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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族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与回族文化形象建构在全媒体时代的境遇和危机解决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回族文化范文 类别:发表论文 2024-03-20

《回族文化形象建构在全媒体时代的境遇和危机解决》

本文是回族文化毕业论文范文和境遇和回族和全媒体时代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从20世纪90年代媒体产业化、集团化变革与互联网的接入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了媒介化时代,地处西部的回族聚居区也同步开始面临媒介化的冲击.而21世纪之交开始,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整个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开始西移,包括回族聚居区在内的中国西部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提速.几乎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蔓延到了中国西部.这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为回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也给回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生存与发展、认同与接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一种文化面临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媒介的作用和力量是决定性的,无论是去拯救还是去摧毁.而在当今这个全媒体时代,融合了具有主导性的权力、技术、资源和最广大受众的主流媒体,更是发挥着核心的决定作用.

回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机遇下面临提升文化品格,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问题,这就需要主流媒体的积极介入.因为在媒体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不可能离开媒体这样一个受众面广泛的平台而传播,回族文化的传播亦是如此.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回族文化也面临着新媒体技术对它的消解.作为一种看不见的文化存在,其本身的主体形象需要在传播语境中不断地具象化、形象化、质感化,因此很显然这对主流媒体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理解,身处当前的市场竞争环境,宁夏媒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迎合收视率这样的指标,当然,我们深知这样的目标背后是若干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和.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在对媒体的把关方面,“把关人”自身是否有着清晰而自觉的文化理念,在追求媒体共性的同时是否有着追求个性的自觉.如果媒体流于哗众取宠,人云亦云的姿态,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风格,既不能输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又不能展现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媒体将会失去公信力,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文化消费品.而对于回族聚居区的宁夏而言,其文化身份决定了回族文化的传播与构建在社会现实语境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回族文化的认同及其影响力的弱化,暗示出主流媒体在回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是淡化的,究其原因还是主流媒体对宁夏回族聚居区回族文化建构的责任、使命和追求,缺乏理性而自觉.

本文在进行论证之前必须要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回族文化景观认知要借助于媒体这样一个平台?在现代性的话语中,作为本土的回族文化难免受到现代性的洗礼,因而,回族文化的形象是一个“流动性”(鲍曼语)的产物,这种“流动性”不仅囊括历史性,同时还具有当下性.因此对它的认识不能仅仅在泛黄的文献里爬梳,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仅满足于精英话语的界定.葛兆光对此有其精准的论断,他认为在“精英和经典”思想与普通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一个“一般”的世界,并且这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在人们“判断、解释、与处理面前世界”时起着“真正”的作用①.对于回族文化的认识亦是如此,我们了解回族文化需要看到更多的是回族文化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展现.大众传播由于受众群体的影响,其落脚点显然在构建一个“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按照福柯《知识考古学》给予的启示,我们从大众传播所提供的回族文化景观或许更能认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回族文化发展的理路.

考察回族文化被传播与建构的历程,不能置身于一个静止的历史时段去审视,要用一种“长时段”(布罗代尔语)的眼光来考量,这样会发现回族文化在被传播与建构的过程中,影响因素带有多重性,这种多重性也昭示出回族文化面临的传播境遇.回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也是要立足于一种“开放型的民族性”文化,而这一切都需要在宁夏主流媒体这条大河里“沙里淘金”.

一、全球化、现代化与媒介化语境中的回族文化生存境遇

回族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与媒介化的语境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事情往往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回族文化要寻求突破和发展,也必然离不开全球化、现代化和媒介化提供的有效手段.

1.霸权语境下全球化的冲击关于全球化的概念一直存有很大的争议,汤姆林森认为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的“复杂联结”,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联系”,尤其是指高速发展并且具有紧密“依存”和“联系”的网络系统②.那么这种复杂的联结又是什么呢?有观点认为是一种“同质化”,即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像,本土的异质性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另有观点强调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对非西方国家的强势征服.还有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是美国对世界的支配.这些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没有从整体上对全球化进行阐释,仅仅说出了其中一个方面.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全球化为文化带来了什么呢?就像学者南帆所言:“好莱坞、迪斯科或者可口可乐的入侵面积远远超出了京剧、太极拳与茶文化的出口.”③全球化很可能出现文化同质化或者趋同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与交流频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出现了越来越接近的趋向.”④在这种趋同的可能性下,回族文化难免会被强势的文化所冲击,带来的是一种可能被同化的过程.而处在网络传播时代,传播实现全球化不成问题,而强势文化也可以在全球传播泛滥.这个时候,保持回族文化的独立性,显得尤为可贵.

无论是文化资本和文化商品的流动,还是文化产业的扩张与文化价值的对撞,都直接威胁着民族文化的安全,给民族国家带来深重的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关于这种危机感,许多学者已经深感忧虑.已经连续七年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以及每年举办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虽然每一次设立的主题不同,但是从历次与会学者们的表述中,都能感受到他们对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境遇深表忧虑.民族文化在表现自我和追逐市场利益方面面临着抉择上的困惑.一方面要凸显民族文化,但是民族文化元素往往难以获得普遍认同.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又不得不考虑市场因素,加入迎合观众趣味的因素,影响了民族文化形象.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灌输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发生急剧变迁,许多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正在消亡.有几件事情的出现让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危机.一是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上提议传统文化节日要通过放假的方式让人们记住.如今的年轻人除了春节以外,最热衷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等等,而对中国传统节日渐渐淡忘.其实每一个传统节日背后都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之所以如此,还是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从而折射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知识知之甚少,更枉谈葛剑雄教授所指出的传统节日的信仰问题.再者就是国家主流层面积极倡导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力求实现传统文化的回归,其主要目的便是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实现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国家的倡导,正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普世化同质化的危机.

2.现代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如果说全球化带来的是时空压缩和地域感的消失,那么,现代化无疑是全球化的推动剂.现代化虽然是强有力的改造性话语,但是现代化的改造还是要立足于文化的内在机制.“文化全球化,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理论视角:文化差异论,文化同质论和文化混合论.”⑤坚持差异化道路还是混合发展,抑或被彻底的同质化,取决于本民族的一种文化选择.回族文化本身是一种混合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实现文化的交融,继续彰显自己的特色尤为关键!因而,我们的现代化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更要在此基础上超越、发展.正如有学者对此观点的阐释,传统是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的领域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创造性想象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进而他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旧传统是不可能完全被破除的,一切“新传统”只能是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和改造而成的⑥.可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步伐走得过急过快,完全呈现出一种不计后果的发展趋势,不仅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连文化都发生着急剧的异化.比如传统的穆斯林婚礼必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穿传统服饰,遵循教规礼仪.但是居住在城市的回族青年,由于受现代文明的影响,民族性的许多文化礼仪已经淡化,如今我们经常看到回族婚礼仪式与汉族已无差别,都是西服婚纱的着装.回族原本实行严格的单向民族内婚(即回族男性只能娶回族女子为妻,回族女性决不能与其他族的男性通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首先转化成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打破了这种族内通婚的限制,目前,回族青年与汉族青年之间通婚现象已不再稀奇,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3.媒介化对民族文化的消解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到来,以信息为主宰的媒介化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报纸、广播,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兴起的互联网和手机已经款款走进寻常百姓家中.而丰富的媒介中重复呈现的娱乐方式、不断宣扬的价值观念、着重强调的现代思维等势必对现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及价值取向造成冲击.媒介化时代的到来,所产生出来的大众文化无疑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在年轻的受众看来,他们宁愿去听意义与价值不大的流行音乐,也不愿意去听优美动听的回族“花儿”.同时,大众传媒的兴起让文化研究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用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的话,“学问不再是塔之事,却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⑦.在娱乐化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娱乐信息正在消解社会的主流文化,明星们的动态成为人们争相关注的对象.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⑧实际上,我们在娱乐化的时代丧失了主体性.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失去了对日常生活批判的能力.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抗战神剧”的泛滥,在娱乐历史,娱乐政治,进而娱乐了大众的过程中,青少年在这些神剧编织的价值观念的熏陶下丧失了对历史真实的还原能力,在一片意淫声中“醉生梦死”.这就是媒介化时代的后果.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尚且如此,更何谈民族文化?可见,在媒介传播与技术共享全球化的当下,应积极、充分利用传媒的优势,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优良土壤.因此,应该且“有必要”对民族文化进行创新性保护和传播,特别是少数民族、边地民族文化⑨.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因为文化的主体是人,准确地说是族群,族群已经失去了主体性,没有文化自觉意识,何谈去传承和保护?即便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也只能在形式层面上开展,因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实施者已经主体陨落了,故而深层的文化内涵推及不到.

回族文化面临着趋同化和求异化的矛盾.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媒介化这样的冲击,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一个静止、封闭和一次定型的概念.历史的发展告知我们,文化的民族性应该并且向来都是一个发展、变化、开放和革新的动态化过程.正因为如此,回族文化在这三种语境中要不断充实创新,既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更要提倡“和而不同”的全球精神.回族文化在与其他各种文化的交融交流中,在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的同时,要敢于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以此来完善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互补和并存的文化格局.唯其如此,才能不断适应时展的要求.

二、作为“他者”的回族文化形象及其自我建构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那些贫穷、饥饿、落后、自然灾害和经济严重滞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成为时代主流的边缘群体,是源于他们自身的贫困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落后.他们在西方强大的文化传播渗透中被围观、被淹没、被压制,他们的文化形象、文明图景、价值观念在被西方的描绘和想象中遭遇到形形色色的扭曲和解读⑩.因此,作为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成为西方的“他者”.

“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一个常见的术语.在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他者”与“自我”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西方人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而那些殖民地的人民被称作“他者”.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是西方中心意识形态的潜在表现.在西方人的话语体系中,迫切需要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他者”来实现对自我的认识与确定,因而,“他者”处于从属地位,被严重的边缘化,并且“他者”经常与民族、性别、阶级等维度相联系.随着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日渐深入,文化认同的危机日益凸显.所以置身于这样一个文化空间,民族文化身份的标志变得模糊,从而滋生出浓重的文化焦虑.“他者”是一种文化丧失主体性后,被剥夺了主体性后,变成了主宰这种文化的其他文化的客体.

回族文化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文化一起构筑起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被西方作为“他者”来进行形象的描述与建构.另一方面回族文化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在与主流的汉文化的交往中,同样面临着被同化的尴尬境遇,回族文化在汉文化的面前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作为民族文化的文化形象只有在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的相互映照中才能凸显出文化形象的主体.当然,在“他者”的言说中,民族文化形象不免被围观、被误读甚至被把玩、被贬损,但从这样的描述中或许能够探析出文化身份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1“. 他者”回族文化形象的展示在全球化浪潮的浸染下,回族文化的展示存在误读的现象.回族文化边缘化的状态不言而明,但需要警醒的是,回族文化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作为主流文化的占有者们,对待回族文化的过往历史有着强烈的解读.而我们大批的回族作家所提供的回族特色的文本极大地满足了主流对边缘弱势文化陌生化的期待视野.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李晓峰对民俗这样阐释:“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种民俗,都是这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态.”从这个层面讲,理解民俗非常重要,假如误读了民俗,就有可能会误读整个民族文化.比如对回族民俗的理解上,汉族学者对其现象和实质的把握易出现误读.当代回族作家石舒清获鲁迅文学奖的名篇《清水里的刀子》便遭遇这样的评论误读.小说获鲁迅文学奖以后,立即引起关注,2003年山西的《名作欣赏》杂志有十篇论文集中地对《清水里的刀子》进行了文本解读,这些评论文章由于多出自宁夏之外的评论者之手,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误读.因为石舒清是一个回族作家,信仰伊斯兰教,这种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引起评论者极大的关注,于是众多论者便把小说之中的生死观和作者的宗教意识联系在一起,命名为“终极关怀”.仿佛“终极关怀”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涵盖了所有的精神指向.“朝圣”、“抵达天堂”、“宗教仪式下的人性与神性”、“生命的思考与终极关怀”等等,让一篇短篇小说不堪重负,承载了众多的意义.这样的一些评价和解读,连作家石舒清都未曾意识到.熟悉石舒清创作,了解回族文化传统的人肯定知道,石舒清关注的并非是“终极关怀”这样形而上的大概念,而是落脚于回族民间的传统精神.石舒清自己就说道:“我不想说‘终极意义’一类大词,也不愿用‘拷问’一类说法逼迫自己,使自己难堪.”小说之所以获得鲁迅文学奖,被广泛地认同,是因为小说观念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因素.小说的价值在于穆斯林归真复命的文化心理,而不是其他.从逻辑上来看,终极关怀是小说的结果,而民族的文化心理才是小说的因.而这种逻辑上的认知错误,很大原因在于对回族文化心理缺乏一个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误读.

当然,作为“他者”的民族文化迫切需要民族之外的眼光去审视,回族文化亦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管卫中在他的著作《西部的象征》中对扎西达娃和张承志的小说有着精彩的论述.尤其是对张承志的评价,是清醒而深刻的.许多回族学者都把张承志当作英雄一样的膜拜,对于张氏的小说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也都大加赞美,然而,管卫中通过对回族历史脉络的梳理,并结合张承志的小说中历史观念,指出了张承志小说中有着一种“现代原始主义”的倾向,缺乏“民族自我反省视角”.这是90年代初期对张承志的结论,可时间推移到现在,回味这个结论仍然觉得不曾过时,甚至这样的判断在新的社会语境得更为警醒.

如今文化间的殖民与被殖民遍布各个角落,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和位置上去理解作为“他者”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回族文化需要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去认识到,作为“他者”所带来的叙述上的被误读和在被叙述过程中出现的真知灼见,只有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实现新的文化建构.

22.回族文化形象的自我建构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民族意识的自觉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是民族文化自我建构的前提.众所周知,关于民族文化的叙述往往并非出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叙述,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失去了言说主体的权力.

如何对回族文化形象进行自我建构呢?参照学者姚新勇指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身份的重构也存在如下三种“在场关系”——“原初文化家园”的在场、“汉文化的在场”、“中国的在场”.我认为,回族文化形象的自我建构要结合这三个“在场”,唯有如此,回族文化的形象才不会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与时俱进,既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原旨与精神实质,又可以在文化多元的交流中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内在动力的强化.三个“在场”是背景,是平台,是镜子,是促进民族文化形象自我建构的有效手段.

回族文化一方面在主流文化的夹缝中寻找自身的定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文化失语、身份模糊的尴尬境遇,因此,回族文化形象的展示要在不断的争议与误解中实现自我的认同,去建构回族文化形象的民族属性,在文化想象的历程中去实现回族文化形象的理性展示.

三、争议与误解中的回族文化与自我认同

回族著名学者李佩伦在对回族文化进行反思中提到,基于世界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二者的相互渗透与双向交流,回族文化得以形成.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雄踞于世界文化之巅,是因为这两种文化各具特色,富含丰厚的历史积淀,保有现实价值和历史地位,更以独特的风貌呈现.由此,这两种源远流长的高度发展的文化,在新的社会共同体中融汇成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从李佩伦先生的论述以及后续学者们关于回族文化的研究,基本形成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的结合体,但是两种文化的比重并非五五分成,平分秋色.从回族这一民族的成因可知,作为一支外来民族,回族文化的内核是伊斯兰文化,广泛汲取汉文化并将两者融合起来酿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所以,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底色.

1.民族观念认同上的隔阂从回族文化的发展及其表现形态来看,很多学者认为,回族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民族.正是因为这种保守,导致了对回族文化认知上存在诸多的争议与误解.但这种误解有国际形势的原因,还有历史遗留的原因.美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针对这种误解,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给出阐释,他有关于新秩序主要矛盾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的论断遭受到各种批评的声音.尤其在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全世界陷入了反恐的集体行为中,而阿拉伯地区则成为恐怖袭击的重要来源,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成为恐怖袭击的始作俑者,给全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恐慌.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殃及了许多无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导致了人们对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回族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不免被人戴上了有色眼镜去看待.这对人们进一步认识回族,了解回族文化无疑从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全球化的洗礼下,回族本身没有能够与外来文化发生很好的融合,没有适应全球化带来的丰硕成果,他们更多的是看到全球化对各民族本土文化带来的冲击以及其他的因素.这样导致了回族文化在当下难以获得全面的认同.再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其中作梗,更加阻碍了回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学者刘大先对此有一论断,他认为,通过追溯历史仇恨和拉大现实民族之间的差距来强化民族认同感是狭隘民族主义惯用的话语策略.但是在歪曲原貌本相的同时,并非其民族之福.这一论断对回族也适合的.在历史上,回族作为一支外来民族,在元代的时候具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到了清代,回族的起义遭到清朝大将左宗棠的残酷镇压,地位逐渐边缘化,也给回族人民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所以有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力图将这段历史上的民族仇恨扩大化,并以此来不断制造民族差异,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群众以及其他民族进行非议甚至鄙视,认为他们没有信仰,用这种方式来强化本民族的认同感.可这种策略之所以说是狭隘就在于本身忘记了民族是现代想象的产物,只强化民族的认同而疏离国家共同体的建构,势必导致这一民族及其文化在中华文化大家庭的边缘化地位.因此,回族文化所引起的争议与误解也就在所难免.

2.文化身份认同上的误读在对回族文化的误读中,还有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方面.那就是对回族文化的审视惯常地滑向一种族性与非族性(某种程度上等于汉族性)的判断标准.族性书写虽然成为一种主导的价值取向,但它对非族性书写实际上有一种既排斥又依赖的关系.我们过分强调回族文化的族群文化身份的认同,而忽略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各少数民族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同样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国内民族学者易受后殖义理论的影响,将少数族群与“主流”族群之间赋予了两极对抗的色彩,从而导向了文化之间的对抗.回族文化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宿命,被作为与主流文化对抗性的边缘文化存在.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读.有学者指出“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一般指汉族)之间不同于被殖民与殖民的关系,而更多的接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承认政治’”.以回族作家张承志为例,张承志现在俨然是回族文学的领军人物,张承志的《心灵史》出版后饱受争议,原因在于小说沉浸在护教、暴力反抗的渲染上,对于那种“舍命不舍教”的殉教精神表现得尤为赞赏.而小说所彰显出来的价值观却没有几个研究者真正理解张承志小说笔下的那些空间、历史和文化形态.换言之,虽然张承志的《心灵史》存在诸多问题,但批评家面对这样的一个文本显得束手无策,因为这些批评家缺乏与张承志对话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其一.其二是批评家仅仅将《心灵史》当作回族文学的一个范本,是回族历史书写的产物,在精神层面上给予过多的关注.然而,张承志自己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书写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一次访谈中,张承志这样谈到,《心灵史》可以说是他与大西北民众共同完成的作品.寄托给他最大希望的就是回族所代表的是一种拥有信仰的中国人,回族敢于牺牲热衷奉献的精神为中国母亲注入新鲜血液,中国文化滋养着中国回族这个贫困的儿子.他坚信,只要回族一直坚守信仰,只要十几亿汉族拥有信仰精神和理想主义,回族文化迟早都会获得最广泛意义上的理解,迟早会以各种形式丰富中国文明.这已经充分彰显出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在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上徘徊,而是对整个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观照.正如有学者指出张承志的书写,张承志笔下哲合忍耶是一种极为强悍的精神资源,但主流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精神资源却不得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为了表征自己的存在性,它一方面要超脱于主流的国族表述,同时又要激活社会主义传统边缘的底层叙事,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整合这些边缘的故事,这样的表述策略,并非是要偏离中华文化的认同,而是要重新思考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所理解的华夏边缘在整个华夏整体中的意义.这种意义的最终指向是成为建构一种新的中国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这样的视角,我们再次回到张承志的文学作品中,它所展现出来的文化身份,其实并没有展现分裂性的倾向,而是尝试以另一种历史的建构方式去实现对国族叙述和文化身份的确认.但是,人们更多的目光是集中在回族文化的族性认同上,而忽略了回族文化在建构想象中国的方面所承担的历史途径,这也许是回族文化从学理层面被争议与误解的方面.

3.回族文化认同危机的解决针对当前的回族文化存在的争议与误解,实际上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回族文化认同危机的问题.而要解决这种认同危机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到回族文化所在的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

回族文化的认同不是一个静态化的过程,它有着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回族文化认同的逻辑也是不一样的.在当代著名学者洪子诚先生命名的“一体化”时代,回族文化的认同首先要获得的是政治认同.回族文化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中进行改造,唯其如此才能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回族文化身份,才能以合法的主体去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其他族群和自己的族群贡献力量.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当代出场无法摆脱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命运.回族文化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支,在一体化的时代要获得族性的自我认同首先要借助国家形象来建构.

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计划经济高度主导的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化以解放、平等的名义在建构,当然,建构的结果是少数民族文化获得平等的认可,但又不得不承受着次级存在的文化身份的定位.这种矛盾在“一体化”中没有凸显,但是到了市场经济阶段,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资本主义体系相勾连,以前那种所谓的平等关系,身份的等级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像回族这样的散居族群.迫切需要文化身份的认同.进入90年代以后,后殖民理论话语成为少数民族学界的首肯,各少数民族都亟须以文化身份作为一个族群表达自我的根本,文化身份中增加了族群对族性的根本诉求,强化民族身份与民族主义的表达.回族作家石舒清在《自问自答》中谈自己的感受,他说他为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作者和少数民族作家而庆幸,因为这样的角色身份,使得他在小说写作中拥有丰富的资源,例如在写作回族的一些日常生活、朴素情感和追求信仰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外部的理解和支持.

从全球化进程看,解决文化认同危机的一个方法便是通过归集本土的象征资源,以此来深入挖掘特定认同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全球化的进程对家园感丧失的焦虑和重构的冲动.加拿大著名学者费瑟斯通发现,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最激烈的反应就是要重新肯定甚至强化地方性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回族文化在建构与认同上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刻意的乡愁”(费瑟斯通语).我们都清楚,场所对人们的认同维系具有重要功能,所以,当代文化对各种各样的“家园”的物质性和精神性重建便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回族作家石舒清散文集《西海固的事情》便是对回族家园的一次深切巡礼,西海固寄托着回族人们强烈的精神诉求.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则是一次集体历史记忆的重现,通过父亲的讲述与转述,来维系着回族人民的情感记忆,同时还不乏对现代的追问.正如康纳顿明确指出,我们通过把记忆和周围的物质环境联系起来以实现此种方式的记忆保存.一些社会空间必须引起我们关注,例如被我们占据的,时时回溯总可以参与其中的,随时随地可以重构的空间.这是由我们的记忆重现所决定的.

另外,家园感的重建往往与节庆仪式相联系.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一再强调,节日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意义.康纳顿直言:“所有的仪式都具有重复性,而这种重复性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关于仪式的功能,康纳顿有着精辟的阐释,他将形式主义和操演作用作为纪念仪式和所有的其他仪式存在的两个共同特征,在他看来,只要它们作为记忆手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就能够继续发挥这个作用.纪念仪式有两个特征,一是明确指涉原型人物和事件,这样一个事实区别于其他所有仪式.无论人们把这些理解为历史存在还是神话想象.二是仪式重演特征.这一特征对塑造社群记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样的集体参与,文化上的认同,那种“我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性体验便不断地生产出来.回族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民族节日仪式与习俗更是加深他们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以及回族人们特有的民族习俗(婚礼、葬礼等)都被回族人们视为极其重要的文化表意实践.从这样的仪式中,回族人们能够加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过程,而是一个开放充实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着多样化丰富性的过程.没有必要对过去进行简单的返归.我们思考文化认同的出发点,不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而是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下的需要乃是文化认同建构的主旨.因此,回族文化无论是理解认同的危机,还是消解认同的危机,最终实现认同的建构都是要切实考虑当下的需要.目前国际出现的各种暴力事件与恐怖行为,从深层上讲是对民族文化缺乏与时俱进的发展思维,从而固守原教旨主义,与当今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民族文化认同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对我们理解回族文化认同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回族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班组文化建设论文

现代企业文化期刊

企业文化期刊

中国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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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的论文

此文点评:该文是一篇适合境遇和回族和全媒体时代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回族文化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回族文化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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