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世纪云南民族文学原生态元素的继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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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文学”不是传统民间文学的翻版或复古,而是现代文化再创造和民族文化转型的一条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大“场”(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宽松的环境之下,民族文学内部对于传统民间文学的继承与现代化运用.新世纪以来,民族文学的原生态元素继承与现代转型中,民族身份与生态理念成为两个备受关注的关键词.
民族文学中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原生态特征不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在新世纪同样是民族文学的立足之根本.“正是在民族这一层次上的社会才具有最鲜明的文化差异.我们感到自己所属的是某个民族,我们试图仿效我们同胞的习俗和风度.而且,我们非常方便地辨别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他们各自的言谈方式、风俗和服饰等等”.[1]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描摹民族日常生活、深层挖掘民族文化底蕴、弘扬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认同和传承民族文化、表达少数民族族群体验,最终塑造并凸显出民族的身份特征.
因此,新世纪民族文学中的原生态特征继承文学中书写民族宗教信仰、祖先传说、民族情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特性,表现出作家本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自豪.比如,哈尼诗人哥布的长诗《神圣的村庄》通过追溯民族本源的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咏叹哈尼族深沉优美的神话传说与图腾崇拜,运用丰富的民间故事、原始宗教、谚语歌谣、风俗人情等元素建构诗歌叙事资源.哥布的灵感来自哈尼族生活世界的历史和传统中,他认为文化多样性的流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背弃,他坚持双语写作,用母语唤醒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关注,希冀“作品与哈尼族文化有一种自然的传承关系,也希望成为哈尼族未来文学传统的一部分.”[2]
当然,民族身份原生态的表现不是大一统的民族特点总结,新世纪的民族文化身份具有多层次性相互融合渗透的特征.民族作家作为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体成员,既是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又不能混同于民族共同体.“个人有多重身份……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而文化性的身份则多来源于“民族,部落……语言,国籍,宗教,文明”.[3]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存在于民族发展的具体语境中,构成元素具体而丰富,并且影响到民族性格形成.云南少数民族因地域跨境的特殊与民族杂居融合的多元,受到传统文化、域外文化、主流文化、时代文化的多结构多层次多因素的动态影响,民族作家作为特定的民族个体,其文化身份比之汉族文学作家更为多重,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身份元素也更为复杂多样.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生态和历史条件,各区域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状态：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边民互市联姻,民族关系及中外国际关系交织在一起,由此形成多样化、复杂化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结构；经济状态发展不均衡,有些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结束了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成为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并且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辐射于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云南民族作家大多同时受汉语和母语双重教育,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渗透到文化态度、审美追求之中；云南边疆民族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华文学格局影响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识的内涵.在这种多元生活习俗与文化格局中,民族作家具有多重情感倾向和文化视角,需要实现对不同文化的多重超越,在作品中呈现出文化人格的复杂性、文本内容的多样性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有追溯优秀历史传统的文化寻根作品,有融汇当下思潮意识与形式现代化乃至后现代文化的作品,渗透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地域中他族文化的因子,呈现出区域性民族文化融合特征,表现出丰富多层次的主题意识.
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品把民族身份简化为民族景观标签,在作品里满目充斥着遥远的大山、茅草的屋顶、优美的山歌、美丽的民族服饰、异彩纷呈的民俗节日等词汇意象,认为这就是民族身份的原生态表现.但是这种风土气息并没有融入到民族性格与生活体验中,缺乏对于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情感的深入描述,导致民族身份这个严肃主题变成了载歌载舞表演式的“最炫民族风”.云南民族文学的民族身份是一种价值观念,原生态写作中的民族身份表达不是放弃对时代重大话题的参与,也不是放弃对世界文学的展望与融合.民族文学的民族身份的原生态表达应该是对民族形象、民族文化的如实塑造与深刻反思,不能离开时代与地域的生活土壤,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因此,新世纪民族文学对于民族身份的原生态表现不是复古到原始状态,而是如实表现这种丰富的民族身份特征.比如,佤族作家伊蒙红木的报告文学《最后的秘境》是作者深入佤山腹地,亲自采访境内外佤族山寨而写成的涉及佤族远古部落及当下的生存境遇、文化现象的作品.作者以现代性的警醒重新审视和认知自己民族的生存需求,以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对本民族既有的文化重新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解读.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是我走访了境内境外的佤族村寨整理出来的,我用纪实的形式,把我看到的认识到的佤族的民风民俗还有历史记录了下来.”这本书为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迅猛到来的时代,保留下了佤族山寨原生态的文化记忆,表明了作者自觉的文化担当.
作为民族代言人的作家需要切入本族文化的精粹内容与变革历程,积极汲取自己民族伟大的传统与历史文化,将民族精神与个体意识融为一体,将民族意识与中华精神融为一体,文化身份从单一向多重的综合,成为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历史性特征,进而形成对人类的终极性关怀.再者,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并不对立,“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 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 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4] 民族性与人类性（即人性）虽有区别,但从根本上说又是统一的,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原生态表达是追求一样的人性中真正值得赞扬的美好品德.云南民族文学应该与世界文学中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借鉴的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文学艺术.
繁杂多样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背后深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认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面貌讲述着人与自然关系这一生态主题,是原生态文化中的重要母题.比如,创世史诗中,大自然与人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纳西族的保护神“三朵”,就是玉龙雪山的化身；圣湖中居住着神灵,是孕育生命、庇佑纳西族子民的地方.根据创世史诗,许多少数民族部落对于山中椿树、红豆杉、眼镜蛇等自然造物,都持敬畏态度.佤族创世史诗中,人们与大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阿佤人甚至赞美小小的苍蝇、蚂蚁,因为它小而善良智慧、具有实干精神.
生态文学也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主潮之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为终极尺度的文学.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它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
新世纪以来的云南民族文学中也充溢着生态表达意识,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和经济的诸多因素,边疆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习俗、宗教、饮食、服饰、体育、教育以及各种传统文化保留比较完好,在辽阔的边疆背景下体验大自然的壮美与民族文化的灿烂,书写狩猎、种植、建筑、鱼类、医药等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书写与动物重塑,树立了自然伦理的尊严,表达了对过度技术化的反思,对朴素的民族性进一步深层体认.比如,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以串珠式的结构,串起了这条西南地区千年生命线上的自然山川、人文风物、历史民俗、人物传奇,用生动的笔触将之熔于一炉,再现了它作为生命之路与文化之路、通商之路与血缘纽带之路的神奇与壮美.回族作家叶多多的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记述了云南这片土地上少数民族的生活故事,书写真正的乡村生活及乡村人生存状态,叶多多笔下的人物都是鲜活、富有个性的,人物的喜、怒、哀、乐都跃然纸上,她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自身也在与他们一起尝受着这些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展现了中国云南底层的生活现实.林贤治在为她做的序言中说：“文学与土地的联系,可以从先民们的关于劳动、游戏、节庆和祭神活动的文字中看出来,其中,生命直觉、生命力、生命状态的表现生动而鲜明,后来,文学几乎为和专业文人垄断,当文学被供进廊庙和之塔以后,生存意识日渐淡薄,人生中的辛劳、挣扎、抵抗、忍耐与坚持不见了,多出了瞒和骗,为生存的紧迫性所激发的喜怒哀乐也被有闲阶段的嬉玩或无动于衷的技巧处理所代替,文学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坏、枝叶枯萎、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对叶多多作品中的生态性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2011 年,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向全国儿童文学作家发出《生态文学倡议书》,并在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挂牌成立“儿童文学领域生态文学创作基地”.
新世纪以来,边疆民族文学中对生态性的书写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部分作品对“生态性”的文学表达有失偏颇,把生态特色简化概括成标签、简化成对民族生活进行猎奇景观式异化塑造.部分作品把生态性表达等同于“民俗”化表达,流于民俗展示、风情展演的浅表层面.还有一些作品在创作中建立起“传统文化生态与现代社会破坏生态”的二元对立式万能书写模式,主体意象描写孤独的老人、衰败的山寨、寂寞的乡村、生态恶化的生存环境、精神迷失的年轻人,情节架构往往是“失乐园”模式,即某个云南民族群落宁静质朴的生活受到现代城市文化与经济的强势冲击,固有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传承千年的民族记忆被割裂、年轻一代的民族情感走入迷惘.这的确是云南民族面临的普遍处境,也是现实生活遭际在文学中的真实反映,但这不是云南民族生活的唯一内容,也不是云南少数民族人民的唯一状态.这种叙事固化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冲突中,文学创作以边地悲歌的形式追溯民族历史曾经的灿烂与描摹当下的无奈,却没有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结构等方面进行开掘,忽视了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为何会在现代进程中的被动弱势地位的深入思考与叩问,于是,深厚久远的生态文化传统成为了抽象的、标签化的祭幡,鲜活生动的生态意识也由此缺乏主观能动性,缺乏对传统思维的扬弃,缺乏在现代文化浪潮中继续生长的自立自强的生命力.
云南生态文学的优势在于它为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以进一步反思人类文明的弊端,但是,要写好生态文学,作家必须克服盲目趋同的心态,尽快从一味的情感宣泄和浮躁的攻击咒骂中摆脱出来,对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更为理性的反思.
新世纪以来,云南民族文学获得新发展,屡屡斩获骏马奖,大量优秀作品呈现出新的创作面貌,与文学长河里流淌不息的原生态元素有密切关系.云南民族文学中的原生态元素既是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文学现代化转型中的有活力的生长点,是文学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文学建设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民族文学魅力和生命力的源泉.
民族文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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