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袁枢：抄到极致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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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无耻行径,抄袭之人也大都因此身败名裂,但南宋时期有一个叫袁枢的人,只字未改、全文照抄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内容,非但没有遭到诟病,反而还成了彪炳千秋的史学大家.
袁枢,字机仲,1131年出生于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自幼饱读诗书,尤喜读史.而在诸史之中,他用功最多的就是《资治通鉴》,简直可以称得上司马光的“铁粉儿”.在阅读这部以时间为编排顺序,多达294卷的编年体通史时,袁枢深感浩博难懂,因为其中的历史事件被时间割裂,导致“一事隔数卷,首尾难稽”,只能硬着头皮去啃.久而久之,他生发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资洽通鉴》按照事件的本未来编排,应该可以降低阅读难度,但转念他又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在当时,史书的编撰体例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纪传体的代表人物是编撰《史记》的司马迁,编年体就是偶像司马光,两位都是大咖,而他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要创造一种新的体例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再说即便创新了体例,但照搬《资治通鉴》的全部内容,搞不好就成了抄袭名人的反面典型.因此,袁枢只好搁置了念头.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袁枢高中进士,入职官场.为寻求治国安邦之道,他更加用心苦读《资治通鉴》,不仅将全部内容背了个滚瓜烂熟,还吃透了司马光的史学见解,愈发感到《资治通鉴》的内容无疑可以为南宋王朝提供兴邦安民的药方,但要让更多的人读懂,必须用一个新的版本重新解读《资治通鉴》.
于是,袁枢邀约好友杨万里坦陈了自己的设想和担忧,没想到杨万里跟他感同身受,并告诉他司马光本人也曾有对《资洽通鉴》进行简化处理、降低阅读难度的想法,只是由于年事已高无奈作罢,而今以一种新的体例重新解读,与前辈不谋而合.至于抄袭,如果是抄袭他人的文学著作是可耻的,但抄史则是对历史和前人的尊重.有了好友的支持,袁枢打消了顾虑,决定以一己之力编撰《通鉴纪事本末》,但由于公务繁忙,他的宏愿再一次搁浅.
1173年,袁枢出任严州教授,时间相对宽松了许多,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通鉴纪事本末》的编撰中.创造一种新的史书体例没有先例可循,袁枢经过深思熟虑确定了“以事件为纲,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首尾”的编撰原则,然后开始从《资洽通鉴》中辑抄所需的内容.他选取了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间的239个事件,每一个事件独立成篇,标以醒目的标题,然后将事件的本末悉数抄录,不仅抄了原文,同时还抄了司马光的史论,原文照搬,一字不差.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袁枢将1300多年的历史事件,转换为一个个完整连续的故事,42卷本、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的《通鉴纪事本末》顺利完成.
《通鉴纪事本末》出炉后,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得到了从皇帝到一般读书人的广泛赞许.挚友杨万里不但为其作序,还评价道：读此书如生在其时,亲见其事；宋孝宗读后赞叹：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当即命令摹印十部,赐给太子和重臣,并擢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以安邦定国与教化天下的使命感,不计个人毁誉,编撰了《通鉴纪事本末》,不但惠及了当朝,更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一崭新的史书体例,实现了史书编纂体例的突破,形成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格局,以独创性的抄袭成为彪炳千秋的史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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