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耶鲁教授谈中国学术功利的土壤为何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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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干细胞中心创始主任林海帆对记者说,相比美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在科研上似乎更“功利”,常将读博、出国深造当作找个好工作的筹码,缺乏对科学本身的好奇心与,教育方式应当有所改进.
自1982 年从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毕业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至今,林海帆已经在干细胞生物学及生殖生物学领域深耕了30多年.他在近期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近几年在生命科学领域发展也非常快速,但无论是职称评价体系还是对学术的惩处方式和力度,都需要更大的改变.
林海帆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颇有识别度.他目前是美国耶鲁大学尤金－希金斯讲席教授（终身）、耶鲁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遗传学系、妇产科与生殖科学系教授,同时也是耶鲁大学干细胞中心创始主任.
林海帆的研究发现曾多次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如早在读博士期间,他就曾证实人体干细胞微环境存在,并首次发现启动胚胎细胞分裂的基因,博士论文也因此被评为美国当年最出色的遗传学博士论文之一；2006 年,他与团队发现并命名了遗传调控分子piRNA,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发现piRNA 在生物学领域上的意义犹如当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林海帆向记者解释道,piRNA 非常小,由 “垃圾DNA”转录而成,这类DNA 占据人体全部DNA 超过90%,因为其无法指导生成蛋白质,过去被认为对生物体无益,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垃圾DNA”也有其特有的作用.
林海帆所发现的piRNA 就被认为具备抗肿瘤潜力,林海帆与团队目前正聚焦于利用piRNA 为乳腺癌及消化道癌症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突破点,这项研究一旦成功,不仅能够改善癌症治疗的预后,还能极大程度减少癌症患者的治疗痛苦,“生命科学的研究,短期看,很辛苦；长期看,空间很大.”
同时,林海帆不仅活跃于科学界,也一直服务于教育界.2014 年3 月,他开始兼任上海科技大学（下称上科大）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创始院长,这所大学获批成立于2013年9 月,今年夏天才能迎来第一批毕业生.
林海帆说,上科大在挑选人才时,不仅要求学生英文能力出众,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要求学生成熟、阳光,“不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说.
而在学生的培养方面,上科大注重学生通识教育,同时引入并加强耶鲁大学的“书院制度”,每名学生能配备3 名一流科学家作为“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生活、职业全方位的指导.
在上科大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即将毕业的50 多名同学中,有10多位已经确立了去国外继续深造的志向,并获得了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初步尝到了这种创新培养模式的甜头.”林海帆说.
他向记者指出,相比美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在科研上似乎更“功利”,常将读博、出国深造当作找个好工作的筹码,缺乏对科学本身的好奇心与,教育方式应当有所改进.
此外,医学生面临的情况可能比生物学等专业的学生更复杂.由于中国的晋升制度将职称与论文优劣及数量挂钩等原因,医生必须临床、科研两手抓,“有些医生没有时间写论文,但不写又没办法评职称,最后只能抄.”林海帆说,中国近年来频频曝出学术、论文被撤的丑闻,这是“丢脸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近几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
林海帆：国内生命科学领域最近10 年,尤其近5 年发展非常快.国内和国际顶尖实验室目前看来几乎没有不同,只是国内这样的顶尖实验室数目还太少.
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前中国的教授总是倾向于带很多学生,越有名的教授带得越多,十几个甚至几10 个的都有,连每个学生在做什么题目都分不清.
近几年,这样的状况有所改善,尤其是年轻的教授访学归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培养一个优秀博士能够抵上培养许多普通博士,一个优秀博士的几项发现,可能上千个普通博士都研究不出来.现在中国的年轻教授带学生开始“精雕细琢”,他们有经验,有精力,也有定力,带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不过,虽然现在中国许多顶尖实验室财力、人力都很充足,对一些前沿领域可以跟进得非常好,但在研究方向上,国内实验室总体偏重研究别人已经发现的问题,这和美国差别很大,我还是希望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原创性研究,自己发现重大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
记者：不少国内的学生、年轻研究者会觉得做基础科研,尤其是原创性研究周期长,难度大,出结果的少,能转化投入市场应用的更少,总之有些“吃力不讨好”,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林海帆：在美国,不讨好是指很累、很辛苦,但喜欢做的人总是能乐在其中的.我做了那么多年基础科研,一点也没有厌倦,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度假”,反而真正在度假时总想着什么时候回去工作.
中国的学生很聪明,基础扎实,在创意上也不输美国学生,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据我观察到的,一些中国学生,当然不是全部,非常功利.他们读博士的目的性很强,通常把读博当作通往成功的道路,总想进最好的实验室,出最好的论文,而缺少对科研本身的追求.
美国学生很少这样,他们读博,通常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是对科学本身有和好奇心,即使一辈子过清贫的生活,他们也很知足,很少去考虑博士毕业后的物质回报.这就像潜水,美国学生潜水是为了探知海底的奥秘,潜下去就是快乐,中国学生则总是希望海底能有百宝箱,找不到就会懊恼.
记者：您说中国的部分学生读博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中国的医生、研究人员似乎也有这个倾向.很多医生写论文的直接动力可能是评职称.
林海帆：其实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的大学医院存在两种教职,一种像我这样做研究的,比较“吃香”,另一种专注做临床,他们因为论文少,晋升相对困难.但在现实中,他们每天看病,其实也非常辛苦,所以美国也会有针对临床技能和临床研究的评价体系.
为了评职称而写论文在我看来是可悲的.中国可能是想学习美国系统,但没有把系统的精髓吸收到位,目前可能缺乏对临床医生临床技能方面的评价体系,去认同他们在临床工作上取得的成就.
记者：我看到您还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海外评委.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代表医院、高校科研水平的“金招牌”,很多医生为了评职称,也必须申报、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研究,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基础研究项目,离临床较远,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林海帆：国家自然的设立是非常好的,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同行评议产生评选结果的制度,能够由专家而不是领导判定研究的价值和优劣,对后来的很多评选都影响深远.
但逼迫医生去做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是不应该的.像你说的,国家自然基金都是对重大基础科研问题的探索,离临床非常远,医生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才华,不该抑制,应该鼓励他们做研究,但鼓励和要求完全是两回事,应该给有才华的医生提供机会,而不是变成硬性要求.
中国的临床医生都很忙,每天工作10 多个小时,如果还要他们发很好的论文,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精力.有些医生没有时间写论文,但不写又没办法评职称,最后只能抄.
记者：这样就容易出现学术.
林海帆：是的.中国现在说是科学大国,科研能力很强,产出很多,无论是发表论文数,还是高质量论文数,都能排到全球第二,几乎是英国和德国这两个科学大国的总和,仅次于美国（根据今年2 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新发表的统计数据,中国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国家——编者注）,但是我们也是大国,这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
去年曾经有过论文成批被撤的事件,那是很丢脸的丑闻,我印象中世界上从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其实我知道,那些论文大部分都是临床医生写的,我对他们是同情的,更大程度上是制度不好.
记者：耶鲁大学是如何规避学术问题的？
林海帆：核心在于奖惩制度.不只是在耶鲁,在许多发达国家、西方国家,的代价都非常高,美国如果发现教授,只要一次肯定马上辞职,而且很可能之后也难再找到教职工作.
中国的代价不高.据我所知,有的学校为了不丢脸,甚至会辩护.几年前,有个和我关系不错的生物学领域某顶级期刊编辑看到一篇文章涉嫌,打电话给北京某高校,高校领导人还亲自出来替他辩护.
这就好像一个人得了癌症,已经有人指出得癌症这件事,你还要说没有癌细胞,那都是正常细胞,最终受害的只能是自己.
记者：在您看来,最近几年,中国在打击和减少学术上,有改进吗？
林海帆：我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没有太大变化.要减少学术,就应当对学术行为严厉打击,且职位越高的人,打击应当越严,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生看到教授无所谓,教授看到院长无所谓,那就糟透了.
之前日本发生过一次学术事件.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非常有才华,当时被捧为新星,她进行了一项研究,通俗来说,就是能把普通细胞变成干细胞,但最后被发现是.我当时去做了顾问,亲自参与处理了那次事件.
那个女孩的一位导师是她其中一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并未直接参与实验操作,但在这件事发生后,不堪重负自杀了.（“小保方晴子”事件——编者注）但在中国,说实话,有很多人有过经历,却依然在学术界活跃着.
记者：论文与职称挂钩的情况在中国可能短期内很难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生应当如何平衡临床工作与基础科研工作？
林海帆：实话说,我也想不出良策.可能应该呼吁不要单方面地“接受”,中国人习惯自上而下贯彻工作,缺乏从下往上的反馈.这并不是说要采取多么激烈的方式,但建设性的意见还是应该尽量提,慢慢地改变目前的制度.
中国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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