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红色文化的艺术阵地:抗战时期文工团组织模式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红色文化的艺术阵地:抗战时期文工团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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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战时期,作为红色精神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工团组织模式逐渐形成.该模式采用间接领导与直接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以短小精悍的文艺演出形式为工农兵演出.文工团起源于红军时期的随军宣传队,初创于“文协”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熟于“边区文协”组建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和中国直属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此后,推广于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由于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演出形式等,文工团逐渐发展成为随军政治宣传组织,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与大城市的文艺改造运动,从而促进改造旧社会等诸多措施顺利进行.

关键词：红色文化；文工团；文艺；组织模式

中图分类号： K2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8) 10-0496-06

2014年,总书记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提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号召.承载红色资源、红色传统和红色基因的是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领导人民在新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改革的实践同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① 红色文化的构成包括三方面,即红色物质文化、红色精神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其中,红色精神文化指的是政治信仰、理论知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通过文学、艺术、戏剧、歌曲等形式表现出来.［1］而红色精神文化的载体则是中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建的文学艺术组织产出的产品.

在诸多文学艺术组织中,左联的地位举足轻重.它是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在鲁迅虚权影响与实权管理的双重领导体制下建立并有效运行；它也是外部政治环境与内部组织结构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展示了早期革命活动为适应环境在文艺界所采取策略的一个缩影.［2］265、269 双重领导体制的运作模式,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建设中,亦有重大影响,“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建立政权,左翼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政治传统,其内在逻辑却一直发挥着作用”［3］.文工团就是在这一影响下建立的新型文艺组织,并在指导思想、服务对象、演出形式等方面取得突破.

一、文工团的酝酿与试验

文工团是文艺工作团的简称,“前身是红军的宣传队”［4］,在江西苏区的文艺运动中起着宣传鼓动的作用.红军长征,“苏区的文艺活动进入低潮,……（文艺骨干）更多的是配合行军、打仗”［5］36,直到文艺骨干与陕北当地的文艺队伍相结合,才拉开了延安文艺运动的序幕,但此时的文艺运动缺乏统一领导,“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6］.1936年,丁玲到达陕北.作为首位从白区来的著名作家,她不仅为当地文艺活动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创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该协会成为党领导下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文艺团体”［7］.

在等领导人的支持下,丁玲于1936年11月15日召开筹委会,22日举行成立大会,经过的提议,名称确定为“中国文艺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文协选举丁玲、成仿吾等16人为干事.在首次干事会上,丁玲当选为协会主任.之后,她发表《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一文,指出文协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产生的,因此必须适应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在苏区培养文艺工作人才,在全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发展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学.［6］对此,在成立大会上不仅赞扬“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而且指出“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6］时任政治局领导的张闻天也要求：“你们以文艺的方法、具体的表现,去影响推动全国作家、文艺工作者及一切有文艺兴趣的人们,促成巩固统一战线,表现苏维埃为抗日的核心,这是你们艰难伟大的任务”.［8］文协是在领导和关怀下成立的,其倡导者和组织者虽是左翼代表之一的丁玲,但“发起人很多是我们党的各部门领导人”［9］252,从而形成丁玲虚权影响与实权管理的双重领导体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文协跟随党搬迁到延安,继续开展活动.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文协也吸纳了很多新成员而逐步壮大起来,设立了文艺理论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组等机构,宣传无产阶级文学,倡导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通过领导文协,将延安的革命文艺运动统一组织起来.“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玲等人在的支持下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

西北战地服务团,全称为“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为“西战团”,是由文协领导人丁玲于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创立的,“是党领导下的一个半军事化的、以宣传为主的团体”［10］479.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的知识分子纷纷要求上前线,特别是“年青人的心都不定的飞跃在炮火中”,而在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的草坪上指出：“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方去的机会”.［11］2于是,丁玲、吴奚如等人计划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提出的口号是“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结果吸引了许多抗大学生入团,后接上级指示,“将原定组建宣传队的抗大四大队和准备成立的战地记者团合并,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12］18关于西战团的建立,也多次跟丁玲商谈.一方面,承认“这个工作很重要,……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便于了解军队官兵、普通民众的战地生活；另一方面,要求宣传形式要“短小精悍”,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我看新瓶装新酒,旧瓶装新酒都可以”.［13］西战团在成立前夕已经开始接受上级的领导,按照党的指示行事.此后,西战团成立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即在领导下,以戏剧、音乐、口号等多种方式来创作大众化作品,为前线抗日将士进行文艺演出服务,同时注重“扩大抗日宣传”工作,以达到“号召全国民众参加抗战”的目的.［11］10-12这一纲领“大体涵盖了党和八路军宣传抗日的各项任务和要求”.［14］按照上级指示,该团主任为丁玲、副主任为吴奚如,建立党支部,吴奚如任书记,于伶为宣传干事.党组织的建立使得通过组织领导的方式来管理西战团的各项事务,而且团主任与党支部书记并非一人的职务安排,是对左联双重领导体制的继承,但由于于伶与吴奚如皆为党员,因此表面上的双层领导体制在实际上更强化了党的管理,所以西战团得到的提携自在情理之中.

1937年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战团出发的晚会.会后该团并未立即出发,而是在延安逗留了近四十天,以做好各种准备.在政治学习方面,“对于政治的学习看作第一位”,成立学习小组,每周开会一次,并请代表来授课,如莫文骅讲述“战时政治工作”、李富春阐发“战时的地方群众工作”、分析“大众化问题”等；在编辑作品方面,按照大众化的要求,“利用旧的形式”,成立杂技组,“专门研究编制一些为大众所喜欢的形式”,诸如大鼓有《劝国民抗战》、《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劝夫从军》等节目,快板有《大家起来救中国》、《卢沟桥》、《国共合作》等作品,以及一些歌咏小调,边创作、边练习、边演出,“在延安的四十天之中,一共公演了十一次”；在日常生活方面,过着“一切工作时间都得服从哨子”的集体生活,待遇是“夏季发单军衣一套,冬季发棉军衣一套”,“每月每人可以得生活费二元,一切不管”,粮食是小米,“除了粮食外,预算每人每天有七分钱吃菜及买油盐柴酱等,如果小菜便宜的时候,到星期天或者可以看见一点肉片,而这点肉片是如何加增着团里快乐的空气啊！”［11］14-25四十天的准备工作实质上是西战团按照要求进行的自我改造：在政治学习上,将理论学习摆在首位,改造文艺工作者的个人思想和工作态度；在作品编辑上,要求艺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达到宣传教育人民大众的政治目的；在日常生活上,推行定额分配的管理方式,形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形成了将政治学习与集体生活紧密结合的半军事化组织形式.

西战团虽未被明确称为文工团,却无意中孕育了文工团的模式,构成了文工团的雏形,在抗战初期的鼓动宣传过程中作用巨大.1937年9月22日,西战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随八路司令部辗转十多个县城及广大农村,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三千余里,利用各种灵活多样的表演形式共演出113次,观众达二十万左右,写标语一千两百余条,绘漫画六十余幅”.［5］48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曾说道：“我们也来组织这样一个战地服务团,作为我们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12］19西战团的成绩是巨大的,其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也“为后来陕甘宁边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团体提供了有益的经验”［5］42,从而起到承前启后、奠基发轫的作用.然而随着丁玲等人的离去,“‘文协’的活动开始减少”,再加上周扬、艾思奇等人汇聚延安,及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组织——“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边区文协”）,于是“‘中国文艺协会’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由‘边区文化救亡协会’所代替”［9］260.

二、文工团的诞生与实践

1937年11月14日,边区文协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提出“一切为着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抗日战争”［15］的口号,即文化界首要任务就是为抗战服务,以挽救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危亡,至此,该协会也就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总的领导机关”［10］317.1938年初,为了响应边区文协为抗战服务的号召,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纷纷要求上前线.4月下旬,约见了刘白羽、汪洋等人,同意他们去前线的要求.5月中旬,为他们手书一封,通过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用电报发给各军区政治部,指出：边区文协“派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五人,由刘白羽率领”,到榆林、晋西北战区进行考察,“到希接洽,并予以帮助”.［16］由此,抗战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抗工团”）始得名,并确立了其隶属于八路政治部的地位,从而标志着文工团名符其实地正式诞生.在的建议下,边区文协和八路政治部决定统一领导并发展壮大该组织,确立工作任务：“搜集战地材料,反映前线生活；推动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组织”.［17］269于是先后有六个小组分赴抗战前线,抗工团深入前线活动情况统计见表1.

表1抗工团深入前线活动情况统计资料来源：于之东.关于抗战文艺工作团［J］.抗战文艺,1938,1（7）:13.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393-394.

由表1可见：a)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抗工团先后有六个小组深入敌后进行宣传,活动十分频繁.b)每个小组成员人数虽不多,但是便于行军和发挥尖刀作用,是适应抗日战场的现实需要.c)活动区域突破了山西前线,“足迹走遍了整个华北各抗日根据地”［18］,说明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展之迅速及其对文艺工作的需求之迫切.较之西战团,抗工团不仅在根据地从事服务工作及演出活动,而且经常穿越敌占区,甚至直接参加战斗,“冒着猛烈的炮火,……与敌人的打着照面”［19］.

抗工团是边区文协和共同领导的文艺团体,首次以“文艺工作团”的名义开展工作,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次文艺工作者有组织的赴战区工作”［20］,因此“在全国的文艺战线上……有着它的模范意义”［17］270-271.由于抗工团的活动属于短时突击性质,流动性很强而规模很小,影响力难以持久,因此一个由直接领导、规模更大的文工团应运而生,即西北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西工团”）.

西工团的前身是1940年7月建立的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其任务是对以内蒙伊克昭盟为主的少数民族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后在三周年校庆会上排演曹禺名剧《蜕变》而大受好评,获得校方及西北工作委员会的赏识.12月,该队与延安的关中七月剧团合并,更名为陕公文艺工作团,由西北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从而开启了党直接领导文艺剧团的先河.另外,该团以学习与演出并重为宗旨：在学习方面,有政治课程（如马列主义、著作及时事政治）和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专业课程；在演出方面,“皖南事变”后,排演新剧《雾重庆》以满足时事政治宣传的需要,编演蒙古歌剧《塞北黄昏》以宣扬蒙汉团结,配合关于改变干部学习的新决定而上演《生活在召唤》以促进领导干部的学习积极性.1941年,陕北公学并入延安大学.9月1日,由亲自为其题名“西北文艺工作团”,“直属西北局领导”,［5］183至此,西工团正式成为党直属的文艺团体.该团一方面在延安各地进行街头教歌、写街头诗、贴宣传画等活动,另一方面积极从事演出活动,在原有剧目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佳偶天成》《北京人》《俄罗斯人》等作品展演,到1942年5月,总的来说,西工团在提高业务水平的基础上“是以演大戏为主的”［10］551.然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该团的演出方式及服务对象则发生了变化.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在会上作了发言和总结.他明确指出会议目的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就为群众的问题而言,即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指出革命文艺的方针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就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来讲,主张文艺工作者应与工农兵相结合,即文艺工作者应“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21］会后,的发言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文,在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中广泛传播,其中西工团对该文的学习很是深入,受其影响巨大,甚至有的学者认为“1942年5月,成为该团的转折点”［10］551.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西北局发来指示：“今后的工作方向和任务,是去开辟文化教育落后的农村,改变过去演大戏的倾向.”［17］403西工团在学习“讲话”的基础上,遵照西北局领导的指示,检讨和总结过去的文艺工作方式,将“由舞台上演大戏转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5］183,通过表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来为工农兵服务,并“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22］44,先后创作和演出了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如《一朵红花》《妇纺》《边境上》等.1943年12月,该团以边区文协下乡工作队的名义赴陇东地区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先后编演完成了《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等作品.次年4月,西工团返回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实现粮食自给,还将余粮上缴.为了满足大生产运动等时事政治宣传的需要,该团编创《学习劳动英雄》《选好人》《瞎子开荒》《一把米》等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22］45.解放战争时期,该团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跟随西北野战军深入前线参加战斗.文工团随军宣传演出成为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此后成立的诸多文工团当中得到继承与发展.

随着华北及东北新解放区的扩大,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组成以舒群为团长的东北文工团和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工团,开始走出陕北,奔赴前线,实现革命文艺与文化的战略转移,不仅推动了解放前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为迎接全国的解放以及解放后文艺、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509.

三、结语

纵观抗战时期文工团的创立与实践过程,文工团在指导思想、服务对象、演出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渐趋明朗的态势.红军时期,宣传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在文协创立时得到完整地继承——文协要求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坚持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学,明确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并组织西战团以短小精悍的文艺形式为工农大众服务,活动区域在西北地区.边区文协成立,倡导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时事政治服务；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抗工团,将活动区域扩大到前线；作为党直接领导的西工团继承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时事政治服务的传统,在成立初期的两年里以演出大戏的形式来展现党领导的正确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新指示下,演出形式转变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短小节目,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至此,文工团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演出形式已经完全明晰和具备,其组织模式正式形成,即文工团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文艺演出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随军宣传组织.

总之,从左联初创的双重领导体制到文工团组织模式的形成,从间接领导文工团到实现党对文艺剧团的直接控制,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文艺管理模式：采用间接领导与直接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以短小精悍的形式为工农兵演出.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范围的不断扩大,许多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均被纳入管辖区域,而文工团的组织模式也被用来从事大城市文艺界的改造工作.唯一的变更之处在于原本随军演出、流动性较强的文工团组织模式,被演出区域相对固定的国营或集体性质的剧团所取代,如上海三大国营剧团（上海市人民京剧团、上海市人民杂技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建立即为典型.［2］269这一取代,既是的文艺工作方针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反映,符合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要求,又源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众多消费人群能够满足相对固定的国营或集体性质的剧团对演出市场的需求,从而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推行组织化、改造旧社会等诸多措施得以顺利进行,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的积累沉淀、继承弘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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