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筛选
分类筛选:

有关社会组织论文范文数据库 跟策略式:中国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共生关系类论文范文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社会组织范文 类别:发表论文 2023-12-30

《策略式:中国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共生关系》

本文是有关社会组织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共生和社会组织和共生关系方面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全能主义国家的退缩推动了各类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1] 一个初步的国家- 社会二分的结构逐渐形成,并形成一种共识——强调社会组织独立于国家的重要性,主张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保障是其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以追求清晰的国家- 社会二分作为价值目标,因此在强调“强国家,弱社会”的同时,希望通过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研究寻求理想国家- 社会关系的影子.[2]

然而,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始终与学术界的理想相去甚远,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始终难以摆脱国家力量的外部干预,[3] 无论是早期的双重管理体制,还是2015 年全面推行的社会组织党建,这些都属于国家在制度层面对于社会组织的政治统合.但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薄弱以及时常的公益圈的各种乱象,说明社会组织本身存在诸多的问题.

市民社会不是一片田园牧歌,[4] 其自身也充斥着不平等与不公正,因此国家的干预有其必要性.[5]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固然重要,但社会组织能否在治理格局中发挥显著的作用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也难以避免来自外部的干涉.而在中国,相比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其专业性和能力建设显得更为紧迫,社会组织凭借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有时甚至能够实现原本无法达成的目标.[6] 因此,我们应当从一个更加辩证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本文认为,虽然从整个制度设计的层面看,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政治统合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被束缚了手脚.政治统合本身所带有的两面性给予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在策略得当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可以以牺牲短期自主性为代价来获取长期能力与专业性的提升.通过对浙江省环保社会A 组织发展历程的描述,本文展现了其如何在国家制度的影响下不断建立与体制的各种联系,扩大其资源获取能力以及政治地位,最终成为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的社会组织.这一发现揭示了国家力量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辩证地看待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命题以及当下的国家- 社会关系.

A 组织的策略式发展:依托人民团体

A 组织是浙江省的一家环保社会组织,主要聚焦于环境监督、社区营造和自然教育三大项目,最早成立于2000 年,当时以高校社团的形式存在,其创始人X 先生留美回国以后决心专职从事环保事业,在他的努力下,A 组织成功于2010 年注册为市级环保社会组织,并在2013 年注册为省级环保社会组织.经过几年的发展,其已经成为浙江省影响力最大的环保社会组织,在2015 年,A组织控股的环境服务公司成立,开始向社会企业转型.

在A 组织从无到有、初步发展的阶段,其主要管理者是团系统.A 组织的诞生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X 先生当时还是大学生,在一次暑期实践的骑行活动中,X 先生决心要成立一家环保组织加入环境保护事业,于是在他的老师Y 先生的支持下成立了A 组织.A 组织作为学生社团,最初由校团委管辖,但X 先生并不满足于将其仅仅定位为一个学校社团,而是希望A 组织能够走出学校,做更多有意义的环保工作.虽然X 先生和Y 先生也尝试寻找市环保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但在十个月的努力之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于是在Y 先生的协调下,A 组织找到了当时团省委分管青年志愿者工作的干部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最后经过协商,决定以省青年志愿者协会下属的专业志愿团队方式注册,A 组织实际上成为二级协会而非法人团体.虽然不能取得独立社团法人的身份,也无法实现财务自由,但X 先生还是对当时的团系统干部表示了感谢.

Y 先生也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夹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群团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中介,在帮助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的同时,也有助于维持政治秩序.获得二级协会的身份以后,A 组织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当时省志愿者协会为A 组织设置了专项环保经费,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务规范的问题,A 组织的财政年收入从2002 年的13 万稳步增长到2007 年的31 万.同时,合法身份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扩展了A 组织行动的空间,作为系统下属的一支志愿者团队,A 组织获得了很多参与体制内环保活动的机会,也借此机会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持和认可.比如钱塘江管理局此前一直苦于人手的限制,对保护钱塘江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A 组织作为一支民间力量积极地参与保护钱塘江水的活动,大大缓解了钱塘江管理局的压力.

除此之外,凭借团系统的支持,A 组织还可以获得一些体制内的机会和资源,比如全国有名的“保护母亲河”系列活动就是由团系统举办开展的,由于A 组织一直在保护钱塘江水的活动中表现非常突出,再加上与团系统的紧密关系,A组织也多次获得“保护母亲河”活动的相关荣誉.

然而,这种挂靠式的组织形式从长远上看并不利于A 组织的发展,由于不是独立的社团法人,A 组织没有自主的财政和人事权力,而且有时候还不得不忍受官僚系统低效冗杂的办事流程.根据X 先生的回忆,当时报销1000 元的开销就需要几经转手,多人签字才能把钱拿到手,严重影响了A 组织的工作效率与志愿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志愿者协会的管辖下,A 组织的自主性一直比较弱,时刻都有行政干预的风险.2008 年,因为加强社团管理的需要,同时,团省委建立了官办的环保组织,而X 先生正好赴美留学,最终导致A 组织在组织形式上正式脱离团省委.这也就意味着A组织重新进入了无合法身份的真空期,但由于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资源,A 组织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依然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组织运作.

A 组织的策略式发展:业务主管单位的两面性

在美国读书的过程中,X 先生接触并学习了NGO 领域的专业知识,他逐渐意识到社会组织也可以作为一项职业.于是他便开始积极推进A组织的注册工作,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对于社会组织变得愈加宽松,社会组织的注册也不像当初那么困难,于是在Y 先生的帮助下,X 先生接触到了Q 女士,由于Q 女士的父亲是环保领域的教授,环保系统的多个官员都是Q 女士父亲的学生,利用这层关系,A 组织最终获得了市环保局的支持,成功注册为市级社会组织,成为了独立的社团法人.

在这一阶段,A 组织逐渐走向成熟.独立财政给予了A 组织极大的行动空间,其再也不用受低效冗杂的官僚系统的困扰,这大大加强了A 组织与市场主体打交道的灵活性,帮助A 组织在缺乏稳定资金来源的情况下生存下来.虽然A 组织需要受到来自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但其主要抱着一种不出事的思维,而A 组织与很多企业的合作都是“商业+ 公益”的模式,往往不涉及政治性事务,因此业务主管单位基本不加干预,这也让A 组织能够自由地与企业打交道.例如,因一次偶然的机会,X 先生与一家石油机构的负责人共同举办了一场活动,而此次活动的成功也推动了之后该公司与A 组织长达三年的合作.

不仅如此,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A 组织的员工得以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为A 组织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例如,可口可乐曾经希望由A 组织策划一个环保活动,与之前很多活动不同的是,可口可乐对活动安排的要求非常之细,每个细节都压得X先生喘不过气来,而X先生更觉得他们的要求太过商业化.虽然双方在合作中争吵不断,但最后的结果却出奇的好,这不仅直接推动了二者之后近五年的合作,更直接帮助X 先生与他的团队熟悉专业策划流程,了解新闻报道特点,广结公众明星人物,成为了相当专业的公关和策划人才,为此后与其他企业的合作谈判、争取企业的广告活动费用用于环保项目打下了良好基础.

成为独立法人以后,之前积累的很多关系也得到更好的运用.比如钱塘江管理局从2010 年就决定与A 组织就保护钱塘江水开展长期合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A 组织的服务,光是2010~2012 年就投入近35 万元.通过不断开源,A 组织获得了快速的成长,专职员工越来越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然而,A 组织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使命践行方面的缺失.虽然与企业的合作也有助于A 组织开展环境教育,但其在环境监督方面却始终存在短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业务主管单位的外部干预.虽然凭借独立自主的财政状况以及与市环保局若即若离的组织关系,A 组织也会参与环境监督,但却始终存在风险.X 先生认为A 组织要实现使命就必须发展壮大,而发展壮大以后将有助于A 组织实现其环保使命.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X 先生决定将A 组织发展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社会组织.于是,X 先生首先尝试将A 组织注册为省级社会组织,但由于国家的法律不允许同一个社会组织在不同层级的政府注册,因此X 先生巧妙地采取“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策略,在获得省科协的肯定后,以另外的社团法人名称和法人代表注册为省级社会组织,使A 组织的活动范围从市扩展至全省.

更为重要的是,成为省级社会组织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是X先生积累了更多体制内的人脉,认识了省科协的领导;其次,通过省科协的平台,X 先生也认识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最后,省级社会组织的身份也让A 组织能够在一些重要时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比如在A 组织成为省级社团之后不久,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都开始进行水治理运动,X 先生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推动A 组织成为这个运动中民间力量的代表,联合新闻媒体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水保护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省级社会组织的身份有关.

另一方面,伴随A 组织作为省级社会组织的活跃,原来的业务主管单位——市环保局逐渐淡出视野,对A 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小.虽然A 组织同时受到两个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但实际上省科协成了市环保局的替代选项,由于职能的差异,省科协对待环境监督的态度比环保局更加开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A组织进行环境监督.因此在拥有两个业务主管单位以后,A 组织的行动空间反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

A 组织的策略式发展:政党统合的力量

除了注册为省级社会组织,A 组织还成立了党支部.2012 年,出于扩展资源的需要,A 组织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成功建立了党支部,受所在的街道党委的领导.这一举措增强了A 组织的落地能力,使其能够以党支部这条线获得“块”上的资源,例如,当时市政府有给各区、各街道分配人才公寓的指标,但社会组织人才并不在市里的计划安排内,如果以社会组织的名义申请,A 组织无法享受政策红利.但在街道党委的帮助下,A 组织以街道优秀党支部的名义向上级党委提出了申请,并最终成功获得了两套小户型的人才公寓,这对于当时处于急速扩张期的A 组织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除此之外,党支部的成立也让A 组织以及X 先生自己有资格参加上级党组织举办的各种争先创优活动.X 先生不仅积极推动A 组织党支部建设,鼓励其成员与困难家庭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关系,让A 组织成为当地党建的优秀典型,而且X 先生自己也代表基层党组织参与了多项市级甚至是省级的活动,为街道及上级党委争得了众多荣誉,这些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也使X先生越来越广为人知.

党建活动的活跃除了给A 组织和X 先生带来相应的资源,还有宝贵的政治机会.随着社会组织党建在当下治理格局中越发重要,A 组织和X 先生也被上级党委选定为优秀典型的代表,逐渐进入上级政治统合的视野,2015 年X 先生获得全国青年五四奖章并当选全国青联委员,X 先生和A 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场合.而2015 年9 月将社会组织党建上升为全国性政策以后,X先生和A组织更是在政治上得到了浙江省前所未有的重视,X先生先后获得了“浙江省千名好支书”、“最美浙江人”等荣誉,时任浙江省省委相关领导也先后到A 组织视察,充分肯定其优异的党建工作,团统战部副部长以及重庆市民政厅的官员也曾经到A 组织取经,学习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经验心得.A 组织党支部已经成为了该领域的标杆,无论是哪个单位或是相关领导前来视察,A 组织都因其是优秀典型而成为上级党组织的首选.除了X 先生成功当选为市人大代表之外,A 组织的其他成员也开始逐渐获得政治上的利益.

这种政治上的吸纳,极大地扩展了其政治资本和社会网络等潜在资源.一是各类媒体,既包括省市的媒体,也包括很多市场化运营的媒体.在X 先生获得“五四青年奖章”并成功当选青联委员以后,他就成了优秀代表,被各类媒体报道采访,媒体和商业化媒体都通过采访来大规模宣扬X 先生以及A 组织.X 先生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不仅积极回应媒体的采访需求,也很注重维系与这些媒体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X 先生与省市的媒体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很多媒体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还成了A 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二是体制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官员.获得五四青年奖章之后,X 先生就被打造为新一代青年的榜样,在媒体的大力推动和宣传下,X 先生被各地市邀请给青年人做经验交流与演讲,以鼓励这些后辈.凭借这样的机会,X 先生不仅与各地市的主要领导建立了联系,还抓住机会与这些干部分享青年工作的理念与经验.X 先生以众多事例说明了环保社会组织对于扩大公众环境参与、实现美丽中国以及帮助政府部门完成节能减排目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X 先生认为随着环保成为各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其必然需要借助环保社会组织的力量去实现对污染企业监督,防止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合谋行为.

这些资源的积累最终推动了A 组织在全省的发展,到了2016 年,A 组织相继在温州、绍兴、宁波、嘉兴、湖州、舟山、金华和衢州等地市建立了工作委员会.各地方工委不仅有专门的办公场地,还相继在地方建立起一支支义工队伍,努力推动衣物重生、环境观察行动落地,舟山、宁波等地的工委还成了当地优秀的社会组织,获得了政府很多的表彰和支持,这也推动了A 组织的第三次转型,在X 先生的规划下,A 组织逐渐从一个专业的环保社会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这一过程也得到了很多企业家的支持,不得不说这与X 先生之前所积累的人脉关系紧密相关.

发展至此,A 组织已经实现了X 先生当初的目标,即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虽然A 组织始终面临来自国家的影响,但X 先生通过适当的策略,很好地利用了来自国家的力量,最终突破了A 组织发展的瓶颈,实现了个人与组织的双赢.

讨论与总结

上文展示了A 组织是如何从一个学生社团成长为全国有名的社会组织.这一历程充分反映了国家力量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复杂作用.与国家的紧密关系确实影响了A组织的独立自主性,使其无法充分发挥作为一个环保组织的职能.但这种紧密的关系也成了A 组织发展的一个突破口,A 组织在不同的阶段通过建立与国家的联系,巧妙地将这些制度渠道转化为A 组织与X 先生个人可以利用的资源,壮大自身,并最终摆脱了对原有国家机构的依赖.从A 组织的发展历程看,国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助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合法性的支持.由于双重管理体制的存在,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困境往往是如何拥有合法身份.虽然在现实中有大量未登记注册的草根社会组织游离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但这些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往往受到诸多限制.这些组织看似拥有自主性,不直接受到外部行政力量的干预,但却以牺牲长期发展为代价.缺乏合法性的社会组织不仅难以享受各种政策的扶持( 免税、购买服务),自身也因为害怕被取缔而陷入一种强烈的自我约束中,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组织在中国缺乏土壤,公众本身对于社会组织带有强烈的不信任,而合法身份的缺失无疑是雪上加霜,社会组织难以吸引到优秀的人才,也难以深入草根开展活动.因此以牺牲合法性为代价所换取的自主性反而压缩了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极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而A 组织的经历恰恰说明了与体制的制度性关联对于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的重要性,无论是早期的人民团体,还是后来的业务主管单位以及党支部,这种制度性关系实际上将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体制本身的合法性绑定在一起,虽然体现出了一种依附关系,但与没有合法身份相比,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依然是大大扩展了.

其次是资源的支持.由于中国尚处于转型期,国家垄断了大量物质资源,而公益慈善的文化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如何利用国家的资源就成为每个需要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所必需考虑的问题.而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的增强,社会组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获取渠道.但如何获得这些资源扶持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组织与相关部门的紧密关系,而建立与国家机构的制度性关联则是建立这种紧密关系的重要手段.A 组织的案例充分说明,社会组织可以多方位地与不同机构建立制度性关联,以最大程度地削弱对单一部门的依赖.A 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先后与共青团、钱塘江管理局、市环保局、省科协以及党组织建立了制度性关联,这很大程度上确保了A 组织不会形成对一个单位的依赖,有利于A 组织获得更多的行动空间.因此,与更多国家机构建立制度性关联以及多元化资源渠道,是社会组织面临制度性约束下可以使用的另一种策略.

最后是政治身份.在中国,国家需要时刻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对社会精英进行吸纳,从而调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随着社会组织在中国现代治理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对优秀社会组织进行吸纳也是一个必然趋势.这种吸纳虽然使社会组织与体制的关联更加紧密,但却给予了社会组织在体制中更多的灵活性,尤其是这种吸纳的效果往往会超出社会组织所在行政区域的限制,爆发出更大的能量.X 先生的遭遇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的一面.从本质上看,国家在新形势下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政治统合,以更好地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现代治理,而X 先生及A 组织的优异表现恰恰顺应了这个潮流,因此,X 先生才有机会成为党组织重点发展的对象.另一方面,这种吸纳的效果极强,虽然A 组织依然是街道党委下属的机构,但X 先生凭借其政治身份得以不断扩展社会网络和资源,使A 组织能够在市级乃至省级范围内发挥作用,远远超出原本街道的管理范畴.这也体现出社会组织所可能具有的更大行动空间.

这一探讨首先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在当下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虽然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高度依赖国家提供的制度环境.然而,大部分学者对于这一现象仍持一个批判态度,这实际上忽略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的实际情况,也理想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说政体的有效运作依赖于社会与国家的紧密互动,转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需要国家对社会的保护和支持,尤其在公众普遍对社会组织缺乏信任、市场日益侵蚀社会的当下,国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有非常积极的一面.

这一发现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组织在制度约束下的策略运用.很多研究指出中国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本质上就是一个“智者”的策略游戏.如何在关键的时间点使用正确的策略是影响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巧妙利用国家的力量是社会组织可以选择的重要策略之一,在利用国家力量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应当具有灵活性与预见性,尽可能地发展与体制的制度性关联,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让自身能够在借助国家力量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来自负面的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组织论文参考资料:

组织行为学论文选题

社会语言学论文

社会科学家杂志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

社会心理学论文

和谐社会论文

上文总结,这是关于经典社会组织专业范文可作为共生和社会组织和共生关系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社会组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和你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