的留言簿上写了‘全世界人民决不允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世界和平万岁’.我相信广岛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人民也不允许重演.我们向广岛人民致敬.”
当然,林林这样做,也是出于好心,他怕记者纠缠中日、中美芙系、等诸多敏感问题,巴老言多有失,才急不择言,拦住了巴老的话头.其实,巴老和冰心老,都是国宝,他们思想深邃,心胸开阔,目光远大,思维敏捷,见过大世面,而且有丰富的外事经验,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那时代表团回国后,要开会总结,写出简报.我们从长崎回到上海,住在延安饭店.总结会那天,巴老和冰心老休息,没有来.大家畅所欲言,一致认为,代表团受到日本各界热烈欢迎,尤其是在大平正芳首相会见之后,均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出面接待,在日本朝野产生了广泛影响,访问很成功.在谈到不足时,杜鹏程和公木,当面对林林提出了批评.公木说：“我们都是党员,有问题应该摆在桌面上.林林同志是外交家,日本问题专家,也是我们的副团长,为我们代表团访问成功做了许多工作,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但也有不足,比如阻拦巴老回答记者问题,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要吸取经验教训.”杜鹏程说：“拦巴老话头,对巴老不够尊重,对外影响也不好.巴老是国宝,是人士,外事经验丰富,水平很高,每次讲话,都反响热烈,我们应该向巴老好好学习.”
那时社会风气好,有意见当面提,畅所欲言,林林当场也做了真诚的自我批评.
后来听说,原来代表团中没有林林,但在商量园员时,夏衍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巴老多年没去了,所以推荐熟悉日本情况的林林随巴老出访,协助巴老工作.
巴老对人宽厚,文章中不但没有点他的名,而且还说了他很多好话.由此可见,巴老考虑的不是个人恩怨得失,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我们团的对外形象和影响,他说：“要是12个作家都说同样的话,发同样的声音,那么日本朋友将怎样看待我们？他们会赞赏我们的‘纪律性’吗？他们会称赞我们的文艺工作吗？我看,不会.”
我之所以将当年的情况和盘托出,只是为了将来的研究者读到这里不至于迷茫,但心里却一直惴惴不安—一巴老在天之灵,会不会责怪我口无遮拦？
那时,我刚刚开始练习写作和翻译,偶尔在报刊上发表几篇短文,没想到,有一次,邓友梅对我说：“前几天公木老师到北京来开会,说他看了你的一些文章,觉得文字很好.他说,学外语的,文字这样漂亮的人不是很多.公木老师从来不轻易夸奖人,得到他的表扬,可不容易.我是他的学生,可他一次都没表扬过我.”老邓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上学时,公木曾任所长,所以他称公木为师,执礼甚恭.我开玩笑说：“你都成了精啦,还用表扬吗？我与你,不在一个档次,因而标准不同.你是名家,如果老师夸弥的作品好,那就该进文学史了.而我是业余作者,公木先生表示欣赏,那是鼓励,希望我继续努力.如今的中国文坛,是小说的天下.你的小说,发一篇红一篇,几乎成了得奖专业户,名满天下.我写点小散文,只是兴趣而已,不会有什么出息.”老邓笑道：“那你以后也写小说吧.”我说：“有个日本作家戏称,小说家是出卖谎言的人.我不会编瞎话,没有谎言可卖,只会实话实说.”
1984年3月,公木来北京开会,住在西苑饭店,我去看他.他脸色红润,但头发全白了,而且胖了许多,将军肚出来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四年不见了,真想你呀！”又说,“在报刊上见到你的文章,我都看.写的不错,很有感情.”我说：“谢谢您的鼓励.我从小喜欢文学,但也只是喜欢而已,胸无大志,从来没想得个什么奖,当个什么家,悄悄地写,悄悄地发,自得其乐而已.”公木说：“这种心态很好.文坛是名利场,沽名钓誉者,巧取豪夺者,自吹自擂者,狂妄自大者多矣！保持平静,心态好,坐得住,才能写东西.”谈及一些年轻诗人,他说：“他们还年轻,还不成熟,还在成长,狂妄一点,糊涂一点,偏激一点,不要紧,可以教育,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们看到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勇敢地批评,这是好事.如果他们对腐败堕落熟视无睹,漠不关心,麻木不仁,那就可怕了……”
公木先生1998年逝世.他住在长春,平素见面的机会不多,我手边有1980年在访日归国的飞机上,他用毛笔在我的小本上的留言：“热诚积极,永远朝气蓬勃,同你生活在一块儿,我也感到年轻了.公木1980.4.17”.还有几封信和一本公木先生送我的《老子说解》.有时从电视或广播中听到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
他用88岁的生命,昭示了他为人为文之道：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
听说在吉林大学校园内有他的塑像.何时去长春,一定到先生像前致敬.
（注：林林（1910-2011）,原名林仰山,诗人,作家、翻译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解放后,历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委亚非司司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著作有散文集《海和船》《扶桑杂记》,诗集《雁来红》《剪云集》,译作有《日本古典俳句选》《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等,是资深外交官,日本通.） 杨翰笙与清水正夫的谈话 1980年3月22日下午,我陪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到首都（协和）医院看望杨翰笙. 我们一走进三楼会客厅,杨翰笙就微笑着迎过来,握着清水正夫的手说：“谢谢你,特意来看我.”他穿着医院的病号服,脸色灰白,眼圈呈紫红色,但精神矍铄.清水正夫说：“最后一次见到您,是1964年.从那以后,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一直没见面,今天见到您,特别高兴.”
“我也很高兴.去年中国作家团到日本访问时,我写了一首诗,请他们转送给你.那是在我失去自由时写的.我常常想念日本朋友,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愉快的时光,想起我们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于是就写了一组诗,共11首,送您的《赠松山树子、清水正夫夫妇》是其中之一.当时我被囚禁,无纸无笔,我就写在心上.诗虽不佳,聊表我对日本朋友的深切怀念.” 清永正夫说：“看到那首诗,我很激动.我把那首诗当作传家宝珍藏起来.”
“松山树子先生好吗？”
“她很好.”
“我第一次与她见面,大概是1955年,她刚从莫斯科回来.”
“她叫我向您问好.我从日本杂志上看到您的照片,知道了您的一点消息,所以这次到中国来,一定要见见您.身体还好吗？” “还好,还好.我有气管炎、肺气肿、十二指肠溃疡,已经在医院住好几个月了,最近有所好转.”
“真盼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到日本去看一看.二十多年来,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老朋友们,都很想念您.”
“只要身体允许,我也想去看看,见一见老朋友,我也很想念他们.”
“听说您在‘’中,失去自由达十年之久.”
“九年.”
“一直关在监狱中吗？”
“是隔离审查.不许随便走动,不许家属探视.九年中,只在林彪完蛋以后,才和家人见了两次面.”
“还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吗？”
“不劳动.但精神上的折磨比劳动还厉害.不少同志,受不了折磨,脑子搞坏了,得了精神病.不过,我还好,想得开.这些算不了什么,都过去了.”
“不能看书看报吗？”
“可以看报,看著作,看马列,但不能与外界接触,也不能看别的东西.不过,我应该感谢他们,过去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书,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看了三十几本马列著作,算是一大收获.”
“我还记得1958年,在北京演完芭蕾舞剧《白毛女》后,准备到重庆去.除夕晚上,在田汉家里,我们一起吃饭喝酒,当时还有梅兰芳先生.那一天过得真愉快呀！当时田汉夫人总是用一只手摩擦另一只手,不知为什么？田汉夫人还在吗？”
“她已经不在了,二三年前去世了.”
“田汉先生的身体真好.记得从北京去重庆时,火车马上就要开了,田汉从月台上飞跑过来,送给我们一首诗.题目为《日本松山芭蕾团和他们的白毛女》：‘正是春风吹柳丝,天桥花雨浴君时.名篇端合芭蕾舞,妙枝真同幼妇辞.才能红花簪秀发.可怜白雪上蛾眉！东风犹有提灯虎,热泪双双看喜儿.1958.3.16深夜’.当年他健步如飞的样子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没想到……”
“田汉是个很开朗、很乐观、很热情的人,但他思想上想不通啊……”
“日本朋友常常提起您,想念您,希望看到您.”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请转告他们,如果身体允许,我一定去看望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很多日本朋友,积极开展两国的文化交流,日本艺术团体,如歌舞伎、芭蕾舞团来中国访问,对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的发展,增进友谊,加强了解,特别是促进邦交正常化,都有很大意义.当时虽然没有建交,但我们坚信,迟早总会建交的,因为这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和要求.”
“多年不见,我有许多话要讲,但怕您太累,不敢再多说了.下次来,我还要来看您.”
“谢谢.”
“我真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到日本看看.咱们照几张相吧.”
我拿起相机,请清水坐在杨翰笙身边,杨翰笙兴致勃勃地说：“你还会照相啊.”我说,照不好,瞎照.杨翰笙嘿嘿笑了,笑得很开心.
临别时,杨翰笙紧紧握着清水的手说：“希望你经常来,也请向芭蕾舞团的朋友们转达我的问候.”
艾芜的两封信
1980年4月,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代表团成员艾芜、公木、杜鹏程都住在北纬饭店.那时作协与和平饭店、北纬饭店关系密切,大凡来京开会的作家,都住在那里,甚至一些从外她调来或调回的作家,因为没有房子,也住在那里,而且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我常到北纬去送有关日本的材料,有时到艾老屋里坐一会儿.艾芜与巴金同庚,76岁,身材高瘦,脸膛黑褐清癯,有不少老年斑.他讲话时,慢条斯理,四川口音很重,我听起来比较费力.艾老著作等身,是国宝级的大家,但我读他的作品不多,只读过一本《南行记》.我送的材料,他看得很仔细,记得很清楚,还不时提些问题,希望尽量多了解些日本情况.他带来了一些四川画家的书画作品,准备作为代表团的礼品,赠送日本友人.他说：“请大家有空好好看一看,选一选.我没去过日本,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了解,不知是否有不合适的东西.”
有一天下午,代表团开完会,我想起艾老那里有一份材料要带回作协,就上四楼找艾老.艾老说：“别走了,吃完饭再回去吧.”我说：“不用,时间还早.”艾老说：“这里的伙食还可以,我们还可以聊聊天,你多给我讲讲日本的情况.”盛情难却,只好留下.在饭堂里,艾老不断为我夹菜添饭,像照顾小孩一样,怕我拘束,吃不饱吃不好,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我问艾老：“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他说：“24岁.作家与工程师不一样,靠的是生活经验和对社会的认识.有些人,很隼轻,就写出了东西,出了名.也有晚的,四五十岁才开始写.但是,作家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没有深厚的社会经验,肯定是不行的.”
我说：“《百炼成钢》是写工业,这显然不是您熟悉的领域,您是怎样收集素材的？”艾老说：“我到鞍山钢铁公司体验生活,住了一年半,与工人、干部打成一片,没有这种体验,我是写不出来的.”我说,您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艾老说：“要有爱的热情.爱生活,爱自然,爱人类,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对生活充满爱,你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生活气息,才会满腔热情,才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不热爱生活,冷冰冰的,袖手旁观,那就写不出好作品.”
“您现在在写什么？”艾老说：“正在写长篇小说《春天的雾》.是写‘四清’的.但不是什么暴露文学,因为我参加过‘四清’,也思考了许多问题,想把那段生活如实地再现出来.初稿已经写完了,正在改,争取下半年改完.”
从日本长崎回国时,飞机上给每人发了一个精美的小本做纪念,我请同行的巴金、冰心、艾芜、公木、草明、杜鹏程、邓友梅等留言,艾老用毛笔写道：“我们在北京认识,又在日本一道参观,感到十分愉快.一路上又得到您的帮助,至为高兴.几天之内,会在上海分别,但友谊却要继续下去,像青松一样,枝叶茂盛.艾芜1980年4月17日于飞机上”.
那时代表团出国访问,回国后都要写一份总结报告,呈报上级单位.记得在上海延安饭店的总结会上,艾老说：“我是第一次到日本,感受很深.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家才看得起我们.我以前在上海住过,那时日本人很多,我很讨厌,因为他们很傲慢,觉得自己是优秀民族,根本看不起中国人.过去,我曾在缅甸住过三年,那时也被人家看不起,因为我们国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力虚弱,被人凌辱欺侮.现在我们受到热烈欢迎,受到尊重,这固然有中日友好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在世界舞台上有了地位,有了尊严,有了影响.我想,安定团结,使国家繁荣强大,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还有一点,是日本人的治学精神.长崎的一位大学教授问我,是否有唐代的成都地图.我不知道,无法回答.他告诉我,杜甫在成都住了很久,研究地图,就是为了搞清当时杜甫的活动地点和范围……”
艾老回到成都不久,捎信叫我为他搞一份我团访日时,由日方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欢迎委员会名单,以备写文章时参考.我复印一份寄给他,他来信说：喜儒同志：
您好.
收到您寄来的日本欢迎委员会名单.
这次访问日本,一路上得到您的照顾,十分感谢.
日本华侨作家陈舜臣最近来过成都,他通过外办,要同我见面.我到他住的锦江宾馆去看过他.陪同他与他的儿子一道参观的是《人民中国》杂志社的康大州.由于在见过几次,相见很亲切.安格尔、聂华苓在成都时,我陪他们看过两次川戏.因为选的是折子戏,他们很欣赏,认为是很好的短篇小说.安格尔还穿上川戏服装,照了相.
送您《南行记续篇》一本,请查收（同赠林绍纲同志的书,一道寄的）.
此致敬礼.
艾芜
1980年5月8日于成都
那年秋天,我的上司策划编一本访日散文集,命我向访问过日本的作家约稿.艾老复信说：喜儒同志：
您好！
关于访日文章,我写了两篇.一篇名叫《地貌的青春》,发表在上海《收获》刊物上（1980年第四期）,手边只有一本,不便寄您,请您查看您处的期刊,可能看见.另一篇为《宫岛纪游》,将在成都出版的《旅游》创刊号发表.刊物一出版,我当寄上一本.
又《成都日报》已发表我一则旅记,名为《的一天》,不算文章,寄您一阅.
祝您身体健康.
艾芜
1980年10月21日于成都
这两封信,都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字.第一封用的是《四川文艺》的信封,普通的红格稿纸.第二封用的是牛皮纸大信封,《四川文艺》的绿色稿纸,而且收发信地址极简单,仅写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文联,但都很快收到了.
其实,我是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也是艾老的读者,为他办点小事,是应该应分的,根本用木着感谢.再者,我是小字辈,艾老是长辈,叫我一声小陈就足够了,我可担待不起这个“您”字,但艾老无论讲话,还是写信,总是一口一个您,使我既感动,又诚惶诚恐.
后来,我到成都出差,去看过艾老.记得最后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出发晚了,到艾老家时,已是暮色四合.印象中,艾老家很安静,也很清冷、幽暗.艾老身体不太好,穿着厚厚的棉衣,说话声音嘶哑,有气无力,病病歪歪的.他向我打听共同出访的作家和日本朋友的情况,叫我方便时代他问好.我怕影响老人家休息,不敢久坐,问安后,没说几句话,匆匆告辞.艾老坚持把我送到门口.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暮霭中,艾老挥手作别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萧军
1980年6月14日下午,聂华苓和安格尔在新侨饭店举行告别茶会,来的人很多,我与外联部的同事去帮忙张罗.
将要开始时,萧军先生来了.他面色红润,头发花白,留着短须,手里拎着一根铁手杖.那手杖很重,大概有二十来斤,我一只手拿,觉得挺费劲.我说：“萧先生,我也是东北人.”他问：“哪个地方？”我说：“吉林省乾安,小地方,名不见经传,您可能不知道.”他说：“我们东北人,乡土观念很强,一听说是老乡,就觉得近乎.”
我说：“前些日子,我着了您发在《江城》上的《东北诗话》.”他说：“我去年回东北,他们约我写的.谁约我写,我就给谁写.”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东北口音浓重,根本不像年逾古稀的老人.“我这个人,实诚,有啥说啥.前几天,他们叫我去文讲所讲一讲.那些年轻人,都有作品,有点傲气.我说,记不清是谁说的了,麦子成熟时,籽粒饱满的,都低着头,弯着腰,向着大地.没有麦粒的空壳,却高昂着头,两眼朝天,目中无人.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比较谦虚.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摇的人,才张牙舞爪,招摇过市.凡事都有行家里手,比如武生上场一亮相,就能知道他的功力.京戏长坂坡,人未出场,吼那么一嗓子,就知道他唱功深浅.我练武术,看到对手的架势,就知道他打没打过仗.我的意思是说,年轻人,不要骄傲,要刻苦学习,练真功夫,别弄那些没有用的花架子.”
我问他身体可好.他说：“还可以.不过人到了这个岁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行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工作.《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已经弄完了,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不然常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与萧红离婚.我怎么回答呢？鲁迅先生的信,我也注完了,今后考虑写些回忆录.”他停了一下,笑了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官僚了.一开始,也许没有‘僚’,但时间一长就长了‘僚’.过去读者来信,我当天就回,现在工作忙,来信多,需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回.有时没有时间,就叫我老伴代复,结果人家不满意,因为他们要的是我的亲笔信,我不亲自写不行.你看,我这不也长‘僚’了吗？”
他另有约会,需要早点离开,我送他到大门口.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萧老.我很爱听他讲话,高声大嗓,滔滔不绝,透着一股东北人的坦率、豪气、痛快.
井上靖吊唁老舍、李季
1980年初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来信说,八月上旬,新任会长、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将率领中岛京子、白土吾夫、佐藤纯子一行访华,届时希望拜会中国作家协会,并到老舍和李季先生墓前吊唁祭奠.接到信后,我马上向有关人员打听,老舍和李季先生是否有墓地.他们说没有,骨灰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询问八宝山,届时可否将老舍、李季的骨灰盒从骨灰堂请出,由外宾及家属凭吊？他们说可以,但他们只负责场地,摆遗像和鲜花,布置临时灵堂,由你们自行解决.在商量安排落实时,一位老同事说,中日两国,虽说是一衣带水,风月同天,但风俗习惯却未必完全相同,比如说中国人扫墓,一般在忌日、清明、中元节、除夕等同定的节假日,而且有许多讲究,但现在不年不节不当不正的,去上坟,是否合适,还是先征求一下家属的意见为好,以免失礼.我感谢她的提醒,当即向老舍、李季先生家里说明情况,他们表示尊重日本朋友的美好感情,届时将当面表示感谢.
8月7日下午,我陪井上靖一行去八宝山.临时灵堂设在一处平房中,靠窗处摆了两张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上面摆着骨灰盒、遗像和鲜花.井上靖先生一行给老舍、李季献花后,双手合十,默哀鞠躬,拍照留念.
井上靖先生说：“李季先生是1961年参加以巴金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时认识的,因为我也写诗,所以交谈较多.后来到中国访问,我们也乡次见面.他就像一团火,熊熊燃烧,热烈而真诚,没想到英年早逝,令人惋惜.老舍先生在日本名气很大,他的主要作品在日本都有译本,据说仅《骆驼祥子》,就有五种之多.有人把他比作日本的夏目漱石、志贺直哉,有人说他是中国的狄更斯,有人说他有契诃夫的微笑和高尔基的苦涩.1965年春,老舍先生率领刘白羽、张光年、杜宣、茹志鹃等作家到日本访问时,给我讲了个故事.他说很久以前,有个富翁,收藏了许多珍贵古董.后来事业失败,家道中落,他靠变卖古董度日,最后坐吃山空,沦为乞丐.但有一只壶,他怎么也不肯割爱,于是就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乞讨.有一个富翁千方百计想得到这只壶,想出高价买到手,但乞丐坚决不卖.又过了若干年,乞丐穷困潦倒,老态龙钟,富翁便给他房子住,给他饭吃,暗中等待他死去.乞丐病死后,富翁高兴极了,觉得这只壶终于可以到手了,可是谁知道,乞丐在咽气前,把这只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碎.老舍先生是小说家,满肚子故事,信手拈来,就很精彩生动,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后来听说他死于非命,我万分悲痛,想起了这个故事,忍不住写了一篇名为《壶》的文章,寄托我的哀思……” 舒乙说：“听巴金先生讲,我爸爸死后,第一位写文章悼念他昀人,就是井上靖先生.”
白土吾夫说：“井上先生风闻老舍先生含冤溺水身亡,心里难过,于1970年12月,写了《壶》.先生写这篇文章时,正是中国的‘’如火如茶时期,身为友好人士,不能不有所顾忌.他写完后,对我说,这篇文章发表,很可能引起“”的反感、厌恶,这样,我就再也不能去中国了.如里不发表,又无法表达我的怀念和悲伤,我还算什么作家呢？即使我将来去不了中国,我也要发表这篇文章.井上先生不仅发表了这篇文章,还将其收入文集《桃李记》中,广泛流传.他对老舍先生的敬重和感情,由此也可见一斑.”
1977年8月31日,井上靖到上海访问时,将《桃李记》赠与巴金.巴金拿到书的当天晚上,在感冒发烧中读了《壶》,对井上靖的侠肝义胆,怀着崇高的敬意,但同时也引起深深的自责：“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1977年9月2日井上先生在机场告诉同行的人我读过他的《壶》,他是在向我表现他的期望：对老舍的死不能无动于衷！重读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忆、开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说,我不能不责备自己.老舍是我30年代结识的老友,他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对我说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
舒乙说：“1965年,爸爸访日回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曾读过,可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稿也不知哪里去了,至今也没有下落.记得那里面有四十几位日本作家的名字,还有十几首旧体诗的诗稿,准备整理出来发表,其中有四句是这样写的：一束鲜花热泪新,悲歌常忆谱歌人,精神不死天难夺,千古潮声东海滨.但我不知道这是写谁或赠给谁的.爸爸回来后,还常常惦念日本朋友,说不知中岛健藏先生的眼睛怎么样了,听说当时中岛先生的眼睛不好.”
中岛健藏的夫人京子说：“当时中岛正害眼疾,后来有一只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到了.另一只眼睛还好,可以工作.”
从八宝山回来,井上靖一行到老舍家小坐,拜会老舍夫人胡絮青.他们看院中老舍手植的两棵柿子树,挂满了青青圆圆的小柿子,感叹唏嘘.
后来,我随张光年先生访日,在戏剧家木下顺二先生家里,看到一幅老舍遗墨：
小院春风木下家,
长街短巷插樱花.
十杯清酒千般意,
笔墨相期流锦霞.
木下大作家先生教正,老舍1965年春
我抄下了这首诗,不知它是不是老舍散失的诗稿.
西公的苦恼
西园寺公一,著名日本友好人士,中国人尊其为西公.
他1906年生于贵族家庭.祖父西园寺公望,明治元老,曾两次组阁,任总理.父亲西园寺八郎,任宫内府皇室侍从.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游历欧洲后回国,任外务省顾问、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主事、国际问题调查会会长、近卫文磨内阁顾问等要职.1937年7月,近卫内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作为政府特使,参与同国民党政府会谈,实为劝降的工作.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逐渐升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对时局的看法逐渐明确,开始反对战争,希冀和平,思想左倾,与近卫内阁顾问、朝日新闻记者、共产国际谍报员尾崎秀实关系日趋密切,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战局情报.
尾崎秀实主要通过在上海的日籍党员中西功将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与汪精卫勾结情况等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延安.1941年夏,德国开始进攻苏联后,日军足南进还是北上,是斯大林和中国最关心的问题,值此关键时刻,尾崎得知日本决定与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二十个精锐师来保卫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局.
1941年随外相松冈洋右访苏会见斯大林时,松冈说他是“我们日本贵族中的布尔什维克”.同年十月,共产国际间谍案事发,尾崎秀实与德国记者佐尔格被捕（佐尔格事件）,他受牵连被捕,判刑一年半,实际五个月获释.在法庭上,他对向尾崎提供情报之事毫不掩饰,但一口咬定,这是内阁顾问之间正常的交换看法.在狱中,他得悉尾崎是员,为信仰献身,英勇不屈,十分钦佩.1944年11月,尾崎秀实和佐尔格被绞死.他从外地赶回,为老朋友守灵,题写碑文.
1947年,他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他决心不再竞选议员,把主要精力投入世界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事业,担任日中友协常务理事、日本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1958年1月,由日本政界、财界、群众团体推举为日本民间代表,常驻北京,经常在中国媒体出现,与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系密切.1958年至1970年．他在北京生活12年,亲身经历了中国的风云变幻,写了一些介绍、赞扬中国的文章,出版了矧匕京十二年》等书.
阳翰笙在《赠西园寺公一先生》的七言诗中说：“客居北京十二载,友好交流感运筹.邦交未复休惆怅,人民大使有西公.”并自注：“在北京与西园寺先生见面时,我们不叫他先生,常照中国对知交的习惯称他作‘西公’.那时中日邦交未回复,有时我们也戏称他作‘大使同志’.西公听后总是微笑着颇感兴趣的样子.”
中国粉碎“”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他也开始反思,自我批评,修正自己的观点.但日本一些人对他不依不饶,讥讽他是中国“高保真的传声筒”“变色龙”“朝三暮四”,等等.他内心极为痛苦,特意剪了平头谢罪.
1980年4月,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西园寺公一与其长子一晃,都是欢迎委员会的负责人,迎来送往,热情周到,无微不至.西公有腿疾,行动不便,倚杖而行,不仅亲自到成田机场迎接,还特意从赶到长崎,为代表团送行,令人感动.
6月26日晚,西公全家来京,中国作协在康乐餐厅宴请,以致谢忱.席间,我发现雪江夫人很少动箸,以为不合口味.悄悄一问,才知道,夫人吃素,不食鱼、肉.我道歉说,不知道夫人吃素,实在对不起,我已请服务员加几个时鲜素菜.他们的长子一晃在北京生活十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中文.我问他：“令堂吃素,是因为信佛吗？”他说：“不是.我妈妈生在群马县,家里穷困,生活艰难,从小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鱼和肉,长大以后,也就不吃这些东西了,而且成了习惯,吃下去会难受.” 雪江夫人瘦高个儿,举止文雅,谈吐斯文,颇似知识女性.听说她早年为新桥艺伎,与西公相爱,遂生子成家.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风韵犹存.
西公说：“我在北京时,写了一些关于‘’的文章,吹捧过‘’,一些人说我是中国的传声筒,应声虫,弄得灰头土脸,没脸见人.”林林说：“这不是你的责任,是受骗上当.我们也一样,被蒙蔽欺骗.”
西公沉默了一会儿,转变话题说：“陈毅能喝酒,那真是海量,我根本喝不过他,不敢与他拼酒.贺龙爱钓鱼.有一次,我对他说,日本的钓鱼竿很好,我想送你一根,不知你要粗的,还是要细的？粗的钓大鱼,细的钓小鱼.你猜贺龙怎么说？他说：我都要.我只好送他两根,一粗一细.”
有一次,郭沫若请西公吃饭,喝茅台酒.郭老随口说,茅台是糯米做的.西公发现这位大学者不知道茅台是高梁酒,就心声一计,说：“郭老,咱们打个赌吧.我认为茅台是高梁做的.如果我输了,请你在北京饭店的‘和风’吃日本饭.如果你输了,请我在四川饭店吃你的家乡风味如何？”我怕他反悔,第二天一早,我就给他打电话说：“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
西公好酒,但夫人不敢拦他,一拦他就生气,发脾气.可是,小孙女跑过来说,爷爷,少喝点酒吧,对身体不好,他会很高兴,还夸奖她是好孩子.雪江抱怨说：“现在只有孙子孙女说话他才听,别人的话,～句也听不进去,我的话,他根本不听,还不如不说,免得惹气生.”西公笑着说：“你不说,指使孙子孙女说,还不一样吗？”
西公对孙辈确实比较溺爱.日本人规矩多,论资排辈,讲究长幼尊卑,但在吃饭时,几个小孩可不管那一套,吃了几口,就下桌玩起来,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有个小男孩,钻到了桌子底下.因为有桌布挡着,他看不着外面的人,就在下面摸每个人的脚,之后再钻出来,看看是谁.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没礼貌没规矩,应该制止才是,可是西公看着孙子在桌子底下钻进钻出,不但面无愠色,而且还笑眯眯的,透着欣赏和幸福.
1984年5月9日至23日,巴老率领中国笔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出席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5月17日下午7点40分,西园寺公一先生由秘书陪同,从横滨来看望巴老.他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头发花白,老态龙钟.四年不见,衰老了许多.他虽比巴老小两岁,但身体和精神都不如巴老.
巴老：几年不见了,很想念.
西公：年纪越大,越想念老朋友.在《人民日报》看到您悼念老舍的文章,很感动.
巴老：那是在医院里写的.
西公：纪念老舍的大会,邓（颖超）大姐去没去？
巴老：听说本来要来,但后来突然有事,没来成.
西公：1979年4月,邓大姐来日本访间时,我们全家去箱根看她,她送我一幅老舍夫人胡絮青女士画的樱花图,邓大姐在上面题词：老舍夫人选恩来诗句画樱花,以应西园寺公一先生及夫人之嘱.
巴老：老舍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西公：我第一次见到老舍先生是1959年,周总理宴请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溥杰的夫人嵯峨浩是日本人,老舍先生是满族人,所以总理邀请老舍先生和我参加.
巴老：我1961年到日本访问之前,是西公给我们介绍的日本情况.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如今想起来,好像还在眼前. 西公：那时候形势比较好,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
巴老：“”中,我去干校劳动改造.
西公：这么一位大作家,去干校改造,谁有资格当您的老师,教您？（笑）
巴老：种菜、劳动、学习、批判.在机关时,叫我们扫院子,挖阴沟,回到家里,阴沟也是自己打扫.
西公：您现在很忙,但忙得愉快.
巴老：忙是忙,但不一定愉快.想写文章,但总被打断,有人来找.
西公：《随想录》还在写吗？
巴老：第四集已经编好.第一、二集,已经送您了,第三集我也带来了.
西公：我中文不好,怕读不懂.
巴老：不要紧,有日文版.第三集的日文版已经出了,译者石上韶先生很认真,加了许多注释,否则,日本人不好懂.
西公：您在《怀念老舍周志》中说,老舍是位有才华、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讲实话.您也主张讲真话,不说谎.
巴老：“”中也说过谎.开始时不好意思,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西公：回想起来,“”中我受了许多骗,上了许多当.
巴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开始时,我真心实意地想把自己打倒,认为将来能在作协传达室当个小职员,也就很幸福了.现在想起来也许可笑,但当时确实就是这样想的.我现在想把这种思想变化的过程、来龙去脉说清楚.
西公：我现在也不能理解.
巴老：不亲身经历,很难理解.
西公：我被欺骗,而且把这些骗人的话,向日本人宣传.我讲演,写文章,欺骗日本人民.我有罪,所以剃了头赎罪.
巴老：这不是您的责任,是造谣惑众者的责任.
西公：我不仅自己信以为真,而且向日本人民传播.
巴老：我们自己当时也是完全相信的.我到法国、瑞士访问,一些友好人士对中国有好感,所以把“”中的宣传,向本国人民转达,但在“”后,他们知道事情真相后很后悔,很尴尬.我对他们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我开始被批判时,很认真地听他们批判,但后来渐渐觉得他们是在演戏,也就不以为然了.
西公：可我歌颂了林彪、.
巴老：那时林彪是副统帅,是伟大旗手,全国人民都要早请示,晚汇报……这种事,一般人是不应该负责的.我也没有责任.但是,应该搞清楚,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上当受骗,总结经验,目的是为了以后不再上当受骗.通过“”,我觉得自己比过去勇敢些、聪明些了.
西公：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
巴老：我们遭到了不幸.我想世界上不会,也不应该再发生这种事.
西公：战争期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到后期,很多日本人都认为它是正义的战争,但我不相信这种宣传,却遭到迫害被关进监狱.现在日本人担心的,是日本政府和里根政府扩大军备,但我相信人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人云亦云,盲目服从了.
巴老：人不能再上第二次当．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否则会受到良心谴责.
西公：把事情的经过、思想变化的过程写出来,很重要.
巴老：要把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挖出来,很痛苦,越写越痛苦.西公认为自已有罪,我与您不同.“”开始时,我认为自己有罪,但后来,我认为自己没有罪.
西公：“”时代,乱成一团,我不懂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带儿子一晃到北京去,见了一些人,听他们说了些当时的情况,才知道一些实情.
巴老：西公住在横滨？我在那里住过三个月,在一个小山坡上.后来到了,住在中华青年会所,就在神田书店街附近.我每天吃完午饭去一次,吃完晚饭再去一次,买了许多书,回来就看.现在那里全变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可能回不来了.1935年春天,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来日本,4月5日那天,把我抓了起来,关进了拘留所.那时我会讲几旬日本话,还能对付过去.第二天就把我放了.
西公：日本人把署拘留所叫猪圈.
巴老：那还不如“”时的牛棚.牛棚晚上还可以回家.
西公：那时田汉在日本吗？
巴老：田汉走了.郭（沫若）老在,夏衍也在.
西公：谈了这么长时间,很晚了,您也很累了,不再打扰了,就此告辞.
巴老：到来,我的身体比在上海时还好.欢迎您到上海来.
巴老拄若手杖,颤巍巍地把西公送到电梯口.两位拄着手杖的老人,紧紧握手作别.
（巴老与西公的对话,根据工作笔记整理,未经巴老校阅.）
任溶溶鼓励我搞翻译
在《文艺报》上看到任溶溶先生《病中三记》之一《抒怀》：“老夫九十三,从小就嘴馋,食粥要有味,菜好才吃饭.最爱吃甲鱼,也爱鱿鱼干,可惜没了牙,对之空自叹.”读之莞尔,不由得想起这位可爱可敬的老先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协恢复工作不久,就与菲律宾作协建立了双边交流关系,而且来往频繁.当时马科斯执政,其夫人伊梅尔达热爱文学,每年中国作家访菲,她都超规格接待,在总统府亲自接见.菲律宾地处东南亚,气候炎热,考虑到这一气候特点,所以我们一般夏天请菲律宾作家团来访,冬天,即每年年底十二月至来年二月,天气凉爽时,派团访菲.
那时组团出访,外地作家要先到北京报到,开几次会,请外交部官员介绍该国与我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情况,请研究该国文学的专家介绍该国文学史、重要作家与作品,再由作协领导提出出访要求,宣讲外事纪律,力争在出访前,对该国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因为平素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很难抽出时间收集阅读有关资料,所以实践证明这种临阵磨似的“恶补”立竿见影,卓有成效,一来二去,就变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传统,流传下来.
记得1980年年底派出的访菲团,有两名外地作家,一位是河北的徐光耀,一位是上海的任溶溶.徐光耀是全团第一个来报到的,他12月3日上午就手拿通知书,找到了作协的地震棚.他个子很高,但很清瘦,话语简洁,衣着朴素,举止言谈中,有几分军人的飒爽和干练.我读过他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也看过电影《小兵张嘎》,见到“张嘎之父”,格外高兴,闲聊时,不知不觉就说到了小兵张嘎. 我说小兵张嘎机智勇敢,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是中国文学画廊中一个呼之欲出的新的儿童形象.但他却长叹一声道：“没有小兵张嘎,我也活不到今天.我13岁当小八路,可1957年,我被打成,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到河北保定农场劳动改造,我一下子蒙了,精神几乎崩溃.我想,我对党忠心耿耿,从无二心,怎么会反党呢？百思不解！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痛不欲生,人瘦得皮包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弱不禁风.不能读书,不能出门,不能看戏,没有出路,怎么办？这时我突然想起看过一本苏联的心理书,说人受到巨大挫折时,如果不好好控制,就会走上危险的道路,有可能产生精神分裂,怎么治,书里提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不行,我不能倒下！如果我死了,就没有鸣冤叫屈的机会了.我必须活下去,于是就搜索枯肠,挖空心思,竭力回想那些逗人乐的嘎人嘎事,哄自己,安慰自己,鼓励自己,拯救自己,最后写成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应该说,是嘎子救了我的命.没有嘎子,也就没有我……”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徐光耀谈起这件事,还很激动,语速加快,面色绯红.
下午,任溶溶从上海来报到.我以前“望文生义”,以为他是位女作家.当一头白发、笑容可掏的任溶溶出现在眼前时,吓了我一跳.他热情,随和,爱说话,平易近人,像孩子一样朴实透明快乐.
我说,看您的名字以为是个小姑娘,没想到是位老爷爷.他笑着说：“您说的没错,确实是个小姑娘的名字.我原名叫任根鎏,1940年读初三时,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为防止被家人找到,就利用出发那天17日的谐音,改名为任以奇.参加新四军半年后因生黄疸肝炎,被部队劝退回上海休养.1947年,大女儿出生,取名任溶溶,我当了爸爸,喜欢得不得了,从那以后,每有得意之作,就情不自禁地署名任溶溶,一来二去,任以奇就变成了任溶溶.” 任先生是著名儿童文学家、翻译家,创作有《我是美国黑孩子》《丁丁探案》《给巨人的书》《小孩子懂大事情》《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他通晓英、俄、意、日四种外语,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兔系列》《长袜子皮皮》《小飞侠彼得·潘》等多部作品.他为人为文都朴实真诚,他说：“不要骗小该子,小孩子会长大的.” 我是学日文的,深知掌握一门外语不易,但先生却懂四门,而且都可翻译,不由得由衷敬佩,向他请教学习经验.先生说：“我的意大利文和日文是在‘’关牛棚时学的.我学外语,与你们年轻人木同,不是从字母语法开始,而是看书.我学意大利文,就是为了翻译我最喜欢的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一开始,我就靠边站,无事可做.我早就想学意大利文,可惜没有时间,现在正是好时机.我晚上把单词和语法规则抄在薄纸上,白天在牛棚里背,再加上一本意大利文的《语录》,就这样学会了意大利文.过去,我也学过一些日文,但出于抗日情绪,不愿意好好学,所以是‘半吊子’.‘’时,我从干校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室,重拾日语.我的目标明确,就是为了看小说,能看懂就行.那时候,整天无所事事,有的是时间,但当时书籍都查封了,无书可读,幸好资料室有我一个朋友,我就央求他拿几本日文书来读.他悄悄地带给我,我悄悄地读,读完还书时,我把书放在书包里,见到他就还,见不到他就赶快回来,免得被人发现.开始时,读一些简单的书,后来就读深一点的,资料室的日文书《日本文学集》《日译世界文学集》等,各有几十本,我一本本借来读,不仅学会了日语,也长了许多文学知识.”
那时,任溶溶在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鼓励我搞点翻译,他说外语要用,长期不用就会荒废.你在工作之余,不妨译点东西,一可巩固提高外语水平,二可增加对日本文学的丁解和知识,何乐而不为？特别是中国尚未介绍的日本文学流派、思潮、作家、作品,尤其欢迎,选稿时会优先考虑.在先生的热情提携下,我在1982年《外国文艺》第二期,翻译发表了三浦绫子的小说《尾灯》和《在污秽的浊流中》；在1983年第2期,发表了渡边淳一的短篇小说《乳癌手术》和《猴子的反抗》；在1985年第一期翻译了高桥揆一郎的短篇小说《浅蓝色的围墙》和《鸽子笼》.
这三位作家,都出生在北海道,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很会讲故事.1981年,我与韶华、何为应邀去北海道访问了两个月,绕着北海道走了一圈,同时写文章在《北海道新闻》连载.我觉得北海道的风土人情,草原牧场,与我的故乡相似,可能是爱屋及乌吧,对北海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时带回了一些北海道作家的书,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介绍翻译他们的作品.
如今回想起来,三浦绫子、渡边淳一、高桥揆一郎这三位作家,是我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的.除此以外,我还译过三浦绫子的中篇小说《逃亡》,长篇小说《泥流地带》《冰点》（与人合作）；译过渡边淳一获直木奖的成名作《光与影》、长篇《花葬》等,当时曾计划系统介绍日本北海道文学,出一套系列丛书,后因工作忙而未果.如果当时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后来在中国大红大紫的渡边淳一,就很难说了,也许热的是三浦绫子.
我经常带外国作家团到上海访问,但与任先生见面并不多,我知道他很忙,既搞创作,又搞翻译,还要编刊物,时间金贵,不忍心打扰.但他热情好客,知道我来了,会来看我,请我吃饭.一位上海朋友说,任先生是广东人,从小爱吃会吃,是天生的美食家.为佐证此言不虚,他还讲了两件事：一是“”中造反派抄他的家,以为他会有大笔存款,但翻来翻去,存折上只有一块四毛钱,认为他隐瞒藏匿,逼他交代,他说生来嘴馋,工资和稿费全进了肚子,实在抱歉.二是“”中美食销声匿迹,无处可寻,他忍无可忍,只好自力更生,亲自操练,实践出真知,烹炒煎炸,无所不精,练就了一身好本事.这两件事,我不好意思向他求证,但我想,一个严肃认真富于想象力的作家翻译家苦心钻研的厨艺,大概也会不同凡响,卓尔不群,可以跻身于大师之列吧？
海笑的雨花石
1982年9月23日,我陪日本北海道新闻社访华团到南京,晚上有空儿,去看望海笑.
是年六月,与严文井、茹志鹃、海笑、任光椿到日本访问,一起生活了十几天.他时任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兼文联副主席,正斤级,为一方“诸侯”,但为人低调,性格随和,没有架子,大家都叫他老海.
日本作家对他的名字很感兴趣,说大海在欢笑,富于想象力,如诗如画,很美.我也以为他姓海,问他是不是海瑞的本家.他笑着说：“我不姓海,跟海瑞也无任何关系.我的本名叫杨忠.抗日战争时期,我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凭着一股热血豪情,参加革命,为避免杀戮之灾连累九族,违背‘大丈夫生不改姓死不更名’的祖训,隐姓埋名,取名海啸,意为中国人民在血火中奋起反抗,如山呼海啸,势不可当,必将日本军同主义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时我虽小,但知道日本是个岛国,最怕的就是山崩地裂,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几十年过去了,沧海桑田,如今中日恢复了邦交,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所以我改为海笑,意为大海在为中日友好而欢笑.” 他刚从西北回来,脸色黑里透红,还沉浸在旅行的兴奋中,“从伊犁、喀什到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从敦煌、酒泉到兰州,一路走来,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茫茫戈壁,漫漫黄沙,无边无际,辽阔苍凉,气象万千,雄浑壮丽,太震撼太迷人了……”
谈及访日,他说：“这次访日,收获很大,不仅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我们代表团的五个人也成了好朋友.下管‘外交’,还是‘内交’,都很成功.我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知道日本鬼子的凶恶残酷.如今看到日本各界人士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格外欣慰激动.回国后,我一边整理笔记,一边收集资料,准备写一本日本散记,已经与出版社说好了,书名拟叫《在迷人的国度》.”
老海爱石,也是藏石家,一边请我品碧螺春,吃新疆西瓜,一边把大大小小的雨花石,一颗颗轻轻放进清水里,之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似乎在等待奇迹出现.过了一会儿,石头上的图像花纹逐渐显现：有的呈山花状,有的呈山峦状,有的呈云霞状,有的呈鸟兽状.他一边欣赏,一边讲解,什么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枯藤老树,红梅飞雪,林海雪原,曲径通幽……其实,我对石头一窍不通,如果他不说,我是什么意思也看不出来的.
临别时,他送我几块雨花石,说有山花烂漫,有飞瀑流泉,有晚霞彩虹,闲时放在水中观赏,会宠辱皆忘,心旷神怡,养心养性,其乐无穷.那时我整天忙于纷纭俗务,东跑西颠,难有闲情逸致,静心赏石,真是明珠投暗,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过了若干年,偶然想起那几块睡在书柜里的小石头,于是洗净浮尘,放在水中,虽然上面的花纹斑斓,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海笑说的那些美轮美奂的景致.
凝视石头,突然有所悟：这上面的诗情画意,万千气象,是一种意境,一种幻景,一种想象,不是人人可得的,只有具备很高的文化修养,有丰富的阅历和想象力,再加上一个好心情,才能进入,才能领略,才能看到景外之景,画外之画,诗外之诗. 老海擅书擅画,能诗能文,自有一双识珠慧眼,我等俗人,难得其妙.
艾青为国际笔会题词
1984年新年一过,中国笔会为参加在召开的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就开始筹备,我作为随团翻译,分担的工作主要有三项：请一批著名作家写文章在报刊发表；与《日本文学》《外国文学》杂志合作,组织翻译一批有分量的日本中短篇小说发表；向全国各大出版社索要历年来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名著,带到日本,在会场办个展览,展示我国翻译、出版、研究日本文学的成果,扩大影响,营造气氛,以壮行色.
我在拟约稿名单时,把艾青列在巴金、冰心之后.之所以想起他老人家,倒不是因为他与日本关系多么密切,而是在报刊上看到了他写东山魁夷和小泽征尔的诗.
1978年5月,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来中国办画展,艾老参观后赞不绝口,欣然命笔,作《致日本文化使者——东山魁夷》.艾老是诗人,也是画家,对东山魁夷的理解不同凡响.他说东山的画“好像是幻觉,好像是梦境,人和自然得到谅解,自然赋有人的心灵；无论是林间的瀑布,湖沼中的倒影,初春的月夜,山峦的黎明,都浸透了画家的爱情”……人们常说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但艾老认为东山的画是有声的音乐,是“从密林中流出的‘绿色歌声”’,是“真实与想象的结合,东西方绘画的融会贯通,中日两大民族的联结,色彩谱写的最美的歌声”……评价之高,理解之深,令人叹为观止.1978年6月,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尕第二次访问中国,并指挥交响乐团排练演出,艾老看了小泽的演出,作诗《小泽征尔》,他把小泽比为指挥干军万马的将军,赞扬小泽高超的指挥才能,连他的神态,也写得惟妙惟肖：“你的眼睛在侦察,你的耳朵在倾听,你的指挥棒上,跳动着你的神经……”
艾老虽然是我约稿的重点对象,但我与艾老不熟,不敢贸然前往,先是发了一封约稿通函,之后又打了一次电话,请艾老赐稿,没想到艾老很好说话,欣然应允,而且很快捎话说写好了.1984年2月8日下午,我骑自行车去艾老家取稿.
我没去过艾老家,怕找不着,行前还请人画了张图,但没费什么事儿,就找到了.艾老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一座改建的平房小院.我进门时,艾老正起身送客.艾老把客人送到屋门口,握手作别后,回来坐在椅子上,拿起了烟,还没点着,高瑛就说：“你一口气吸五支了,别吸了.”又转过头对我说：“医生说他是肺气肿,不叫他吸烟.”艾老说：“什么五支？我一支烟分三次抽,吸两口就掐灭了,总共还不到两支呢.”
高瑛听艾老这样说,不再阻拦.艾老点着了烟,深深吸了两口,又掐灭了.
艾老家客厅不大,两侧墙上挂着几张齐白石的画,中间是两个条幅,窗边上放着艾老的雕像.艾老对高瑛说：“叫阿姨泡茶.”高瑛说：“我去泡.”艾老看了看我说：“你是学日语的？上次你曾到机场接我？”我说：“是的,您还问我,你怎么不陪我去日本？我说,您去日本参加国际会议,主要用英文,所以领导派了个英文翻译,没叫我去.”艾老说：“去日本,还是日文方便.英文对他们来说也是外语,不可能人人会说.1982年去日本,时间太短,而且天天开会,没有一点个人时间.虽然到了、大阪、京都三个地方,但疲于奔命,精疲力尽,只写了三首小诗,一直压在那里,没有发表.去年日本诗人江间章子请我去,我没有去.二十多年前,江间章子到我家来过,还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她译过我的一些诗.那时,她的女儿很小,如今她的女儿已经有了娃娃,当了妈妈.”
艾老拿出抄好的诗稿,共三首,题目为：《银座》《美浓吉》《丸之内旅社的布谷鸟》.我请艾老为庆祝国际笔会大会召开题词,艾老说：“写什么呢？源远流长,一衣带水,世世代代友好？这些词用得太多,太滥,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我说：“写您自己的话,什么都行”艾老说：“我明天早晨写,现在想一想.最近,我花在题字上的时间不少.我不是书法家,字也不好,但又总写字,今天来人要几个字,明天又来人要几行诗,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不像郭沫若、赵朴初那样有能耐,到一个地方,撒泡尿就回来,也能写出诗来.”
过了几天,司机捎来了艾老题词：“通过文艺的交流建立友谊的桥梁艾青八四年春”.艾老的题词和写于京都的那首《美浓吉》发表在《日本文学》1984年第二期庆祝国际笔会大会召开专号上.同期还有丁玲、草明、公木、冯牧、黄秋耘、杜宣、邓友梅等人的文章,以及巴金题词：”我期望的盛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冰心题词：“把中曰两国两千年来亲密的文化交流继续发扬光大下去”；林林的题词（汉俳）：“薰风,蓬山盛会集群贤,妙笔生花妍”.
张洁的牢骚
1990年年底,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冯牧、*袁鹰主编的《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
这套丛书分十个国家,每国一册,各册在主编之下另设编辑,负责从浩瀚书海中选取名作佳构,汇编成册,封面版式,统一装帧设计,各卷题目不但醒目,且有诗情画意,如《莱茵河的怀念》《俄罗斯的白桦林》《美国的月亮》《东瀛物语》《雾里看伦敦》《奥地利随想曲》《枫叶之国》《意大利的遗憾》《澳大利亚的红心》《泰国采风》,等等.
我不知这个选题是谁提出来的,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国门刚刚打开,国人正懵懵懂懂走向世界之际,出版一套由中国作家撰写的既可称游记,也可称随笔的美文,介绍各国的名胜古迹、文化传统、民俗风情、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为我们放眼世界,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如今想起来,不能不对这一新鲜选题的匠心独运、远见卓识、慧眼识珠表示钦佩.
意大利卷名为《意大利的遗憾》,由作家张洁、意大利文学翻译家吕同六合编,其中收录了访问意大利的中国作家刘白羽、艾青、昊祖光、穆青、王蒙、冯至、鲍昌等名家诗文三十余篇,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意大利历史文化的多人合集,所以意大利驻华使馆格外重视,于1991年1月25日在长城饭店举行首发式,表示祝贺和感谢.
参加会议的中方文化界人士约二百余人.主编张洁说：“有人间我,书名为什么叫《意大利的遗憾》,我认为,人生有许多遗憾,比如,你爱的人,不能去爱,你想看的东西,不能去看,意大利有许多著名的古迹,你不能看完,这就是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就是由许多遗憾组成的.第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健康的胃.古罗马的胃是健康的,它的文化,吸收了世界各国许多有用的东西,甚至能把无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所以才光辉灿烂.当时如果有王蒙的《坚硬的稀粥》,我想也应该在吸收之列.而有些胃却排除有用的东西,专留一些无用的东西.这本散文集中,有历史的意大利,也有现实的意大利.历史和现实的结合,就是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无用的东西排除.”
张洁所说的王蒙的《坚硬的稀粥》,是指发表在《中国作家》1989年第二期上的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批判说是影射改革开放,其中的爷爷暗指某大人物.一时间虎啸猿啼,酏云飞渡,喧嚣震天,莫衷一是.张洁借机仗义执言,为王蒙鸣冤叫屈.
讲到这里,张洁突然话题一转,说了一件与这本书,与这个会议毫不相干的一件事：“最近我收到一个电话,说某某作协评选出十个有特殊贡献的作家,每月增加100元生活费.其中有一位,这几年写了四本书,全是大批判,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简直是批判专业户,经常在电视中露面,出镜率很高.这样的人,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作家的领导,作家的上司……”
张洁话音一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拉回正题,我觉得,这套丛书可以继续编,继续出,但不知为什么,只出了十册,则再无下文,真是可惜.
为叶楠送行
2003年4月20日下午,凤珠大姐来电话说,叶楠遗体告别仪式,明天上午10点20分在八宝山竹厅举行,你去不去？我说去.
这些日子,非典型肺炎(SARS)闹得人心惶惶.当天晚上,电视台播送了因防治不利而撤消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消息,并调海南省省委书记王岐山任北京代市长,领导救治预防的消息.
疫情蔓延,本应闭门谢客,更何况,我与叶楠并不熟,只是一面之缘.那是在《传媒》主编李晓燕宴请李国文、叶楠时,我忝陪末座,与叶楠交换过名片.可能是叶楠家属整理遗物时,看到了我的名片,才告诉凤珠大姐通知我的.我虽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去.一者听朋友们说,叶楠是好人；二者现在是特殊时期,除至亲好友之外,去告别者不会太多,我虽无足轻重,但不愿他走时太冷清,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些.凤珠知道邓友梅与叶楠关系好,打电话找邓,但没找到.后来她找到李荣胜,我们搭乘李荣胜的车与谢永旺等一起到八宝山.
来的人不多,约有百余人,多为海军,作家有陈建功、李国文、张洁、从维熙、吴泰昌、李晓燕等.
叶楠身着西服,面容安详.灵堂上的照片,与白桦一模一样.这对孪生兄弟,才华横溢,名声赫赫.告别出来时,见作家韩静霆泪流满面.凤珠大姐说,白桦跟她讲,有一次打赌吃烧饼,老板看他瘦弱,说你能吃十个,我白送.白桦吃了五个,吃不动了,说我去撒泡尿．回来继续吃,回家把叶楠叫来,又吃了五个,赢了.叶楠大,白桦小,兄弟俩面容体态酷似,不熟悉的人根本分不清,有事时会有心灵感应,但性格为人却大相径庭.
叶楠发现尿中有血,查前列腺时,发现肺癌,做了手术,说是发现得早,切得也干净,但没过多久却发现扩散,再次手术,大伤元气,最后扩散到脑、骨、全身,痛不欲生,只能靠止痛药维持,直至生命终结,才算解脱. 晚上邓友梅到我家来,我跟他说了叶棉事,他说认识多年,关系一直很好,没有为他送行,甚为遗憾.还说叶楠晚期,疼痛难忍,服用进口止痛药,一片一千多,自费.听他儿子讲,入院后自费药花了16万,几乎用尽了家里全部积蓄.老邓给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写了封信,汇报情况,金炳华去看叶楠时,送了一万元. 我对老邓说,你已经为朋友尽心尽力了,不必遗憾.老邓木然,面容悲切.
偶遇黄蒙拉
2006年5月11日傍晚,小雨,我与妻子到保利剧场听了一场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交响乐团成立于1946年,原叫东宝交响乐团,1951年改为现名,是日本著名的乐团,在世界也享有盛誉.该团为庆祝成立60周年和曰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50周年,来华演出.
演奏的曲目有：1．郑路、马洪业的《北京喜讯到山寨》；2,团伊玖磨的《庆典进行曲》；3．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4．美国伯恩斯坦的序曲——《康迪德》；5．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交响诗《罗马的松树》.
演出结束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气氛热烈,乐团多次谢幕,但掌声仍如潮水,一浪高过一浪,乐团又加演了四个曲目,才算结束.
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由中国小提琴家黄蒙拉演奏.节目单上说,他1980年生于上海,四岁开始学琴,八岁为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录取,其出色天赋,为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俞丽拿女士发现,收入门下.2002年,他在意大利第49届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中一举囊括金奖、最佳帕格尼尼随想曲演奏奖、纪念马里奥罗内里奖等三项大奖,被誉为中国的帕格尼尼,成为同辈中最出色的演奏家,他辉煌的技巧和独特的演绎令欧洲、亚洲、北美的观众倾倒.
第二天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举行欢迎宴会,我在三号桌,与作曲家徐沛东、黄蒙拉,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田尻顺、第二小提琴手广冈克隆坐在一起.黄蒙拉身着白衬衫,随身带着小提琴.他头发很长,眼睛清澈明亮,但话不多.
我问他,这琴走到哪儿都带着吗？他说是的,这是宝贝,不能离身.我说,你用的琴,肯定不同凡响,但整天芾在身边,也挺麻烦的.这把琴也很有名吧？是你自己的吗？他说不是,是新加坡的收藏家林先生借给我的,他有几百把小提琴,我用的这把,比节目单中介绍的那把1677年瓜纳里琴还好.这东西是无价的,不能再生,林先生欣赏我,所以把琴借给我用.
我说,我不懂音乐,也不会拉小提琴,但你昨天的演奏,很美,很动人,有位朋友说,你已经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我看你背过脸去擦汗,很累吧？他说,当然很累,但这种累比练琴时好多了.我每天练琴三个小时,当一支曲子不能达到我所期望的水平时,会很焦躁,很郁闷,比演奏时还累.演奏,是我对乐曲的理解和表达,并不累心.我说,我在写作、翻译时也有这种感觉.比如一个句子,或一种感觉,不能准确完美地表达,会憋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他说,这种体会与我练琴时的感觉完全一样.音乐不能解释,艺术无法说明,只是一种感觉而已.甚至可以说,音乐是一种修养,是一种气质,是融入人们血液中的一种文化基因,是都市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精神养料.
他知道我在作协工作后,问我最近有什么好书？我说你指什么,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他说：“小说,长篇小说.我以前读的大多是西方小说,现在爱读中国小说,拿起来就放不下,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读完.”我推荐了几位作家,都是我心目中的“唯美主义”者,对他说你不妨试试,也许会喜欢.
这时,几个日本人走过来给他祝酒,连连赞美说,你是天才！你是天才！他礼貌地说谢谢,但表情平静,看样子他没往心里去.也许这类赞美恭维听得多了,他已经无动于衷.他说,音乐的中心毕竟在欧洲,想到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留学,那里的演奏机会多些.组织音乐会的人,自然要考虑成本,如果我在中国,就要算上来回机票,这样成本就上去了.
我们聊得比较投机,他开始滔滔不绝：“我认识一个作家,他叫孙树菜,同我家是邻居.我叫他孙叔叔.他是富家子弟,与我父亲要好,常来聊天.他讲起话来,海阔天空,非常有趣.有时我爸都睡着了,他也不管,还是自顾自地说.我妈烧的几种菜,他非常爱吃.常常是菜烧好了,打电话叫他过来.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菜,都是家常菜,但他吃得很开心,天天吃也吃不够.其实他的生活很简单,有一个爱吃的菜就行了.孙叔叔骑着一辆绿色摩托．戴着头盔,爱管闲事.买东西排队,他看到有人插队,就生气,就与人家吵,甚至动手打架,就像个小孩子.他写作,烟抽得很凶,又不开窗,屋子里烟气腾腾.我进去,呛得直咳嗽.他后来得了肺癌,但很坚强,坚持化疗,虽然很痛苦,但他说为了朋友,也要再活五年,结果不到一年就死了.我过去也抽烟,现在戒了.”
我说,孙先生我认识,写了很多有关上海滩的书,如《豪门旧梦》《上海滩风情》《姑苏春》等,烟确实抽得凶.不过戒烟挺难,要有毅力.你现在闻到烟味还觉得香吗？他说：“香啊！”我说,那可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捡起来了.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说,有些报道说你四岁开始拉琴,但开始时并不喜欢？他说：“小时候,我像多动症似的,一会儿也不老实,爸爸就让我站在琴凳上拉琴,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拉错了,爸爸拿尺打我的手.当时我很倔强,再怎么骂和打,就算疼得已经要掉眼泪了,硬是不哭出声音来.幸好我对小提琴的感情到十七八岁时终于爆发了.回头想想,家长可以叫孩子学琴,但没有必要往专业路上赶.其实,我身边的一些同学,直到最后从事音乐工作,都不喜欢音乐,甚至有人讨厌音乐.这是很可悲的,只是拉琴的机器而已.”
已经12点15分,主桌的领导还没有劐齐,宾客们仍然没成没淡地谈着,后面的几张桌子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动筷.我看他像孩子一样,眼睛总瞟着面包,想必是饿了,就说,你先吃吧,别等了.他拿起一片面包,抹上黄油、果酱吃起来,但他只吃蔬菜,眼前的牛排,一口不动,可能是怕胖吧.
宴会结束,走到大会堂的门口,一阵风吹来,他一哆嗦,说太凉了.五月的北京,乍暖还寒,风还很冷.我说,你穿得太少,小心感冒,今晚还有演出呢. 他说谢谢,背着琴,向背风的地方走去.
两张照片
我与电影界风马牛不相及,也不是追星族,但在我的相册中,却有两张与电影演员的合影,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大明星,甚至堪称表演艺术家.
一张是与栗原小卷的合影.
最早知道其名,是看电影《望乡》,她扮演女作家三谷圭子,到荒僻的九州天草畸津町,采访阿崎婆.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这是“电影”,有人说这是晦淫晦盗的毒草,一时间,禁演之声,甚嚣尘上.但也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应该上演,巴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巴老于1978年12月1日、1979年1月2日,连续写了两篇文章,为《望乡》辩护.他说：“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髟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阿崎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巴老在第二篇文章中,对栗原的表演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想：像三谷这样‘深入生活’和描写的对象实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本来她与阿崎婆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难,使得距离逐渐地缩短,她真正做到与阿崎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她最初只是为了写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这段时间里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也被阿崎婆吸引住了,如分手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留恋,那样出自肺腑的哀哭,多么令人感动！最后她甚至远渡重洋探寻受难者的遗迹,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惨痛的遭遇提出控诉,这可能又是她当初料想不到的了.这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啊.”
后来,巴老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还说：“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大公报》副刊）上开辟了《随想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150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
尽管当时《望乡》在中国上映时引起了激烈争论,但并没有影响人们对栗原小卷的喜爱,尤其是《生死恋》在中国上映之后,栗原小卷热随之加热升温,如火如荼,她不仅成为中国人街谈巷议的梦中情人,也是代表爱情、亲情、友情、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天使.
栗原的父亲是剧作家、儿童文学家.在家庭的熏陶下,她自幼喜爱音乐,拉小提琴,后来又学习芭蕾.1963年从芭蕾舞学院毕业之后,考进演员培训所,学习表演.音乐、舞蹈、表演,这三者成就了她的艺术人生.在学期间,她就开始拍电视剧.她因在《望乡》中扮演的三谷圭子一角,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她说：“我看剧本和一原作后非常震撼,深受感动.虽然我没接触过像阿崎婆这样不幸的女人,但作为一名女性,我完全能够理解她内心的痛苦,而作者对战争的思考,也让我觉得,绝不能再让战争发生了.“评论家说她在《生死恋》中扮演的夏子,把“东方美和西方美,传统美和现代美结合在一起.把偶像般的外形,精湛的演技和美好的心灵结合在一起,从容而优雅”.她在《忍川》中扮演的新娘志乃,使她成为青春电影的偶像女神,从此以后,她的电影都卖座,她的新闻都轰动,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成为她的粉丝——“小卷主义者”们追逐的目标.
栗原小卷热爱日中友好事业,是曰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曾与中国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清凉寺的钟声》,也常常到中国来访问,不时在座谈、拜会、酒会上见面.她衣着朴素,话语轻柔,态度谦和,朴实得就像一位邻家的大姐,丝毫没有演艺界大腕们的盛气凌人,颐指气使,花枝招展,自命不凡.2006年5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时,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宴会上,不知谁为我们拍了一张合影.我笑着,她也笑着,抱着我的手臂,俨然一对好朋友.其实,我对名流一直是敬而远之,从不主动上前合影留念,虽然认识多年,但并没有说过几句话. 去年九月,在日本庆应大学参加《倾吐不尽的感情——巴金与日本作家文献图片展览暨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巴金与日本作家》的讲演,栗原小卷朗诵了巴金的《中岛健藏壳生》和《谈望乡》《再谈望乡》等三篇文章的节选,声情并茂,赢得掌声一片.但她没有参加晚上的酒会,我从会场去宴会厅时,看见她开着一辆白色奔驰正要离去.看见我,特意停车下来握手.像她这个份儿的演员,在中国肯定是保镖经济人媒体记者等前呼后拥,众星拱月,但她却与普通日本人一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悄无声息. 一张是与孙道临先生的合影. 那是1994年12月,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埃及访问,正好赶上开罗国际电影节,世界各国电影界的导演明星会聚一堂,开罗街头、饭店、名胜古迹,到处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当时有三个中国代表团在开罗,一个是中国作家团,一个是中国文联代表团,一个是来参加电影节的特邀嘉宾孙道临和霍达.我驻埃及大使杨福昌宴请时,请孙先生介绍电影节的情况.孙先生慢条斯理地说,开罗电影节创建于1976年,每年一届,由埃及电影作家协会和埃及评论家协会主办,现在由政府接办,是非洲最大的电影节,每年有几十个国家参加,我国也有影片参展.孙先生一口地道的京腔京韵,抑扬顿挫,婉转柔和,字正腔圆.
提起孙迪临,人们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家》中的觉新、《早春二月》中的肖涧秋、《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及《李四光》《渡江侦察记务等电影中一系列艺术形象,但近距离接触,我发现他谈吐文雅,文质彬彬,如学者教授,有浓郁的书卷气.
他生于书香门第,15岁时就写成短篇小说《母子俩》,被老师同学称为神童,后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他的表演之所以深沉自然、风流倜傥,可能与家学渊源、个人的气质修养有密切关系.据说,他是“茄子”的发明者.有人问他,为什么你每次照相,表情都那么好？他说,拍照时轻轻念一下“茄子”这个词,口形就会展露笑容.大家一试,果然立竿见影,非常灵验,这一诀窍飞快传遍五湖四海,使在镜头前窘涩者,留下了芳容,功莫大焉.
12日10日,是开罗电影节的闭幕式,我与孙先生的座位紧挨着.颁奖大会还没有开始,各国演员纷纷到台前拍照留影,同行的朋友用傻瓜相机拍了这张照片.当时都讲了些什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有这张照片,记录了那次邂逅.
可惜当时忘了问孙先生,“茄子”的诀窍是以讹传讹,还是实有其事？
2012年初稿
2017年5月修改
责任编校谭广超
流光碎影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总结，上述文章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流光和流光碎影和碎影方面的流光碎影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流光碎影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