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吟唱的非常态化和超常效应先秦两汉吟唱文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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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唱”的非常态化与超常效应
——先秦两汉“吟唱”文体论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关键词：吟唱；歌；讴谣；引诗；传播效应
摘 要：先秦两汉时期,政治家在进行政治宣传时,非常态化的运用“吟唱”体,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一,本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谐隐、反语、寓言故事、格言等渗透和穿插进入政论著述中,被大众所乐于接受.其二,本为自我吟唱、用以抒情的“歌”,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以大合唱的表达方式,构成了巨大冲击力.其三,本为吟咏当前为主的具有新闻性的民间讴谣,当加入具有前瞻性诉求、实现性愿景的内容,满足接受者的现实需求或潜在需求,引导其投入行动.其四,《诗经》作品,因其士人阶层最为擅长而用来论证舆情,进入政治空间,得到口耳相传的、讽诵式的大众传播.这些“吟唱”体,因其非常态化的运用,实现了传播效应的最大化.其传播学意义在于：文体的传播效应,虽然决定于一般规律,但还因受众而异、因表达方式而异、因内容而异、因运用于何种空间而异,都是由于突出或夸大其文体某些特点,而实现了超常的传播效应.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6）-044-05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6.03.009
The Style of Chant of Abnormality And Extraordinary Effect
——The Style of Chant Stylistics in the Period from Pre-Qin to Han
HU Dal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Key words： sing and talking； song； ballad song； verbal poem； communication effect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pre-Qin to Han, politician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by using the style of chant of abnormality in the activity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Firstly, the elements already been loved to the masses like sing and talking, a dark irony, antiphrasis, fable and aphori were permeated and interspersed in the political commentary book, easily accepted by the public. Secondly, the song were used to chant itself and express its emotion by the presentation of grand vocal cycle at the proper situation and time, he made great impact on it. Thirdly, the folk ballad song with news which should mainly recite current events can meet the actual or the potential needs of the recipient, then lead it into action after it added a forward-looking demand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vision to the contents. Fourthly,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literary space, because scholar-officials were good at demonstrating public opinion, entered political space and obtained mass communication by teaching orally and reading with intonation and expression. Due to the using of abnormality, the style of chant gained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Its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ce lies in which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literary style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the general law but also still changed by audience, expression way, contents and situation, because of highlighting and exagge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yle, it realized the extraordinary spread effect.
王充《论衡·定贤》称“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 〔1 〕 （P420 ）,“口出”与“笔书”两种表达方式所形成的文体,在后世都落实到“笔书以为文”以流传,但在传播方式上,“口出”仍保持有自己的传播特点.刘勰云：“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 〔2 〕 （P1079 ）从普遍意义来说,“有常”,指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与运用是有规定的；“无方”,指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与运用是处于变化中的.此处讨论先秦两汉时期“吟唱”体,或吟诵或歌唱,文人或单方面突出其体制规格的某一方面而运用之,似还不能称之为与正体、常体、惯体、定体相对的破体、谬体、讹体、变体等,但确实是其非常态的运用；“吟唱”体的如此非常态,却在传播效应上有着奇效①.以下简述这种现象的几个类型,以探求中古时期“吟唱”体发展的传播学意义.
一、“吟、唱”等通俗文体被先秦诸子关注——文体的跨界运用
政治家选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吟唱”文体以进行政治宣传,就是看中了其易出口、易传播、易接受的传播效应.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对自然界、对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游说宣传,互相辩驳,著书立说.如齐桓公召士养士,齐宣王之时,在稷下扩置学宫,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之学,会集于此,自由讲学、论辩著书.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3 〕 （P2346 ）论辩,是他们的主要武器,诸子百家论辩的接受对象有三,一是君王,其观点合乎君王的心愿,就能得到实施,这是最大的成功,如《商君书·更法》载,“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公孙鞅的言论获得秦孝公的支持,“于是遂出《垦草令》” 〔4 〕 （P13-18 ）,变法开始.二是论辩对手,驳倒对方也是最大的胜利,如曹植所说“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 〔5 〕 （P593-594 ）.三是其观点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也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墨子讲自己的言论要“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6 〕 （P172 ）.因此,如何在论辩中取得上风,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如《荀子·非相》就讨论“谈说之术”：
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 〔7 〕 （P53 ）
“矜庄”、“端诚”、“坚强”等是指论辩谈说时的动作态度；“喻之”、“明之”是指论辩谈说时运用的语言方法；而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常无不受”、“人莫不贵”.为了这个目的,在严肃的政治论辩中介入喜闻乐见的文体来吸引大众,就成为先秦诸子著述时常常要采纳的方法.
荀子不仅讨论“谈说之术”,而且在如何选用文体以宣传其政治观点上有所践行.《荀子》中有《成相篇》,以民间说唱艺术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是荀况把“口出以为言”的方法用来著书,以求利于更广大的世俗群众的接受的一个实例.“成相”,中国先秦民间说唱艺术,是一种公共演出.“相”是一种击节乐器,郑玄注《礼记·曲礼》“邻有丧,舂不相”曰：“相谓送杵声.” 〔8 〕 （P1249 ）其形制有两说,一说为舂相,另一说为搏拊,以手拊拍.其演唱方式,或是以手拊拍以配合说唱,或是古代舂米时所唱的歌,如史有“戚夫人舂且歌”的记载 〔9 〕 （P3937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成相杂辞》十一卷,王应麟称：“相者,助也.举重劝力之歌,史所谓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相杵是也.” 〔10 〕 （P177 ）《荀子·成相篇》的文体字句排列整齐,换韵有一定的规律,每节都是三三七四七的文字格式.主要从两方面宣传儒家思想,一是历史经验,二是民间普遍性经验,前者如：
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 〔7 〕 （P462 ）
后者如：
思乃精,志之荣,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贰为圣人.
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诲子弟,上以事祖考. 〔7 〕 （P461 ）
这些没有叙述故事,又没有散文说白,这应该是说唱的文本,因此不能算真正的说唱；但作者要用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来阐发他的政治观点,内容明白易懂,读起来琅琅上口,可说是不可多得的通俗文艺作品.先秦诸子虽然以理论性著称,但在其著述中又介入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吟唱”文体,看中了“口出以为言”的宣传形式,除了荀子是这样做的,其前还有《老子》以格言、谣谚为主的语言构成,也有利于传播的考虑.
又,《荀子》有《赋篇》,篇中的五篇赋,每首描写一件事物.其前半是一种句式较为整练而接近于诗的谜语,后半是一种句式较为散文化的猜测之辞,如：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7 〕 （P472-473 ）
用猜谜的方式来宣传儒家的“礼”,以“赋”的方式来宣扬“礼”,而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的传播方式在于吟诵,就是为了把群众喜闻乐见的“谐隐”以“口出以为言”表达出来,以利传播.
二、歌在政治宣传中的巨大冲击力——文体的特殊表达方式
“歌”本为个体抒发情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称相传中的歌：“昔者舜鼓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 〔11 〕 （P622 ）《文心雕龙·乐府》称最早的歌：
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 〔2 〕 （P223 ）
《文心雕龙》所称源于《吕氏春秋·音初》：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12 〕 （P48-49 ）
最早的歌,是在生活中即兴而随机的创作.
歌虽然强调其抒发内心,所谓“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长歌之,教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 〔13 〕 （P131 ）.但只有“听”才能产生效果,《礼记·乐记》所谓“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8 〕 （P1545 ）“乐”的作用在于“同听”.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非常关注“歌”发生场景中的听众的多少.《列子·汤问》载,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韩娥“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 〔14 〕 （P178 ）.这是称赏韩娥的歌能打动所有的人.又如宋玉《对楚王问》载：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 〔15 〕 （P628 ）
歌有“和者”,“和者”这样的听众越多,当然是传播效果越好；这里还特别指出“歌”自身具备怎样的条件,自然会获得怎样数量的听众.
在现实生活中,“歌”的巨大力量体现在集体咏唱上,如《左传》宣公二年：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16 〕 （P1866 ）
城者集体咏唱,对歌人少的一方以“其口众我寡”败下场来.“歌”的巨大力量又体现在集体演唱的震撼人心上,《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子罕为民请命,请求停止筑台,筑者咏歌他的行为,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尉我心.”子罕制止筑者曰：如此大型咏歌会影响人心,小小的宋国承受不起. 〔16 〕 （P1964 ）
以集体咏唱呈现“歌”的巨大力量,并以之震撼人心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垓下之战的数十万人大合唱,甚至比《上林赋》所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的场面还要宏大得多. 〔15 〕 （P128 ）《史记·项羽本纪》载：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3 〕 （P333 ）
传说中有称是张良用计,但《史记》中实际并无记载,或认为可能是同为楚人出身的刘邦部队看到数年征战而胜利在望,自发地唱起楚歌.不管是什么说法,总之都是汉军高唱楚歌瓦解了楚兵的斗志.《史记·高祖本纪》又载：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 〔3 〕 （P389 ）
是刘邦深谙大合唱的作用,又一次安排以大合唱来扩大自己诗作的威力.而历史上的诸多例子也说明,危机时刻以大合唱来鼓动人心,其传播效应是无可比拟的.
三、风谣：以明天会发生什么来引导受众——文体表达内容的转换
风谣、谣俗、谣言、歌谣、童谣等,重心在“谣”,歌唱而不用乐器伴奏称“谣”,主要指民间流行的歌谣,《国语·晋语六》：“辨祆祥于谣.” 〔17 〕 （P147 ）“谣”的功能就在于人们用以“辨祆祥”,具有新闻性,其在传播上的特性,就是具有最大的传播面与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因此,统治阶层常常极大关注讴谣,用以视民意、辨祆祥.如《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任颍川时考察“政教善恶”,“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颜师古注：“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 〔9 〕 （P3210-3211 ）到东汉,官员奏事要有“谣言”为依据,如《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上封事有“令三公谣言奏事”之语. 〔18 〕 （P1996 ）“歌谣”成为官员政绩的依据之一,《后汉书·方术列传》：“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18 〕 （P2717 ）《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纳风谣”,甚至“亟以谣言单辞”而更换地方长官. 〔18 〕 （P2457 ）《后汉书·刘陶传》“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李贤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 〔18 〕 （P1851 ）
不可把讴谣简单地视作民间的自发产生,如《列子·仲尼》载：
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 〔14 〕 （P143-144 ）
从这个传说,可知童谣是人们有意识所造或所传.汉末就有人假造歌谣来伪托民意,《汉书·王莽传》载,元始四年春,“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9 〕 （P4066 ）,元始五年秋,“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 〔9 〕 （P4076 ）,粉饰太平以讨好王莽.
讴谣本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当前性、新闻性的吟咏,但两汉时讴谣往往有预示前景的内容,如《后汉书·五行志》载：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铙.”……“茅田一顷”者,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厄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铙”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 〔18 〕 （P3283 ）
预示天下将要大乱.又如《后汉书·五行志》载：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案“董”谓董卓也,言虽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 〔18 〕 （P3284 ）
后汉游童所作歌谣,其中“董逃”,本只以声为用而并无实义,反董人士巧妙地解说合乐的象声词“董逃”来称董卓最终要逃亡,董卓神经过敏,“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太禁绝之”,或“改《董逃》为‘董安’”. 〔19 〕 （P505 ）或禁止它,或要改变其合乐的声词.《后汉书·五行志》载：
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18 〕 （P3285 ）
这应该反董人士的制作,用以预示董卓的败亡.
如果讴谣不仅仅只是预示,而且又有前瞻性诉求、实现性愿景的内容,则极大增强了其传播效应.因为从信息接受心理讲,说出受众的当前需求与潜在需求,才能打动受众、引导受众.与吟诵或批评官员过去政绩的歌谣相比,吟诵未来更有威力,这是利用人们对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关注,有意识地引导舆论,以发动群众；由此而实现了传播的最高目标——听众的参与.
在动乱时代将起风云之时,这样的歌谣传播出的政治信息更有力量,对局势推波助澜,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来表达楚的复仇决心,二来预示秦必灭亡,增强了人们反抗暴政的信心.又如《史记·陈涉世家》载：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3 〕 （P1950 ）
如此谣谚宣告了天命,人们正是在“大楚兴,陈胜王”的谣谚中走向起义.又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造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18 〕 （P2299 ）的民谣,号集民众,迎接造反,给民众以胜利的希望.
四、引诗：士人最方便、最有依据的议论政事——文体从文学空间进入政治空间
所谓“诗言志”,即《诗经》之作本都有确定的意义指向.历史上对《诗经》之作的意义指向有不同的理解,但认为其有确定的意义指向,是一致的.
先秦贵族阶层,对“诗”应该是熟习于心,古代“诗”本为教材,《礼记·文王世子》载“春诵、夏弦”为贵族教育的内容之一,郑玄注：“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孔颖达疏：“‘诵谓歌乐’者,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弦谓以丝播诗’者,谓以琴瑟播彼诗之音节,诗音则乐章也.” 〔8 〕 （P1405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所说的太子教育,有“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之语 〔17 〕 （P191 ）.古代的教育制度使诗得以普及化.而士人对“诗”的熟习,又是经过了“赋诗言志”的训练的.春秋时代诸侯士大夫常在各种社交场合朗诵《诗》,以《诗》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这就是“赋诗言志”；对于听诗的人来说,可以通过诗歌来观察赋诗者的意图.《左传》中记载的赋诗就有七十馀次,主要是现成诗歌的运用.因此,如果不懂诗,要被人轻视的,如子革问倚相关于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而倚相不知,于是子革断定倚相焉能知远. 〔16 〕 （P2064 ）在外交“赋诗”的场合而不懂诗,要被人笑话的,甚至要出乱子,《左传》中例子很多.
引“诗”论政在传播效应方面有着优势,一来士人对“诗”本来是熟习于心的,出口成诵而易于表达.二来“诗”本身就是以讽诵来传播的,且“诗”本来就具有诵美讥过的政治功能.《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17 〕 （P4 ）“听政”就是通过听诵美讥过的话语来治理政治.郑玄《诗谱序》：“《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之道放于此乎？”孔颖达《正义》曰：“谓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于此,非初作讴歌始于此也.” 〔20 〕 （P262 ）歌是自由抒发阶段的产物,诗则是诵美讥过.引“诗”论政,以有所依据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但是,有确定指向意义的“诗”怎么论证随机产生的时事政治？于是就有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的引“诗”论证的方法 〔16 〕 （P2000 ）.即引“诗”称说己意可以不顾全篇而只取其中的一段或一句,而且又把本为作诗的“比兴”用于解诗,如《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21 〕 （P2466 ）
由“素以为绚兮”引发“绘事后素”,再引发“礼后”为“仁”,“断章取义”以其有简短的引用而又灵活的解说,顺利实现政治论辩.《左传》中有不少引“诗”论政的具体事例,如：
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 〔16 〕 （P1750 ）
郑大子忽以“自求多福”拒绝了与大国的婚姻.又如：狄人伐邢,邢以简书告急,管敬仲以《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言于齐侯,于是齐人救邢. 〔16 〕 （P1786 ）士蒍以《大雅·板》“怀德惟宁,宗子惟城”,称只有修德才能巩固公子们的地位,又何必修城？ 〔16 〕 （P1794 ）晋楚交战,楚孙叔敖引《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称应该抢先出击,于是取得胜利. 〔16 〕 （P1881 ）
孔子多有与弟子讨论《诗》句的情况,《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21 〕 （P2458 ）
诗句脱口而来,随意用以论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引诗的例子,如《庄子·外物》载：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22 〕 （P400 ）
这虽然是对儒家的讽刺,但也说明引“诗”说事的风气.
在“断章取义”解说“诗”的基础上论政,把“诗”切割成“章”“句”,既易于出口成诵,又比较容易切合随机产生的时事政治,“诗”正以其非常态形态,实现了论证的目的.
五、“吟唱”非常态化运用的传播学意义
上述“吟唱”文体的非常态化运用,都是建立在关注接受者的基础上的.如说唱、谐隐、歌、讴谣、诗等,都因其自身具有某些有利于传播的特点,并且有广泛的下层接受者,于是,诸子百家的对其运用,使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面向上层统治阶级,而且会引起更广泛的大众的注意.歌以特殊的表达方式在政治宣传中显示出巨大冲击力,也是以接受者对自身命运的关注而实现的.风谣以内容的转换,表达有关未来的信息,以明天会发生什么来引导接受者的参与.之所以需要《诗经》作品由文学空间进入政治空间,则利用了接受者对经典的崇拜.因此,从普遍意义上说,文体要实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第一要素是要考虑到接受者.因此,上述“吟唱”文体达到了传播效应的最大化,是在所谓传播过程的末项——接受者的倒逼下产生的文体变型、文体非常态,才能够实现,而这些,也可以说是接受者对文体形态的反作用力.
〔注释〕
{1}所谓效应,是指在有限环境下,某种动因或原因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现象,但并不一定指严格的定理、定律中的因果关系.所谓传播效应,即引发传播效果的各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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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汇总,本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两汉和超常效应和文体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先秦本科毕业论文先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