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促进中部崛起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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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部发展研究所 湖北·武汉）
摘 要：本文根据中部崛起面临的“五大瓶颈”,提出必须从支持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城镇化、创新财政支农政策、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等五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实施财政改革政策,加快促进中部地区发展.
关键词：中部崛起；财政政策；创新
自2006年国家出台政策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来,中部崛起战略已经实施十年.这十年来,中部各省抢抓机遇,比学赶超,相继步入发展的快车道.2015年,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0.3%,比2005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综合实力和发展活力持续增强.步入新时期,要实现中部崛起,除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还需要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利用财税政策工具优化中部地区的资源配置,强化对中部地区的政策扶持.
一、中部崛起与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密切相关
财政政策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推进沿海地区发展、促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国家都实行了大量的优惠财政政策,引导资金向这些区域流入,实现了经济腾飞.财政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起着刺激、扶持,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是我国新一轮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区域,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只有中部崛起,才能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中部的全面崛起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中部地区投资结构相对单一,财政状况相当严峻,财政压力日益凸显,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利用财税政策工具,矫正市场调节的不足,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政策扶持.
二、中部崛起面临五大“瓶颈”
1．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中部六省是国家传统的粮食主产区,农村人口占全国的30%,耕地面积占全国的23.8%,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0%,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国的40%.中部地区农业发展投入有限,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农业效益低,发展后劲不足.中部农业原有基础设施陈旧,农业科技投入不足,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在中部地区粮食连年增产、农业持续向好的背后,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亮“红灯”,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的困难加大,农业、农村实现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迫切需要人才与农村人力资源外流的矛盾加深,农业劳动力供求呈现总量过剩以及结构性、区域性短缺并存的形态.
2．产业结构趋同化和低端化
中部六省受地方利益的驱动,片面追求行业或地区投资自成体系,产业定位不清,加之区位及自然资源的相似性,使得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和低端化.中部地区农业是重粮型单一化结构,与工业的相关度低,影响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发展.在工业结构上,中部地区仍以重工业为主,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而纺织、塑料、化纤产品、建材产品等一般水平的加工工业产品产能过剩,由于产业垂直分工特别是水平分工的合理化和深度化不够,生产集约化程度难以提高,同业压价竞争现象较为严重.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产业地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低端,附加价值低,影响了中部区域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中部地区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餐饮、交通运输、仓储、邮电等传统产业,而像金融、旅游、信息、地产、物流等新兴服务产业发展不足.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存在发展严重滞后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传统产业所占的比重较大且经营方式落后,市场竞争能力低.
中部地区趋同和低端的产业结构使得各地方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造成了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产业配套,不利于区域内部贸易的发展和内部市场的建设,同时也造成了中部地区内部对于专业人才、生产原料的激烈竞争,降低了地区的整体经济效益.
3．城镇化水平不高
2015年中部六省城镇化率为51.2%,低于全国约5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中部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城镇化的引擎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由于缺少整体规划和政策引导,城镇体系不尽合理,核心城市规模较小,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城市职能定位不清晰,城市之间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分工合理的城市职能体系.一些大城市盲目“摊大饼”式粗放型发展,“城市病”日益严重.同时,中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水平滞后,基础设施和整体实力薄弱,集聚能力与集聚效益不高,城市承载能力差.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过分强调速度和规模,忽视了发展的质量,造成城镇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压力加重.一些城市发展规划落后,城市建设缺乏文化特色,造成千城一面.还有些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低,土地浪费严重,影响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4．经济外向程度低
中部地区地处内陆,对外经济规模小,外向度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外需对经济的拉动力还很薄弱.2015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为2535.6亿美元,仅相当于全国的6.4%.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037.6亿美元,仅相当于全国的5.7%.外商投资总额为4302亿美元,仅相当于全国的9.5%.中部地区招商引资主题不强,引入的大型跨国企业和高新技术项目不多,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出口比重大,高附加值产品例如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等出口比重小,产出效益较低.对外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商品市场交易活跃度不高,利用外资方式比较单一,规模和数量偏小.
5．生态环境受到威胁
中部地区虽然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但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资源的高消耗去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乱开发依然存在,生态环境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201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分别比上年下降7.48%、9.04%、6.7%、11.54%、10.05%、12.67%.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效果,但下降速度均低于天津、吉林、福建、云南等地.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中部区域的生态环境污染变得更加严重.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在中部区域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区域的废水、烟尘排放量逐年上升,导致近年来河水、大气等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严重地影响到地区城乡居民正常生产和生活.2014年,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山西、湖南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是2005年的4.83倍、5.51倍、5.49倍、2.84倍、1.63倍、3.18倍.
三、促进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新思路
1．创新财政支农政策,提升中部崛起综合承载力
一是要加大财政支出,解决中部“三农”问题.整合现有农业项目、资金,适度归并支出事项,充分挖掘政策扶持的潜力,采取税率、税基、抵免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降低农民负担,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大国家的财政投入,进一步巩固商品粮的基础地位,建立国家对农业、农民的补贴机制.二是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性、战略性重大工程的投入力度.把农业农村作为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建设基金支持的重点领域,从资金、税收、信贷等政策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性、战略性重大工程的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农村电网、县乡公路等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在财政支持、税收、贷款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实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营业税、地方所得部分全额返还的实施办法,鼓励金融机构扶持农民增收项目.探索农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使用权入股,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2．全力支持新型工业化,夯实中部崛起的内部支撑力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核心和关键.财政部门要创新财政管理方式,制定有利于增强工业发展后劲的配套激励措施,充分释放工业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效益,不断提高中部地区综合经济竞争力.首先,实施财政倾斜政策,加大对中部地区工业的扶持力度.充分考虑中部的区位优势及现有产业基础,在重要产业项目布局及国债资金支持上给予倾斜.可以采取财政贴息、贷款担保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加强对优势产业、骨干支柱财源的培育,全力打造中部地区工业的现代方阵,激发区域内部的增长潜能.其次,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吸附作用,支持中部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和统筹力度,完善普惠性税收措施,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建立和完善主要面对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壮大民营企业的实力.
3．加速推进城镇化,构筑中部崛起的内原动力
目前,中部地区处于城镇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相对密集,大量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城镇化发展基础良好且潜力巨大.据有关部门统计,中部地区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有350万人进入城镇,将带来3500亿元左右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更好地挖掘城镇化发展潜力,是培育中部经济增长极的战略举措.一是要加快中心城市群建设步伐.财政应突出重点、积极引导,打造和整合中部中心城市群,增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聚力和向心力.推广运用PPP模式,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项目管理质量和效率,解决地方债务风险和城镇化资金缺口.二是做强做优中小城市,促进差异化发展.财政应因城施策,立足实际,灵活运用项目融资、BOT、资本市场等工具,对中小城市城市建设资金、产业升级转型、公共设施建设、民生福利发展、商业结构调整资金等集中投入.三是大力发展小城镇.财政应将小城镇作为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充分发挥资金的导向作用,多向小城镇基础设施、交通、能源、水利等项目倾斜.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重点支持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发展.
4．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中部崛起的外在驱动力
一是要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加快区域开放.充分利用信贷、债券、股票、基金等金融工具,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实现东拓西进、内引外联,整合中部六省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迎接新一轮开放开发.二是利用有效的财税激励政策,加快产业开发.依托中部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通过财政投资、减税让利、贴息将补等多种方式,吸引大型跨国公司、企业总部等,发展与优势资源互相支撑的现造业,实现上下游产业的资金、资源、客源、服务的有效配置.三是调整和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加快贸易开放.通过实施进出口关税减免,加快中部特色鲜明的进口资源加工基地、出口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实行税收优惠、奖励政策,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5．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发展,释放中部崛起资源利用的巨大潜力
一是试行资源税改革,促进中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为保护中部地区资源,防止掠夺性开发,应尽快在中部地区试行资源税改革,建立税收与资源直接挂钩的调节机制,赋予地方政府确定部分资源税目税率、税收优惠及提出开征新税目建议等税政管理权,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利用政策手段,鼓励就地建立初级产品深加工基地,实现产经销一体化,避免“资源拿走、污染留下”的情况,增加资源属地的地方财政收入.二是加大对节能减排工作支持力度.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税收、财政等各项经济政策的作用,建立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加大对环境污染的系统整治力度.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污染行为征收环境污染税种,对环保型企业则实行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政策.
（责任编辑：王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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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结束语:该文是关于中部崛起和财政政策和创新方面的财政政策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财政政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