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回忆一次关于农村文化辅导员的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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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我应邀去湖南参加省文联举办的周立波学术讨论会,顺便回老家常德桃源一带,对农村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与吴元忠合写了一份调研资料,由此引发了各级门对农村文化辅导员问题的重视,进而推动了农村文化生活的开展和
活跃.
一
1986年11月10日,我以《红旗》杂志记者身份,来到常德地委宣传部,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和积极支持.当他们了解我的来意后,随即找来了地区文化局长吴雄甫、地区文联主席万振湘和其他有关领导,与我一起研究调研计划和活动安排,他们还概要地介绍了地区农村开展文化活动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吴局长、万主席等的陪同下,我先后三次下到基层,访问了多个乡镇文化站.
11月11日,我们来到汉寿县鸭子港乡,听取了乡党委书记的汇报,参观了“文化工厂”等文化设施.11月13日,在临澧县太孚乡,乡党委书记介绍了开展文化活动的情况和问题,我们参观了能容纳千人以上的礼堂和藏书万册以上的图书馆.11月14日,我们来到桃源县龙潭乡,听取了乡党委书记关于农村文化站及辅导员在开展文体活动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经验的汇报,参观了各种体育文化设施.
这一系列参观访问,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广大农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热情是高涨的,但由于受到经费等条件的限制,许多地方的文化活动开展得很不充分,很不均衡；二是农村文化站及其辅导员在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这个环节还很薄弱,必须加强.
从桃源县的情况来看,充分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发挥好文化站辅导员的作用.该县有不少乡镇虽然设施简陋,经费短缺,条件不好,但由于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辅导员的作用,千方百计地克服各种困难,群策群力,也能带领群众将文化活动积极开展起来.
因此,临离开时,我和桃源文化馆馆长吴元忠等同志约定,由他们就文化站辅导员的重要作用和存在的困难,写一份调查材料寄给我们,争取以此为突破口,呼吁各方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推动农村文化活动的发展.
二
吴元忠很重视调查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他过去就曾积累了许多关于文化站辅导员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加进了新的材料,很快就写出了初稿.
1986年12月9日,吴元忠寄来两份关于文化站辅导员的材料,并附信称：“关于我县文化站辅导员待遇低等问题,在常德地区是有代表性的.因此,本县和其他各县门一致要我写信写材料给您,请向有关部门呼吁,关注他们的工作和待遇问题.”吴元忠寄来的两份材料,一份是说明农村文化站辅导员在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是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引领者；二是农村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三是农村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者和整理者；四是农村文化市场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五是农村文化事业的继承者和革新者.材料对辅导员的这些作用有分析、有例证,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事迹,颇具说服力,并强调指出,必须重视这支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另一份材料是关于当前农村辅导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问题有三：一是辅导员的待遇过低,生活困难,工作无保障,队伍难以稳定；二是辅导员工作和身份的性质不明确,是“四不像”性质,造成了“四不管”的局面；三是农村文化站活动经费很紧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辅导员想尽各种办法也难以完全解决.
我收到吴元忠两份材料之后,觉得材料内容扎实,抓住了当时农村文化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便从1987年2月10日起,着手将这两份材料合在一起,适当加以修改、调整,加写了一头一尾,合成一个完整的调研报告,作者署名《红旗》杂志记者雷声宏和桃源县文化馆馆长吴元忠,上报到《红旗》杂志总编室.总编室很重视,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内容涉及几亿农民的文化生活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他们很快就将调研报告刊登在总编室编印的仅供内部参考的《调研资料》1987年第12期上.
随后,为了引起关注和重视,我将这期《调研资料》以《红旗》杂志总编室名义分别寄发到以下单位和个人：1.部长王蒙,群众文化局、主办的《群众文化》杂志编辑部；2.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湖南群众文化》杂志编辑部；3.常德地委宣传部、地区文化局和文联；4.桃源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县文化馆.另外,单独寄给吴元忠30份,要求他下发各有关乡镇文化站；还分送《红旗》杂志有关领导和本社编印的《内部文稿》杂志,建议《内部文稿》予以发表.
三
人们总是有一种不成文的共识,内部资料往往更能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红旗》杂志总编室编印的内部《调研资料》分发给各单位之后,的确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首先是王蒙部长的高度重视.
我在给王蒙部长寄出这份材料时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王蒙部长很重视此事,立即批转社文局处理.社文局很快就写出了《关于桃源县文化站辅导员队伍现状调查的意见》,并把调查报告（摘 要）和《意见》同时刊载在《群众文化》杂志上.
社文局的《意见》全文如下：
社文局事业管理处
关于桃源县文化站辅导员队伍现状调查的意见
雷声宏、吴元忠两位同志在湖南省桃源县文化站辅导员队伍现状的调查中反映的文化站体制不明确、工作人员待遇低、经费无着落等问题,是当前全国农村文化站存在的较为普遍突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文化站没有按国办发〔1984〕21号文件精神,做到“工作任务落实,人员落实,房屋落实,经费落实”.
在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中,文化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各地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应该给予这些虽然不起眼,但肩负着基层精神文明建设重任的文化站辅导员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怀.
党和国务院非常关怀和重视文化站建设,曾多次发调加强这项工作.早在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几点指示”（即31号文件）中就指出：“要努力办好,积极发展农村文化站.”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关于国发21号文件中,对文化站的性质、任务、隶属关系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文件中指出：“文化站是乡（镇）政府领导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业务上接受上级门的指导”,要求“各级政府门明确文化站的专职人员的编制,注意改善他们的待遇,文化站事业编制由地方解决.逐步做到每站配备专职人员一人”.“还可视实际情况配备一定数量的其他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属于集体所有制职工,实行合同制或聘任制.他们在工作期间,应享受当地乡（镇）同类工作人员的同等待遇（包括工资、医疗费、生活福利费、粮食、奖金）”.
、劳动人事部为落实国务院21号文件中提出在“六五”期间要求有二分之一的文化站配备专职人员的精神,在一九八四年底,以劳人计字
〔84〕51号文件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拨了文化站专职人员的专项转干指标.有些省、市、自治区体谅国家困难,重视文化站建设,在国家下拨的指标外,又在当地计划指标内将其余二分之一专职人员予以转正,使这些地区的文化站专职人员得到很大鼓舞.现在,在国务院还未将其余二分之一指标下达之前,各地门不应等待,应会同劳动人事部门争得当地政府支持,逐年予以解决.对于文化站已经转正的专职人员,将按照职称领导小组“关于转发‘群众文化专业人员实行图书资料、文物博物专业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精神参加职称工资改革评定.
文化站的经费根据财政部〔85〕财预字第55号“财政部关于颁发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文件规定应纳入乡财政支出预算.除国家给予文化站的公助经费外,文化站的活动经费和设施设备建设经费应由乡（镇）根据经济财力规定一定的比例,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予以增加.文化站要按照、财政部、工商行政管理局〔87〕94号“关于《颁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组织好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的收入,以补贴文化站经费之不足,减轻乡（镇）财政的负担.
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关于年龄的问题,国发21号文件对此没有作出具体年限的规定,年龄界限是各省市门与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共同协商议定的.
党和国务院早就对文化站的有关问题制定了政策,做出了规定,可目前仍在不少地区得不到落实,致使文化站专职人员叫苦不迭.雷声宏、吴元忠两位同志在调查中反映的问题应该引起各地政府门的重视,对于存在的问题应及早解决.
这份内部《调研资料》送达常德地区之后,引起了地县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和重视.1987年3月16日,吴元忠给我来信说：“十分感谢您和《红旗》总编室的关心和帮助,文化辅导员的有关情况和要求能够在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内部《调研资料》上刊登,就有可能把辅导员们的呼声和要求反映到上面去.对此,地委宣传部、地区文化局、县委宣传部都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战斗在基层的辅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受到极大的鼓舞,对你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有望得到合理的解决.”
3月29日,吴元忠又给我来信说：“寄来的《调研资料》已经分送给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他们看后极为高兴和重视.县委立即在全县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及时对文化站辅导员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县政府下文要求人事部门对辅导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按文件规定进行了调整,全体辅导员都很高兴,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些举措虽然只是初步的解决,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已经引起上级机关进一步关注,下一步有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
由于的高度重视,湖南省、常德地区以及桃源县等各级党政部门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贯彻落实党、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指示,调动了各级门的积极性,改进了工作,创造了有利于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的条件.经过全县文化站辅导员同志几年的积极工作和艰苦奋斗,桃源县农村文化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该县文化辅导员创造了许多先进事迹,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
在领导大力支持下,湖南省文化厅于1990年4月在桃源县召开了全省农村文化站现场经验交流会,介绍和推广桃源县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的情况和经验,表彰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桃源县文化馆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馆；吴元忠被评为先进文化馆馆长,还被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1990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文化馆站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吴元忠以“三合一”代表身份（即县文化馆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馆,个人被评为先进文化馆馆长和全国文化系统首批劳动模范）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地先进文化站的代表们交流了经验,包括吴元忠在内的许多先进人物受到了表彰.李瑞环亲自将奖状授予吴元忠,使他感到无比光荣和兴奋.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站辅导员队伍建设,促进了农村文化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后,我从《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得知这一消息,也感到振奋和鼓舞,当即将有关消息剪贴下来,写信向桃源县文化馆和吴元忠表示祝贺.他收到剪报和贺信后,也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与会的经过和感受.他在信中说：“我们单位和我个人此次得到了这些殊荣,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有您和《红旗》杂志总编室给我们以极大的助力,提高了我们文化馆在全国的知名度,引起了各级政府特别是县委、县政府对文化馆、站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使得我们县的文化馆、站工作在近几年中得以巩固并获得较大发展；现在,全县文化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本上都从乡镇机关大院里搬迁出来,在集镇闹市区建起了自己的活动场所,走上了经济、文化实体的自立道路.正因为取得了这些成绩,省文化厅于一九九○年四月在我县召开了全省农村文化站现场经验交流会.因此说,您作为《红旗》杂志记者,对我县群众文化工作的关照、支持,利在当前,功在日后的潜移默化之中.由于集体的成绩被上级认可,我个人便占到了水涨船高的便宜,同样,也该深深地感谢您,感谢《红旗》杂志总编室.”
五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村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国务院1983年发布文件指出：“我国有八亿农民,积极开展农村文化体育活动,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责任,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从实际出发,采取措施,积极地逐步地把农村文化体育活动开展起来.”
《红旗》杂志要求编辑、记者每年都要下基层调查研究,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对我个人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但由于刊载调查报告的《调研资料》是《红旗》杂志总编室编印的内部资料,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才对推动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活跃,以及农村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编辑?叶松）
作者：红旗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
农村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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