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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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郭知达“九家注”是目前仅存的几种宋刻杜集之一,现知其有郭氏“蜀本”
、曾噩“漕台本”、清之“内廷本”“四库阁本”“乾隆敕刻本”及“嘉庆翻刻
本”.经考,“内廷本”乃元人易名补阙之高仿；“乾隆敕刻本”与“嘉庆翻刻
本”实为一本,即乾隆五十九年发旨后刊成于嘉庆初年者；曾噩“漕台本”非郭
氏“蜀本”之“翻刻”,仅“摹”其体例而已.清前“九家注”之罕传及此后被
推重亦各有其故.
[关键词]《九家集注杜诗》郭知达曾噩版本
宋郭知达淳熙八年(1181)初编、曾噩(1167—1226)宝庆元年(1225)重编刊刻
、后以《九家集注杜诗》为题钞入“四库全书”者,即通常所谓“九家注”①,
也是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杜集编年集注本,目前仅存的宋刻之一.郭氏淳熙八年
初刻于成都的原版即所谓“蜀本”,题为《杜工部诗集注》,久佚.曾氏宝庆元
年重编时定名为《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凡三十六卷,习称“漕台本”或“羊城
漕本”,现知两部残本传世,其一即中华书局1981年版《新刊校定集注杜诗》（
简称“中华本”)所据之底本,原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中有五卷(卷十九、二
十五、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并十一叶(目录叶七十三至叶七十六、卷十三叶
一至叶五、卷三十二叶一至叶二)阙佚,收藏者瞿氏仿原式版印格纸钞配.张元济
曾借得此版并制成铅皮版,然抗战事起未能付印,其中因年久漫漶而致阙叶或模
糊者,“中华本”又据清嘉庆翻刻本钞补(“中华本”之《影印说明》)②.另知
见“文渊阁四库本”(简称“文渊本”)、“文津阁四库本”(简称“文津本”)、
“文澜阁四库本”(杜诗丛刊本,简称“文澜本”)③.嘉庆间有翻刻本(简称“嘉
庆本”)④,洪业曾于1940年照之“依样葫芦”排印为“哈佛引得所本”,又称“
杜诗引得本”(简称“引得本”).
故今之所见“九家注”合有五种：中华本、文渊本、文津本、文澜本、嘉庆
本或引得本.除“中华本”外的其他四种,均出于今已不见的“内廷本”,也就
是庋藏于武英殿、后因纂修四库而被搜出的《九家集注杜诗》.然细检之,现存
诸本在《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和《哀江头》后半部分上,差异甚大(参见文末
“附录一”“附录二”),此间缘由以及上述诸本间关系若何,正是本文想要解决
的.
一、“内廷本”的真面目
通常认为,“嘉庆本”就是四库底本之翻刻.四库底本就是当时四库馆臣从
武英殿库架上发现后并随即鉴定为“宋版中之绝佳者”的《九家集注杜诗》.乾
隆三十九年五月,接到这部被馆臣(王际华⑤)鉴为“宋椠善本”的杜诗集注,乾
隆帝兴奋异常,接连题诗二首(文渊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⑥,实属罕见
.乾隆于诗中亦感喟未能及时将此帙收入昭仁殿“天禄琳琅”.乾隆九年奉敕编
纂、乾隆四十年春(1775)“重为补辑”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弥补了这个遗
憾,此帙位列“宋版集部”,后钞入“四库”.
然而不久,馆臣即发现其中的第二十五、二十六两卷之注文多为赝品,因之
深庋库中,抑之不传.证据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目录》削其名,《武英殿聚
珍版丛书》（1773—1803)内亦不刊此书,《四库荟要》代之以被馆臣鉴定为无名
氏之《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而与“九家注杜诗”并称“天禄琳琅三宝”的《
前汉书》和《资治通鉴》二书均毫无疑义地钞入《荟要》.若就《荟要》择书之
标准(“最善、至精”)及“武英殿聚珍版”所排四库馆裁定“应刊”之书的标准(
“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以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看⑦,被乾隆君臣一再称誉
的《九家集注杜诗》未入其中,实在蹊跷,即使如后人推测此前已知其间有赝刻
而不敢选入,那他们又是如何向高宗交待的呢？此种要事,尚未见文档记载,殊
为憾事.就高宗连题两诗而言,他既对这个罕有的“宋椠善本”也对杜诗极为热
衷⑧.然可断定,最迟于第一分《荟要》成书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被乾
隆指定于《荟要》“专司其事”的四库馆总裁王际华等就肯定知道了其中有赝刻
,然杜注又在必录之列,便只好选择更为常见且已被自家鉴定为“真赝错杂亦多
为后来所抨弹”的元人高楚芳所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揆其由,当因《永
乐大典》所引杜诗版本系统亦是高楚芳此本⑨.成稿于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的《集
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之“提要”云：“
至编中所集诸家之注,真赝错杂,亦多为后来所抨弹.然宋以来注杜诸家,鲜有
专本传世,遗文绪论,颇赖此书以存,其筚路蓝缕之功,亦未可尽废也.”此正
《荟要》成书之际,“鲜有专本传世”和“筚路蓝缕之功”两语似乎就是对高宗
和后人的交待.这条理由想来也算充分,可视为王际华面见高宗辨明之辞；加之
乾隆赏鉴此帙亦已多年,同样未能识其有赝,故也不好惩责敦厚持重如王际华者
.君臣(乾隆与王际华)同讳,故秘而不宣,致使三十年后,在由庆桂、王杰、董
诰、朱珪、彭元瑞、纪昀等奉敕编纂的《国朝宫史续编》（1800—1807)卷七十九
著录《昭仁殿天禄琳琅前编》时仍云：“高宗纯皇帝……自乾隆甲子岁(1744)敕
检内府书善本……越乙未(1775),重加整比,删除赝刻,特命著为《天禄琳琅书
目前编》……其中最善本如《前汉书》《资治通鉴》《九家注杜诗》三种.”⑩
其中还专门提及“删除赝刻”,幸亏“九家注”已焚于大火,否则断不敢如此出
言.另外,四库总裁对进呈之书的处理有最终裁定权,即使是作为总纂的纪昀,
对总裁的决定即使不同意,也只能遵从,因此可以断定,“晚奏宋版杜诗,大惬
圣意”的总裁王际华,就是深抑“九家注”的人.
《荟要》所收《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之提要落时为“乾隆四十三年二月”
,第一分《荟要》完成于是年的五月.看来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发现的这部
“宋版杜诗”,最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即已被馆臣自己识破.
关于此两卷赝刻,经后人比,对实情已明：郭知达淳熙八年(1181)刻本,自
不能有二十多年后蔡梦弼《草堂诗笺》（1204)的注文；曾噩宝庆元年(1225)重刻
本,亦不应载元初刘辰翁评杜之语(1295)；二十五、二十六两卷确为补刻,所补
刻之诗与注就取自于“高崇兰本”,“高本”元明翻刻尤多,其中的“玉几本”
和“明易本”流传甚广.另有二端可断此两卷为赝刻：一则其注文体例与“漕台
本”迥异,皆照录全诗后再集中出注——此确为“千家注”合注通例,而“漕台
本”基本取分注体例；一则此两卷未删去“洙曰”,引赵注二十四条然文字甚简
,引薛注云梦符曰、引黄庭坚云山谷,又引有黄鹤补注和《草堂诗笺》,这些均
与他卷体例不合.如此看来,“中华本”亦是“以讹传讹”了：瞿氏所得“漕台
本”原就是残本,所阙部分中的第二十五、二十六两卷,已是后人补刻时所未见
者,故而取元人“高崇兰本”补刻；现在瞿氏又拿本来就是以杂有赝刻的后人补
刻本为底本的“嘉庆本”来钞配,岂非将错就错？“九家注”之名也是后人重刻
时所改定,其实注家达二十家之多.另有台湾学者提出,这两卷赝刻,应是原本
既阙,馆臣撮补.我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关于《九
家集注杜诗》阙补有明确记载：“阙补：卷二二十八、六十、六十五,卷二十末
叶”,那为何单单讳言此两卷呢？
那么,这个杂有赝刻的所谓“宋版杜诗”之真正面目如何呢？可惜我们现已
无缘再睹其貌——它已见焚于嘉庆二年十月十一(1797128)黄昏的那把大火.
《天禄琳琅书目》所载宋版书亦与之同归一烬,神物久归天上(叶德辉《书林清话
》卷六“宋刻书著名之宝”条).然就内容而言,“九家注”诸“阁本”与它并无
多大差异.故这个“内廷本”的一些具体情况还是可以交待清楚的.
首先,它与“漕台本”有着极其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据大学士于敏中及尚书
王际华等奉敕于乾隆四十年(1775)春撰成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可知：乾
清宫昭仁殿“天禄琳琅”所藏《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四函二十四册,前
有“郭序”和“曾序”,“书后有承议郎(前)通判韶州军州事刘镕、潮州州学宾
辛安中、进士陈大信同校勘,衔名列于噩之右”.这些描述与前揭台北故宫所藏
宋宝庆元年广东漕司刊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和“中华本”对应部分完全相符
.经核对,“内廷本”除二十五、二十六两卷为元明人重刻外,其余皆与原刻内
容无异.因此“中华本”中,瞿氏仿原式版印格纸钞配的五卷中,除这两卷,其
余钞配者皆与原刻内容无异.
其次,这个“内廷本”也决不是原装正版的“漕台本”.理由如下：馆臣所
见“内廷本”的题名就是“九家集注杜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这个在“漕
台本”中随处可见的题名,在《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提要》中均未见任
何迹象；前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云“书后有承议郎(前)通判韶州军州事
刘镕、潮州州学宾辛安中、进士陈大信同校勘,衔名列于噩之右”,偏偏不见“
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这个“漕台本”各卷末均属的刊记,馆臣有意不记此种
最能说明其为“宋本”的重要信息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看来馆臣们根本就不知
道“内廷本”的原名若何,而现名当是后人因阙叶而杂以赝注重刻时所改定.再
者,《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所载“内廷本”照录各处所铃印记,也无一与“
中华本”相符.
另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九家集注杜诗》所摹历代藏书印,中有“
华夏”白文印章俱于每册后副叶.华夏,字中甫,与文征明(1470—1559)交好,
于无锡建“真赏斋”,收藏金石书画,时称“江东巨眼”,文征明曾为其两绘《
真赏斋图》.据他们共同的朋友、另一收藏大家丰坊(一名道生,约1492—1563)
《真赏斋赋并序》（1549)云：“六臣注文选,郭知达集注杜工部诗共九家曾噩校
,曾南丰序次李翰林集三十卷……皆传自宋元,远有端绪.”故知“内廷本”即
此“真赏斋”所藏者,其绝口不提“新刊校定”字样,单标“共九家”和“曾噩
校”,正与馆臣情形相同,实不知其有新名也.
因此,“内廷藏本”之流传并不复杂：由明华中甫传至秀水项笃寿(1521—
1586)后归平湖陆启浤(1590—1648),顺治三年(1645)清军进入嘉兴时,项、陆二
氏所藏均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后入清内府,庋置
于武英殿.“真赏斋”精品流入内廷而被“天禄琳琅”收录者,至少达九部之多
,可证此推定.
再次,《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关于《九家集注杜诗》还有如下记载：“
……阙补：卷二二十八、六十、六十五,卷二十末叶.”这里“卷二”所阙补的
“二十八、六十、六十五”叶,核检“中华本”,恰好对应于“文津本”和“文
澜本”卷二《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哀江头》二诗后半和《夜听许十诵诗爱
而有作》《哀王孙》二诗前面所阙部分在“中华本”的位置.因此,“文津本”
和“文澜本”在这两首诗上所阙的部分,是底本之阙,非钞工偷懒.“文渊本”
所录此二首诗是全的,定是清人所补.“嘉庆本”亦是全的,但又与“文津本”
和“文澜本”截然不同,亦可证其全者为清人所为.经本人详核,《奉同郭给事
汤东灵湫作》《哀江头》二首,“文渊本”所阙乃依仇兆鳌《杜诗详注》（1693
—1703)钞补.“嘉庆本”所阙以“高崇兰本”和“仇注”配钞补足,窜改“梦弼
曰”和“苏颍滨曰”为“赵曰”.卷二十末叶为牌记,没有具体内容,需要交待
的是卷二所阙的第六十五页,对应“中华本”《悲青坂》一诗的后半部分,经核
,除“中华本”外的其余诸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较“中华本”较略(参阅“附
录三”).这里馆臣为何不像上两首诗那样注明“阙”呢？原因是诸本此处所阙,
他本如《杜陵诗史》（卷五)、《分门集注》（卷十四)和《补注杜诗》（卷二)均
完全一致,不像上两首在他本上大为迥异,故径钞不阙.
故而,对“内廷本”,本文有如下推定：此本为元代仿刻本,易其原名《新
刊校定集注杜诗》为《九家集注杜诗》,所据底本中二十五、二十六两卷原阙,
所补刻之诗与注就目取于“高崇兰本”(1303),其余如纸张、墨色、版式、字体
等皆以宋本精摹之.考虑到四库馆臣亦非等闲者,披阅一过,竟未看出任何破绽
,可见其仿刻水平之高.这就是“内廷本”最合理也最真实的面貌.清陈树杓编
《带经堂书目》卷四上所云“《九家注杜诗》三十卷,旧刊本,有明柯尧叟(茂行
,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藏印”,所指大概也是这个版本,标示“旧刊本”不
谓“宋本”,亦可证其身份可疑.周采泉据此推断其为元明间刻本.
然而,此一推定可能遭遇的最大反驳是：文渊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
谓此“内廷本”有“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朱文长印一枚,铃于目录、卷
一至卷四、卷七至卷十六、卷十八至二十四、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三至卷
三十六；对照《静嘉堂秘籍志》卷十所载,皕宋楼原藏后归日本静嘉堂的南宋刊
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残六卷中,亦于所存六卷中皆有此图章,墨色甚旧,定
非伪造.南宋时,史氏以四明(今宁波)、眉山两脉最胜,今学界大都认同于前者
,如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和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前者
即据文征明《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断此“史氏”为南宋著名藏书家史守之,
谓其藏书中有“宋本《九家集注杜诗》”；后者谓其有藏书印“史氏家传翰院收
藏书画图章”,“吴中图书有此印者,多为他的遗书”；台湾故宫博物院前任副
院长、著名目录学家昌彼得(1921—2011)亦认为此帙乃“史守之旧藏本”.然而
,若果为史守之,则此章、此书就断非其所有.理由很简单,曾噩重校刊刻的“
漕台本”是1225年刊行的,而史守之于1224年就已去逝,他自然不可能把自家印
章铃在他身后刊出的书上.而且,“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也不是史守之
的,甚至不是南宋的藏书印.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所载,元刊六卷
《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每卷首有‘史氏家传翰林收藏书画图章’的朱记”,
此本今存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
和“铁琴铜剑楼”印章铃于各卷首末,墨色同前,亦作“元刻本”,宋人也断不
可能在元刻上铃印,亦为显然.另《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一所载《新编通用启
劄截江网七十四卷》,为清目录学家王闻远(1663—1741)的旧藏,陆心源亦只说
“盖宋季刊本也”.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及《后编》所收各本有此印章者,共计：《前编》卷
二“宋版史部”《资治通鉴考异》、卷三“宋版集部”《九家集注杜诗》；《后
编》卷一“宋版首部”《御题三礼图》、卷二“宋版经部”《三礼图》.据今人
考证,《后编》所录《三礼图》实乾隆十九年(1681)刻《通志堂经解本》,书末
“木记”后原有之“后学成德”被割去,书中“内府图书之印”“赵孟頫印”“
王英时彦”诸印章,亦俱是伪印.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经部”所录《附
释音春秋左传注疏残本》亦铃有此藏印,并云：“间有补刊之叶,审其笔法、锓
工,犹有宋人风格.独卷二十五末叶字体不同,且版心有刻工‘仁甫’二字.”
刻工“仁甫”之名虽亦见于宋,然更屡见于元,如：元大德年间所刊《新刊风科
集验名方》、元至大刊元统及明修本《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元杨恒撰)、元泰定
年间刊本《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和元刊本《小行本注疏》.
故而,我把这个“内廷本”的刊刻时间定在元代,想来虽不中亦不远矣.
二、“九家注”到底有没有乾隆刻本
嘉庆二年十月的大火,势必带来如下疑问：学界所谓“嘉庆本”之底本何来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四库阁本之底本,要么这个“内廷本”在乾隆朝确有
敕刻本.如今,各有证据证明这两种可能的存在.
先看“阁本之底本”说.据武英殿四库馆办书程序可知,四库所收之书,十
有其一是内府藏本,它们在翰林院办好后,若为“应刊”之书,则需先“录副”
,送副本供聚珍馆刊印,再钞为阁本.《九家集注杜诗》为武英殿旧藏,又被馆
臣鉴为“宋版”,加之圣意“大惬”,其被判为“应刊”当属无疑.这说明内府
所藏“宋版杜诗”,除原本外尚有一“副本”存于武英殿,嘉庆二年大火后重刊
之“九家注”当以此副本为底本.
再看所谓的“乾隆敕刻本”.今所谓“乾隆敕刻本”,主要依据是民国著名
藏书家陶湘和各大图书馆著录的判断,列次如下：
1.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故宫博物院排印、陶湘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
》卷四“集部”：“御定重刻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郭知达编注,清乾隆年
刊本,首有高宗御题诗,二十四册.”
2.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故宫博物院排印《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上
,“校刊诸书”云：“重刻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郭知达编辑,乾隆年校刊
,高宗有题诗,二十四册.”
3.《书目丛刊》载陶湘民国二十五(1936)年冬编“清代殿版书目”载：“重
刻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高宗有题诗,宋郭知达编辑,乾隆年校刊.”
4.台北故宫文献馆所藏“殿本”《九家集注杜诗》,著录版本为“清乾隆间
刊本”,线装二十四册.
5.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九家集注杜诗》,著录版本为“清乾隆间(1736—
1795)武英殿刊本”,“疑为据‘武英殿’刊本之重刊本”.
6.《增订简明四库目录标注》称：傅增湘曾“收得内府刊本,乃乾隆末年所
刻,不在武英殿聚珍本单内者”.
7.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上·集部二上·别集类一上
补云：“《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目录一卷,唐杜甫撰,宋郭知达集注.清乾
隆末年内府重刊本,不在武英殿聚珍本版书之内.十六册,余藏.”
陶湘在三个地方著录的“乾隆敕刻本”《九家集注杜诗》,可以断定就是台
北故宫文献馆所藏的“殿本”,也即是武英殿依据上述馆臣所录《九家集注杜诗
》“副本”奉敕所刊的聚珍版.因录副本所用纸样是武英殿事先印好的套格纸,
故其版式与所有武英殿聚珍版版式完全一样.只是此“副本”今已不知去向,无
以核对了.
而且乾隆间有敕刻本亦于史有征.嘉庆五年至十一年(1800—1807)所撰《国
朝宫史续编》卷九十四“书籍二十·校刊”载：“御定重刻《九家集注杜诗》一
部.宋郭知达集注,凡三十六卷,奉敕校刊.《圣制题郭知达九家注杜诗》恭载
前卷.”此乃“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初六日”发布,足以证明乾隆末年确有
刊刻此帙的圣意.
然而这一切证据在另一个证据面前当即委地了.查故宫殿本《九家集注杜诗
》卷二十九《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头陀琰琬镌”句,但
见其“琰”字避讳成“”字.昌彼得在《跋宋广东漕司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
》一文引述《增订简明四库目录标注》所称傅增湘曾“收得内府刊本,乃乾隆末
年所刻”等语后补充说：“其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一部,半叶九行,行廿一字,
与聚珍版行款同,惟版式稍小,书于仁宗御名‘颙’字缺笔,应刻于嘉庆初年.
”这无疑说明,这个被著录为“乾隆年校刊”的“九家注”,只能是嘉庆朝的刊
本.难道“乾隆敕刻本”只是个误会？
笔者知见题为《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之清刻本,共八种,版式同于武英
殿聚珍版：墨栏双边,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版心白口,
单鱼尾,上载书名,下载卷数与页码.与四库阁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对照
如下：
细检诸清代刻本与三种阁本之具体内容大体一致,故可从内容断定它们都出
自同一底本.据清代一般避讳通例——清代康、雍、乾,避讳方法是缺末笔；嘉
、道,改末笔；咸、同、光、宣,只避第二个字,缺末笔(梁章钜《南省公余录》
（1805）卷四“文字敬避”条)——可知,知见的所有清刻“九家注”,均为嘉庆
初期同一底版的刊本,避讳尚保有康、雍、乾时期的习惯.雍正（1678—1735）
后,秘密建储已成,且“颙琰”之名也是即位时由“永琰”改定.因此从目
前看到的清刻本看,没有所谓的“乾隆敕刻本”.这就与上引《国朝宫史续编》
那段材料相悖,如何作解？
故而,情形只能是这样：乾隆于五十九年四月初六下过那道训谕后,排版工
作延至嘉庆继位,故而才避讳至“琰”和“颙”.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乾
隆刊本”,它实际上就是“嘉庆本”.是本虽为乾隆发旨,但最终在嘉庆手上完
成,嘉庆二年的那场大火使得这个重刻本弥足珍贵,这也许就是嘉庆帝那么热衷
于高兴时便赏赐大臣《九家集注杜诗》的缘故罢.比如,据方东树《考槃集文录
》（续修四库本第1497册)卷十所载“翰林院编修阳湖徐君墓志铭”.徐赓飏(字
性甫),乾隆六十年(1796)举人,嘉庆六年(1802)进士选庶吉士,曾于仁宗嘉庆九
年二月幸翰林时“献诗称旨”,受赐仁宗自撰《味余书室全》和郭知达《集九家
注杜诗》.亦可从中得知,“嘉庆本”于嘉庆六年(1802)之前业已刊出并流行开
来.
三、曾噩“漕台本”非“摹”郭氏“蜀本”
曾噩“漕台本”与郭氏“蜀本”关系若何？学界于此罕有疑义,谓其为摹刻
后者,以“曾序”中有“兹摹蜀本刊于南海漕台”为证.然而如下基本事实迫使
我们不得不提出如上疑问：“郭序”言之凿凿谓曰“因辑善本,得王文公(安石)
、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黄庭坚)、王源叔(洙)、薛梦符(苍舒)、杜时可(田)
、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才(次公)凡九家”,然细覆“漕台本”,宋祁
、王安石两家,并未采入,引他本王洙注皆不标示,且所集注家多达二十几家；
其间有“增添”“新添”“集注”字样,亦非郭本原有；对勘“中华本”与“嘉
庆本”,中有六十多处校勘改动.种种不合,定事出有因,雅需辨考.
洪业先生曾释疑及此,《杜诗引得序》引“郭序”后说：
然试检全书,所引则赵注最多,杜、薛次之,鲍、师又次之.凡句下小注,
不冠某云者,大略皆他本所谓王洙注者也.其曰旧注者亦然.九家者得其六矣…
…今书中不见引有黄云,其偶称“鲁直云”“黄鲁直云”者,殆源出诗话、杂著
之属,辗转稗贩而来,岂有山谷注《杜诗》在手,任从采撷哉！至于宋祁、王安
石二家,本无注杜之作,今书中虽偶有所征引,辄见杜、赵注文之中而已.然则
,知达并无杜注九家为其蓝本也.此外注文时或冠有“增添”“新添”等字样,
且亦有标“集注”二字者.故窃谓《铁琴铜剑楼书目》所载之《十家注杜》,今
虽无其序文可读,实可疑其所收家数与《九家注》相差,仅在伪苏一家而已.窃
疑当初先有王、宋、苏、黄诸儒集注,出于浅人之手,摭拾诗话、小说之属,真
伪杂糅,雅鄙互见.继或加减为十家,或又有新添之本焉,分类之本焉.郭知达
知苏注之当去,而所假手之二三士友,殆仅就十家注本而改编尔.故“坡云”之
辞尚有刊落未尽者.
洪氏推论之最关键者,在“‘坡云’之辞尚有刊落未尽者”一语,然据莫砺
锋先生考证,所举二例证——卷五《后出塞》之五末句注引“坡云”,又卷十九
《至日遣兴奉寄两院遗补二首》之一末句注引“坡云”——均不伪.不仅这二例
不伪,莫公所举14处注引“苏曰”而不伪者,经笔者核检均见于“漕台本”和“
嘉庆本”,只不过改谓“坡常云”“《东坡志林》”或“东坡先生常言”等而已
.由此足见郭知达、曾噩编选校勘之博精.台湾昌彼得曾于《跋宋广东漕司本〈
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和《再谈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诗〉》两文中,连续提出此
疑,力主“此刻当为曾氏采旧本重为校订集注者”或“应是曾噩重行主编”.昌
公所言极是,现于此上再细加考辨以释前疑.
曾噩重刻郭知达集注杜诗之事,最早见录于宋陈振孙(1179—1262)《直斋书
录解题》卷十九：
《杜工部诗集注》三十六卷,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世有称东坡《杜诗故
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
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勦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福清曾
噩子肃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最为善本.
陈氏所题,距曾氏“漕台本”刊行三十余年,距郭氏“蜀本”面世逾七十余
年,故有一疑：陈氏是否亲睹过两种原刻？从上解题所示信息看,他定藏有或亲
见过郭氏“蜀本”,否则不会以《杜工部诗集注》为标目来著录.但是否亦与曾
刻觌面,则难以考证,理由是：此题解未见曾刻中随卷可见的“新刊校定集注杜
诗”集名的影子；若有曾刻,也不该仅著录“福清曾噩子肃刻板五羊漕司最为善
本”如此简单,当会辨析其间明显之异同,一如于敏中等人于《天禄琳琅书目》
卷三注著“内廷藏本”时所云“噩之刻是书也,集诸僚友,精其校讐,固非苟焉
付剞厥者”.
因此,《解题》所透露出的信息不外如下：一、不论是郭氏原本,还是曾氏
新刊,都是三十六卷；二、郭氏原本确为集“九家”之注,最大特点是不载“伪
苏注”；三、曾氏新刊与郭氏原刻定有关联,但无由判断此关联之确切内涵.而
最有可能回答此一关联之确切内涵者,无疑就是“曾序”,略云(着重点为引者所
加)：
观杜诗者,诚不可无注.然注杜诗者数十家,乃有牵合附会,颇失诗意；甚
至窃借东坡名字以行,勇于欺诞,夸博求异,挟伪乱真,此杜诗之罪人也！惟蜀
士赵次公为少陵忠臣,今“蜀本”引赵注最详.好事者愿得之,亦未易致；既得
之,所恨纸恶字缺,临卷太息,不满人意.兹摹“蜀本”,刊于南海漕台.会士
友以正其脱误,见者必当刮目增明……宝庆元年重九日义溪曾子肃谨序.
其中“兹摹‘蜀本’”一语至为关键,但须与另一关键“会士友以正其脱误
”相对接.如前所揭,“郭序”言之凿凿的“因辑善本,得……九家”,与曾氏
新刊隐收王洙及不收宋祁、王安石,且所集远超九家,加之触目所见之“集注”
“增添”“新添”等字样,均让人觉得曾氏“新刊”较于郭氏“蜀本”,变动不
可谓不大矣.
此外“曾序”与“郭序”都以“谨序”自识,然细按之,曾序之真褒奖者,
乃赵次公而非郭知达,故称“惟蜀士赵次公为少陵忠臣”.郭本之要在于删去“
伪苏注”,更要在“引赵注最详”.之所以说“更”,原因在于,“伪苏注”出
现于南宋绍兴年间(1142—1147),而最早识破其伪者,恰恰就是这个赵次公——
亦蜀人也,证据就在时人所谓的“赵注”中.“赵注”成于1134—1147年间,其
甲帙卷之一《巳上人茅斋》“天棘蔓青丝”句云“《东坡事实》乃轻薄子所
撰”——这些当是曾氏所知悉者.看来最为曾氏看重的注杜两处关节均出于赵次
公,故以“少陵忠臣”盛誉之.
细覆《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除两序——“曾序”中仅见“蜀本”二字——
外,不见任何“郭知达编注”之类的标识,然于每卷首均能见“新刊校定集注杜
诗”大题,其下并未有如“嘉庆本”所标“郭知达编注”或“阁本”所示“宋郭
知达撰”(“文澜本”)或“宋郭知达编”(“文渊本”“文津本”)；亦可于每卷
末见“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的牌记和“曾噩同校勘”的署名.因此,若不是
有“郭序”在,只凭“蜀本”二字,见者未必能识其由来.理由是,宋时至少有
三种所谓的“蜀本”.较曾噩(1167—1226)稍晚的严羽(1198?—1241?)在《沧浪
诗话》（成书于南宋理宗绍定、淳祐年间)之“考证”条二一云：
旧蜀本杜诗,并无注释,虽编年而不分古、近二体,其间略有公自注而已.
今豫章库本,以为翻镇江蜀本,虽无杂注,又分古律,其编年亦且不同.近宝庆
间,南海漕台(新刊)《杜集》,亦以为(摹)蜀本,虽删去假坡之注,亦有王原叔
以下九家,而赵注比他本最详,皆非旧蜀本也.
严氏所谓“旧蜀本”即北宋蔡兴宗《编杜甫诗》二十卷,也是最早的杜集编
年,此为“无注编年不分体之蜀本”；“镇江蜀本”即陈氏《解题》卷十六著录
“《杜工部集》二十卷”,所谓与“以遗文入正集中”的“二王本”不同者,此
为“无注编年分体遗文不入正集之蜀本”；“南海漕台（新刊）《杜集》”所据
之“今蜀本”可能就是郭知达“九家注”,也可能是上述两种之一,如是前者则
有了第三种“蜀本”,即“有注编年分体之蜀本”.
综之,“漕台本”并非“翻刻”郭知达“九家集注”本.上文已析,内廷所
藏《九家集注杜诗》为元摹本,《四库全书》误以其为宋本采而广之,遂为后世
普遍接受.究其实,“九家集注杜诗”此题之于郭知达“蜀本”,可谓是“实至
名归”,覆“郭序”可明.如学界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曾氏《新刊校定集注杜诗
》和郭氏原刻《九家集注杜诗》这两个差异大到了令人不安的版本混同起来,本
文实觉大不妥.曾、郭之间关系,根本不同于“二王”.王琪《后记》备言王洙
蒐裒编次杜诗之至功者,如“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杜)诗,家素蓄先唐旧集,
及采秘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编次之,事具于《记》,于是杜诗无
遗矣.子美博闻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讹缺久矣.后人妄改
而补之者众,莫之遏也.非叔原多得其真,为害大矣”；亦详言自家所精益者,
如“原叔虽自编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诸集
,聚于郡斋而参考之,三月而后已”.再对读郭、曾二序,除称“今蜀本引赵注
最详”,更斥其“纸恶字缺”.噩所谓“摹”者,当是仿“今蜀本”之“体例”
而已.
四、“九家注”罕传原因之简析
今于“九家注”之诸“阁本”和“嘉庆本”中所习见之“郭序”和“曾序”
,自宝庆元年(1225)以来,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被王际华等馆臣于武英殿
检出并鉴为“宋椠善本”后补入《天禄琳琅书目》之前,前者只出现于明末清初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1670)的“附录旧序”中,后为“仇注”再次辑入,
题为“校定集注杜诗序”；“曾序”则寂而无闻.这就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郭
、曾集杜写入四库前鲜见所录,之后则频频见录,既说明此集注清前流传甚少,
又说明“阁本”的录入乃其名满天下的主要缘由.同时引出了一个问题：朱注中
的“郭序”从何而来？可能有二：要么来自此前杜集的辑录,要么录自名为“校
定集注杜诗”的杜集.前者可能性极小,在此前以辑录杜集“旧序”为要的《分
门集注》（1195—1224)、《草堂诗笺》（1204)、《补注杜诗》（1216)、《集千
家注》（1303)、《钱注杜诗》（1667)中,都未见踪迹.朱氏于所录“郭序”后
有注文,先引《沧浪诗话》（上文已引),次及《通考》之“陈氏曰”(即《直斋
书录解题》),但并未说明其来源.看来朱氏应当亲睹并过录了“郭序”.又据朱
、仇二氏所录“郭序”均题作“校定集注杜诗序”看,朱氏所见可能就是曾噩辑
校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果然朱鹤龄《辑注》附于“钱序”后的一段“自识
”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
.乙未（顺治十二年（1655））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
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
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
原来朱氏参校了牧斋益家藏的“九家注”.然而,《绛云楼书目》和《绛云
楼题跋》（潘景郑辑校)中均不见其踪影,《钱注杜诗》附录“志传集序”中亦未
辑录“郭序”.理由就是《钱注杜诗》“略例”所谓的“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
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是本亦于顺治七年(1650)初冬之夜随绛云楼一同
化为乌有矣.
由此看来,“九家注”不论是“郭本”还是“曾刻”,“阁本”之前,非如
现代学者常称颂的那样“杜集传世,皆无如此本之善”(昌彼得).之所以如此,
缘故大约是当时集注盛行：“十家注”(《门类增广十注杜诗》)、“百家注”(《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分门集注”“草堂诗笺”“补注杜诗”.当
其时它并不算起眼.即使就其为曾噩所推崇的“引赵注最详”来说,也未必如此
.沈曾植(1850—1922)“跋”半部明钞本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
解》云：“次公此注于岁月先后,字义援据,研究积年,用思精密.其说繁而不
杀,诸家节取数语,往往失其本旨,后人据以纠驳,次公受枉多矣.”据今人考
证,致使次公“受枉”者,就包括这里的“九家注”.后来之所以受到珍视,缘
故更是简单：宋本流传下来的原就极少而难得,加之“四库”钞本和《总目提要
》的广泛影响,尤其是各种公私书目,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钱曾《读书敏
求记》、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陆心源《皕宋楼
藏书志》的大加推许,共同促成了“宋版之绝佳者”的至评.
注释：
①以“九家注”描述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最早见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
录题解》卷十九,后人屡引之；而以此命名者,则从“四库”始.参阅周采泉《
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②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资料库的著录,瞿氏藏本的流传路径如下：此
帙原为长洲王世懋旧藏,后归常熟毛褒,后又归长洲汪士钟藏入“艺芸书舍”；
清道光年间(1821—1850)“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此本又为常熟瞿绍基(1772—
1836)所得,入“铁琴铜剑楼”；抗战初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递有散出,
本帙遂为沪上商人山阴(今绍兴)沈仲涛(1892—1980)购获,藏之“研易楼”,后
于民国六十九年(1980)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参阅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248页.
③《杜诗丛刊》本《九家集注杜诗》系文澜阁四库本,据正文前用“古稀天
子之宝”阴文方印和后用“乾隆御览之宝”阳文方印可知,此本乃文澜阁原本,
非后世补钞.其“提要”前有贵池藏书家刘世珩白文印章两枚,分别为“聚学书
藏”和“世珩珍秘”,“聚学”乃刘氏藏书处之一“聚学轩”；正文卷一下有“
臣刘之泗敬藏之印”朱文印章一枚,刘之泗系刘世珩之子,卒于1937年,累世所
藏珍本为家人典卖,多由1940年以郑振铎为首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
举等在上海秘密发起以抢救江南著名书楼之古籍为目的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所
得.因此,文澜阁本《九家集注杜诗》当主要是原乾隆写本,于咸丰十年(1861)
的太平之乱中散逸,辗转为刘氏玉海堂所得,后为文澜阁收回.
④因周采泉《杜集书录》描述“嘉庆本”有误,即浙江图书馆所藏此本并非
如周氏所言“每半页十行”,而是“每半页九行”,故而并没有论者(罗效智：《
〈九家集注杜诗〉及其文献学价值》,《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4期,第83页)
所谓的“清嘉庆间复刻本”,此与洪业“引得本”之底本实为同一刊本.
⑤据《王文庄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1774619)所载“寅正入直
,奏武英殿通行书并进聚珍版书,俱蒙温旨.晚奏宋版杜诗,大惬圣意”(国家图
书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40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574页)可知,
进献这本杂有赝刻之杜集者,正是人品与人缘俱佳、时任“四库”正总裁的王际
华(1717—1776).
⑥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乾隆为《九家集注杜诗》所作的两首“御
制诗”的时间分别为“乾隆甲午仲夏月中澣”(1774620)和“乙未仲春
月”(17753).此前高宗在《六臣注文选》的“御题”中,征引明董其昌称此帙
与《汉书》和《杜诗》“鼎足海内者”后说：“《汉书》见在大内,与为连璧.
不知《杜诗》落何处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六臣注文选》)可以想
见,当高宗不期然突遇“九家注”,将是何等地兴奋.
⑦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
页；参阅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323页
.
⑧乾隆对杜诗极为青睐,《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印
行,1976)屡见“读杜诗”之类的诗文,《御制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所谓“平
生结习最于诗,老杜真堪作我师”并非虚谈.
⑨据今人胡可先统计比对,现存《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多卷残卷中,所引杜
诗多达六十七首,其中引全诗者三十八首,引录诗句者二十九处,其中既征全诗
又引注释者有十四首：《过南岳入洞庭湖》《宿青草湖》《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
寄》《人日二首》《寄司马山人十二韵》《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丽人行》
《柴门》《到村》《落花》《风雨夜看舟》《远游》和《赠卫八处士》.胡氏通
过“以上面十四首诗与宋元时期杜诗注本比勘,发现《大典》所用杜诗版本乃是
元人高楚芳所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四卷”.参阅胡可先《杜诗学引论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213页.
⑩（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北京古籍出
版社1994年版,第745页.
参阅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150页
.
参见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蔡锦芳《〈四库全书
·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72页.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昌彼得：《再谈宋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
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1页.
参阅刘文纲：《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
第6期；罗效智：《〈九家集注杜诗〉及其文献学价值》,《杜甫研究学刊》2009
年第4期；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述评》,《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
3期.
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0、251页
.
刘蔷：《清宫“天禄琳琅”前编书的结局与余绪》,《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0年第3期.
如卷三十五第一首《晓发数月憩息此县》诗题下“赵云此篇盖吴体矣”
,仅见于此；篇末所引“赵云”亦仅见于此.故曾噩《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序》
和严羽《沧浪诗话·考证篇·二一》均称“蜀本引赵注最详”或“赵注比他本最
详”.
丰坊之赋后收入崇祯七年(1634)成书的《书画题跋记》（郁逢庆撰)卷五和崇
祯十六年(1643)成书(汪砢玉撰,“万有文库”1936年版,第561页)的《珊瑚网》
卷二十二中.乾隆亲为制序、陈元龙主持、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完成《御定历代赋
汇》卷八十二及缪荃孙所辑《藕香零拾》第四十六集亦录此赋.清张照(1691—
1745)等人于乾隆九年二月(17443)奉敕编撰的《石渠宝笈》卷十五亦曾引之(文
渊阁《四库全书》本824·1-825·1).华氏简介参见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
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第206-207页.
九部分别为：《前编》卷一“宋版经部”之《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
诗》二十卷、卷三“宋版集部”之《兰亭考》十二卷附一卷、卷七“明版经部”
之《五经四书》十卷、卷十“明版集部”之《六家文选》六十卷和《窦氏联珠集
》五卷；《后编》卷十一“元版集部”之《松雪斋文集》十卷附“外集”一卷和
《文心雕龙》十卷、卷十二“明版经部”之《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卷十八“
明版集部”之《楚辞王注》十七卷.
《天禄琳琅书目》中所载“阙补”者,情形有二：一为清人就目所补,如卷
三《九家集注杜诗》所阙补；一是不明何人何时所补,如卷二《资治通鉴考异》
之“阙补卷十二之卷十八”,因“御题”中有云“是书……中间十二卷至第十八
卷旧阙,不知何人补钞,几与雕本莫辨”.
照此推断,“内廷本”所阙诸叶的钞补时段,当在“仇注”进献即乾隆三十
二年十一月(1693)之后整理内廷书籍时所补.
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项笃寿自刻书.项氏向以藏书家和刻书家闻于世,叶德
辉《书林清话》卷五誉其所刻之书为“明人刻书之精品”,他万历二十年(1584)
所刻黄伯思撰《东观余论》两卷,因油墨和纸张均属上品而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季
锡畴(1791—1862)误认为是宋刻.这次四库馆臣误此“内廷藏本”为宋椠本,情
形与季氏相似.当然,这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其中大部分仍是南宋原刻,只是
挖改重刻了各卷的卷首和卷尾标明题名处,就中所阙各卷各叶——料想不会太多
,则以原版式、宋体、纸张、墨色等依样补刻装入,更名为《九家集注杜诗》.
只是此种可能性太小,仅存此备考.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则断其为“宋刊”.是
否有如下可能：“带经堂”所藏《九家注杜诗》正是武英殿庋藏的所谓“宋椠善
本”,因缘际会,嘉庆二年的大火并未将其化为灰烬,为嘉庆七年(1802)进士陈
徵芝秘得,或因已知中有赝刻,或为避嫌,故只记“旧刊本”,不著“宋本”.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周氏在著录“
九家注”版本时,依清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判有“明刻本”,盖据洪业《杜诗
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注59),洪氏据《持静斋书目》
（1870刻本)卷四.然查今两种点校本(路子强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第409页；张燕婴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4页),均只注“刊本”.笔者
未见《持静斋书目》1870年的刻本,故存之待查.
此藏书章“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不同著录稍异.主要是“翰院收
藏”四字,有的录为“史氏家传翰林攷藏书画图章”(《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八
和《静嘉堂宋本书影》卷三十四所录《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残本六卷》),有的录为
“史氏家传翰苑收藏书画图章”(《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一《御题三礼图》、卷
二《三礼图》).“攷”当为“收”字形误,“林”字当为“翰林”顺误,“苑”
字当为“院”字音误.参见清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附补
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3页.今查《中华再造善本》所收《新
编通用启劄截江网》,史氏印章确为“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
夏令伟：《南宋四明史氏家庭及其文学研究》,暨南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学位
论文,2009年.
参阅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7页
；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
页；昌彼得《再谈宋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6页.我初步认定此图章为明代史鉴(1434—1496,字
明古,号西村,吴江人)所有,其孙史兆斗(？—1663)亦明末清初藏书家.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参阅刘蔷：《“天禄琳琅”版本鉴定错误及其原因探析》,《图书馆杂志》
2011年第9期,第78、80页.
参阅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77-80页.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纂修
官对所办之书,写出提要稿,会提出四种处理意见：应刊、应抄、应存和应删.
“应刊”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述,不仅要钞入“四库”,还要送武英殿刊刻“聚
珍版”；“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述,可以钞入“四库”；“应存”之书是
认为不合格但可以在《总目提要》中存其名,列入“存目”.参阅李常庆《四库
全书出版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陶湘：《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年翻
印,第147页.
故宫网页：http://tech2npm.edu.tw/museum/index.aspx?lang等于zh-tw.另
见《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集部·别集类”,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3年版,第1014页.
傅斯年图书馆珍藏善本图籍书目数据库：
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159295833.
邵懿辰：《增订简明四库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47页.
莫友芝、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
83页.
（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北京古籍出版
社1994年版,第917-918页.
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0页.
此事亦载《皇清文颖续编》卷五十七鲍桂星所撰《驾幸翰林院雅十篇谨序》
中.据“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7779-001）载,同
年十月二十二日,嘉庆亦赐大学士禄康等人各一部《九家集注杜诗》.
参阅赵曼、陈景阳：《〈九家集注杜诗〉中宋代宋祁、王安石、黄庭坚三家
注杜考》,《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
蔡锦芳：《〈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四川师范大学学
报》,1999年第2期.
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页.
参阅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第57-
60页.
参阅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8-240、
249-250页.
何广棪：《陈振孙生卒年新考》,《文献》,2001年第1期.
参阅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2年版,第1-3页.另可参阅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
,1999年第1期.
引文以《诗人玉屑》卷十一(王仲闻校勘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
246页)和《杜诗详注》“杜序集录”之“校定集注杜诗序”后所引《沧浪诗话》
补校.
陈氏《解题》卷十九著录《杜工部集二十卷》云：“王洙原叔蒐裒中外书,
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诗三百九十九,近体千有六……别录
杂著为二卷,合二十卷,宝元二年记,遂为定本.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苏,且
为后记.元稹《墓铭》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遗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
,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遗文入正集中,则非其旧也.”
关于三种“蜀本”之分析,亦可参阅：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5年版,第3页；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239-240、249页.郭绍虞在《沧浪诗话校释·考证》中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版,第231-232页),张健在《沧浪诗话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第728-729页)中,对郭说作了反驳.其间是非,待考.
（明）朱长孺辑注：《杜工部全集》,金陵三多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唐）杜甫著,（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版,第5页.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5页.
朱宝清：《杜诗〈九家注〉本引赵次公注有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
报》,2005年第4期,第34页.
“此闻之石耆公云”条,《老学庵笔记》（卷七)有更精彩的记载：“蜀人石
耆公言：‘苏黄门尝语其姪孙在庭少卿曰：《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
歌》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在庭曰：‘《常武》与《桓》二诗,皆言用
兵,而繁简不同,盖此意乎？’苏黄门摇手曰：‘不然！’.”参见陆游《老学
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页.
责任编辑 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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