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科学观吴国盛新著《什么是科学》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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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是国内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著名年轻学者,他的《科学的历程》出版后,就引起学术界关注,并获得读者的好评.2016年8月,他的新著《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直面当代中国人最有兴趣但又认识最模糊的“科学”问题,出版后再度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关注.《中华读书报》于2016年11月16日、12月14日和28日连续三期先后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各抒所见.笔者在通读了该书后,深有感慨,收益良多,特写此述评,以与有兴趣的读者共享.
一、该书的主题及三篇序言《什么是科学》一书的主题是解析东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从中揭晓科学的本质.该书序言共三篇,除作者自序外,还有两篇序言,言简而意赅.一篇序言是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先生写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本书既从西方语境,又从中国人对科学认识的实际出发,思考与解释科学的本性与本源,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和接受,是我见过的最好、最适合当前国人阅读的科学哲学著作.”
另一篇序是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饶毅先生写的,也很简短.饶先生指出,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功利主义取向”,“科学精神一直未能进入我们的文化内核”,因此,“吴国盛先生再度发问‘什么是科学’可谓恰逢其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科学的来处、发展的历程,跟随作者思考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该书的作者自序写得比两篇序言长一些,但要言不烦,阐述了作者撰写该书的意图与基本观点.
吴教授指出,真正的问题是有结构的.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问题,但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问题”.诸如：谁在提出问题？为什么提出问题？发问者期望回答者从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来回答？——这些,就是所谓“问题背后的问题”.在序言中,作者对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作者认为,要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可以采取“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两种方式.例如,一般人都会认为牛顿力学是科学.但是,为什么牛顿力学当然就是科学呢？如果回答说,因为牛顿力学符合科学之为科学的全部标准；那么,我们就会进而问：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是什么？这种发问方式通常导向科学哲学.如果回答说,科学就是按照牛顿力学来定义的,我们就会问：牛顿力学是怎么来的？这通常导向科学史.作者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有两件事情影响了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一是当年反“伪科学”的需要,二是为了辨析所谓“李约瑟难题”.后一件事情涉及到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至今仍然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要回答“李约瑟难题”,就要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这里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只要调整科学的定义,就可以使‘中国古代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无科学’都成立,但科学的定义并不是随意指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要准确理解科学,必须回到历史之中.本书针对的就是这个背景,因此将主要采纳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来自西方,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序言第8—9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均只注明页数）作者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中国人对科学最大的认识误区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地属于博物学的范畴,以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只是历史的碎片.因此,建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学编史纲领,是未来值得尝试的一个方案.”（第9—10页）
二、该书的若干主要论点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所阐发的若干主要论点,分述如下：（一）要真正理解“科学”,必须进入西方的语境.
在不同语境下,“科学”的指称非常不一样.在现代汉语中,它的一种用法是指某种社会事业,就此而言,“科学就是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它的另一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判断,就此而言,“科学是好东西”.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就“启蒙”而言,人的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就“救亡”而言,人们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学”,“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被国人推崇有加的西方“科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实际上是科技不分的,口中说的是“科学”,其实指的是“技术”.
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来自日本学者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科学”本无分科之意,但英语s ci ence自19世纪以来是默指“自然科学”（nat uralscience）.这样,中国人接受的“科学”观念,是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它是分科性的,首先指的是自然科学,再加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际功用,它一定能够转化为技术力量,从而首先提升军事能力.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起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特点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技术”,这既与中国现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有关,也与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而“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第17页）（二）“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吴教授认为,西方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英语和法语的sci ence基本代表了狭义的科学,即现代自然科学.它是指相对于希腊理性科学而言的现代实验科学、经验科学；相对于古代纯粹科学而言的现代应用科学、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相对于“哲学”而言的狭义“科学”.而广义的科学,大略相当于追求确定性的高端知识、典范知识,与episteme或scientia相当.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保留了episteme和scientia的完整意义,并不优先指向“自然科学”.西方科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性传统,相当于前面讲的广义的科学；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传统,相当于前面讲的狭义的科学.“很显然,前一个是大传统,后一个是小传统；前一个是西方之所以是西方,是西方区别于非西方文化的大传统,后一个是西方现代区别于西方古代的小传统.毫无问题,后一个小传统仍然属于前一个大传统.为了理解来自西方的科学,我们需要理解这两个传统.”（第26页）既然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传统,而科学又是来自西方,那么,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最好的办法是从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切入.吴教授指出,“仁爱”与“自由”呈现了东西方不同的人性理想.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是“仁—礼”.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第36页）西方文明经常被称作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由航海民族与游牧民族组成的人群,血缘纽带淡化、边缘化,起作用的是“契约”.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这就促成了与中国古代不同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而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自由”往往是个贬义词,一个令人担惊受怕的词.“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是人文教化的手段.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那么,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第41页）这样,“科学”就是希腊的“人文”,而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第48页）
（三）希腊自由学术的特征是非实用性与演绎,数学是自由学术的典范.吴教授指出,作为希腊人的人文的希腊科学,其基本特征是：1.纯粹为“自身”而存在,缺乏功利和实用的目的；2.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自身”.具备这两个特征的科学,才是“自由”的科学,才能起到教化自由人性的作用.由于希腊人提出知识的本质是非经验的,他们看重的推理是内在推理、演绎推理,必然正确的推理,从而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演绎科学.这是显而易见的.反观中国,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士人以“学而优则仕”为追求,学问是进身之阶.“总的来讲,中国的士人并不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附他人而存在.今天人们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过于强大.”（第52页）吴教授专门分析了作为自由学术典范的希腊数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创始的希腊算术（数论）一开始就高调宣称“数即宇宙的本原”.它一直与宇宙论、形而上学相伴随,或隐或显地支配着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而作为希腊几何学集大成之作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更是一部奇书,它不仅是集合希腊古典时代几何学成就的巅峰之作,而且流传欧洲一千多年,影响了整个欧洲文化.《几何原本》在欧洲的印刷量仅次于《圣经》,它们是两希文明的两大经典.在中国,算术一直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从《周髀算经》到《九章算术》,都是应用导向.作为一种单纯的技术,中国算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多高的地位.中国的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客观规律,“中国天文学家眼中的‘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化的存在,天界是人格化的‘天’显灵的场所,而不是受秩序和定律支配的场所.”（第90页）“最强大的研究动机来自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制度.”（第82页）中国古代天文学是“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政治占星术、日常伦理学,是礼学,但从来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第89页）
（四）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吴教授在对发端于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做了概述之后,就集中阐述作为西方科学的小传统的现代科学.中国人眼中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对之也更为熟悉,更容易接受.但“熟知不是真知”,人们除了对其希腊来源十分缺乏了解,对其基督教来源更是无知,而且充满偏见.
现代科学的技术化、效用性及其强大的改造世界的力量是在19世纪显现出来,但在现代科学发源的16—17世纪,当时“科学并没有表现出这些有用的方面”.于是,吴教授提出了以下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希腊科学是典型和无用科学,现代科学则是典型的有用科学,无用科学如何转化为有用的科学？阿拉伯人最先继承并发展了希腊理性科学的遗产,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发生在16—17世纪的基督教盛行的欧洲,而没有更早地发生在阿拉伯世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吴教授认为,应该从“基督教作为现代科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两个方面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对于前者,吴教授明确提出了“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这个人们前所未闻的论断,并且从“大学”、“经院哲学”和“唯名论革命”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五）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求力意志与世界图景.吴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是以实验方法和大量使用数学作为两大新的特点.如果说希腊科学是理性科学,那么,现代科学就是数理实验科学,它一反希腊科学静观的态度,能够转化为技术,以征服和改造的姿态对待自然.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求力意志和世界图景.如果说,希腊科学是求真的科学（science for truth）,那么,现代科学就是求力的科学（science for power）.基督教的创世观念降低了自然的存在论地位,唯名论运动催生了人类中心主义,强化了征服自由的观念,古代的理性自由被改造成意志自由.吴教授指出,“知识就是力量”,在培根看来,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正是这种新哲学使得现代科学并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纯粹科学,而是一开始就包括着实际运用的内在可能性.”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有用之学,人与自然之间的单纯的认知关系转化为操控关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概念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本前提.”（第161—162页）这种征服自然的理想最终落实到实验科学身上,自然法术、炼金术、占星术兴盛一时,“以拷问的方式对待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态度”,“求力意志成为现代人之为人的基本标志”.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动机来推动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活动”的.（第168、169页）之所以这样,“不是智力水平不够,也不是不希望过上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而是缺乏特定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是基督教背景下逐渐形成的.”（第149页）世界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视界.笛卡尔主体性哲学将人确定为主体,将世界确定为表象.求力意志与世界图景化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图景化的世界,对应的是主体的人,而以求力意志为标志的现代人类,必定把世界表象为一个图景.吴教授从数学、空间化、时间化、机械化四个方面详细讨论了世界的图景化.“世界图景化一方面提高了现代生活的效率、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另一方面,在现代心灵中培养了无生命、无生机的意识.力量自然观所到之处,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式居支配地位.人们不再以同情的态度看待自己面对的一切.自古以来宇宙间无处不在的普遍联系被消解,寄托在这种关联之中的意义也随之消散.这是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之一.”（第212页）
（六）西方博物学传统与重建科学谱系.吴教授认为,上述西方理性科学和西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是“科学”一词的严格指称,构成了“科学”一词的狭义定义.但西方还有另一个科学传统,即博物学传统,尽管它在今日已经严重式微和边缘化了.“关注博物学传统,对于理解近代科学的起源和西方科学的发展主线是必要的补充,对于解构现代性的强权和应对现代性的危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如此,把博物学视作一种合法的科学传统,有助于以宽阔的视野容纳非西方文明,为非西方文明中的‘科学’正名.通过博物学,我们可以扩展科学的含义,打造广义的‘科学’指称,重建科学谱系.”（第215页）
中国古代有“博物”这个词,但没有“博物学”这个说法.“博物学”一词来自西方,是民国初年对英文natural history的标准汉译.“博物”一词有的广义、狭义两种用法,广义是指研究自然界各种事物之学,狭义的是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之总称.通常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吴教授认为,对英文natural history更准确的译名是“自然志”,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知识类型,着眼于对个别事物的具体描述,不追究事物背后的原因.今天人们提出“回归博物科学”,主要是针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这种单纯征服型的、力量型的科学所引发的一系列现代性危机.回归博物学精神的三个要义,一是要树立博物学固有的敬畏自然的态度；二是要沟通科学与人文,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为一体；三是要沟通东西方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话语框架.（第261—262页）这就涉及到科学（知识）谱系的重建问题.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知识（科学）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知识,既包括自然知识,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知识.技术/技艺也是一种知识.作为存在论知识的科学,并不滞后于技术,而与技术同在.吴教授认为,存在论知识首先是一种“默会知识”（隐性知识,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它是知行合一的,是科学谱系的一个极端.与之相对的是“文本知识”（显性知识）.在文本知识中,从知识的内容上讲,有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之分；从知识的功能上讲,有实用知识与理论知识之分；从知识的类型上讲,有面向过去和当下（记述已经出现过的事物并进行分类）与面向未来（推理和预测）之分.在这个科学谱系中,除了西方特有的理性科学之外,博物学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技术,有文明的地方就肯定有博物学.诸多非西方文明在理性科学方面并无突出表现,但都有发达的不可替代的博物学.
（七）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对于这个问题,吴教授在书中有一段非常机智、富有哲理的回答：“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第269页）吴教授认为,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科学”来自西方,是西方语境下自我演绎、自我进化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无直接关联.科学产生于古代希腊,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之后,才成为现代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科学驱动社会发展”只是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现象,并不是各民族、各文明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而且,科技一体化的局面是19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并不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
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先后撰文探讨过在中国无近代科学的原因,到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提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著名问题,被称之“李约瑟难题”.吴教授在书中质疑了这个难题,指出其中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其一是把科学与技术混合在一起使用；其二是以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概念,作为对中国古代的“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其三是认定全人类的科学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到近代型.这实际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针对这些,吴教授认为,只要把什么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有科学、什么意义上又说中国古代无科学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了,“李约瑟难题”也就了.吴教授的观点是：“无论在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还是在西方理性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都无科学.”（第277页）如果扩展科学的含义,在博物学的意义上而言,“中国古代有科学”.（第277页）为此,吴教授在最后一章中,用相当的篇幅分析了李约瑟范式及其局限,从博物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以天、地、农、医为主干的中国传统自然知识,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优长之处在技术,在博物学（自然志）,不在数理科学.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出现数理实验科学,但并不缺少博物学（自然志）,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之大成的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均是地道的博物学（自然志）的著作.以博物学（自然志）的眼光重修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可以获得更多的教益和启示,“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而言,一种博物学的编年史纲领是大有前途的.”（第302页）三、对该书的若干评论前面提到的两篇序言,实际上也是对该书的一种评论,不过那是在出版之前.该书出版后,《中华读书报》在2016年11月16日的《书评周刊》栏目上发表了五位教授、研究员的评论；接着在2016年12月14日又在《科学文化》栏目上发表了江晓原、刘兵两位先生的对话.
张祥龙先生（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中国在什么意义上有或者没有科学》一文中认为,讨论“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它深刻影响到我们对中西文明、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学术和中国未来道路的看法.“此书提出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尖锐入里,挑破俗套,而回答和分析的思路既新颖又丰富,精彩迭出.”但张祥龙先生对该书也提出了一些商榷的看法.张先生认为,“将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技艺看作是博物学,是否仍在变相地使用一元化的科学标准？”“为什么中国古代不可以是另一种范式中的科学呢？”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牛顿物理学的科学研究范式不同,但都可以存在；那么,在中西文化之间,“这种异质范式的思路为何不能跨文化呢？”“中医有自己的阴阳五行和经络穴位的知识理论,不止于分类学和技术,并产生过重大的历史效应,为什么它只配是博物学呢？”此外,张先生对书中所说：“只有古希腊有自由的科学,中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也持有异议.认为,自由是相对于奴役而言,有各种意义上的奴役,也就有各种意义上的自由.“可以说中国人有不同于西方人的自由观和追求自由的实践,但不能说中国人不知自由,不热爱自由.”
罗嘉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在《一部反潮流的科学史论著》中,分析了吴著的“逆着潮流走”的具体表现后,指出该书虽然也谈到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区分,“可惜没能上升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高度上来看待科学技术发展不同形态和不同路径的问题.”罗先生认为,伊奥尼亚的“自由”首先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范畴.“以人性论无法解释同样具有‘兼爱’理想的墨家何以热衷于科技创新.”
何光沪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在《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一文中,同意吴著的同一观点并提出若干补充意见.何先生指出,泛神论宗教认为自然就是神,研究自然就会亵渎神圣；二元神论宗教主张自然界是魔怪的产物,研究自然是污秽不洁之事；多神论宗教和另一些宗教相信宇宙由彼此纷争的诸神分管,不相信宇宙主宰具有理性,从而不相信宇宙具有规律.基督教与上述宗教不同,主张上帝创造世界,世界是其作品而不是上帝本身,人类研究自然不仅是认识上帝的重要途径,而且是遵上帝之嘱,为了“治理”与“管理”世界所必须的.基督教明确主张,创造宇宙的上帝具有最高的智慧,“这种信仰在西方的普及,为科学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基督教还认为,事实是上帝的产物,理论是人的理性的产物,所以,“事实”大大地高于“理论”,“这就为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准备了最好的土壤.”何先生通过基督教与其他几种宗教不同之点的比较,支持并补充了吴著关于“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的论点.孙小淳先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写的《我们宁可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一文认为,“古希腊思想中确实有一些概念和认识方式在近代科学中得到彰显,但是不是就可以说,近代科学是古希腊文明的必然呢？显然中间有很多缺失的环节和因素.”“近代科学的发生,更像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不是某种思想或精神的必然.”孙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关于科学的“历史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至于愿意不愿意把它们贴上“科学”的标签,那不过是个人的偏好.“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宁可把古代的科学‘历史经验’叫做‘科学’,否则‘古代科学史’也就无从谈起了.”刘纯先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古算是一门自我体系的成熟学科》中,通过具体的分析,不赞成把中国古代算术说成“有术无学”,把数学典籍都说成是某种“算题志”或“算例志”的说法,认为中国古算中的“术”,更像是一类数学模型及其相应的算法程序,“具有抽象性和普适性,应用问题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因此,“中国古算是数学发展潮流中算法化倾向的代表,是一门自成体系的成熟学科.”
江晓原先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与刘兵先生（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的对话中,对吴著总体上持认同的立场.江先生还特别赞赏吴教授“向理论深渊纵身一跃”的勇气,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来探讨“什么是科学”这样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难题.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如果采取广义的定义,那么中国古代也有科学；如果采取狭义的定义,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
刘兵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争论的双方表面上是定义之争,“其实背后却掺入了更多其他意味,包括在现实中如何及是否要利用科学这一并不清晰但却显然拥有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方式.”这就是定义背后所负载的超出定义的弦外之音.由于西方近代以来科学在传播方面的巨大成功和由之而来在社会舆论上占有的特殊地位,科学一词成为“正确”、“真理”、“客观”、“实用”的象征,这就会让人们“在现实中有意无意地试图争夺和利用‘科学’这一标签,并因此而获得某种实际利益.”
四、作者对读者评论的回应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曾经被定位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吴教授认为,在今天,科技史研究应该更多地服务于通识教育（在高校）,以及科学文化建设（全社会范围）.这一点,在《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28日出版的“年度人物”栏目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在胡翌霖先生和该报记者王洪波先生合写的文章里,除了对吴教授的学术经历作了简要的介绍外,记者还向吴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问题之一是关于“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这个问题给一般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困惑.吴教授指出,在基督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曾出现过四种样态：1、冲突（启蒙运动之后）；2、不可分（中世纪晚期）；3、“和谐”（科学革命时期）；4、“不相干”（20世纪科学取得统治地位后,科学与宗教相安无事,处于“不相干”与“和谐”之间）.吴教授在书中讲的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主要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强调‘和谐说’.”
问题之二是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大部分商榷的意见集中于此.吴教授回应是：他在书中实际上同时向三部分的人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强调希腊理性科学是正宗来源,“缺乏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求知而求知的希腊精神,我们的科学事业就原创乏力,行之不远.”这主要是写给科学家和科技管理者看的.第二方面,强调近代科学本质上是“求力”的科学,有着深刻的宗教动机,“如果忽视现代科学的这个哲学基础,我们很容易丧失现代科学带来的蛮力的警惕.”这主要是写给科学哲学家看的.第三方面,强调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西方原本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和数理实验科学,建议发掘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这个维度.这主要是写给科学史家看的.
问题之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对于这个大问题吴教授做了简要的回答：“现代文明的危机,其紧迫性要高于中国文化传统能否延续的危机.因此,中国人要花更多的精力去理解作为现代文明支柱的科学,这个我们远远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对自身传统的评判,也要基于对科学的理解之上.”
对于吴国盛著《什么是科学》一书的不同理解与评论连续见于《中华读书报》（2016年11～12月间出版）的三期的不同版面上.这无论对于一个报刊,还是对于一本书,都并不多见.《什么是科学》这本书又被《中华读书报》和《南方都市报》选为2016年的“年度十大好书”.作为读者,我认为该书之所以被选为好书,重要的理由应该在于：不仅由于它的内容上的新颖与丰厚,而且还由于它引起了不同行业专家、广大读者的关注和热烈议论,引起了众多好学深思之士对如何看待知识、科学,乃至如何评价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等等这些基本问题的反思与探究.
林可济,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科学论文参考资料：
汇总:上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吴国盛和新著和什么是科学方面的科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科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