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国内跨文化敏感度评述》
该文是改革背景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和文化敏感和研究评述和高等教育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 窦文娜
(北京建筑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102616)
［摘 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诉求日益凸显,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国际化人才的必备素质,而对其作为核心要素的跨文化敏感性的研究也得到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探讨近十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跨文化敏感度专题实证研究的发展现状,分析现存的问题和研究局限性,以此为基础,阐释未来该领域研究发展方向,以期为国内外同行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跨文化敏感度；实证研究评述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8)01-0085-08
doi:10.3969/j. issn. 1672-8610.2018.01.013
1995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跨文化进入新的征程.2007年,教育部发布《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其中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中明确提出,“大学英语是以跨文化交际等为主要内容,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由此可见,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更高要求,也是在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高等教育实现国际化进程的有效路径之一.同时,国内外研究一致认为,跨文化敏感度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响跨文化交际有效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因此,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分析跨文化敏感度专题研究在我国发展的历程,不仅能够梳理在该领域中我国的研究现状和相关成果,还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研究的特点,选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为今后我国学者在未来该学科研究的道路上提供新思路.
一、研究背景
Bronfenbrener, Harding & Gallwey 于1958年在The measurement of skill in social perception著作中提出“敏感”这一概念,将“敏感”划分为两部分：群体内敏感（sensitivity to the generalized other）和人际间的敏感(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其中人际间的敏感指的是“一个人区分他人不同于自己的行为、认知,或是感情的能力”［9］1-16.Bennet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跨文化敏感度是个体基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从“民族中心主义”向“民族相对主义”转换的能力.并创建了著名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简称DMIS模型）.在该模型中,Bennet将其划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包括：否认差异,抵制差异和差异最小化,隶属于民族中心主义；后三个阶段包括：差异认同,适应差异和融合差异,隶属于民族相对主义［3］.Bhawuk&Brislin在1992年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论视角下,设计了“跨文化敏感度目录”（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ntory,简称ICSI）,用来测量个体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的跨文化敏感度.然而该研究将构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维度,即：认知、情感和行为,应用到测量跨文化敏感度,其研究工具的有效性受到学者的质疑.［10］192-193Chen, G. M., Starosta, W.J. (2000)在全新阐述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区分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两个概念,认为：跨文化敏感度属于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情感层面,并将跨文化敏感度定义如下：“指个体有能力理解和欣赏不同的文化,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中行为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并由此产生积极的情感.”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跨文化敏感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特别强调交际个体首先要有理解、欣赏和接受不同文化的主观意愿,而后才能在跨文化交际整个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他们总结了跨文化敏感度的六个因素：自尊（self-esteem）、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开放思想(open-mindedness)、移情(empathy)、互动参与和延迟判断(suspending judgment).自尊是指人在交际过程中建立自我价值,能够乐观、自信地处理负面情绪；自我监控是指人在交际过程中有能力控制和改变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交际的最佳效果；开放思想指的是交际者有能力阐述自己的思想,接受对方的观点；移情又叫做感同身受,是跨文化敏感度的核心概念,指人在交际过程中关心他人的情感和反应；互动参与指的是人在交际过程中有能力主动回答问题、参加活动和接受信息以达到更好地理解对方；延迟判断指的是交际者在没有足够的信息的情况下,对不同于自己文化的观点保持不批评、不草率下结论的能力［5］.由此可见,跨文化敏感度是搭建跨文化意识（认知层面）和跨文化效力（行为层面）的重要桥梁.
本文借助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平台,梳理跨文化敏感度专题研究在我国近十年来的发展状况,分析相关研究的成果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国内致力该领域研究的同行们提供参考,并为在未来深化跨文化敏感度研究上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设计
笔者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探讨近十年来,我国跨文化敏感度专题的实证研究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研究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发展的方向.
文献的收集方法：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检索条件为：时间范围：2007年至2017年截止本文撰稿期间（2017年6月22日）.内容范围：“主题”中包含为“跨文化”并进行模糊匹配.文献筛选：SCI收录刊或者 EI收录刊或者核心期刊或者CSSCI期刊,目的是收录在以上四个子数据库里的期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共检索获得7437篇文章,其时间和数量分布特点见表1.在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检索条件为“主题”中包含为“敏感”并进行模糊匹配,得出74篇文章,其时间和数量分布特点见表2.笔者没有直接在“主题”中检索“跨文化敏感”关键词,而是用两次检索,其目的是扩大检索的范围,最大化地检索出与跨文化敏感度专题相关的文章.
笔者遵循文献整理三原则,即：条理化,系统化和简明化.以74篇文章为基础,对其题目、关键词和摘 要进行分类编码,综合简化,挑选符合“高等教育”背景下实证研究共16篇,占比约为22%.
表1跨文化相关核心论文发表年份与数量详情（2007-2017）
年代数量百分比
2017305 4.10%
2016841 11.31%
2015729 9.81%
2014795 10.69%
2013780 10.49%
2012753 10.13%
2011751 10.10%
2010687 9.24%
2009628 8.45%
20085877.78%
20075787.78%
合计7434100.00%
表2跨文化敏感度相关核心论文发表年份与数量详情（2007-2017）
年代数量百分比
201700.00%
201656.76%
2015810.81%
201412 16.22%
2013810.81%
20121013.51%
20111013.51%
201068.11%
200934.05%
200845.41%
2007810.81%
合计74100.00%
笔者首先从研究方法层面对16篇跨文化敏感度实证研究进行分析.其中定量研究有12篇（指仅基于问卷调查）,定性研究有1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有3篇（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其次,从调查工具层面分析得出,除去定性研究这篇文章采用美国学者Bennett提出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MIS）,其他15篇文章均采用Chen, G.M., Starosta, W.J. (2000)在期刊Human Communication中设计并发表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 简称ISS）,该量表包含24个题项,反映了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因素: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交际参与度指个体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所产生的参与感,覆盖量表中 1,11,13,21,22,23和24共七个题项.差异认同感指个体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理解、接受并尊重文化差异,覆盖量表中 2,7,8,16,18和20共六个题项.交际信心指在跨文化交际中个体的信心程度,覆盖量表中3,4,5,6,和10共五个题项.交际愉悦感指个体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所产生的愉悦程度,覆盖量表中9,12和15共三个题项.交际专注度指的是个体在交际过程中理解对方所传递的信息,以及有效地做出回应的意愿,覆盖量表中14,17和19共三个题项.ISS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中国等国家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在这15篇中,其中3篇是在ISS的基础上加入自制的研究调查项目,从而整合成新的量表.再次,从跨文化敏感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层面看,所涉及的研究又可以细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国内本科生整体进行调查研究；二是将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研究目的进行分组然后做差异研究.
三、结果与讨论
（一）跨文化敏感度研究发展现状
从整体上看,近十年来,我国学者跨文化敏感度论文成果数量达到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十分之一,其中基于实证研究的跨文化敏感度占比为该领域研究总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近十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说明学者开始逐渐关注实证研究,但同比在美国刊物上实证性研究论文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态势,还有待提升.从具体研究内容看,我国基于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的跨文化敏感度研究可划分为三大类.
1.基于不同研究对象,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敏感度现状调查的共时研究.一方面,我国学者对国内本科生整体进行调查研究.胡艳（2011）基于ISS调查问卷对山西大学4个年级的175名本科生进行跨文化敏感度整体调查.研究结论是：大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五因素中差异认同感水平最高,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和交际信心水平依次排后,交际参与度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因素；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交际专注度和交际参与度之间完全线性相关；差异认同感和交际愉悦感两变量间呈强相关关系［7］68-73.刘翌欣和窦琴（2012）基于ISS调查问卷以非英语专业350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大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总体较高,五因素中差异认同感和交际参与度水平最高,其次是交际愉悦感,再次是交际专注度,最低的是交际信心.五因素内部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11］192-193.张雪莉（2014）基于ISS调查问卷以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的200名英语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得出：中外合作院校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水平中等偏低.在跨文化敏感度的五因素中,交际专注度水平最高,依次为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和交际愉悦感,交际信心水平最低.跨文化敏感度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其中交际信心与交际参与度,交际专注度及差异认同感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12］158-160.王洪才等（2014）运用 Bennett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MIS)对8 位研究生作为重点访谈对象,研究结论指出：本土学生跨文化意识淡薄；本土学生与留学生互动的机会非常少,而且行动上不积极主动；英语水平妨碍了本土生与国际生交流,也导致了在交往取向上的功利性；本土生对国际生持积极评价,但在交往上面临文化障碍［13］60-66.李燕（2015）基于ISS调查问卷对北方工业大学819名本科生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整体水平呈中等水平,跨文化交际敏感度五因素的水平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专注度＞交际愉悦感＞交际信心.文科大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明显强于理工科大学生,游学经历在提升外语学习者情感因素方面具有积极意义［14］13-15.
另一方面,将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研究目的进行分组然后做差异研究.彭世勇（2007）基于ISS调查问卷将200名英语专业本科生和 200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跨文化敏感度对比研究,得出：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交际信心受交际愉悦感的影响最大;而对于非英语专业本科生来说, 交际参与度是唯一能够影响交际信心的变量［8］171-176.安然（2011）基于ISS调查问卷和自制的研究题目,通过对177名中国学生和180名留学生开展实证对比研究,表明：中国学生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互动参与、互动喜好、互动关注和尊重文化差异方面的数据都明显高于留学生［15］110-114.王晓玲（2012）基于ISS调查问卷对比106 名汉族学生、199名维吾尔族学生和75名藏族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的不同,指出：维吾尔族的个人差异认同感最高［16］136-141［17］73-77.鲁修红和李欣（2012）基于ISS调查问卷,研究50 名中国国内的研究生以及 50 名在国外留学的中国研究生在跨文化敏感度整体和各个层面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留学国外的中国研究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水平高于国内中国研究生.国外的中国研究生的差异认同感和互动享受高于国内中国研究生,但在互动投入、互动信心、互动专注等三个方面两类学生没有显著性差异［8］105-107.
2.基于教学改革,对培养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历时研究.杨静（2013）整合ISS调查问卷和自制研究问题项目,通过非英语专业快班 111 名大二年级学生进行历时4个月的教学模式改革,探索通过与留学生交流能否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研究结果显示,实验前后在学生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上差异显著但是在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上差异不显著［19］174-179.苏广才和孟昕（2014）通过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教学方法的改革实证,探讨大学英语文化差异教学法对培养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作用,研究结论是交际参与度和差异认同感面实验班和对照班差异显著,但是交际信心差异都不显著［20］132-135.任仕超和梁文霞（2014）通过对44名英语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历时9周的授课模式的改革,试分析中外远程协作课程对培养学生跨文化敏感度问题,实证结果是,学生跨文化敏感度中的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显著提高,但是跨文化敏感整体水平提高不显著［21］87-94.苏超华（2016）通过对非英语专业120名新生进行历时一个学期的课堂模式改革,研究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结论得出,实验前后跨文化敏感度整体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是到在五因素中,差异认同感、交际参与度增长最为明显,已经达到了显著性水平［22］139-146.
3.基于探索影响因素,对跨文化敏感度进行的相关性研究.王晓玲（2012）通过ISS调查问卷,在民族院校中随机选取了 481 名学生,探索群际接触是否对民族院校和非民族院校学生的跨文化敏感五因素有影响,研究证实,群际接触影响了跨文化敏感中基于认知因素的交际信心,从而影响了人们跨文化交际中的情感［17］73-77.屈妮妮和窦琴（2014）基于ISS调查问卷对300名有出国意向和具有海外经历的外语学习者进行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较为密切；在跨文化敏感度五个因素中,外语学习者的交际参与度呈现出最强,而交际愉悦感最弱［23］167-170.张芝花（2015）通过ISS问卷和自制文化负载词汇问卷,对500 名非英语专业二年学生进行跨文化敏感度与文化负载词汇习得之间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跨文化敏感度和英语文化负载词汇之间存在着明显正相关,说明学生掌握的文化负载词汇越多,就自然会更愿参与到交际活动中去,而随着参与的深入,对文化负载词汇的理解和体会也会随之加深［24］60-63.
（二）跨文化敏感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
从研究工具采用上来看,目前研究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有些研究将Chen & Starosta开发的跨文化度量表ISS翻译成中文版,直接引入自己的研究中,未对中文版ISS 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从而在一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第二,有些研究者为了增加研究自变量或是探索影响跨文化敏感度的外在影响因素,在量表ISS中,加入自拟的题项,从而形成新的量表,但是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有待检验；第三,所有研究均是采用国外量表（ISS和DMIS）,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来研究中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
从研究结果上来看,目前研究同样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历时研究时间短,所涉及的研究时间均在一年以内,导致实证前后跨文化敏感度整体水平不显著.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证实,跨文化敏感度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并受到外倾性、亲和性及开放性等性格的影响［21］87-94.与此同时,基于短时间的实证研究,在跨文化敏感度内部五因素的显著情况也不尽相同,从而影响了该相关研究的适用性和推广性.第二,对于研究结果的解释力不足,没有对定量研究结果显示跨文化敏感度整体水平或是内在因素之间显著与否的内在原因进行充分的剖析,相应的原因解释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第三,研究对象分组之间缺少差异性对比研究,导致研究结果比较笼统化.有些研究在调查问卷前进行了分组,但是在数据分析时缺乏组间差异性对比,在结果汇报时,只针对整体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水平,没有考虑其他潜在的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
（三）跨文化敏感度研究发展方向
首先,研发立足中国当今发展背景下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前期大量的理论论述和实证研究作为铺垫.其次,加大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才能解决培养提高交际者跨文化敏感度的问题.再次,根据研究条件,加长研究时间,强调长期,才能掌握交际者跨文化敏感度的发展模式.最后,细化研究对象,增加变量如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等,探索影响交际者跨文化敏感度的潜在影响因素,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中国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作用.
四、结语
伴随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进行,势必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出一大批一流的国际人才,以满足当今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对于国际化人才的首先必备的能力之一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敏感度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是当今教师和研究者值得注重的课题.笔者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探讨近十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跨文化敏感度专题实证研究的发展现状,分析现存的问题和研究局限性,以此为基础,阐释未来该领域研究发展方向,为国内外同行提供参考的价值.本次研究仅限于2007-2017年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没有涉及优秀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和非核心期刊论文以及会议论文,样本不够大,故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的研究应扩大范围.
【 参 考 文 献 】
［1］Barnlund, D.C. 1988.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village［C］//L.A.Samovar, R.E. Porte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CA:Wadsworth.
［2］Bennett, M. J. 1986. Towards ethnorelativi: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C］//M. Paige. Cross-cultural orientation: New conceptualization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3］Bennett, M. J. 1986.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training for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0 (2).
［4］Bhawuk, D. P. S., Brislin, R. 1992.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using the concepts of individuali and collectivi［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6(4).
［5］Chen, G.M., Starosta, W. J. 2000.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nsitivity scale［J］.Human Communication, 3.
［6］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5).
［7］胡艳.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调查［J］.外语界,2011(3).
［8］彭世勇.跨文化敏感: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学生对比［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9］Bronfenbrener, U., Harding, J., Gallwey, M. 1958. The measurement of skill in social perception［C］//McClelland, D.C. Talent and society. NY: Van Norstrand.
［10］Chen, G. M., Starosta, W. J. 1997.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J］.Human Communication, 1.
［11］刘翌欣,窦琴.关于跨文化敏感度的调查研究［J］.人民论坛,2012(29).
［12］张雪莉.中外合作院校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敏感度调查［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13］王洪才,戴娜,江利.本土生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14(4).
［14］李燕.北京市大学生跨文化敏感度调查研究——以N大学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18).
［15］安然.中外高校学生跨文化敏感对比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1).
［16］王晓玲.论群际接触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一项基于民族院校和非民族院校学生的实证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2(1).
［17］王晓玲.跨文化敏感:民族院校与非民族院校学生对比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18］鲁修红,李欣.国内外中国研究生跨文化敏感度比较研究［J］.学术探索,2012(9).
［19］杨静.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20］苏广才,孟昕.大学英语文化差异教学方法实证研究［J］.外国语文,2014(1).
［21］任仕超,梁文霞.中外远程协作课程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外语界,2014(6).
［22］苏超华.翻转课堂下跨文化敏感度培养的实证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3］屈妮妮,窦琴.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研究［J］.外国语文,2014(6).
［24］张芝花.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文化负载词汇习得的相关性研究［J］.外语教学,2015(3).
Review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Dou Wenn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2616)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China, this initiative promote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who are supposed to equipped themselves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fact, as the core elemen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t has gradually grasped domestic scholars’ attention. B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intends to study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research focused o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our country from 2006 to 2016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also tries to interpre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a meaningful reference for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higher education reform；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a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改革背景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点评,本文是大学硕士与改革背景本科改革背景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文化敏感和研究评述和高等教育方面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