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冉冉流芳惊绝代建筑、文史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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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5日, 丁文江请胡适吃饭,座中客有朱启钤.这是胡适第一次见到朱启钤,对他印象深刻,十分钦佩.在日记中,胡适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君邀请我吃饭,请的客都是曾捐钱给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启钤.此人自是一个能干的人；听他的话,竟不觉得他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是近十年内的第一个能吏,勤于所事；现在他办中兴公司,每日按时到办公室,从不误事.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资的聪明论,自然要推叶恭绰；以办事的真才论,没有可比朱启钤的.”
朱启钤是谁？ 一百年前的高官能吏,一百年后鲜为人知.很多人是从梁思成的传记中,得知朱启钤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重要推动者.王世襄注释中国唯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时,感慨道：“可惜现在的人对朱启钤知道得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民国初年,朱启钤是最早对北京城进行科学规划的高官,他主持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在城内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修建了北京第一个博物馆“文物陈列所”,开辟了第一座公园公园（今中山公园）,他还是北戴河海滨疗养区的创始人.穿越历史云烟,追寻他的事功,得先从古老的北京城说起.
【改造城市,北京近代化的开创者】
在北洋政府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时,朱启钤第一次对北京城作科学规划,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朱启钤开启了“民治北京的先河”,被誉为“北京城近代化的开创者”.
1914年,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决定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对外开放,以方便民间开展各项文化娱乐活动,并把它命名为“公园”（今中山公园）.
自古以来,中国只有皇家花园、私家花园,没有供民众游览的“公园”.当时普通市民的游玩场所,只有城北什刹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几处.而这几个去处,或离市区太远,或缺乏游览设施,“全都不够一个公园资格”.
朱启钤考察过日、俄、欧美,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主张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但这京城的第一所公园建在何处？朱启钤觉得社稷坛“地址恢阔,殿宇崔嵬,且近接国门,后邻御河,处内外城之,交通綦为便利”,是开辟公园的最佳选地.社稷坛为明初永乐皇帝所建,是明清两代祭祀社、稷神祇的祭坛,其位置依据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规定,置于紫禁城之右（西）.当时的社稷坛还是清皇室的私产,但已十分凋敝破败,园内杂草荆棘丛生,蛇鼠为患,太监们为了捞些“外快”,甚至在里面擅自种植苜蓿、豢养牛羊谋利.
朱启钤主持改造工程,一系列大手笔,令社稷坛重生.1914年3月,朱向大总统提交《修改京师前三门墙垣工程呈》,内含将社稷坛改为公园的计划,最终获准.政府没钱,没劳力,朱启钤就自行解决,他首先捐出一千大洋,又成立董事会,对外募捐,不到半年就筹了4万多元.捐得最多的,是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本人,段祺瑞、王士珍、汤化龙等也有捐助.随后,他动用了大量民工和北洋军队参与工程建设.
朱启钤下令对社稷坛遗存下来的全部地面建筑予以完整保护,并对重点古建筑进行养护修缮.在不影响社稷坛格局的情况下,转来了一批宝贵的古建文物安置其中.比如圆明园被焚毁后,遗留的兰亭八柱被整体搬迁至公园的西南部；兵部街鸿胪寺里的习礼亭也被整体迁移到其中；1918年还从河北搬来了北宋的石狮.此外,新建了具有公园功能的景点,增添体现园林艺术的景观,亭台楼榭点缀其间,春明馆、来今雨轩、松柏交翠亭等景点,成为了民国文人雅集之处.为保护园内的古松柏,即使枯死的古树也不伐除,而是采取以藤萝和凌霄等攀援植物萦绕其上,因地制宜地栽植了大量的园林观赏花木,一年四季,名贵的观赏花卉绽放,花香袭人.
朱启钤发起成立公园董事会,自任董事长.为了方便办公,他在公园建有办公室,名为“一息斋”,取朱熹的“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意.当时负责园内建筑设计和布局的华南圭,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学习土木工程的工程师.华南圭的波兰妻子露存见证了朱启钤为开创公园付出的心血,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朱先生规划布置,每天清晨六七点钟就在亲自指挥,到晚上六七点钟还孜孜不倦.有一两年之久,他都这样做,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惜我无能为力,如果有的话,我必定为他设立一尊雕像来纪念他的功绩.”
1914年秋,在清理庭园、辟建南门、平修道路几项工程大致完成后,朱启钤决定试行公园开放三天,“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千”,由此可见,朱启钤改造工程大受欢迎.北京经历着从一个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转身.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灵柩停放在社稷坛北的拜殿,供各界人士瞻仰.为纪念孙中山,1928年拜殿改名中山堂,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如果说改造社稷坛是朱启钤“初试啼声”,那么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则是大刀阔斧了.
在北京各个城门中,正阳门（俗称大前门）的地位极其特殊,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之意,位于内城九门南垣的正中,历来被看作是“国门”.此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门.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向夕即闭”,不管是多重要的事,也要等到次日开门才能进去.民国初年,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一直修到了正阳门,两边商铺林立,鲜鱼口、肉市、粮食店、煤市街、珠宝市……除了商贩云集,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乘客,导致正阳门内外的交通异常拥堵,严重时,其情形甚至持续到深夜.
要想治堵,得在“国门”上动土开洞,这是个棘手的难题.朱启钤治理正阳门的交通拥堵,面临的压力比改造社稷坛还要大.“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谈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最厉害的反对理由,莫过于破坏北京城的风水.
朱启钤对正阳门的改造一共提出了六点意见,包括拆除瓮城、修饰箭楼、解决雨季积水问题、拆迁房屋、征收土地以及疏浚河道.袁世凯为支持朱,送给他一只银镐,红木手柄上嵌有银箍,上刻铭文：“内务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启钤去世后,他的儿子朱海北将此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1915年6月16日,正阳门的改造工程正式开始.朱启钤在施工现场,冒雨主持开工典礼,并用以总统名义颁发的特制银镐,刨下第一块城砖.这似乎是一暗示——森严的北京城旧有的秩序开始松动,封闭的皇城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开始转型.
朱启钤改造正阳门工程并不是简单的拆除,而是拆与建同时进行.正阳门是一组城池建筑,包括正阳门、箭楼、瓮城、正阳关帝庙等,朱启钤主持拆除了瓮城东西月墙及除关帝庙、观音庙以外的所有建筑.他运筹帷幄,利用奉有大总统特令和曾做过内政、交通部总长的有利条件,将京汉、京奉两铁路的轨道铺设到东西瓮城城根下,拆除瓮城的渣土,及时装进车皮,挂上小火车运走.西线倾倒于西便门一带,东线倾倒于东便门附近的蟠桃宫,既垫平了铁路两侧的洼地,拓展民用土地面积,又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缩短了工期.瓮城拆下来的木料和建材,物尽其用,在公园内一息斋、绘影楼、春明馆、董事会等建筑物扩建时,都派上了用场.
保留下来的箭楼,东西两面加了两个悬空的白色月台,北面还修筑了两组可以登上箭楼的楼梯.此后,高耸的箭楼,成为了北京的标志之一.后又在月墙与城墙东西交接处,各辟二门,并将月墙基址改筑马路,修排水暗沟等举措,解决了正阳门内外的交通拥堵,而且美化了古都.
【实干做官,仕途升迁的】
朱启钤是贵州紫江（开阳）人.谱名启纶,字桂辛,晚年别署蠖公、蠖园.蠖本是虫名,《易经》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后人便以“蠖屈”比喻人在不遇时的屈身隐退.除了支持袁世凯复辟为人诟病,朱启钤一生进退有度,在北洋政坛以真才实干闻名.
出身于书香世家,要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朱启钤却走了另外一条路.他的姨夫是晚清重臣瞿鸿禨,1891年瞿鸿禨出任四川学政,朱启钤跟随入川.瞿欣赏朱天资聪颖、做事精干,有异于常人的禀赋,着意栽培,大力提携.因为写得一笔好字,并且和瞿鸿禨的字相似,瞿还让他替批文案,代拟文书.
虽然三岁就丧父,诚为人生一大缺憾,但幸运的是,姨夫瞿鸿禨将他视若己出,对他期望很高,为其捐官.1899年,瞿为朱启钤以知县衔在上海出口捐局当差,朱以此为契机摸熟了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商业,学会了与商界和洋行打交道.这一段人生历练,为朱启钤日后经营中兴煤矿公司和创办中兴轮船公司,成为实业家,积累了宝贵经验.
1902年,在瞿鸿禨的大力举荐下,30岁的朱启钤出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朱启钤结识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赏他,给予“稳健干练,事必果行”的评价,并把他推荐给袁世凯,得到袁的重用.自此,朱启钤进入北洋军阀集团,为袁世凯竭尽全力,忠诚效劳.
1905年,大清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任右侍郎.朱启钤调任巡警部,任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外城巡警厅厅丞.当时的什么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职,安全、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朱启钤经常骑着马在京城巡逻,几乎所有的街道、建筑都烂熟于心.朱启钤是个有心人,工作之余,他经常寻访从事古典建筑的工匠,看他们如何修复古建筑.土木工程,古时被称为营造学,这是朱启钤对营造学发生浓厚兴趣的缘起.
如果每天光骑马观城,这四品（后为三品）的巡警厅厅丞的日子也太舒服了.事实上,在这个岗位上,朱启钤做了很多实事.比如,他看到北京夜晚乌黑一片,就试着在街上安装路灯.但京师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朱启钤没有退却,照常试验.曹聚仁在纪念朱启钤的文章中透露,朱启钤还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耆的福晋,朱启钤竟敢向皇亲国戚开罚单——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元,但“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由此可见,朱启钤敢做事、会做事.
1910年,朱启钤任津浦铁路北段工程总办,督建济南泺口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等工程.他做事情认真负责,事必躬亲,津浦铁路济南段黄河大桥桥墩基础施工时,因为黄河河床淤积的砂砾层特别厚,只能采用沉箱掘进法,亲自下到沉井中观察土层.一次在工地现场办公时,朱启钤的耳膜被损害,导致晚年听力不好,只能靠笔与纸交流.
辛亥革命后,朱启钤在北洋政府做过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并短暂代理过总理（袁世凯任命,但朱启钤并未就任）.曹聚仁说朱启钤“会做官”,此言不虚.朱启钤经历了赵（秉钧）、熊（希龄）、孙（宝琦）、段（祺瑞）、徐（世昌）诸内阁,一直维持其阁员的地位,可谓北洋政坛的“不倒翁”.
然而,这位政坛“不倒翁”却一度迷失在“洪宪帝制”的声浪中.1915年,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劝进活动层出不穷.这些呼吁袁世凯当皇帝的“民意”,不过是袁家班的把戏.在刻意制造的舆论假象之中,朱启钤成为“洪宪帝制”的支持者,他出任“登基大典筹备处长”,与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辰春、袁乃贵一起,被人并称为“七小人”.袁世凯死后,朱启钤以筹备洪宪帝制大典祸首之一遭通缉,遂引咎辞职,1918年获赦免.
在朱启钤漫长的一生中,他对自己参与“洪宪帝制”一事从不辩解,从不公开说袁世凯的坏话,也不说袁的好话.即使是章士钊同他谈袁,仍坚持“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洪宪帝制”如梦幻泡影,朱启钤对政治的热情意兴阑珊,移居天津.脱离政界的朱启钤,从事实业,大显身手.
【创立营造学社,推动中国古建筑研究】
1918年,朱启钤被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委以重任,为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次年2月,“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尽管朱启钤在议和中以国家安危为重,但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导致和谈破裂.这是朱启钤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次担任要角,随后他基本退出政坛.
1919年,对于朱启钤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营造法式》,人与书的相遇,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朱启钤从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图书馆访书,从众多古籍中发现了宋代李诫（字仲明）所著《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是北宋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李诫负责主持过大量的新建与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宫殿、辟雍、府廨、太庙等不同类型的建筑,积累了丰富的建筑技术知识和工程规划、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朱启钤发现后,如获至宝,这就是他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古代建筑宝典.这次旦暮之遇,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段佳话,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
捧着《营造法式》的手抄本,朱启钤虽然如读天书,但他知道这部书的价值.于是通过江苏省省长将该书借出,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以传后世,即后人称之为“丁本”者.但因“丁本”系辗转传抄于绍兴本《营造法式》,错漏甚多,影绘原图甚为粗陋,而“崇宁本”失传已久.朱启钤觉得,这样珍贵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尽可能使它臻于完善,便委托藏书家陶湘刻一个流传后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国的大藏书家、刻书家,所刻书籍,校勘精良,自不待言.陶刻硃印本的《营造法式》是朱启钤发现的石印“丁本”的升级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见,在中国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营造法式》作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文献,经过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国内外建筑学界瞩目.
1925年,梁启超将《营造法式》寄给在美留学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家信中,梁启超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辛（朱启钤）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梁思成、林徽因收到《营造法式》后,此书改变了他们的学术路径.后来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将日期选定为3月21日,皆因那是《营造法式》作者李诫墓碑上刻上的日期；两人的儿子叫“梁从诫”,有“师从李诫”的意思.
1929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等三人倡议成立“营造学社”,由朱任社长.为什么叫“营造学会”,而不是“建筑学社”,朱启钤说：“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局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朱启钤还为营造学社写了一幅对联：“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上联出自《诗·鲁颂·閟宫》：“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意指取材建筑；下联出自《诗经·国风·卫风》：“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为治学严谨.1930年2月,“营造学社”正式定名为“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初期的社址在朱启钤寓所宝珠子胡同7号,1932年7月迁至天安门内西朝房.
学社成立后,梁思成、刘敦桢不约而同地先后加入,这对朱启钤来说,如虎添翼.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为文献部主任.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学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时星光灿烂.从此中国古建筑调查、测绘、研究等工作进入正轨.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深入全国15个省份的220多个县,测绘、调查、拍摄了两千多座建筑.许多现今名扬海内外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嵩岳寺塔、蓟县独乐寺、佛光寺、赵州桥等,均由中国营造学社首先发现其价值.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筑调查广为人知,后来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启钤的夙愿.梁思成谈到“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史”时说：“中国古人从未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但建筑一直是艺术之母.正是通过建筑装饰、绘画与雕塑,艺术才走向成熟并独立.”梁的这段话,可以说是秉承了朱启钤的古建筑观念.
中国营造学社最盛时,成员多达75人,一个庞大学术团体活动的开支,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仅1934年一年,中国营造学社就需要3万元,相当于75位大学教授的月薪.朱启钤为了筹集资金,绞尽脑汁,四处拉赞助,鼓动社会名流和实业家捐款.某年天津遭水灾,营造学社存在天津银行库里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均被水浸,朱启钤等人把它们捞出,逐页晾干.但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将过去洗印的照片翻拍,并选出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分别寄给在四川的梁思成、刘敦桢.此时,朱启钤已经穷困到靠变卖家产过日子了.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音》说,营造学社“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这样的说法,无疑忽视了朱启钤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付出.
抗战胜利后,营造学社经费难以为继,随着1946年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而告终.朱启钤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商议在清华成立中国建筑研究院,因为时局等原因,未果.
值得一提的是朱启钤的民族气节.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历声望不够,欲请吴佩孚、朱启钤这样北洋时期的首脑人物出来捧场.游说不成,进而威逼.朱启钤坚决不为所动,顶住各方压力,不就伪职.于是敌伪对他进行迫害,以朱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由,强行征购了朱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搬家何妨？朱启钤一家移居北总布胡同,安之若素.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朱启钤一直装病在家,整理乡邦文献.他始终未与日伪同流合污,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朱家往事：设家宴两请周总理】
1949年初,国共内战正进入最后阶段,朱启钤由于对的政策不怎么了解,避居上海考虑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来得悉后,马上请朱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钊写信,力劝他留在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信件由著名话剧演员、党的秘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启钤的寓所,并向他转告了周恩来的口信.
上海刚一解放,时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的章文晋决定赴沪看望父母和外公朱启钤.周恩来得悉后,对章文晋嘱咐：“朱启钤先生是位实业家和园林设计建筑家.他的长处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请转告你外公,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北京来.”朱启钤回京后,党和政府对朱启钤礼遇有加,发挥了他的专长.周恩来特地聘请他出任文史研究馆馆员,以后又安排他为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顾问.
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周恩来特意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朱启钤提出的建议大多被采纳,其中有以下几条：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民国初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和章文晋来朱家吃便饭.客人落座后,朱启钤出于礼节和对总理的敬意,示意家人上茶.而随行的保卫人员为了执行当时的安全规定,向他家人摆手,示意不必上茶.但朱启钤没有看清这些情形,仍在不断催促“上茶”,家人只得将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间的桌子上.周恩来走过去,坦然自若地端起了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这一举动,既解除了尴尬的局面,也领了朱老的情.
席间,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是否知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总理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志是同辈了.” 其实,周总理与章文晋的父亲章以吴在南开中学是同班同学.
当时南开的新戏演出很活跃.由于那时社会习俗还很保守,男女不能同台,戏剧中的女角就常常由长相俊俏的周恩来、章以吴等男同学反串.一次,一出戏将于第二天开演,演出海报都贴上墙了,章以吴却突然接到家书,要他立即返京完婚.父命大如山,章以吴只能启程回家.这边的戏怎么办？“救场如救火”,章以吴所饰的女主角便临时由周恩来代演.章以吴完婚归来,给同学们散喜糖.周恩来这才得知,这位同窗好友娶的,正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朱启钤的二小姐朱淇筠.
席间,大家的话题在往事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在这次家宴上,朱启钤对文字改革不理解,他问：“是不是改革之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成文盲了？”总理听后大笑,说：“他（指章士钊）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给详细介绍介绍.”
作为政协委员,朱启钤提出当时的《参考消息》字迹较小,“看不清楚”,而政协委员的年纪都偏大.周恩来指示秘书,给老人的文件一定用大字号印刷,指定有关部门专门印制了大号字体的《参考消息》,这也就是传说中“大参考”（高级干部才能订阅）的来历.朱启钤还说：“总理,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请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的继室于夫人的墓.我怕死后办不到,所以现在对你说.”周恩来答应：“我一定帮你办到.桂老,你放心吧.”
1961年,朱启钤90岁生日时,周恩来送来一个大花篮祝寿.1961年12月7日,朱启钤再设家宴,请周恩来吃饭,总理如约而至.道别后,朱启钤兴致很高,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统战部送给周总理,以作纪念.
1964年, 朱启钤患感冒, 不久并发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不久后病逝,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晚清到共和国,朱启钤一生经历诸多历史风云.他生前喜欢昙花,昙花在夜晚开放,他曾邀请好友叶恭绰共赏.叶为蠖公写诗咏昙花,其中有“冉冉流芳惊绝代”之句.其实,不论多么高寿,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亦是昙花一现.而文化的力量,昙花的冰清玉洁,可至永恒.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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