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抵达现实的若干种方式2019年中篇小说一个侧面的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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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在2017年,批评家孟繁华曾经就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在当下时代位置的重要性发表过一番言论：“从文体方面考察,近五年来我认为中篇小说还是最有可能代表这个时期文学高端成就的文体.一方面,这与百年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的发轫,无论是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还是鲁迅的《阿Q正传》,都是中篇小说,这是百年白话文学的一个传统；一方面,进入新时期,在大型刊物推动下的中篇小说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因此,中篇小说是百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体.中篇小说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到了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使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在这个前提下,中篇小说一直没有改变它文学性的基本性质.因此,百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中篇小说因此构成百年文学的奇特景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这在百年的文化语境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无论如何,百年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段文学的高端水平,它所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理想、焦虑、矛盾、彷徨、或不确定性,都密切地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于是,一个文体就这样和百年中国建立了如影随形的关系.它的全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值得珍惜的文学财富.”（见《中篇小说仍是高端成就》）如果说中篇小说的确是当下时代不容忽缺的一种重要小说文体,那么,毫无疑问地,2017年中篇小说的创作也一样成绩突出,可圈可点.
首先,是文坛名宿王安忆透视表现中产阶级精神困境的中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长期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一部优秀作品的生成,首要前提就是作家必须对世界、生活或者人性有新的洞察与发现.长期置身于现代化大都市上海的王安忆,或许与自身就属于中产阶级阶层有关,多年来对于这一社会新阶层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真切体会.唯其如此,她才能够以一颗敏感的心灵体察发现隐藏于中产阶级养尊处优的体面生活背后的精神隐痛.《向西,向西,向南》就是这样一部凝结着王安忆生活新发现的中篇小说力作.小说的女主人公陈玉洁和她那位一直隐于幕后未曾露面的丈夫,都出生于上海的普通家庭,而且,都是在大学毕业后经过一番不懈的自我奋斗之后,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跻身于大约在进入新世纪后方才在中国基本成型的中产阶级行列.“在陈玉洁个人,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就好比一夜之间,又像是几个世代,来不及后顾,一径地向前.从外贸公司买断工龄,自营进出口.大学毕业分配在政府部门的先生早几年已辞去公职下海,先是承包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赚第一桶金,然后与几个同学去南非购买金矿,再又掉转龙头,向内发展,到山西开矿和炼焦.这十年于他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说是原始的,又是最后的发展机会……总算立定脚跟,不仅获得财富,更是在一波又一波的产业浪潮之间,占据衔接的一足之地.”如此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却只育有一个女儿,自然会被捧做掌上明珠悉心呵护.早先的成长岁月自不必说,“最后,女儿高中毕业,直接去美国读大学,可谓人生大礼.因学业中等,就读一所设计专科学院,校址却是在纽约曼哈顿.学费和食宿费极昂贵,有什么呢？钱已经不是问题”.金钱不是问题,那什么才是问题呢？这正是王安忆意欲进一步探究表现的关键所在.
既然女儿在美国读书,陈玉洁把自己的外贸生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上述关键性问题被王安忆循序渐进地层层剥离开来.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细节,就是丈夫的生意合伙人来纽约度假.合伙人戴先生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既然戴先生要到纽约来,那陈玉洁无论如何都有义务出面接待.没想到,不接待不要紧,这一接待就把身为中产阶级之一员的陈玉洁之内心隐痛,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出来. “她说,戴先生这么破费,真不好意思！女儿没抬头,忽然从鼻子里哼一声,戴——她这么称呼,‘戴’,呈出一种客观的立场,戴送我礼物,爸爸送维维安礼物,总量上是平衡的.”女儿这句看似无意的牢骚,顿然戳穿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不堪事实.她“心里一惊,这才发现,‘维维安’这个名字已经在说话中出现许多次,太多次,仿佛已经是个熟人.镇定一下,说：维维安是谁？与你有什么干系！女儿抬起头,望着母亲：别装了——说得不错,他们家的人都会装.别装了,女儿说,那是个小三,跟着爸爸到这到那.是一代人的缘故,还是只是个体,女儿说话如此直接,直接到粗鄙”.面对女儿的直截了当,陷入窘境的陈玉洁一时气急第一次动手打了女儿一巴掌.然而,这个巴掌打得再响,也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陈玉洁和她的丈夫看似平静如水的生活中,事实上早就有一个小三插了进来.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情形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个案性的存在,而是中产阶级阶层中的一种普遍状况.既然维维安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那为王安忆所敏锐捕捉到的类似于陈玉洁这样的精神隐痛,也就同样可以看作是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家庭女性一种难以言说的普遍性精神隐痛.
谜底既然已经被揭开,剩下的问题就是陈玉洁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应对了.对陈玉洁来说,能够做出的选择也不过只有两种.一种是撕破脸和丈夫大闹一场之后分手,从此各自东西.如此一番大闹的结果,必然是看似完满家庭的四分五裂.另一种,便是什么都不说,以忍气吞声的方式维持现状.尽管说打向女儿的那一巴掌充分说明了陈玉洁内心强烈的愤懑之情,然而,一旦理性回归之后,陈玉洁就会清醒地认识到,这婚,丈夫离得,自己却离不得.也因此,不管内心世界多么难受,她都得面对不堪的现实,闭上眼睛,装聋作哑.“丈夫不再来电话,当然,她也不去电话.显然已察觉出什么,也可能,本来就是戴领了使命,有意露出口风.也好,她想,很好.她想,真是太好了！她继续装不知道,他也装她不知道,他们都会装.”一对看似成功的中产阶级夫妻,虽然衣食无虞,养尊处优,但这么彼此装来装去的,其实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陈玉洁内心那种无法排解的精神痛苦,你只要略微留心一下女儿短暂离开后她的一番举动就可以一目了然.“一个人的公寓,更显得大而无当,为摆脱四周空间的压迫,她将其余房门都锁上,只在自己的一间里活动.当走过客餐厅去厨房的时候,听见自己的足音,就觉得这种压迫追逐而来.于是,将咖啡机、面包机、微波炉移进卧室,尽最大限度减缩活动面积.”所谓来自于四周空间的压迫云云,象征表现着的,正是丈夫的情感变故对陈玉洁形成的强烈刺激.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陈玉洁与亲生女儿之间的情感疏离.作家之所以要不惜笔墨描写陈玉洁母女之间从一开始就没能够密切起来的不正常情感关系,其实也正是为了更进一步凸显陈玉洁在丈夫背叛自己之后情感上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孤立无援.
事实上,也正是在陈玉洁遭遇家庭情感变故的同时,她逐渐结识并走近了四处闯荡世界讨生活的温州青田女人徐美棠.徐美棠是十六岁时以偷渡的方式越境出国到欧洲讨生活的.她先后遭遇了两个男人.第一个是在二十六岁的时候,为了在柏林立足,她被迫嫁给了一个六十岁且有着自己家小的青田老头,由此成了一个餐馆的老板娘.也正是在柏林开餐馆期间,她得以有机会结识了第二个男人.只不过,那时候,他俩一个是老板娘,一个是大厨.等到“前夫”青田老头一命归西之后,徐美棠什么都没有带,只是带着大厨一路向西,漂泊到了纽约的曼哈顿开餐馆.这才有了和陈玉洁再次重逢的机会.没想到的是,在和陈玉洁重逢之后不久,大厨就因为身患严重的肝病而性命不保.为了挽留大厨的性命,徐美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专门回国请教过一位大师.请教的结果是：“大师说,福建人的星命是在西边,前半段她是顺势行,从香港到欧洲,到美国,不是一路向西？然而,在东岸滞塞久了,应继续向西,所以,就准备迁移.”问题是,人命终究难违天命,还没等到他们再次向西,大厨就已经一命呜呼了.任谁也难以猜到,到最后相伴着一起迁往圣迭戈的,竟然是陈玉洁和徐美棠.“按原先的立约,陈玉洁做老板,徐美棠任经理,经理兼大厨,老板负责前堂.原来的一个厨工,一个跑堂,还有一条大狗,一并留下来.”至此,小说那个颇有些怪异的标题“向西,向西,向南”也就落到文本实处了,所具体表达的,乃是陈玉洁与徐美棠所走过的自中国到欧洲,再由欧洲到美国,又由纽约曼哈顿到加州圣迭戈的基本人生轨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地理的某种位移,实际上却充满着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其中,中产阶级陈玉洁难言的精神隐痛,与徐美棠和大厨之间的生死恋情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强烈对比.与此同时,倘若我们从性别角度切入,那么,陈玉洁与徐美棠联手去圣迭戈附近小城开餐馆的背后,其实隐隐约约存在着的又是某种性别批判的意味.两人之间源于惺惺相惜而进一步滋生出的排斥、拒绝男性的同性情谊,给读者带来的,恐怕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阅读感动.
然后,是尹学芸一部借助于官场故事巧妙地谛视人生的中篇小说《花匠与看门人》.既然被命名为“花匠与看门人”,那花匠与看门人自然也就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故事发生在埙城一个名叫“行政局”的机关里.现行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行政机关.因此,我们不妨在象征层面上理解尹学芸的这种艺术设置,将其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看作是中国行政机关的隐喻性表达.花匠也罢,看门人也罢,都与这个机关紧密相关.只不过,相对于早已在行政局干了好几年的看门人老胡来说,花匠老陈是行政局里的新人.或许正因为老胡比老陈资格老的缘故,在老陈面前,老胡总是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某种精神优越感.身为行政局的一位临时工,老陈内心非常清楚,自己与行政局的那些国家干部之间存在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之所以要把得意洋洋的老胡用干部来作比,潜意识中透露出的,正是如同老陈与老胡这样的打工者内心中对于干部身份的羡慕与钦敬.也因此,虽然只是看似无意间的一句叙述话语,其中却已经隐隐约约透露出了尹学芸这个中篇小说思想主旨的某一个侧面,也即对于当下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与阶层分化状态的真切书写.
身为行政局的普通打工者,花匠老陈与看门人老胡,毫无疑问属于那个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这一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吃饭问题.十块钱三个菜,米饭随便吃,对于城市人来说,已经是再简单不过的食谱了.在生活一贯勤俭朴素的老陈看来,却属于一种暴殄天物的奢侈浪费行为.然而,与老陈相比较,饮食上更俭朴的却是老胡,“用电磁炉煮碗面,从园子里揪几片菜叶子扔进去,就是一顿饭”.与这些普通打工者的俭朴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埙城上层人的豪奢生活.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位后来不幸死于非命的时尚女性靳尚.关于靳尚生活的豪奢,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个细节,是她戴着的那副昂贵的太阳镜；另一个细节,是她开着的那辆车号为1188的鸡血红色宝马轿车,价值八十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个细节,则说明她是个承揽工程的大老板,“承包了城内所有的电子眼,一个项目就千八百万”.如果说靳尚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那么,成天与她纠缠打混在一起的那些人们,比如行政局贺局长的经济收入与基本生存状况,自然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就这样,仅仅通过老陈与老胡的日常饮食状况以及靳尚日常生活豪奢细节的描写,尹学芸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当下时代普遍存在的贫富悬殊与阶层分化现象.
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看,《花匠与看门人》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旨在透视表现三个男人与三个女人之间情感纠葛的中篇小说.在如何对待男女感情的姿态方面,身在社会底层的老陈、老胡与社会上层的靳尚、贺局,也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照和差异.首先,是花匠老陈.这位年轻时曾经因偷窃行为影响了婚姻大事的打工者,其实生性朴实木讷.他一直纠结于和二嫂那种若即若离的情感关系中而难以自拔.二嫂是二哥在唐山打工时带回来的女人.在老陈与二哥、二嫂一起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后,二哥突然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二哥一死,老陈与二嫂就备感尴尬了,“东屋住着二嫂,西屋住着老陈,村里人总说闲话”.老陈之所以跑到行政局来做花匠种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逃避那些闲话.老陈自己可以逃到行政局来,但他所面临的问题却逃避不掉.就这样,“老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不能做不伦之事,也不想做恶人.二嫂子说无家可归,老陈就不能把她轰野地里去睡”.作为一位底层打工者,面对内心里也非常喜欢的二嫂,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某种道德尊严感的葆有与坚持.无论是面对来自于侄子陈先的强势逼迫,还是面对来自于贺局那极具时代特色的“循循善诱”：“你屋里那些办公用品,回头我让行政科长给倒出去,给你换个双人床.你那个二嫂子,是吧？如果她愿意,让她也一起过来,在菜园里给你打个下手,顺便打扫一下卫生,工资跟你一样.你觉得呢？”“这都什么时代了……老陈,抓紧办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老陈都没有动摇.他那种道德尊严感,在这个杯水主义盛行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然后,是看门人老胡.这位说话时总是絮絮叨叨地有所夸张,总是一厢情愿地把贺局当作自家外甥的看门人,生命中其实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小石人,另一个是东北女人玉芳.所谓小石人者,就是通常所说的行不了男女之事的石女.尽管这位小石人身高不足一米四,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但老胡却对小石人照顾得特别周到,以至于小石人临终时的遗言是：“下辈子我还跟你.”东北女人玉芳,是在邻居家做保姆时与老胡认识的.一来二去熟悉后,因为被玉芳话语中的孤苦伶仃所打动,老胡就在她回东北之前和她办了喜宴.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人举行过婚礼仪式之后,老胡方才了解到,玉芳在东北还有一个瘫老头丈夫,要想离婚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一来,日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就是老胡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攒钱养活玉芳和她的瘫老头丈夫.用贺局的话说,“老胡这个媳妇是东北人,五一来一次,十一来一次,把老胡的钱拿走,就没事了.这是媳妇？分明是债主么”.即使如此,老胡仍然无怨无悔,对东北女人不离不弃.在看门人老胡身上体现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民间正义感,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
与老陈老胡们的民间情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贺局与靳尚之间的薄情寡义.尽管叙述者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但依据文本中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来判断,贺局与靳尚之间,是存在着利益关系缠绕的情人关系.其一,是靳尚虽然有丈夫老吴,但两人之间的感情状况却非常糟糕.大半夜地和贺局待在一起,不是情人关系又能是什么关系呢？其二,是靳尚面对看门人老胡的极端不耐烦：“大墨镜有点不耐烦,说我找贺局,又不是来一趟两趟了,怎么还登记啊？”其三,是靳尚意外身亡后的凌乱场景中所透露出的暧昧信息：“短裙掉在了屁股下,明显是临时抻上去的.内裤能看见一角,是大红的,跟车一个颜色.老胡甚至看清了那张脸,墨镜歪在一边,嘴边有一堆秽物流到了地板上,大概能盛满一海碗.”将这样的场景,与贺局本人“上衣敞着,扣子一粒也没有扣；裤子也没有穿好,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拉链的地方还开着口,好歹掖在了皮带里；皮带头则没穿进裤襻,就在肚子上支楞着”的衣冠不整装束联系起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已经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情人,一旦有可能威胁到自身的前程和利益,贺局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地将她残忍地埋到单位的花园底下.与老陈老胡对于女性的情深意重相比较,贺局对于女性的薄情寡义,不管怎么说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尹学芸的重心显然不仅仅在于社会底层男性与上层男性之间道德精神的对比表达上.借助于靳尚意外的命案而写出老陈与老胡内在精神世界中所潜藏着的奴性心理,才应该是尹学芸的深刻命意之所在.也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尽管尹学芸在《花匠与看门人》中的确写到了一桩命案,但作家却无意于探究这一命案本身的是是非非,她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显然在于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与勘探.事实上,关于社会底层普通民众老陈与老胡身上所深潜着的那种奴性心理,早在命案发生之前,就已经在尹学芸的笔下有所表现了.比如,就在贺局不着痕迹地贬损了一通过于抠门的老胡之后,老陈的感觉是“嘿嘿地乐”,“老陈乐贺局刚敢于说的那些话,分明在贬损老胡,为自己挣口袋.老胡是装作没听出来.虽说是玩笑话,也让老陈打心眼里高兴.这样大的行政局,这样高级别的领导,能为自己说话,这是多大的颜面啊”！这样熨帖人心的话语,加上额外增加的三百元钱伙食费,再加上关于二嫂来单位打工的承诺,老陈对于贺局的心服口服与顶礼膜拜,就是顺理成章的.老胡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一个是贺局醉酒后的满口老舅,一个是他不慎摔伤后贺局的关心与慰问,一个是那额外的三百块钱伙食费,再加上老胡内心里一直认为在龙穴上办公的贺局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强烈预判,老胡对于贺局的卑躬屈膝,同样也就势在必然了.归根到底,老陈与老胡对于贺局的感恩戴德,与贺局手中所拥有的权力之间,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因果关联.所有这一切,也就为命案突发后老陈和老胡的表现奠定了基础.
《花匠与看门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靳尚意外身亡后,尹学芸对于贺局、老陈以及老胡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所进行的精准捕捉与描写.首先,是已经被吓破了胆的当事人贺局（关于贺局,叙述者曾经反复强调他学法律出身.一位学法律出身的国家干部,面对着靳尚的意外身亡,竟然以私下掩埋的方式逃脱罪责.其中的反讽意味,显然不容忽略）：“‘我完了,我完了！’贺局的小白脸是柴灰色,嘴唇一个劲哆嗦.两只手不住往虚空里抓挠,不知道想抓住什么.‘我完了,我完了！’贺局的声音里都是哭腔,他在不大的屋子里转磨,脚底下像撵着陀螺,碰到了那只方凳,方凳一下子被踢翻了.”一时间的方寸大乱,尹学芸以聊聊数语即表现得淋漓尽致.然后,是貌似沉着的老胡.老胡之所以要出手营救深陷困局的贺局,与这样几个因素紧密相关：一个是他们之间若有若无的亲戚关系；另一个是一贯被轻视的老胡突然间获得的被委以重任的感觉；再一个,则是他对于贺局前程无量的预期.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老胡长期形成的对于权力的奴性心理作祟的缘故,乃是促使老胡对贺局施以援手的根本原因所在.接下来,是那位懵懵懂懂被裹挟进去的老陈.“老胡说,现在需要你救贺局,你救不救？老陈噌地从床上下来了,两脚踩在地上,找鞋.那还用说？”“老胡说,不是贺局害她,是她这样会害了贺局.她一死百了,贺局的前途就毁了.贺局要是有了事,你我还能待在行政局？”就这样,面对老胡的一番杂糅在一起的无理逻辑,一时间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的老陈,最终被老胡拉上了贼船.究其根本,老陈之所以会卷入命案之中,恐怕也还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对于权力的奴性心理作祟的缘故.
带有一点吊诡意味的是,到最后,相互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的,反倒是同样身为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老胡与老陈.实际上,先后被卷入命案这件事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扭曲并改变了他们之间曾经的那种和谐关系.正是在这种彼此仇恨的心理前提之下,才发生了老胡将老陈的二嫂拒之门外的事件.这也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彻底激怒了一贯隐忍的老陈.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真正的罪犯明明是那位已经被调换到其他单位任职的贺局,却为什么是老胡与老陈之间大打出手血流满地呢？答案恐怕只能从老胡老陈深入骨髓的奴性心理去寻找.长期臣服于权力的奴性心理作祟导致了这场悲剧的最终酿成.至于老胡的伤情究竟如何？他是否会因流血过多而不幸身亡？或者说,是否会由老胡的意外受伤而牵引出此前靳尚的那一桩命案？所有的这些都属于法律的范畴,不在作家尹学芸的关注视野之内了.对于尹学芸来说,能够借助于一桩命案故事写出世道人心,写出当下时代一种必然的阶层分化,写出草民百姓内在精神世界中深潜着的奴性心理,就足已称得上取得了思想艺术的成功.
孙频的《松林夜宴图》,也是2017年度内一部透视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方面的力作.《松林夜宴图》的值得注意处,在于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从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勘探与透视.其中,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那位身兼叙述视角功能的艺术家李佳音.借助于李佳音这一形象,作家所集中表现的,乃是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困境.具体来说,与李佳音的精神困境紧密相连的,有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不容忽视.一个是她在北京宋庄时的绘画经历.在宋庄,李佳音曾经花费整整一年的时间,倾尽全部心血画了八张被她自己命名为《时间》的画作.没想到,“策展人对那些画只扫了几眼便不再多看”.面对李佳音失望、沮丧的神态,策展人给出的是愈加残酷的说法：“所以你要想卖画,就得向那些能卖得出去、能卖个好价钱的画看齐.市场需要什么你就画什么,你得讨好市场啊,总不能让市场来讨好你吧？”导致这一切现象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你的画能变成资本吗？变不成资本它就只是一张画,就不过是在一张纸上涂满了各种颜料”.由于资本所拥有的似乎可以决定一切的巨大力量,包括绘画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作品,在市场经济时代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异化的问题.真正决定文学艺术作品价值的,应该是隐藏于其中的创造性,是那些必不可少的原创性因素.然而,一旦置身于资本为主的时代,这一切就不能不让位给资本和市场了,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充满荒诞色彩的“行画”现象.所谓“行画”者,就是指一种以讨好资本和市场为唯一追求的绘画现象,借用小说中的人物郭一原的话来说,“他们让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什么画能卖钱我就画什么”.受制于如此的资本逻辑,李佳音耗费整整一年时间与心血的《时间》无人问津,而她只用了一周时间画出的“行画”却意外地在市场上走俏.策展人看过她的“行画”后,不仅马上收走,还继续批量订货.事实上,处于类似精神困境的,不只是李佳音一人,而是宋庄的所有艺术家,也可以扩而大之,是当下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这一点,在如下的一段叙事话语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李佳音看着镜子里收拾一新的自己,觉得怎么看都像个菜市场摆摊卖猪肉的小贩,担心肉卖不出去会坏掉,又担心肉卖得太好,会一下子被抢光.想想别的画家可能也都这样,都使出了一身绝技,便觉得整个宋庄此刻就像一个农贸市场,各色小贩流连于其中,土耳其的地毯,阿拉伯的神灯,波斯的夜光珠,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应有尽有.”当一个艺术品市场变成农贸市场的时候,那种被资本异化的惨烈境况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正因为已经强烈意识到了宋庄这些所谓自由画家的不自由生存境况,所以,孙频才会借行为艺术家常安之口,讲出一针见血的充满反讽意味的一段话：“这就是自由画家,这就是骄傲,这就是自由,这就是自……由”,“你们觉得我可怕,可是我们其实都一样可怜,人本身就是一种可怜的动物,活着时千疮百孔,死了都是一具白骨.都是从生到死,人却远远不如一棵植物坦然安宁.”后一段叙事话语所表现出的,除了艺术家一种无奈的自嘲,其实也是作家孙频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
另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则是李佳音在白虎山师院做老师的时候先后对五个男学生的.“总是选择在戈壁滩,是因为它充满了末日颓败的仪式感.最早的时候她曾为自己感到羞耻,但这种羞耻毫不起作用.她最终喜欢上了对他们这种轻而易举的控制,庞大对弱小的控制,老师对学生的控制,艺术对世俗的控制,神对人的控制”.身为大学老师的李佳音为什么要这些男学生呢？从表面上来看,很显然与李佳音曾经的大学老师罗梵存在着内在关联.在课堂上第一次见到罗梵的时候她就想到了年轻时的外公,年轻时的外公就是罗梵这样的气质.所以,尽管知道罗梵拥有无数的情人,李佳音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罗梵的怀抱.就此而言,李佳音的行为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罗梵行为的一种翻版,只不过发生了性别的相互置换而已.如同李佳音当年对罗梵的需求一样,她对于这些男学生的行为,归根结底是要借此逃离某种绝望与孤独,“只有在性爱中她才不再是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亲眼看见自己从我变成了我们,我们被创造出来.她的绝望与孤独就在那一瞬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稀释和解救.这种解救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她无法从中逃脱.她想,这就是离开罗梵之后她为什么要一次一次地去引诱那些男学生的原因”.然而,在人生经历逐渐叠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李佳音遭遇到生命中的另一位男性刘文波的时候,她才彻底顿悟,对绝望和孤独的逃避,也不是自己行为的根本原因,“在那个瞬间她忽然就明白了,那时在白虎山下的她其实是多么恐惧,现实的逼仄与山上的白骨让她觉得每一天向死而生,则最大程度地消解着死亡”.李佳音之所以要用来消解死亡,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是一种强劲的生命存在与生命力量的表征.事实充分证明,一旦脱离开的力量,生命的诞生便不再可能.唯其如此,当年沉溺于中的李佳音才会产生一种特别怪异的感觉,她“抚摸着男学生年轻的身体,却越发觉得所有的肉身之下其实都不过是累累白骨”.毫无疑问,与白骨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生命的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尖锐对立.正因为的生成与精神恐惧紧密相关,所以,当那种恐惧消失的时候,她便发现,“那些与恐惧相伴而生的也同时消失了”.也因此,常安的一席话,便可以被看作是对人类行为的某种合理阐释：“其实有太多的时候,可能是艺术,可能是暴力,可能是乞讨,可能只是在索要安全感.它绝不止于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李佳音的行为,我们显然可以做如是解.
李佳音之外,与历史维度关系密切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当年被发配到白虎山的知识分子、李佳音的外公宋醒石.宋醒石是浙江余姚人,他是几十年前被遣送到白虎山改造的那批劳改犯中的一员.几年的垦荒改造结束后就地落户,没有再回余姚.他和一个当地女人结婚,生下了李佳音的母亲.在李佳音的记忆中,外公有两件事情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其一,是外公似乎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总是对吃这件事保持着特别强烈的兴趣.一次,他带着李佳音去买豆腐脑和麻叶做晚饭,竟然“哧溜哧溜只两口,就把一锅还烫嘴的豆腐脑都倒进自己肚子里去了”,以至于在李佳音的感觉中,“他看起来内里总是很渴,很饿,很空,无论扔进去多少东西都填不满,都能马上听见空荡荡的回声,好像他患上了一种奇特的类似于饕餮的疾病”.其二,是外公对当年一同在白虎山进行劳动改造的两位室友的回忆与讲述,一位是生物学家,另一位是音乐家.“倨拉后来都回老家了.吾留了倨拉的地址,倨拉一个叫周在堂,是江苏无锡人,一个叫李书平,是湖南岳阳人……自从倨拉回家之后,吾每年都要给倨拉寄去西北的百合干、牦牛干、苦水玫瑰、柳花,年年过年都要寄,没有一年拉下的.”直到外公去世后,李佳音在整理外公的遗物时才不无惊讶地发现,外公竟然留下了厚厚的一沓包裹单,“所有的包裹单都是外公寄给两个人的,周在堂和李书平,一年又一年的包裹单,看上面的时间,所有的包裹都是被邮局退回来的,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一年又一年”.与这一遗物的发现相对应的是,李佳音从当年一位老那里了解到,当年外公所归属的那个队一共有十几个人,只有外公一人活了下来.究其根本,只有在了解到更为精准的历史内情之后,我们才能够彻底明白,李佳音记忆真切的与外公紧密相关的两件事情,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种残酷的历史事实.
论述至此,我们必须提及身为画家的外公留给李佳音的那一幅《松林夜宴图》了.这幅《松林夜宴图》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刻寓意呢？对于这一点,不同的观赏者提供了不尽相同的理解与答案.罗梵：“山水倒没有出彩之处,不算上乘之作,只是画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不安气息,很紧张,近似于恐惧,像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之前的那种可怕的平静.”常安：“你外公是不是挨过饿？”“你要相信我的直觉,我从不怀疑我对艺术的直觉.我觉得他画的根本不是什么松林夜宴.”策展人：“你外公既然是画家,就不至于不懂得山水画的章法,你看他把人物可以放大,且表情夸张,可见意不在山水,而是想通过这画中人物说点什么.”李佳音：“《松林夜宴图》里的三个老者白衣胜雪,醉卧松涛,露白风清,不记流年.三个人中,那个向外张望的散发弹琴者看起来有点像外公,但他眉宇间更多的是一种神秘的陌生感,不似外公的文弱,有些戾气,有些狰狞.而他的两个同伴则饮酒听琴,表情祥和,他们三人的表情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张力.”郭一原：“这不就是一张普通的山水图？三个老头在松下饮酒弹琴,优哉游哉,竟不知今夕何夕……我只能看到三个风神潇洒其乐融融的老头.”最后一位是刘文波：“你听我说啊,是不是这样,你外公还一直给他们寄东西,是因为那两个人是死的还是活的其实与他根本没有一点关系,他要的只是相信他们还一直活着.也就是说,那两个人其实只活在他的脑子里.他需要他们活着.他这么需要他们活着,那原因很可能是,他太思念他们或者是对他们太愧疚.”“那很可能是因为他对他们太愧疚,但又无法弥补,所以患上了一种心理学上的幻想症,就是他会幻想他们还活着,给他们寄东西则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会不会是你外公当年害死了他们？”那么,外公这件《松林夜宴图》的遗物到底要传达什么意思呢？一直到小说终结,孙频都没有给出一种明确的答案.综合以上各种理解,再加上叙述者在前面提供给我们关于李佳音外公的两大特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李佳音的外公极有可能是吃了两位室友的尸肉后才得以生存下来的.而这样的情节设定,也恰好在很大程度上既回应了当年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也回应了弋舟的《随园》.因为有了外公宋醒石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与刻画,孙频的这一部《松林夜宴图》便在拥有突出历史感的同时,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批判意识.
同样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则是张学东的《蛇吻》.面对《蛇吻》,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引自米兰·昆德拉的那句题记：“受了伤害的爱情常常以憎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小说艺术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艺术结构的精妙设定.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性.作品一开始即叙述“我”也即张戈,想方设法地纠集当年的大学同学周、赵剑一起,去河湾水库野餐,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缅怀青春岁月.一直到将近结尾处,全班同学除了年龄最长者老谭一人缺席外,再一次聚集在河湾水库举行毕业二十年聚会之前,叙述者的叙事焦点似乎一直集中在同学情谊的书写与青春不再的叹息上,以至于我差不多都要断定这仅仅只是一篇以同学情谊为主题的乏味的小说.只有到了全班同学,爬过一道山梁,意外地发现了一段古长城的时候,整部小说的叙事方向才陡然间发生了艺术的突转.“原来,所谓的古长城,不过是一截黄土夯起来的矮墙,风化得圆咕隆咚的,更像一只塌了气的包子,没有一丝棱角,就那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趴在杂草和乱树中间.”发现了这个土包子之后,全班同学便都嚷嚷着全都爬到这个土包子上合影留念.没想到,这个看似不太高的土包子,真正爬起来却不是很容易.就在大家争先恐后跃跃欲试的攀爬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一位男同学不小心“跟头骨碌地翻滚下去了”.正在大家想方设法帮助这位同学脱困的时候,又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听轰隆一声响,手里的这棵酸枣树连带着大块大块的土包一齐坍塌下来,霎时土烟弥漫,我的眼睛彻底被迷住了.还未等我揉开眼呢,就听见女人们在旁边嚷了,不,她们是在叫,尖叫,好像天塌下来了,好像青天白日撞见了鬼……”至此,伴随着这个土包子不期然的坍塌,故事情节急转直下.任谁都难以料想到,土包子坍塌后,竟然会暴露出一个自然形成的葫芦形洞坑：“一个像狗样蜷缩着的人形头朝里脚朝外倒在洞内,由于土坯坍塌时落下了厚厚的土尘,使得躺着的那位的头发相貌乃至衣着全被覆盖住了,乍一看上去,给人一种裹得严严实实的木乃伊的印象.”就这样,伴随着一具女尸的突然现身,这部《蛇吻》就在不动声色之间彻底地翻转为一部罪案小说.
事实上,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方才彻底搞明白,叙述者“我”在叙事过程中,为什么要把那么大的精力和篇幅到总是在同学聚会时以缺席者的身份存在的老谭身上.原本以为,那位不无神秘色彩的老谭的故事,只不过是同学情谊故事中的一部分,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叙述者“我”此前所有关于老谭的叙述,实际上都在为这一情节突转做铺垫和准备.如果说同学情谊的那个部分构成了小说的一条结构线索,那么,老谭的故事就可以被看作是与这一条结构线索时有交叉的另外一条结构线索.更进一步,从罪案小说的角度来说,老谭这条线索才更应该被看作是小说的结构主线.大学期间的老谭,曾经一度被大家公认是地道的爱情专家,谈起女人和爱情来头头是道.令人颇感诧异的一点是,老谭只是一位女人和爱情的空头理论家.虽然说他是众多同学中最早结婚的人,但他的婚姻实践却相当失败.他的女人看上去花枝招展,是一个典型的交际花.婚后时间不长,就和一个南方人打得火热,没多久就干脆跟着对方南下去经商了.忽然有一天,那女人跑回来非要和他离婚,条件是房子和存折全归老谭,当然儿子也归他了,那女人几乎把自己扫地出门,尽管这样,外人都认为老谭还是被女人给无情地蹬掉的.究其根本,女人之所以会冷酷无情地跑路,与他们夫妻俩日常生活中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关系.用邻居的话来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老谭也是太窝囊了,把女人惯得没个样子.”女人肆无忌惮地享受生活,另一方面是老谭无原则的宽容与忍让,如此不对等的,没承想,他这唯一的精神依靠儿子,到最后也因为前妻跑回来和他争夺的缘故,在被绑匪绑架后给撕票了.正如读者已经意识到的,那具被一群聚会者偶然间发现的女尸正是老谭的前妻.老谭杀人后,把尸体掩藏在了河湾水库那段古长城下的洞坑里.老谭原以为会百无一失,没想到,到最后竟然会被自己的那班大学同学无意间撞破.这样一种阴差阳错的人生吊诡,让叙述者“我”内心深处无论如何都感到不是个滋味：“我也忽然间意识到,自己更像是一个可耻的告密者和揭发者,或者,我们一班同学集体无意识地检举了这个可怜的男人.”而最让人痛心的是,老谭在这里亲手埋藏了曾经的爱人,“而我们埋藏的却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
那么,一贯隐忍的老谭又如何能够下得了手杀害自己的前妻呢？“电视上说据案犯交代,谭某之所以残忍地谋杀前妻,是因为每当他看到这个女人,就会想起自己的儿子,就会陷入失独后的那种无尽的悔恨和痛苦当中.”让根本不可能成为杀人凶手的老谭,到最后合乎逻辑地成为真正的杀人凶手,正是张学东这部中篇小说的出奇制胜之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一部中篇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蛇吻”呢？小说结尾处,作家很巧妙地借助于老谭之口,给出了相应的答案：“倒是老谭在我们离开之际,终于淡淡地撂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恐怕还不知道,我和我前妻都是属蛇的.我们三个听了面面相觑,忽然又想起他那天讲过的‘毒蛇之吻’,顿时每个人喉咙里就像是鲠着一根利刺,那滋味可真叫人难受.”那么,究竟何为“毒蛇之吻”呢？原来在他们三位第一次到河湾水库无意间撞见已然隐踪多年的老谭的时候,老谭就已经暗示性地给他们讲述过“蛇吻”的故事：“老谭冲我们轻轻点头,说当时他简直快吓蒙了,下意识地边往后退边偷眼观察,竟然有两条,都有孩子的手臂那么粗细,尾部在地上盘成一圈一圈的草绳状,颈部则高高抬起,在半空中彼此交替缠绕着,两只蛇头在最高处唇齿相交,活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正在忘情地狂吻……最让人奇怪的是,尽管火光在摇曳,土壁上人影憧憧,那两条蛇却并未被入侵者惊扰,更没有蓄势扑将过来的意思,相反地它们丝毫不为外界所动,依然故我地死命绞缠在一起,似在不停地交换毒液,嘴巴丝丝作响.”在老谭的叙述中,这一场被他意外在洞坑中撞见的“蛇吻”的结果是：“他说后来亲眼看见其中一条蛇真的不动了,奄奄一息,一定是僵死在对方的毒吻下,另一条则迅速挣脱了对方的纠缠和束缚,跃跃欲试吐着信子,随时将要冲人直扑过来,老谭说他当时吓得半死,拔脚就逃出洞外.”将现实生活中的老谭与前妻的悲剧性人生故事与这一场不无神奇的“蛇吻”联系起来,他们彼此充满着怨毒的纠缠,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人世间的一种“蛇吻”.人间情爱失却后的彼此怨毒,竟然可以达到你死我活彼此残杀的地步.小说的标题很显然由此而来.
以上几部中篇小说之外,杨晓升的《病房》这样一部借助于病房一隅而真切透视现实生活的作品,也不容忽视.杨晓升之所以选择病房作为自己的故事发生地,就如同老舍的杰出话剧《茶馆》一样,首先显示出了作家的一种艺术睿智.病房这一公共场所,实际上成为了作家切入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绝佳窗口.这个窗口所透视出的,既有无法回避的社会基本矛盾,也有世道人心的各种复杂样态.
故事发生在京城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一个三人间的病房里.聚集在这个病房里的患者、护士长、家属以及护工,有两种情形.一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萍水相逢,比如作为患者的李建文、刘平民和雷政富.毫无疑问,杨晓升在这三位患者的命名上下了一番功夫.李建文,之所以与“文”紧密相关,乃因为他退休前一直是一个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学老师.刘平民,之所以被命名为“平民”,乃因为他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来自于河北张家口的普通农民.至于雷政富,则正如他的名字就已经预示出的：由“政”而“富”,即由于身为河南省某县委的组织部部长而位列豪富家庭.三个人不同的社会地位所导致的身份差别,仅通过住院一事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虽然说这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但神通广大的雷政富在从河南赶到北京的当天就入住医院了.即使如此,照顾他的女护工却仍然不够满意：“哼,这有什么难的？住这么差的病房还需要费劲吗,三人一间,多拥挤啊！我们雷部长本来想住单间呢,可惜这医院现在没有,都让别人占用了,好扫兴啊！”与雷政富相比较,李建文老师尽管拥有当初的学生、现在的护士长唐慧娟这样一种关系,但却仍然是被迫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整整四天时间之后才得以入住这个三人病房的.至于普通农民刘平民,则是依靠“在医院楼道和周边打游击等待住院床位,熬了十来天总算等到床位住了进来,等待做头上引流手术和腰椎穿刺手术”.同样是住院,三位患者之所以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差异,很显然还是因为权势、地位以及财富作祟的缘故.
再一种,则属于带有明显巧合意味的故人重逢,主要是指曾经分别是师生与同学关系的李建文、唐慧娟和王美丽.二十年前,李建文曾在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中学担任过初中老师,那时候的唐慧娟与王美丽是李建文班上的两位学生.王美丽一如其名地天生丽质,吸引了班上很多情窦初开的男生的注意力,自然也包括几位学习特别冒尖的优秀男生,他们因为王美丽的存在而心猿意马,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这种情形很快引起了班主任李建文的高度注意：“当发现男生中的学习尖子因王美丽的原因而成绩下滑,甚至争风吃醋时,他焦急了,愤怒了.”这一切,本来不应该由王美丽负责,一时性急的李建文却把账全都一股脑地算到了她的头上.于是,一场尖锐激烈冲突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面对班主任不分青红皂白的无端指责,“王美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一向尊敬的班主任会如此发火,更没想到班主任会说出这么刻薄伤人的话.不,这哪里是话,简直是刀,是剑,刀刀剑剑直刺她的自尊,此刻她的心头在汩汩滴血”.遭受了如此羞辱之后,有着强烈自尊心的王美丽便不再来上学.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无巧不成书,李建文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住进这个病房的时候临时找到的护工,竟然是曾经有过恩怨纠葛的学生王美丽.李建文与王美丽的重逢,同时也意味着唐慧娟和王美丽两位同学的重逢.“与王美丽相比,唐慧娟相貌平平.从外貌上看,王美丽是花,引人注目,唐慧娟是草,平淡无奇.王美丽招蜂引蝶,唐慧娟默默无闻.”但正所谓因祸得福,因为唐慧娟毫不出色,所以才默默无闻地专心学习读书,最终考上北京的一所护理学院,毕业后幸运地留在北京工作.天生丽质的王美丽却终因中途辍学的缘故,“一辈子扎根在希望的田野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番既往交集的师生与同学再度重逢,必然会引发出新的故事来.
来自于不同路径的一群人,就这么聚集在北京的一个病房里,矛盾冲突的发生就是必然的.其中,最根本的“挪床位”的矛盾冲突,发生在权贵阶层的雷政富与平民阶层的刘平民两个家庭之间.雷政富不仅陪床的随从多,而且得到的慰问品也多.多到放不下的时候,雷政富的老婆便不由分说地指挥下属挪床位,硬生生地挤占了本来属于刘平民的空间.让王美丽大跌眼镜的是,面对着雷政富一家如此飞扬跋扈的行径,李建文与唐慧娟的反应竟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差别.李建文是义正词严的严厉指责,“王美丽万万没有想到,一向外表文弱的李建文老师敢于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主持公道,而且面对的是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官夫人.李建文老师的形象在王美丽的心目中忽然高大起来”.而唐慧娟呢,则口口声声地以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大家互相理解体谅为由,默认纵容了雷政富一家的不合理行为.素昧平生的唐慧娟之所以会毫不犹豫地站在雷政富这个权贵家庭一边,全都是因为有雷政富家属暗中送出的红包在起作用.与此同时,雷政富之所以当天就可以住进这家医院的疑问,也就有了清晰的答案.
实际上,也正是从唐慧娟的暗中收受红包开始,小说的故事情节发生了转折,由“挪床位”转向了究竟是否应该给医生送红包的问题.面对着一直在以红包开路的雷政富一家,刘平民的妻女尤其是女儿刘彩霞顿时陷入到激烈的自我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她们实在没有多余的财力去给医生送红包,另一方面,她们又特别担心如果不送红包医生就不会对刘平民精心治疗.到最后,为了筹钱给医生送红包,刘彩霞竟然被迫偷偷地走上了的道路.幸亏被王美丽发现得及时,才不至于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王美丽这一人物形象,作为朴素民间正义感的化身,与身为护士长的唐慧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为曾经的初中同学,唐慧娟的社会地位虽然比王美丽要高出许多,但她那早已被金钱社会异化扭曲了的人性世界,却比仅仅是一位普通护工的王美丽不堪猥琐了许多.一个自私贪婪,为了谋求一己私利而不惜牺牲本应坚持的原则.另一个却是急公好义,如同梁山好汉一般喜欢打抱不平.小说中有两个细节不容忽视.一个细节是,王美丽总是趁人不注意,把雷政富的牙刷和水杯在污水中搅一搅.这一数次重复的细节,表达的是底层民众对于权贵阶层的强烈不满.另一个细节是,借助于上级部门领导到医院视察检查工作的机会,王美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平民阶层刘平民一家艰难求医,连同医院收受红包的问题,捅到了上级领导面前,从而迫使医院高从善院长不得不在重申杜绝收受红包的同时减免了刘平民的相关医疗费用.单只是这两个细节,一个具有民间正义感的急公好义者形象,就已经不无生动地跃然纸上了.
病房小世界,世界大病房.归根结底,借助于病房这一公共场所来寄予并表现自己深切的社会关怀,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作家杨晓升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智慧.
伴随着时间的脚步,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不仅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暧昧不明了.摆在中国作家面前一个重要的艺术使命,就是如何以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对现实生活做深度的勘探与诘问.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中篇小说写作中,作家们能够取得更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能够交出更加令人满意的答卷.
方式论文参考资料：
概括总结,这篇文章为关于中篇小说和方式2017和考察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方式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方式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