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毋忘初衷评《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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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强
２０世纪末,在“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这面大旗的驱动下,中国的大学纷纷开办各类通识教育科目.这些本科专业以外的通识课程,对部分师生或许构成了额外的教学负担,但对另一些师生来说,却为其提供了新的机会,开展一些有别于既有实践的教学试验.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罗小茗教授的新作《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下简称《船票》）,内容所建基的,正是作者利用上海大学鼓励开办新的通识科目,尝试向大学新生介绍文化研究视野的教学经验.对从事文化研究的罗小茗来说,大学引入通识课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类通识课除了让非人文学科的学生能够有机会接触文化研究外,更可以让学生学习如何从文化研究角度分析和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议题.为了不让学生鹦鹉学舌地复述文化研究理论和摆脱对理论名词的依赖,《船票》的作者希望能借用大学通识课的契机,尝试以更为朴素的方式教授文化分析,也就是以更为通俗易懂的生活例子和语言作为媒介,与学生一起探讨师生共同关注的社会议题.
《船票》的作者以她于２０１２年秋开始教授的一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程———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的一项平时作业切入,开启了本书就文化研究关注的各种重要社会议题的讨论.作者布置的作业, 是让学生分配１００ 张“末日船票” 给面临世界终结的人.从收回的答案发现,学生分配的原则,主要是依据“强者逻辑”和“家人优先”,当中只有１％的学生把船票分给底层民众,超过一半会分票给“领导人” “政治家” “军人” 或“”.难得的是,《船票》的作者并不认为我们应从这样一种几乎完全参照现存社会的价值观而制定的分配方案,简单地把矛头指向学生的理解粗疏、想象匮乏,而是建议我们应该从中思考当代中国大学生所置身的社会脉络,尤其是他们“对现实生活正积累起高度的不满,这种不满由就业难、购房难、结婚难、城市生活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催逼而成”.
这是一种“十分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也就是从日常观察的现象出发,扩展至分析这些现象所置身的社会脉络,从而让我们能更立体地理解这些现象的成因和影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这门课的内容和教学活动,正是循这一思路确立的.《船票》的作者希望通过选取一系列与中国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关键词——— “现代”“文化” “大学” “知识生产” “消费社会”“大众” “市场” 和“国家”,探讨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几个核心议题,尝试帮助学生掌握分析视野和意觉社会的问题.
对于初涉文化研究的读者,《船票》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船票》一书的八篇主要章节,分别讨论上述的八个文化分析的关键词.作者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引用当代中国的具体例子,把主要源自欧美的一些核心的文化和社会理论概念,不管是较早引起学界关注的穆勒、霍布斯、亚当·斯密、马克思、涂尔干、西美尔、韦伯、凡布伦,还是当前热门的理论家阿尔都塞、阿多诺、本雅明、鲍德里亚、福柯、波兰尼、布罗代尔、雷蒙·威廉斯、霍尔、马修·阿诺德、雷丁斯、沃伦斯坦、桑内特、卡斯特、鲍曼、托尼·本尼特、载维·莫利和齐泽克等,解释成容易被中国大学生吸收的表述,并借用这些理论资源,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日常生活议题,尝试开拓学生的文化视野和社会触觉.例如, 以“上海” 和中国象棋的“马” 清楚地说明如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理解“表征” 这个重要的概念,又或以中国加入世贸这事为例展示了如何应用霍尔的编码解码学说.除了结合中国社会脉络和欧美文化理论的内容外,《船票》一书还加入了有助其他大学教师参考的“课间操”,也就是于课堂上设计一些活动（如学生之间的讨论）,从学生关注的议题入手,以互动的方式引领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相关的阅读材料和讨论相关的问题.
对于已基本掌握文化研究理论视野的读者, 《船票》也能提供一些颇有启发的新视点.例如,作者在结语部分讨论的三个教学案例,包括２０１２ 年的香港“蝗虫广告” 和大陆网上的回响、２０１４年的“大陆女童（在香港） 嘘嘘事件”和２０１５ 年的“外滩件”,便很有助我们思考大学教育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作为人文学科的教师,我们在设计课程内容时,或许都会倾向以学生身处的社会时事切入,但较少能真正从学生的角度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议题.《船票》的作者本以为上海的学生应会更关心在上海发生的“外滩件”,但实际上他们对在香港发生的“大陆女童嘘嘘事件”和“蝗虫广告”的讨论更为热烈, 尤其是后者.循此“舍近求远”的吊诡现象出发,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初步分析,指出发展自网络世界、追求新奇有趣的“遥望式关心”,正在取代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直接相关的注视.而这种“遥望式关心”与学校教育中孕育的被动学习习惯,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让学生重新关注发生在身边的社会事情,自然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站于远处、保持距离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而作者于教学中插入课间操,为的也是希望透过双向互动的对话,以处理学生这种不痛不痒的离地心态.
然而, 《船票》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现有的大学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仅靠添加新的通识科目或改变一些教学方法,仍然是难以孕育学生深入思考和阅读的习惯的,更遑论能超克“遥望”,最终对身边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议题有感.更核心的问题因此是：我们必须针对大学的制度局限和其身处的社会做整体改造,而这些正是文化研究于英国诞生时的初衷.
尽管《船票》的作者在引介源自欧美的文化视野时,确实能够做到言简意赅,并努力以中国例子把源自西方的理论资源本土化,但《船票》最吸引笔者之处,仍在于其处处透露出对文化研究和大学教育之间联系的关怀,这至少在华文地区是少见的.２０１５ 年访问南开大学的美国文化研究核心人物格罗斯伯格（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 十多年前曾指出： “文化研究对学校、课程、教学目标、实践和准则,以至相关的教育政策辩论,已不再感兴趣.” 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善.翻看近一两年的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没有关于学校、课程、教学目标、实践和准则,以至教育政策的专题和论文.文化研究不再热衷于教育,就其源起来说,是颇堪玩味的.诞生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其奠基人基本上都是从成人教育切入后期被正名为文化研究的工作的.文化研究并非源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英国的大学学系,而是植根于更早期的成人教育（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９：１６２）.诞生于英国的当代文化研究,主要的奠基人如汤普森（Ｅ．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霍加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ｇｇａｒｔ）和霍尔（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ｌｌ）等,都曾长时间从事旨在改造社会的成人教育工作,对象包括工人、文员和家庭主妇等.他们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 包括《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形成》、《漫长的革命》、《文化与社会》、《文学的作用》,都是在作者与他们的成人学生不断对话下催生的.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衰退、战争、法西斯）,这些英国第一代文研工作者,希望透过介入成人教育工作,影响社会的转变方向.或可以说,文化研究其实诞生自一项以社会改造为目标的教育计划.（Ｓｔｅｅｌｅ１９９４）
然而,经历了学院和学科化的洗礼后,当代的文化研究是否能够并应如何继承其先行者的初衷,重新思考文研、教育与社会改造这些根本问题呢？
文化研究进入华文世界的高等院校,只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也是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愈来愈脱离本地（ｌｏｃａｌ）社群的生活.近年主导华文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潮流,指向的是论文往英美学刊发表,评核教授表现主要不在于本地学生的需要、成长和意见.在这种环境之下,教与学活动备受忽视,而从课程的内容到教学的方法,本地的大学教育,往往与学生身处的生活环境脱节.现代的大学体制,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英美式大学系统,强调的主要是研究成果,尤其是“有用”于企业或政府的成果,学生的学习成效和教师的教学表现,只是次要的考虑,甚至在教育学系也不例外.文化研究成为大学学科之后,任教的老师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必须于很短的年期内能够在被认可的“国际”（主要是英美）学术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教学表现的好坏,相对次要.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不太关心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效,并不是特别令人震惊的现象.
大学的学科体制,容许以致鼓励不同学科划定界线,甚至享有对特定知识领域的垄断地位,如社会及人文学科中的经济学和教育学,就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有关经济和教育的“专业” 论述.在这样的学科分割状况下,文化研究学者要走进教育学垄断的教育专业领域,也经常会碰到一些障碍.这种学科分割,保护了垄断地位的大学体制,显然不利于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也是造成学院／学科化之后的文化研究离弃其教育和社会关注的初衷的另一原因.
除了文化研究身处的外部体制环境的限制,包括不利于认真地教与学的大学学科／规训体制外,当代文化研究社群,尤其是栖身于大学的学者和研究生,研究兴趣倾向于流行文化、电影、互联网、性／别等题目,也是文研愈来愈偏离其教育关怀的另一个原因.之所以这样,与文研早期进入学院／学科化的过程中,带着为普及文化平反的目标有关,而这些关注影响了学院／学科化的文化研究日后的知识再生产的走向.另一方面,对于年轻的文化研究的研究生来说,流行文化、电影、互联网、性／别等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课题,远比“沉闷”的教育研究来得有趣.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的学术年会中,为数最多的论文和专题小组,主题均与流行文化、电影、互联网、性／别等课题相关,有关教育的文化研究,往往只处于边缘的位置.此外,早期的进入了学院体制的文化研究课程,如英国伯明翰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ＣＣＣＳ）所招收的,基本上全是研究院程度的学生,大都拥有学士学位,经历基本的学科规训的过程,比较容易理解文化研究所强调的跨学科（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原则,也相对主动和独立,兼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学术语言和研究能力,因此不难与教师一起透过合作研究进行学习.然而,随着文化研究在学院的普及化,以至大学本科课程的开办,文研教师面对的学生群体也有很大的转变,当中不少学生缺乏基本的大学本科知识和学术语言,对教师的依赖也较高.
学生群体的转变,对作为一项教学计划的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相对被动和缺乏学术研究能力的本科学生的增加,文化研究倘若仍然想维持以学生的需要和能力为中心,与学生的生命历程相关并旨在改造社会的教与学计划,显然需要改变过去主要以问题意识相对清晰、学术能力较强的研究生为对象的教学过程,系统而深入地学习理解这些新的学生的状况及其身处的社会环境,找出并尝试扫除阻碍他们学习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文化研究希望在学科化和大学体制内普及化之后延续其改造社会的志业,恐怕必须首先认真地检视大学教育的转变,探索及促成在体制内外更合理有效的教育操作,以至改造教育体制与政策.
威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９／１９９３：１５８）认为,他们当初创办成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补充正规教育的不足或满足社会新的需求,更在于把学习看作社会转变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因此不在于为学生供应激进的理论,又或尝试提出人文关怀,而是透过理解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和社会环境下的生活所需和情感关注,使教与学的过程与学生的生命历程相关.为此,旨在改变社会的成人教育,除了在内容设计上扣连社会动态及平民百姓的关注外,还需要同时改变教与学的过程,扫除社会上降低学习动机的种种因素,令教育更能配合学习者的意愿.然而, 原本是一项教育大计,强调跨学科视角,主要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实践场域的文化研究,对与其自身的教研实践密切相关的教与学领域,只愿投放些许不成比例的热情和工作于其中,这是很有点可惜的.
故此, 当读到罗小茗的《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便很自然地浮出了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中众师兄弟“归位”的联想.自然,文研的回归教育,并不是简单地重走一遍英国文化研究第一代所走过的老路,这恐怕也难以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脉络下发生,而是寻找新的方法,在当代中国急促变动中的语境之下,恢复文化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改造计划的教育内容、形式、过程的投入和关注.《船票》一书,正是循此方向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既开拓了大学通识教育的想象,同时也填补了中国本土一直缺乏深入浅出的文化研究入门书的空白.
（本文部分段落引用或改写自笔者的《缺学无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
（责任编辑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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