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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国藩类论文范文资料 和曾国藩在做京官时是一个清官方面论文范例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曾国藩范文 类别:发表论文 2024-03-12

《曾国藩在做京官时是一个清官》

本文是关于曾国藩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跟曾国藩和京官和京官时有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文 _ 张宏杰 (北京海淀)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过,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正常情况下是收不抵支的.他全年收入不过是 129 两白银,支出却是 608 多两,算下来他一年的赤字是 479 两,约合人民币 95800 元.

这么大的赤字是如何弥补的呢?

在清代京官弥补赤字的途径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冰敬和炭敬,就是地方官到北京办事的时候,都要给他自己认识的这些京官每个人送上十两八两的银子,数目不多,冬天就让你拿这点儿钱买点儿炭,夏天就买点儿冰,消消暑,就叫冰敬、炭敬.这个严格来讲是一笔灰色收入,但是在清代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规则.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时候,曾国藩刚刚到北京,这一年他收了 9次这方面的馈赠,加在一起是 97 两白银.

京官弥补赤字的第二个渠道就是借钱,北京的商人比较愿意借钱给京官,因为大家知道京官一旦发达了,还钱很容易.所以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里带来的银子就花光了,借了 50 两勉强过了这个年.在以后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账本上借银的数量逐年增长,最后达到 1000 多两.

除了以上的两个途径,还有一些京官有一个比较大的来源渠道,就是给地方官在北京办事,谋取一些灰色收入.因为京官虽然收入不多,但很多部门手里有权,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所以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让京官在北京为他们探路.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

那么,为什么别人有很多灰色收入,曾国藩却不这样做呢?

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正式到北京来做官.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他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从这些朋友身上他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跟他在湖南乡下所结交的那些读书人大不一样. 所以在三十岁这一年, 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他开始专心研究理学.理学学说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就是说再普通的人也可以通过刻苦的心性修炼,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是圣人.所以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只能有一个选择, 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 或者做一个圣人, 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要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 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 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在当时的官场大环境下,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所以我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的一段日记,他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 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昨天有人送了他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

他反省起这两点,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了,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我已经卑鄙、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则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的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以至于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随朋友的分子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一个要发誓学做圣人的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于是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 通过这两则日记的记载,我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普及到了穷乡僻壤的常识.

曾国藩在京官时期,升迁非常迅速.曾国藩自己在家书中有一句话,说自己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就是说曾国藩在十年之内,升了七次官,品级由从七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升到正二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在当时,曾国藩这个升官速度也是创了纪录的.

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曾国藩很穷,做了副部级高官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如何呢?仍然非常窘迫.清代侍郎级高官, 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咸丰初年,曾国藩兼属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不仅侍郎是穷官,其实清代连尚书的生活也算不上特别富裕.乾隆二十八年(1764),陈宏谋由地方上内调,任吏部尚书,晋太子太保衔. 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他写家信诉苦说:“太宰(吏部尚书之别称——作者注)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今停捐之后,饭银减少,每年不及千两,入不敷出,又无来路,不得不事事减省.”

此封家书中他还提到:“每年九卿及各京官俱蒙圣恩许买官参一票,吾得买二斤.从前诸公无银兑库,将票卖与商人自领,可净得银四百余两不等.今年人参壅滞,止卖得银二百两上下.但吾尚须自己吃用,只得设法兑票领出,酌留自用,余者设法卖去.”

堂堂尚书,须要将皇帝赐予的特权人参卖掉来补贴生活,可见生活迫窘,并非虚言.

这是乾隆中期的事情, 到晚清,情况也大致相似.《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还有一次留何吃饭,“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光绪七年调户部,光绪十六年卒,未赶上户部大卖实官的期,加上他以清廉自持,故手头显得很紧.

曾国藩也是这样,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到: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 , 对弟弟说: “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 会有何感想.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地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因为他在北京欠了一屁股债务.

从曾国藩书信中判断,一直到同治三年,也就是离开北京十二年之后,曾国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钱还清.同治三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到这时曾国藩已经做了五年两江总督. 可见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有能力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曾国藩论文参考资料:

大学生家国情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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