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下）》
该文是是怎样类论文写作技巧范文和胡绳和学界大师和成为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三本书,
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胡绳的成就,说得直白一点,有如俄罗斯国徽形象“双头鹰”.一“头”是有如前述,他是我们党两代领导核心的“一支笔”,为党的重要文献的形成和阐述,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头”是个人著书立说,在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近代史展开专题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尚且身处逆境的胡绳就开始了《从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巨著的写作（该书出版于80年代初）.90年代,胡绳在组织编修《中国历史》上卷的同时,主编了《中国的七十年》这一印数达数百万册的皇皇巨著.此外,正值“粗知天命”（胡绳自谓“七十八十,粗知天命”）之时的胡绳发表了大量政论性学术论文,汇集成《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出版,被誉为“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达到“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力作.这三本书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一）《从战争到五四运动》是改革开放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部巨著
说《从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巨著,不是就篇幅（70多万字）而言的,而是指它的分量.目前绝大多数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类著作仍然大体沿袭了它的思路,采用了它的基本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传统观念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传统上将1840年至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比较完整的开篇之作,不算为过.
1.《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的酝酿、写作和出版
这部巨著经历了20多年的思想酝酿、资料积累,又经过了六年多的艰辛写作,才最终得以面世.
第一阶段：思想萌动,酝酿写书（1940年—1960年）
胡绳回忆说,在1940年战争100周年时,22岁的他写了题为《论战争》的论文.这是他研究近代史的开端.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获得成功后,胡绳就萌生了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完整过程的念头.1953年初,他被调到马列学院,担任培养理论工作干部的第一部主任.第一部的教学完全靠苏联教授,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内容的系统课程.当时他想,总得有一点讲中国情况的课,于是自告奋勇地来讲中国近代史,每星期讲一次.为了便于讲授,他写了提纲,编了讲义,也发给学员.这样讲满了两个学期.胡绳说：当时写的《中国近代史提纲》有4万多字,没有正式出版,但在编写和修改的时候,已打算以此为基础展开成为一本书.这份提纲可以看作是《从战争到五四运动》“最早的设计”.当时听课的学员、后来也成为著名学者的丁伟志回忆说：给我们班授课的中国教员中有众多名家,但是就学员的反映而言,最受欢迎的首数胡绳.别的老师课讲得再好,也是着重在讲“是什么”,胡绳却着重在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他并不简单地灌输知识,也不简单地宣布他的判断和结论,而是耐心地解剖历史事实,细致地展示他在作出判断和结论之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的分析.
为什么胡绳将《中国近代史提纲》讲稿看作《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最早设计呢？这是因为讲稿的体系框架是书的雏形.前者有五章二十节,后者为五编二十七章.从结构安排和章节标题看,有如少年和成年人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放大,更高更壮更实更强,但轮廓和模样还没走形.特别是他在写讲稿的过程中,产生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想法,开始形成“三次革命”的概念.这对他要写更大部头的著作是一个很大的动力.他在《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序言中写道：写《中国近代史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发表在1954年2月出版的《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三次革命”的概念.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准备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胡绳在1959年9月1日的日记中表露了当时的心境：“今日又动念写关于近代史的书,拟写三卷书,先进行太平天国,且定出了十章的题目.定此类计划几年来已多次矣,此番能有成否？”9月4日写道：“究竟是否要进行此工作,尚觉踌躇.”为什么他“尚觉踌躇”呢？因为当时参加写作班子进行中苏论战的任务很重,往往连周末都加班加点,要铺开摊子另写书,实在太难了.
第二阶段：顽强坚持,终圆梦想（1969年—1981年）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年代.1969年,胡绳随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到河北石家庄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作为“走资派”,他是重点审查对象,分在“革命群众”之外的“另编组”干重体力劳动,如起猪圈、挑污水、拉车、搬沙、刨树,以及进城拉煤块、石灰、泔水等.郑惠回忆胡绳时写道：那时他已是50岁出头的人了,何况从小生长在城市,从来没有受过体力劳动的训练.在下放的头几个月里,他所经受的劳动磨炼几乎是超限度的.但他硬是咬着牙一步一步熬了过来,逐渐由不会到会,由不堪重负到愉快胜任,体力日见增强,心情也较为开朗了.他除了干高强度的劳动外,还要参加政治运动,接受大小会批判,写个人检查和外调材料等,成天累得要命,脏兮兮的.这样艰危困苦的处境并没有使他丧失奋斗意志,仍然想着写书.他在1970年的《梦回故寓》诗中表示：“犹思挥笔追班马,不用频嗟发已华.”他不服老,壮志犹存——想写近代史书,追赶我国古代史学鼻祖司马迁、班固.他后来回忆说：“那时,也曾忽发‘奇想’,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1973年是胡绳个人历史的重要转机.他终获“解放”,6月下旬回京,在收拾好离开四年的家的环境,进行身体检查,索取被封存的一些必要的书后,8月初重读《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扩充修改《中国近代史提纲》,9月就动笔开写了.他刚恢复工作,就出席党的十大,到国务院科教组联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参加四届全国人大文件起草.他开始忙起来了,但仍然利用休息时间写作.郑惠在2002年10月谈到了胡绳写书的艰难情景：“胡绳利用后期从干校回到北京较为松动的政治环境,着手写《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为此,他向有关领导同志专门写报告.李先念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答复表示同意,说写出以后请人看看,听取意见后再考虑出版.这一段虽然相对来说有较为宽裕的时间,但也还是在参加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和实际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写成的.日后我读到他的日记,才惊讶于他当时是如此之用功,其笔耕之勤奋令人叹服.他抓得很紧.在起草文件编选毛著的空隙,哪怕一天晚上只写几个字也坚持写作,常常写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已经躺下,想起问题又起身写作,很辛苦.他找过几个助手,但有的写得不行,甚至基本重写的情况也是有的.他还有个时间表,在阶段性工作完成后,回过头接着写.什么时候写第一章,什么时候写第二章,很细致.他还给自己定了目标,今年一定要把第几章写完.有时是用旧稿子,有时一个晚上都没有理清头绪,一个字都没写.”
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胡绳所在的国务院政研室处于风口浪尖,天天搞政治运动,开“批判会”、写检讨材料,耽误很多时间,写作中断五个多月.尽管如此,根据他1977年2月18日的日记,截至当时,已经写出17章,共33万字——书稿的写作已完成将近一半了.
这个进度不算慢.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三年多时间写了30多万字,对于一个接近花甲的老人来说相当不易.但是,胡绳并不满足,“决心在有空隙时还是抓紧近代史,不再旁骛其他”,“齐赫文斯基之书有64万字（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与胡绳同龄,这里指的是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引者注）,余书当亦如之”.他开足“马力”,继续“奋蹄”,要抽空、挤时间全力为之.1978年二三月因忙于五届全国人大的文件工作,未能写作.他在日记中写道：“田园将芜”,为之心焦.尔后写作时断时续,常常写到后半夜,甚至精疲力尽、生病时也坚持写.到1979年,初稿写作大部完成.于是一面从绪论开始统改,并征求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文献研究室的前身）近代史小组几位同志的意见,重写或补写若干部分（有些部分反复推倒重来,最难的是第一章）；一面继续写第五编的最后两章,至次年1月25日将初稿改完.经过十多年艰辛奋斗,皇天不负苦心人,孕育整整40年的孩子终于呱呱坠地了.
稿子交出版社后,胡绳尊重编辑的意见,继续修改,丝毫没有那种“大腕”的派头.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邓卫中回忆道：“在按出版程序审读书稿的过程中,我这个‘初生之犊’不揣冒昧,对书稿中的一些地方直接用红笔做了修订.有老同事告诫我：应当先用铅笔提出处理意见,待作者（尤其是大名家）首肯后,再用红笔为妥……然而,没想到我这个小编辑的粗浅之见,大多被作者采纳了.在《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以前,胡绳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表示感谢,认为：‘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我实在愧不敢当,再三推谢,但胡绳先生坚持不同意我删掉自己的名字,并通过他的老友孙洁人同志转告我：就这样定了.”“胡绳先生的人品、学问,都是‘真’和‘诚’的典范.这在我同他并不频繁的每一次接触中,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至真至诚.”
第三阶段：三个本子,影响巨大（1981年—1997年）
《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于1981年6月出版后,获得广大干部和社会各界的欢迎,认为这是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朴素通俗的历史著作；既不同于那种刻板枯燥的教科书,也不是空洞无物的宣传品,而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有的读者向胡绳倾诉读后感：许多史书因缺少典型而感人的事例,光有“树干”,没有“枝叶”,使人读之感到枯燥.而您的书“粗”“细”结合,“粗干”使人把握主要史实,“细处”则动人情感,让人愿意读.“这后一点对青年读者特别重要.我有个小弟弟在北京大学读理科,对现实的看法常有偏颇.我已向他推荐您这部书,叫他功课再紧再忙,也要挤时间把您这部书读完,好让他把新旧中国作个对比,匡正他对现实的看法,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的党和新中国.我相信,他读了您的书后,也会像我一样受到震撼和教育.”
是年12月9日,老一辈革命家王震在纪念一二九运动46周年座谈会上推荐该书,号召广大干部和青年认真阅读胡绳的这本优秀著作,“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王震关于《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谈话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报道,《红旗》《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全文.此后,陆续有书评发表.为了推动近代史学习,方便部队官兵和青少年阅读该书,红旗出版社出了“简本”；为方便老同志阅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四号字的“大字本”.三个本子多次重印,印数累计300余万册.外文出版社1991年还出版了英文译本.
1995年,胡绳修订再版《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对初版中发现的史实错误作了改正,对表述不精准的作了修正,对文字差错作了校正.但总的体系和基本论点没有变化,并在再版序言中进一步强化了书中的几个重要观点.有的学者评论道：“《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者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这个评价是客观的.
2.《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学术成就
《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不仅具有吸引学习近代史读者眼球的可读性,而且在学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研究者可以不赞同它的某些观点,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难以绕过去、不能不参考的经典之作.
（1）《从战争到五四运动》构建了为学界认可的、比较权威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体系框架
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不少,体系构建见仁见智,各有特点.有的学者在这方面动了不少脑子,颇有建树.但学界比较认可的,还是以《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为首.为什么会这样呢？该书的体系框架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比较鲜明地展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个统一展现在该书的许多方面,既在书的行文之中,也在结构安排上.从编、章、节的标题表述看,就很明显.例如,绪论第一章是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的典范,章标题“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是个讲历史的标题,它的三节标题则为逻辑性标题,先讲“经济基础”,再讲“专制主义的政权”,最后落脚到“农民革命”,紧扣本书的主体内容.这个设计显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其他各编、章、节也是如此.可以说,作者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想贯穿了全书.
第二,比较鲜明地展现了主体事件与非主体事件的统一.该书是以“三次革命”为主体来写近代中国历史的.但是,作者并不是孤零零地突出这个主体,任意地去割断历史联系,而是前有厚实铺垫,后有徐缓延伸,使“三次革命”自然而然地突出展现.第一编写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安排了六章.战争是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前提,用两章来论述,完全必要.随后用三章反映太平天国革命从兴到亡的全过程；其间插了一章写第二次战争,既符合历史实际,也很自然地将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列强怎样“认敌为友”的历史演变展现出来了.这一编既突出了第一次革命,也完整地再现了近代中国第一个1/4世纪历史的全貌.第二编讲洋务运动,这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尽管不属于“三次革命”,但作者没有因此压缩篇幅.为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安排了五章,为读者对它进行评价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事实.第三编和第四编是写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的,各安排了六章,既将两次革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也将那时的中外关系和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作了相当充分的剖析.全书27章的设计是紧凑的,比较严谨、精当地展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全貌——怎样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走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能让读者得到这样一个完整印象,是很难得的.
第三,比较鲜明地展现了历史的本然与历史的所以然的统一.许多史书往往只是将历史事实叙述得明白了然,但对这段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却缺乏交代,或者语焉不详.因此,那些要较深入了解和学习近代史的读者感到很不满足.一本史书如果只是限于传播历史知识,那是远远不够的.凡与胡绳有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的口才不算十分出色,既非演说家,也不擅长宣传鼓动.但有如前述,胡绳讲授的近代史课很受欢迎,关键就在于讲得深.《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同样如此,比如第二十五章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就很深刻：“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者具有他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弱点的原故,是由于中国广大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得不到正确的和坚强的领导,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原故.人民,首先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失败中受到了教育.辛亥革命的失败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这样的结论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
第四,比较鲜明地展现了“史”与“论”的统一.本文上篇在讲《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时就说过,“史论结合”是胡绳著述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在《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还在1959年9月酝酿写这本书时,他看了一些近代史的书后就表示：我要写的书,有的部分“新论点似不多,材料亦不可能重新大量搜集,恐怕要在论述方法与行文上取胜”.这本书的确是这样,它的优势不是抛出了许多别的书上没有的新史料,而是在史料方面选择精准、使用得当、分析深刻、论有新意.这就是许多读者都感觉到的,该书有史有论、有骨有肉、有粗有细、有文有质.比如,本文中篇讲到1992年5月胡绳赴澳门征求对《澳门基本法（草案）》意见,参观《望厦条约》签字处时不胜感慨,赋诗曰“瓜分危局祸潜生”.他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慨呢？在《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第三章第六节,作者有精辟论述：《望厦条约》开启了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三个“第一”.一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关税协定”制度是由《望厦条约》确立起来的；二是领事裁判权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立起来的；三是西方各国列强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均沾”原则是由《望厦条约》提出的.胡绳指出：“经过战争,英、美、法这三个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迫使中国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他们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的是要奴役这个古老的国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各种恶劣制度在这些条约中初步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和这些条约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完全没有能力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战前,封建统治者为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上设立的种种防范全部崩溃.从此,中国社会不可能不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的变化.”这番宏论是在别的近代史书上难以看到的.这就是胡绳著作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魅力.
（2）《从战争到五四运动》怎样坚持以“三次革命”为主线
“三次革命”是胡绳非常重要的一个创见,也是他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有如前述,这个思想肇始于1954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发展的.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基本上可以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所以要注意到其中三个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地表露出来的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是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革命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是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年至1912年的辛亥革命.1955年2月,胡绳在全国政协的报告《中国近代史绪论》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近代史的主体”,批驳了那种将外国侵略者和反动统治人物当作中国近代史主角的错误论调.他指出：在近代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人民的主体就是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使“三次革命”的立论有了更强力的理论支撑.据此,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以中国农民进行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运动为主要线索进行研究,“就可以看到在中国近代史中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如何互相结合,如何互相对立,也就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的真正面貌”.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前期,关于“三次革命”的思想还处于立论的初步阶段,那么在《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则成了书的主线和主体.说它是主线,是因为该书全部27章是通过“三次革命”贯穿起来的,充分地阐述了它们的由来、发展和结局.说它是主体,是因为在全部五编中有三编是直接讲“三次革命”的,间接涉及的就更多了.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序言和相关文章中对涉及“三次革命”的一些不同看法作了回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胡绳认为,对该提法提出的异议主要集中在第二次革命时期.一个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另一个是与此相关联的对洋务运动的估价.此外,对辛亥革命也有这样那样一些
议论.
关于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胡绳指出,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作者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这是五六十年代比较多的一种意见.改革开放后这种意见少了.在80年代的学术界,另外一种看法比较普遍,即认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胡绳回复道：“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公允的.在再版前言中,胡绳再次强调了他的观点：“帝国主义者常常以义和团为例,把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诬蔑为‘排外’.1899年勃兴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的反抗斗争,但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所以带有排外的色彩.但经过义和团之役后不久,中国人民已经超越了初期的幼稚的斗争时代,懂得排外不是出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统治,并不是要‘排外’,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才能在和世界的联系中不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受人支配的地位.”我们应当怎样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评价义和团运动？胡绳的这段分析是一个精彩的示范.
关于对洋务运动的估价.改革开放后,要求对洋务运动重新认识的呼声鹊起,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潮流应当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胡绳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很欣赏章太炎对近代历史的一段概括：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胡绳说：“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这段论述也很聪明.它形象地说明了“三次革命”的主体演变,也说明洋务运动既非“强盗”,也非“秀才”,因此,尽管它具有开启“近代化”的意义,但称不上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体.在另一篇文章中,胡绳还指出：认为在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种看法抹煞了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封建官僚的洋务派,撇开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不论,专就经济上说,也是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胡绳陆续发表文章、讲话,从不同角度阐发辛亥革命的意义,并对一些问题作了深刻辨析.一是辛亥革命的反帝问题.从文献史料看,辛亥革命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指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的纲领中,也没有反帝的内容.但胡绳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所维护的清朝政府,努力通过革命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样,他们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存在许多弱点,便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反帝的性质.“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鼓励参加辛亥革命的‘温和’势力,并且支持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篡夺革命果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二是辛亥革命有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共和强加于中国,并不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胡绳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辛亥革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它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联系,共和国的口号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都足以驳斥这种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论好像更适合于中国.但是,改良派的失败,改良派的先导地位不能不让位于革命派,而且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日益在政治上堕落,这些都足以证明推崇改良派而贬低革命派是站不住脚的.”三是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这是胡绳对孙中山积近40年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胡绳指出：孙中山强烈地希望中国富强,同时又热切地希望为人民谋幸福,使人民不受剥削压迫.如何使这两种善良的愿望同时实现？从西方国家的经验中,他感到这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为解决这种矛盾,就产生了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一方面欢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看到俄国革命成功后出现的社会激烈冲突和残酷斗争,又感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可怕的事情,应该设法竭力避免.“如何避免呢？就是趁中国产业还未发展,在还没有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时,及早实行社会主义.”胡绳说：这就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名义上要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发展资本主义”.孙中山的这种主观社会主义,同他早先既想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祸害的想法如出一辙,当然是种空想.不过也要看到,这种思想“也是中国人曾经有过,通过实践才逐步加以克服,甚至现在还在克服着的”.“孙中山和中国人同样生活在中国现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因而某些想法有共同性,这是不奇怪的.”但是,中国人毕竟克服了孙中山的弱点,抛弃了他的主观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走了一条经过新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达到社会主义的路”.“这当然不是孙中山所能预料的,然而的确使他的良好的愿望成为现实.中国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胡绳关于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新思想的提出和这段评析,既增加了认识辛亥革命的一个维度,也将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人对他的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作了新的提升.这是胡绳“三次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胡绳关于“三次革命”的思想愈来愈坚定,他在辨析那些不同意见后,明确表示：“在学术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务运动问题上和辛亥革命问题上,原书的基本观点大概不会改.”
（3）《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对几个重大问题的把握
胡绳在写作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对如何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曾有较多考虑,并在再版前言中作了论述.后来《人民日报》对再版前言作了两次摘发,胡绳本人还节录了一部分,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题,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文集中.可见,这几个问题非同一般.
第一,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胡绳说：我写这本书使用的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也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阶级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中国近代史发生的多次革命无疑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即便是辛亥革命这样的革命,也存在许多缺点.对此,胡绳指出：“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第二,关于改良问题.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胡绳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
革命.”
第三,关于对外开放问题.有人认为,对外开放在近代中国早已有之.胡绳也不赞同这种观点.他指出,战争后100年间,中国是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外国资本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帝国主义应当使中国独立,扶助中国走向富强,从而扩大与它们的经济交往,这才是对它们最有利的.对于这种看法,胡绳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
第四,关于以现代化为主题与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问题.胡绳认为,1840年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和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胡绳看来,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既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还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因此,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写中国近代史,仍然离不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否则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就很难解释和解决.
第五,关于殖民地能否实现现代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观点：如果中国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胡绳尖锐地指出：这是极端无知的昏话！“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
第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种现代化倾向问题.胡绳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中国以后,既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会刺激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胡绳说：本书仔细地将洋务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胡绳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与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把握息息相关.它实实在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我们后辈晚学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党史应当努力学习的.
3.《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续篇——《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论
胡绳在《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立即着手考虑写它的续篇《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天不遂人愿,最后只是发表了关于此书的多次谈话和由该书课题组根据他的谈话写成的若干篇论文.两者相加,出版了《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
（1）胡绳对《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筹划和启动
《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前,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参与了该书的善后事宜.1980年12月中旬,胡绳对我们几个文献研究室近代史小组的人说,“决心写‘从五四到解放’”,还说同邓力群和李琦（当时任文献研究室主任）谈了,让我们继续帮他工作.在他留存的材料中,还有“从五四到全国解放”的笔记,其中有如下内容：“第一编至第五编题目,第一编五章题目（一）铭康（二）则民（三）仲泉”.即分别由陈铭康、郑则民和石仲泉三人承担.笔记还写道：《从战争到五四运动》“除绪论与末编外,每编一般是六章,每章二三万字”,《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如每编六章,共三十章,60万-70万字”.显然,胡绳已经在构思新著的体系框架,并准备动手写作了.
1981年三四月间,胡绳到广东、广西参加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首次亮明了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移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观点.他在广东的会上说：“我们过去一般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一段时期.其实,按照社会性质来说,整个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第一次战争到1949年革命胜利,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此后,他又多次重提这一建议.金冲及撰文表示：胡绳的这个看法,“已成为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然而,80年代以后的胡绳,如同50年代一样,不是写作“专业户”了,必须从事大量其他工作.这样,直至1995年2月,他才重新考虑《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写作问题.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异常,再加上其他工作仍不少,于是他找来已经离退休的丁伟志、徐宗勉（胡绳过去的秘书）帮他进行这项写作.胡绳对他们说：写完《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后,本来还想接着写下去,已经积累了一些想法,可是事务缠身,始终没能动笔.如今还想把这本书写出来,但精力已经不济,无法独力完成了.丁、徐二人当即表示愿意协助撰写这本书.3月,胡绳带着二人赴湖北、河南考察,沿途与他们作了九次谈话,启动了《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谈话之旅.1998年10月又在北京与他们二人加上陈文桂作了一次谈话.此后,胡绳的身体越来越差,还要忙于其他事务,没再继续这样的谈话.丁、徐等人组成课题组,根据胡绳的谈话抓紧写作,并将部分撰稿送他审阅.胡绳看了少量稿子,提了修改意见,但大量的文稿没来得及看——这一部分有五章二十五节.课题组经过反复整理、修改、编辑,将胡绳谈话和未定的五章,还有相关专题,编辑成《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于2001年初出版.这算是胡绳的遗稿了.
（2）胡绳十次谈话的新论
胡绳关于《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次谈话共计约3万字,绝大多数谈话不长,但创见迭出,新论不少.作为一代思想大家、理论宗师,胡绳非常注重出思想、讲新话.他在前述1981年广东学术研讨会上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六大问题,首先就强调要创新,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论点,发现新的资料.他说：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已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已往的历史之所以需要反复研究,并且能够有所创新,我想,根本点就在这里.”他与丁、徐二人谈话时,开门见山就说：这本书要讲出一点新的意思.
胡绳的十次谈话是漫谈式、自由体,尽管每次都有主题,但一些重要问题前后都会涉及,许多新论散见各篇之中.将这些新论加以梳理,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独立.这是我们过去很少研究的一个问题.胡绳作逆向思维,提出这个问题：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袁世凯自己将接受日本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定为“国耻日”,要大家不忘国耻.当然,他接受了“二十一条”卖国协定,这是基本面.吴佩孚就其反对日本来说,确有爱国一面,所以共产国际找他建党,以为他是进步的.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也是因为不甘心完全当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对他不放心.也有半独立性格,不然怎么可能同他合作抗日呢？这些统治者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甚至利用美国与的矛盾,例如赶走史迪威,他看透美国在根本上是反对的,所以敢于在这类事情上顶撞美国.当然,旧中国统治者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独立,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兴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保住一些国家利益,或减少一些损失,但结果多半适得其反.”我们也利用矛盾.最善于利用矛盾,“最高明的一着,是利用美苏矛盾,促使美国恢复和中国的关系”（指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引者注）.“不过,的利用矛盾,是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为原则的,这与旧统治者不同.”胡绳提出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时辩证地看待一些问题,既把握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面,又努力避免简单化、绝对化.
第二,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工业化.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观点在年轻人中间很走红,说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中国的进步.胡绳批驳道：这很幼稚.帝国主义到中国来,虽然没有灭亡中国,中国还是半独立,但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统治者.帝国主义到一个落后国家来,总是维护这个国家的落后势力,不肯轻易地去掉它、改变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压迫.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比如,列强到中国来修铁路、搞点工业等等,是因为这些有利于它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单搞工业不等于搞资本主义化.胡绳指出：“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
第三,关于“中间势力”和“三个角色”.胡绳的多篇谈话都涉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核心内容,是最有分量、反响最大的新论.胡绳谈这个问题时牵涉面很广,这里着重介绍其中三点：
一是中间势力的政治倾向.胡绳说：讲这段历史,一般主要讲国民党和,讲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这是两极.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即除国、共两个角色以外的第三个角色.属于两极的人都是少数,中间势力占大多数.中间势力是些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走.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胡绳说：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尽管占大多数,但中间势力“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最后总的说是站到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
二是中间势力的分化和变动.胡绳说：决定中间势力分化、变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民族主义.有的人开始对有疑虑,甚至反共,是因为把看成是苏联的“走狗”,也这样宣传,而党内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恰恰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很失人心.在30年代“左”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党是很孤立的.到了抗战时期,深入敌后坚持抗日,大得人心.而国民党对抗日消极,把心思用来对付和人民.所以中间势力发生变化,大多倒向我们党一边.另一个是发展经济.国民党上台后忙于打内战,不去努力发展经济,不关心人民疾苦,又不敢反帝,使许多原来跟着它走或对它抱有希望的人深感失望,终于离开了它.胡绳指出：像邹韬奋、胡愈之这样的人,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他们“从资产阶级主义变过来,靠近,甚至参加党,也是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的缘故”.
三是中间势力与实业救国论.中间派中有些人认为只要发展工业,就能解决中国问题,反对人们参加革命.胡绳说：他们搞工业这件事本身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大家都走工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路,就是搞改良主义,这是错误的,不能不批评.如果接受这种主张,革命就搞不成功,反帝反封建问题就无法解决,中国的工业、教育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中间势力与存在着矛盾.所以,很有分寸地说,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因为这种认识破灭了,他们就可能转过来理解、同情革命.胡绳强调：“这里否定的是这种认识而不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主观上还是爱国的,要救国的,不是反动的,只是主张的路子不对.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对这些中间势力,从理论上作些深入的分析.”
鉴于中间势力的极端重要性,胡绳要求这本书既要写武装斗争,又要描写、分析中间派的各种活动,写它的发展、分化,直到后来其中绝大多数人站到一边,决定了革命的胜利.当然,也要写、国民党这两头,写它们与中间派的关系.“这本书要写‘三个角色’,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和变化着的关系,而不是只写两个角色,两军对垒,这样内容就会丰富得多.”
第四,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的不断传播,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梁启超、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胡绳在多次谈话中讲起这次论战.一次说,梁、张的基本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工人阶级还未真正形成.最迫切的问题是先发展资本主义,使多数人变成劳动者,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准备”.胡绳认为：“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现在来看,梁、张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对的,革命事实上也胜利了,但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另一次,胡绳说：“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事物.过去流行一种看法,好像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后,凡是与它不同的、反对它的思想就一定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讲不通.”还有一次,他说：我们过去的书上照例说,这一场论战是人取得胜利.恐怕很难说取得胜利.“反而是梁、张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的答复顶多就是说,现在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我们不能再反过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的意见.然后到了第二年,自己也懂得了,苏联的同志来也一再说,中国第一步还要搞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搞社会主义.”这样,陈独秀等人才把思想转过来,党的二大决议才有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
这场争论触及的要害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梁、张认为不可能.陈独秀等当时回答不了.胡绳说,这个问题直到的新主义论才开始解决.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上篇就是搞新主义革命,下篇才是搞社会主义.只有做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胡绳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上述新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值得认真思考.对过去的认识,不能不进行一些修正.
第五,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胡适的政治倾向.胡绳对胡适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写过多篇文章.早在1937年3月,胡绳才19岁,就发表了《胡适论》.全民族抗战以后,他也评论过胡适.但是,影响较大的还是1954年批判胡适的两篇重头文章——《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论胡适派思想对科学的曲解和污蔑》.正如龚育之所评论的那样：“三四十年代胡绳论胡适,论得比较公允；五十年代胡绳批胡适,批得有深入可取之处,但是不够公允.”胡绳这次谈话可谓“晚年论胡适”了,具有反思、回归公允的意义.由于对于中间势力的认识是胡绳多次谈话的重点,因而胡适是被作为中间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来谈论的.在十次谈话中,论及胡适的有七处之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是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作了新的界定.过去将这场争论说成是“论战”,并成为新文化运动左右两翼分化的标志.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好像变成了敌对势力.胡绳说：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的政治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胡绳还讲道：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在宣言上签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认为当时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主张改革政治,主张与“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总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化要重新加以解释.”
二是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了新的解读.胡绳说：“所谓‘大胆假设’是有所根据的,不是随意乱想；‘小心求证’的意思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能抓到一点就作判断.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他认为,中间势力的政治倾向有两面性,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两面性.他们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文化,但也反对封建文化.“抹煞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贡献是不对的.即使是胡适派也是如此.”
三是对胡适有“盖棺”之论.前已论及,胡绳认为中间势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动摇.这个特点在胡适一生非常明显,摇来摆去,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面是追求、人权,反对复古、专制,因而同旧势力,也同国民党有矛盾.另一面不反帝、不反美,特别是反对革命、反对,因而又和国民党混在一起.对前一面,胡绳认为,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向右转,成为“不革命的派”.不仅如此,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胡适还在摇摆.他“开始同情清党反共,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龚育之在纪念胡绳的文章中,对胡适一生与国民党的关系演变作过考察,也是对“胡绳论胡适”的补充.对后一面,除上面提及的“同情清党反共”外,胡绳指出：胡适“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胡适在四五十年代倒向了国民党一边,后来为争取人权、又批评国民党,乃至遭到围攻.他从美国回到台湾后很不顺心,还保持了一点独立性.因此,胡绳给胡适的最后结论是：“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这是胡绳在十次谈话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新观点.
第六,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次历史机遇.我们过去有时说,那一套就是搞资本主义,胡绳认为这样讲不那么准确,并没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次是1924年到1927年的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纲领,反帝反封建,对三义重新作了解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这样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国民党连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想搞.农动一起来,他们就恐慌了,中途叛变,大革命失败了.另一次,胡绳认为是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协议通过后的一段时间.如果执行协议,联合政府当然以国民党为主,就只能是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主义成分,因为我们党参加进去了.胡绳说：我们作了国民党执行协议的准备,所以提出和平新阶段.我当时听延安来的同志说,我们要用选票代替.当然,、党是两手准备的.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议,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第七,关于统一战线怎样成为中国的一大法宝.胡绳十次谈话的重点是中间势力,对于来说,怎样团结中间势力,做好把他们争取过来的工作呢？胡绳说,这就是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中,“武装斗争是不为中间派赞同的,搞武装斗争,又要搞统一战线,二者看似不相容的,但在抗战时期把二者统一起来了,相容了”.“二大法宝并用,也得到了中间派的拥护.”
胡绳认为,党的统一战线主要就是做中间力量的工作.他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是新事物,最有前途,但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很小,不可能独霸新文化、新政治,还需要和旧主义联合.“和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主义的中间势力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批评、有联合的关系.这种联合对新力量的发展有利.例如,在20年代,为什么要实行国共合作呢？因为当时孙中山、国民党是中间势力的旗帜,和国民党合作,就能扩大的影响.”尽管国民党成分复杂,还是要同它合作.“如果不和国民党合作,单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迅速形成革命局面的.”
讲到30年代“左”倾时期,胡绳说：那时领导人犯“革命急性病”,排斥中间势力.李立三急于搞革命转变,提出一省两省首先胜利,建立工农兵小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抛开.他甚至设想,中国革命一胜利,立刻会影响到全世界,全世界革命起来了,就把所有帝国主义都打倒.“这一条意见把第三国际惹恼了：你中国革命变成了世界中心了,能引起世界革命,还要我共产国际干什么？世界革命得由第三国际领导.李立三的问题,是因为讲世界革命触犯了第三国际.以后王明来了,他除了不讲世界革命以外,其余完全是李立三的老一套.”
胡绳认为：“王明时代,送上门来的‘统战’都不要.1931年本已出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机,但‘左’倾领导人不加利用,丧失了时机”.这里讲的就是福建事变.1933年10月至11月,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宣布抗日反蒋,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并与红军部队签订了反日反蒋协定和边界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恢复交通贸易关系.人家还给苏区运送了大量食盐、药品和军械等急需物资.这使的第五次“围剿”遭到重创,苏区的危困境遇得到很大缓解.随后,派军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这时,如果红军配合第十九路军侧击的入闽部队,共同打蒋,就有可能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攻.但是,“左”倾领导人不加利用,拒绝援助,结果丧失时机,唇亡齿寒.全力实施铁桶围歼计划,进攻苏区首府瑞金,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实行长征.照目前“90后”的话讲,“左”倾领导就是“脑残”了,背书本聪明绝顶,搞实践愚笨至极.
“左”倾时期对思想文化界的领导也是“脑残”,反对中间势力.胡绳说：胡愈之在一次会上批评了“保卫苏联”口号,党刊上就以敌对态度批他.“左”倾经常要文化界党员举行飞行集会,而不是搞创作.刊物上登的都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以及“保卫苏联”一类文字.后来搬到苏区去了,上海文化界反而发生了好的变化,电影、文学等都很有生气.这就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比‘左’的宣传要好得多”,“是摆脱‘左’的错误的第一步”.胡绳强调：这样自发地表现出的反教条主义趋向,反映了当时一个大的变动.对于上海文化界的变化,“书中要好好地写一写”.
胡绳认为,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大转变,统一战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说：这时,党不管你是搞什么主义的,只要抗日,就团结你.“现实的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不应当排斥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中间势力,而是应当与他们联合.”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提出新主义的主张,认识水平高过了党内其他人.“在此之前,人一直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反动的事物.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搞社会主义；而眼前要使资本主义有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这就更需要团结那些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中间势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大批中间力量参加过来,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改变.胡绳说：“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所以新中国成立时,、党很慎重,一定要等党派人士来北平再正式宣告成立,为此还推迟了成立的日期”；一再表示,“要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不是搞苏联式的苏维埃政府”.
由此,胡绳提出,在《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讲的这30年里,对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要进一步强调,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可以重新作出估价”.
第八,关于国民党的性质、黄金时代和失败垮台的原因.按以往一般的说法,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胡绳认为,这也不能说错,但笼统地讲它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把它分成两部分是有道理的,就政治上说,情况还更复杂得多.”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总的来说,带有资产阶级倾向.“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
怎样认识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国民党到台湾后,说自己的“黄金时代”是全面抗战前的十年.在大陆,也有一些人持这种看法.胡绳对此并不赞同,辨析道：它的黄金时代应是与的两次合作时期.在十次谈话中,胡绳没有展开来说,但他在此前的文章里有过论述.他写道：“此‘黄金十年’实为无穷阴影所覆盖.以言统一,此十年间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且导致大规模内战.以言经济,很难说这十年有多大成绩.”胡绳通过列举国民党方面公布的经济数据指出,到1937年,中国重工业产品自给率极低,所谓较发达的轻工业,诸多重要产品也不能自给.“至于农村之破产,灾荒之频仍,民有饥色,路有饿殍,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者数以百万计,游民乞丐充斥城镇,虽中产阶层亦有民不聊生之叹.凡此种种,莫非实况.对外,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沈阳北大营声一响,瞬间东北沦亡,华北告急,将帅束手,阁臣仰屋,益使十年中之后五年黯然失色.”
为什么说黄金时代是国共合作时期呢？胡绳写道：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由此而兴,民族危亡局面得以转机,国民党威望大增.谓为黄金时代之开始,岂不更为恰当？“回顾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确有与民更新之气象.稍见开放,群众运动稍得开展,国民党与由内战对立转而为团结抗日,国民党内部之团结一致殆亦前所未有（汪精卫一派投敌可置不论）.团结抗日之格局既定,虽历尽波折,而百转千回,终能维持到底.在国民党当政期间,中华民族取得百余年来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所惜者,国民党未能善用此黄金时代”,“国民党之所作所为令广大原沦陷区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觖望至深”.然而终须承认,国民党执行团结抗日方针直至抗战胜利,“实为国民党对民族之一大功”.
上面两段的文气有点特殊,因其出自1984年胡绳准备赴美与台湾学者共同研讨国民党历史而写的文章,故而“半文半白”.尽管如此,胡绳将国共合作时期视为国民党黄金时代的观点是清楚的.其潜台词是：之所以有这个黄金时代,另一半功劳属于中国.
对于国民党的失败垮台,胡绳认为,正是在全面抗战前十年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埋下了根子.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其失败是必然的.”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胡绳指出：本来,上台,资本家、中间派大多数是支持的,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以为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国民党试图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经济虽有所增长,但“内战连年,灾荒不断,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资本家极为不满”,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此外,胡绳说,这里还牵扯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允许党外有党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和农村问题、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有关系.这是两个“大题目”,“不去抓这类大题目”,就无法统一,也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失败是注定了的.
第九,关于以现代化为线索写中国近代史需要研究的四个问题.胡绳多次表示,他不反对以现代化为线索写中国近代史,并且认为这是可行的、很有意义的,也期盼这样的著作早日问世.这次谈话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集中讲他在这方面的若干想法,着重谈了四个题目：
一是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问题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一个国家不独立,能否实现现代化？这是不少年轻人提出的问题.胡绳回答说：殖民地也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在中国,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你有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否则它的炮、火车、轮船谁买？“这个程度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的落后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之下,搞点现代化,希望这个政府还能够生存,而且能够统治全国人民,并从全国人民中间收集财富,用来向外国买东西.”因此,“要真正现代化,顺利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发展现代化”.胡绳还说：近代以来,应当承认,洋务派是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不过它讲现代化只是在帝国主义要求的范围内进行.第二代是康、梁维新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从第一代分化出来的,提出独立问题了,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问题了,第一代根本不讲这些,只讲洋洋炮之类.从第二代里又分化出第三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孙中山这一派,要反帝了.第三代里又分化出第四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谓一代比一代前进,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在独立的前提下来发展现代化.”
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胡绳认为,大体上说,一直到辛亥革命为止,在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按资本主义方针来搞现代化,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潮流来了,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靠资本主义,而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于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混淆在一起,在实践中间变成很复杂的问题.胡绳说：“五四”以后的30年,问题不在于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得厉害,而在于“是否要在中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于是变成这样一个问题：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空讲社会主义没用,空讲资本主义、也毫无用处,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新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解决了困难.”
三是怎样才叫真正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国民党在大陆时,没有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倒是到台湾后,发展了资本主义,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它在台湾能搞现代化？胡绳认为,原因在于在独立和土地改革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有些进展”.蒋氏父子到台湾后,一面依靠美国,一面又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独立性.因为美国需要他这个棋子对抗大陆,他争取半独立性地位的本钱更多了些.他们到台湾初期搞了土改,用年产三倍的收买所有地主的土地,不是给钱、黄金,而是给股票.然后把土地都分给农民,农民也不是白拿,每年拿年产的3/10交给政府,交十年,刚好是三倍,政府就把买地的钱全部收回了.这样一举三得：农民高兴,交十年后土地归自己,有了生产积极性；政府解决了经济困难,基础开始稳定；地主有了股票,随着升值也赚了钱.但是,这个办法在大陆行不通,因为地方太大、土地太多,买不起,那时也不兴股票.胡绳说：“这个例子恰好证明了我们的理论：在中国要搞现代化,第一要争取独立,第二要反封建,搞土地改革.”
四是中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胡绳说：的新主义论“第一次澄清了这个问题”.“强调了,胜利后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是新主义”,他甚至说,“新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在内不忌讳讲资本主义,甚至讲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就是.”但是,的这个思想后来有很大反复.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在共和国初期讲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讲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越来越不一样.“这就证明,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几代人一直没闹清楚,一直为它苦恼.”胡绳说：“的确是很为难啊,它的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结果你倒要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实在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这个问题却越搞越糊涂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应当重新清理了.”在谈话中,胡绳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回答问题.其实他曾就此写过好几篇文章,为我们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胡绳要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愿望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是他留下的十篇谈话,至少有上述那么多新论,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有的学者所说：胡绳晚年重新思考这一段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历史,对此书的构想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新思想、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依然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史学遗产.（编辑?赵鹏）
作者：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作者附记：
按理,本文是《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的下篇,至此应当将这篇长文完稿.但是,我最初的设计偏于保守,没想到胡绳著作的内容太丰富,下篇只能装下《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还有《中国的七十年》和《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两著,就只能待续了.十分感谢编者宽容,也请广大读者包涵.
是怎样论文参考资料：
汇总：此文是一篇适合胡绳和学界大师和成为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是怎样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是怎样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