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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左翼乡土小说的历史价值、局限与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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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翼乡土小说自诞生之日起逐渐地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从而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重大转折,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左翼乡土小说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人物塑造、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左翼乡土小说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左翼乡土小说；历史价值；局限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106-07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左翼文学的本土化转向及文本形态研究”（HB17ZW015）；

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1930年代左翼文学本土化转变研究”（S2016B01）.

作者简介：田丰(1981-),男,河南新乡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左翼乡土小说.

左翼乡土小说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对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也正因为左翼乡土小说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政治指向,对其所作的评价往往会受到政治环境和社会语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重要一环,左翼乡土小说也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左翼乡土小说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翼十年无疑是光辉的十年.这十年中左翼文艺创作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作家们努力反映农村生活,歌颂土地革命,描写武装斗争”［1］,甚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翼文学创作“是以农村生活为基调的”［2］.左翼文学单就小说而言除了茅盾的《子夜》等少数作品取材于城市外,大多数都是乡土小说.左翼乡土小说家将乡土小说创作从五四乡土小说家所擅长的对乡村衰落和农民苦难的叙写转向对于农民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揭示上来,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在五四乡土小说和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乡土小说之间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和地位.正是在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京派乡土小说家共同努力下方才促成中国现代小说“从二十年代早期以城市为背景的自传体裁转变到三十年代以后描写农村范围的乡土文学”［3］,但相较而言,由于意识形态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左翼乡土小说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京派乡土小说.然而,深究其实,左翼乡土小说并非单单因为“迎合”了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获此殊荣,而是缘于其自身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内涵.

其一,左翼乡土小说家以激进的政治态度和强烈的革命意识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和取材范围,率先将乡土小说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引向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将阶级叙事与启蒙叙事融合在一起,开创了革命的乡土小说的创作潮流,将乡土小说与革命实践、政治活动紧密联结在一起,对于解放区和十七年乡土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翼乡土小说家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和鲜明的阶级意识,他们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功用,自觉地将乡土小说纳入到革命文学的轨道,使其服务于中国领导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为宣传的革命宗旨和方针政策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土地革命的展开.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乡土小说家而言,左翼乡土小说家承受着巨大的危险和压力,就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国民党不仅查封了大批左翼乡土小说,而且还于1934年6月颁发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以防患于未然,明文规定图书杂志在正式付印前必须先经过国民党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能刊印,否则便要予以处分,由此使得许多宣扬土地革命和农动的小说作品即便侥幸过关也往往被改得面目全非.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能够冲破国民党设置的森严文网并在19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占据一席之地实属不易.左翼乡土小说家继承并发扬了鲁迅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硬骨头精神,自觉地将文艺创作与领导的革命事业相结合,在白色恐怖和高压政策下用鲜血凝成了充满战斗性和味的文字,既有力地配合了领导的革命活动,同时也为乡土小说注入了和活力.众所周知,夏志清对左翼文艺颇多垢评,但在评论张天翼的作品时他却说过,“正因为张天翼对于左翼的文艺观,趋附从不置疑,这种道德上的承担,使其成就更属卓越”［4］181,而同为1930年代高产作家的沈从文的小说与之相比则“缺乏了张咄咄逼人的力量,以及粗犷的风趣”［4］183.

左翼乡土小说家有着强烈的悲悯意识和同情精神,他们真切地关心和爱护底层大众,致力于创作出能为大众理解和接受的小说文本,此种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怀意识是值得赞扬的.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取材时从一己情感之狭小天地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在视野得以扩大的同时也提高了创作实践能力,开始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5］,引领了乡土小说创作新的潮流.

其二,左翼乡土小说家以平视乃至仰视的态度看待农村和农民革命,既深刻地揭示出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专制统治下所承受的深巨苦难和悲惨遭遇,同时也表现了农民所进行的英勇抗争和革命壮举.

中国虽然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但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文学作品中却一直以来都处于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地位,自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出现之后才开始将农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但由于当时农民尚未被动员起来从事革命活动,加之受限于作家主体启蒙意识的影响,致使农民呈现出的往往是愚昧无知、麻木不堪的落后面目.自左翼乡土小说家始方才正面地描绘了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在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而在五四乡土小说家笔下农民即便敢于抗争也常常像阿Q那样处于冥顽不化的状态,并不属于真正的革命活动.五四乡土小说家虽然对于农民的苦难也感同身受,但由于当时正值五四落潮期,即便倔强如鲁迅者也在承受着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和孤独,“面对一天天衰败的乡村,他们对自己的热血反抗,对自己理想翅膀的受挫,起了怀疑,有了负疚,增添颓唐”［6］.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期,但他们却大都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必胜的革命信念,更加“注重从‘政治化’、‘阶级性’、‘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看问题”［7］,从而使得小说文本中的农民形象与五四时期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有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从而让“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麻木僵死的社会象征”［8］,但左翼乡土小说却是个例外,总体上显现出的是光明振奋的基调.自左翼乡土小说家起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想要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在乡土小说文本中基本去除了对于乡村美化和诗化的文字,以锐利的笔触刺向地主豪绅和官僚军阀.五四乡土小说中虽然也不乏对农村衰落和农民凄苦命运的揭示,但五四乡土小说家往往有一种游子的心态,对于故乡风物和人事的讲述往往给人一种置身事外而淡漠静观的感觉.此外,五四乡土小说家集中地从思想文化方面揭露和批评了农民们的精神愚弱和灵魂脆弱,却没有深入剖析造成农民此种精神状态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恰恰补上了这重要的一环,揭示出导致农民精神困苦和愚昧落后的根本原因,强调指出正是由于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物质剥夺才导致农民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地屈服在地主的脚下任其践踏和蹂躏.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立国,在士农工商的排位序列中农民名誉上的地位在工、商之上,但实际上只有农村中掌握土地所有权的中上层阶级才真正当得起“农”的身份和地位,而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却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虽然五四乡土小说家对于农民颇为同情,但他们毕竟依然是站在启蒙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启发教育农民的,农民时常被作为懵懂无知和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的标本,在此背景下农民自然难以摆脱掉卑微和受歧视的处境,依然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左翼乡土小说家却是真正地以平等的态度来看待和认识农民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开始呈现出正面的、积极的农民人物形象,并且还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其三,左翼乡土小说不仅涉及的地域非常广阔,而且还有着史诗般的巨大历史容量和情感内涵,可以见出当时广大农村所经历的时代巨变.

由于左翼乡土小说家来自多个不同的省域,因而在小说文本中从北国雪原到南方水乡,从拥挤内陆到荒凉边地等等都有所展现,全部连缀起来便可以组合成一幅中国农村破产与土地革命兴起的壮丽图画.

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但彻底摆脱了“唯农最苦”的传统叙事套路,而且也超越了五四乡土小说家单纯注重揭示农民精神病苦的固定叙事模式,生动地展现了已经沉睡几千年的中国农民在摆脱掉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卑微处境后为取得自身“人”的地位而浴血奋战的感人情景,从而谱写出中国农民带有悲壮意味的抗争史诗.左翼乡土小说家塑造了众多有着鲜明时代色彩和打上政治烙印的农民人物形象,勾画出农民从蒙昧到觉醒、由懦弱到勇敢的心理转变过程,构建起敢于反抗、勇于斗争的崭新的农民人物系列.左翼乡土小说家描绘了许多气势宏大的斗争场面,觉醒起来的农民纷纷投入到反抗社会黑暗和腐朽统治的武装斗争之中,比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的《水》、叶紫的《火》和戴万叶的《激怒》等等都展现出农民群起反抗的斗争景象.

而由茅盾开创的带有社会剖析性质的乡土小说更是有着史诗性品格,不仅有着宏阔的视野和庞大的结构,而且致力于展现具有历史深广度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云变幻,这对于日后的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长篇小说.

其四,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仅关心民瘼疾苦,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政治敏感,他们能够对刚刚发生甚至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做出反应并加以表现,使得左翼乡土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仅写出了农民对于命运的挣扎,更写出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从而将革命注入到乡土小说中,使其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鲜明的现实指向.1930年代中国广大农村不仅频繁遭受自然灾害,而且战事频仍、租税繁重,天灾人祸叠加致使农民时常挣扎在死亡线上,左翼乡土小说家对此及时做出反应,在小说文本中加以表现,举凡蔓延全国十六个省份的大水灾、丰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现实以及农民在被逼至绝境时所自发进行的反抗活动和领导下的土地革命等等都在左翼乡土小说中予以表现.不仅如此,左翼乡土小说家还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农民苦难的深层原因,指出人祸要大于天灾,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9］.以丁玲、茅盾、蒋光慈等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小说家都紧紧围绕着重大的现实题材来进行乡土小说创作.丁玲在《水》中揭示出1931年横跨十六省的大水灾给农民造成的深重苦难以及灾民所作的反抗斗争,彻底清算了曾经盛极一时的“革命+恋爱”小说模式,标志着新的小说开始诞生.从丁玲的《水》开始左翼乡土小说家纷纷将目光转向农村灾害书写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抗争活动,为农动和土地革命提供助力.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取材于轰动一时的湖南农动,最早在文学作品中对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给予充分肯定,成为中国红色文学经典的源头与范本.茅盾的创作取材范围也由大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对于农村丰收成灾现象的描述,和蒋光慈、丁玲等共同开启了描摹农村斗争景象和揭示农民问题的新路径,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当时的左翼文坛掀起了乡土小说的创作风潮.

左翼乡土小说家十分注重以文学形式来介入现实世界,“这种介入不是通过对现实世界存在结构的平庸模仿(minesis）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来实现的”［10］,他们并不像五四乡土小说家那样单纯满足于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尝试着要开出药方,指明出路,从而加强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指向性.左翼乡土小说家能够对社会现实生活中刚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做出反应,而不像五四乡土小说那样多是回忆故乡,从而增强了乡土小说的时代感和实践性,使得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能够直接关联和对应起来.左翼乡土小说家此种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文学引向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艺术精神和创作倾向是值得称道和大力弘扬的.

左翼乡土小说家通过创作实践扭转了早期革命文学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为之后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现实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左翼乡土小说家既承续了五四乡土小说家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同时又从苏联引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火样的创作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现实性描绘出觉醒后的农民进行反抗活动和武装斗争的壮阔情景和宏伟场面,以带着强烈情感热度的文字充分证明文学既是写实的,也是战斗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左翼乡土小说家并没有因汲汲于政治而毫不顾及作品的审美表现和艺术技巧,而是始终在寻求着文学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的平衡.

左翼乡土小说家并未因作品的高度政治化而完全丧失掉乡土小说的文学属性和审美品格,而是在承续着五四乡土小说家所开创的悲剧审美格调的基础上又平添了悲壮和崇高的美感体验.左翼乡土小说的优秀之作能够较好地将政治和艺术协调合一,既满足了政治宣传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萧红的《生死场》所运用的就是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新型文体形式,对于后世的小说创作文体有着很大的影响.左翼乡土小说家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十分重视,最为典型者当属丁玲和吴组缃.张天翼、沙汀对于讽刺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值得称道的.

二、左翼乡土小说存在的局限

左翼乡土小说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却并非毫无缺陷,其在人物塑造、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旁的不论,单是长篇小说创作匮乏就是左翼乡土小说的软肋.1930年代本是中国长篇小说迅速崛起并且走向兴盛的时代,但左翼乡土小说中却仅有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王统照的《山雨》和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及遭遇出版延宕的《科尔沁旗草原》等寥寥几部长篇小说.虽然这主要受限于国民党严密的检查制度和恶劣的创作环境,当时涉及革命宣传的单行本小说著作时常会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而导致书商血本无归,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维持生活起见也需要发表大量短平快的作品,但是多少也有着作家自身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端木蕻良就曾说过：“我的长篇不能在那个时候写起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曾参加了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把我的兴味引到政治方面去”［11］,直到1933年下半年他在北京创办的《四万万报》和《科学新闻》等刊物被封之后到天津躲避期间才着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实际上也并非端木蕻良一人如此,类似情况在当时左翼作家尤其青年作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要而言之,左翼乡土小说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首先,左翼乡土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大都有着热烈的情感,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并不缺少感性地感染读者的艺术手法,但却依然缺乏用艺术的审美的形式来影响读者的手段.

茅盾在为《地泉》作序时就曾指出过早期革命文学家所存在的常见弊病,认为革命作家必须“更刻苦地去磨练艺术手腕的精进和圆熟”［12］,然而左翼乡土小说家并未能很好地吸取早期革命文学的经验教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深究其实,左翼乡土小说之所以会在艺术表现上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却也并非单单由于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热心关切造成的,而是在于处理文学属性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时失衡所致,当政治价值和实践趣味被推向极致时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趣味自然会受到影响.文学艺术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以审美的方式来把握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而非现实生活的直接摹写和反映,它虽然也能够通过读者的阅读接受活动影响读者的思想,进而间接地发挥影响和改造社会现实生活的功效,但却并不能直接地改变社会生活.然而,很多左翼乡土小说家却模糊了文学艺术的边界,认为文学能够直接干预和改造现实生活,过于看重文学的实用功效和社会功能,从而使得文学味和审美性变得比较稀薄,经不起时间的淘洗和检验.当时过境迁作品所包含的政治思想内涵逐渐淡化和弱化后,已经完全脱离当时政治语境和社会环境的读者就难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时作品又无法借助稀薄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表现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引发读者的阅读兴味,自然难免会遭到读者的冷落和遗弃.唯有像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和王统照的《山雨》等等为代表的一批左翼乡土小说优秀之作,既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同时又有着较强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在对于农村风俗、风情和风景等的呈现上也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从而葆有较强的艺术价值和广阔的审美空间,才能够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欣赏和接受.

许多左翼乡土小说家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同时却多少忽略了对于文学艺术性的追求,导致作品有着概念化、模式化和脸谱化的弊病,革命热情有余而艺术魅力不足,同时还存在主题先行的缺陷.此外,由于左翼乡土小说家非常重视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而不大重视文学表现形式上的美,忽视了文学的个性化、审美性以及对于文学本质的探讨,因而在彰显文学的政治性、革命性的同时难免会伤及文学属性.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和社会环境下,左翼乡土小说家注重文学的阶级性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实生活原本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的,阶级性只是其中的一种现象,人性与阶级性是可以同时共存的,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都带有而非只有阶级性.但在左翼乡土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确有着片面强调政治标准和政治倾向而忽略审美标准和艺术价值的趋向,甚至一部分左翼乡土小说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意图之外,单从文学标准来衡量则乏善可陈,对于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的描绘更是几近于无.

其次,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揭露国民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罪恶往往会对社会现实生活进行过滤、简化甚至夸大,从而在彰显出文学的政治倾向性的同时也影响了文学的真实性和反映农村生活的多面性.

左翼乡土小说家取材时往往集中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和揭示农民苦难等方面,而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描绘却明显不足.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左翼乡土小说家尤为看重的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变数,倾向于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超常剥削、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遭受的沉重灾难等等,而极少关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化表现,由此导致左翼乡土小说描写对象相对集中在揭示农民的斗争性、反抗性和革命性的圈子内.诚然,左翼乡土小说家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发自内心的真切关怀,同时他们大多来自乡村,与乡村有着牵扯不断的紧密联系,因而“对于乡村灾难的关注自然会比常人更为敏感,也会更为强烈”［13］.对此我们无意进行否认,但值得注意的是左翼乡土小说家有意无意间忽略或者过滤掉了对于农民宁静质朴却也不乏愉悦的田园生活的表现.虽然当时农民长期生活在物质极端匮乏的环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愁眉苦脸地度日,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有欢笑和亮色,有着苦中作乐或者以苦为乐的一面.比如在萧红作于抗战时期的《呼兰河传》中,漏粉的一家人住在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房子里,但他们却并非整天怨声载道,反而为能在雨天后的房顶上采到大蘑菇而兴奋不已.但在大多数左翼乡土小说中,农民都是以苦大仇深或剑拔弩张的面目出现的,从而使得对于农民生活多样化和丰富性的呈现受到了损害.

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对革命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也有着明显的政治烙印,茅盾《农村三部曲》、叶紫《丰收》、王统照《山雨》等作品中的多多头、立秋、奚大有等革命新人无不是在家庭经济彻底破产后才开始革命化的,而在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地主家庭出身的李杰不仅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而且还必须赞同一把火烧掉自家的房屋和亲人才有可能获得农民的认同.但在实际的土地革命中却并非如此,不仅有广大的贫农、佃农,而且还有中农甚至富农、地主参与其中,但在左翼乡土小说中为了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对此做了简化处理.

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显得有些过于峻急和焦躁了,许多左翼乡土小说中的人物都像在床上翻个身一样从不革命变成革命.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突出和肯定农民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而时常有意无意间忽视了对于农民思想弱点的反思和批判.左翼乡土小说家对集体农民形象往往赞誉有加,但对于个体农民反抗者却常常极力贬斥,这样的描绘本身也是有失妥当的.诚然,想以个人之力对抗和推翻反动势力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借助政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广大农民团结在一起,依靠群体之力才有可能撼动和推翻反动统治,但在革命酝酿和发动阶段是有着不平衡性的,往往是少数人首先觉醒起来,之后再先进带动后进,通过革命启蒙让更多的人觉悟起来,共同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对于此类革命的先行者,左翼乡土小说中并不乏其例,比如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张进德、叶紫《丰收》中的癞大哥、徐盈《旱》中的刘永智、李辉英《万宝山》中的李亮平等都是如此,但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左翼乡土小说家对于此类人物的描绘却并不成功,显得有些模糊和苍白,没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左翼乡土小说家的优势在于他们大都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正好契合了文艺大众化的创作趋向,但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学识和文化修养较低,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理论视野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由于过于强化政治功能而削弱了作家创作的独立品格,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着概念化、公式化和模式化的弊病,阻碍了他们迈向更高的艺术境界.

三、左翼乡土小说的当下意义

自从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呈现出价值多元化和选择多样性的发展趋向,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生态文学、新浪漫主义、个人化写作、新世纪乡土小说等等各种新的创作观念层出不穷,却无法掩盖乡土小说创作日益式微的事实.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这其中也有乡土小说家自身方面的原因,在商业化和市场化语境下部分乡土小说家过于注重作品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关怀、缺乏社会批判精神,致使乡土小说有些不接地气,难以为普通农民欣赏和接受.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乡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的关键时期,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都市文明挤压下正在逐渐衰落和解体,乡土农村的贫富差距也愈来愈大,由此形成的怨恨心理也逐渐开始显现,“农民最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农民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愈来愈强烈,这也引起了政府及普通民众的热切关注,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农民发展难题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当前中国乡土社会正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根本性的变革,关注现实农村和农民问题不仅是乡土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当前乡土小说创作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乡土小说家在中国乡土社会发生历史性剧变的转折期内完全可以创作出具有史诗性的乡土小说巨著.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有赖于广大乡土小说家齐心协力、继续努力,同时也完全有必要吸收和借鉴以往乡土小说创作的得失经验.其中,左翼乡土小说家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批判精神以及对于底层农民的深切同情尤为值得当下乡土小说家借鉴,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左翼十年中,以茅盾、蒋光慈、丁玲等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小说家积极响应时代召唤和现实需要,将艺术笔触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书写转向农民书写,从而迎来了乡土小说创作新的,实现了自五四后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左翼乡土小说家普遍有鲜明的政治意识,自觉承担着宣传特定意识形态的任务,将文学创作视为政治活动和政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文学的方式来影响社会生活.而在当下,中国农村正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历史性变革,聚焦“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对农民问题加以高度重视正在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此之际从事乡土小说创作是大有可为的,从中也必将会产生出具有史诗性的乡土小说巨著,从而实现乡土小说的再一次重大转折,迎来乡土小说新的辉煌.诚然,如果乡土小说家的政治意识太过强烈的话极易导致乡土小说由于过于政治化而成为简单的政治传声筒,但刻意回避政治的话却也容易致使乡土小说因脱离社会现实和时代语境而坠入浪漫空想的陷阱.这就要求当前的乡土小说家要能够像左翼乡土小说家一样致力于揭示广大农民所经历的心理曲折、生活遭际及其成长历程.在具体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则要像左翼乡土小说家那样对乡土社会进行细致深入同时又充满理性的社会剖析,既对乡土社会变革过程的阴暗面和农民落后的思想意识进行深入批判,同时又要注意展现出乡村社会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农民身上所发生的新变化.

第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土地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而要想让亿万农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就必须首先改变传统小农生产的落后格局和面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好土地问题,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无疑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但如何在此过程中保证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以及促进公平正义却是值得乡土小说家加以认真关注的问题.与左翼乡土小说家相似的是,当今乡土小说家们也需要着重从政治经济角度来认识和分析农村现实土地问题.

第三,左翼乡土小说家非常重视乡土小说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使得小说文本能够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指向,后世读者能够从中了解到当时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和时代风尚.对于目前的乡土小说创作状况而言,乡土小说的现实性和时代感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了,确有重新加强乡土小说的社会功用、现实指向和时代感的必要.当下一些乡土小说家存在脱离现实和时代的弊病,他们为了刻意追求乡土小说的风景画、风情画和风俗画表现,毫不顾及当前农村的社会现实,其结果不仅无助于增添小说文本的乡土气息和民俗风味,反倒削弱了乡土小说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寻根文学诞生之后,乡土小说家往往倾向于取材自保留着较多传统文化元素和古朴乡土气息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而对处于时代变革前沿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却表现得相对不够,没能跟上乡土社会发展的时代步伐.在当下乡村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内更需要乡土小说家注意加强作品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否则的话很容易与乡土社会现实脱节.这也就牵涉到乡土小说家如何看待农村现代化的问题.许多乡土小说家实际上仍然是以二元对立的立场来描绘城乡之间的关系的,要么是像五四乡土小说家那样以强大的城市文明为依托“居高临下的用知识分子启蒙的‘乡土经验’来书写乡土的记忆”,要么是像沈从文那样一味地“站在一个‘乡下人’的立场去批判城市文明给乡村带来的灾难”［14］,而未能像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小说家那样以城乡联动的现代眼光深入剖析处在现代化和都市化风潮中的农村乡土社会的新变.在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乡土小说家不能再将艺术视野局限在封闭的落后的乡村内部,也不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一味俯视和批判乡村和农民,必须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眼光来审视和表现处于现代化转变进程中的农村和农民,致力于创作出既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巨大的历史深广度同时又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和贴近现实生活的乡土小说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倡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弊病,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因而在1990年代以来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再度出现了阶级的视野”［15］.当然,必须明确的是,当前乡村社会中所存在的公平缺失和正义匮乏都是在社会发展中爆发出来的问题,只有也必然会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得到彻底解决,这与左翼十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但在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却也可以从左翼乡土小说中获得创作手法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的借鉴和启示,从而起到针砭社会时弊以引起疗救注意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作用与政治功效.但在当前的乡土小说创作中暴露社会阴暗面时常常会流露出一种虚假的乐观态度,倾向于虚设出一个让读者和政府都能够接受的皆大欢喜的结局,由此便减弱了批判社会现实的力度,无法起到发人深思、促人警醒的作用.

最后,左翼乡土小说家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影响下大都有着自觉的读者意识,致力于小说文本的大众化、通俗化,努力创作出能够为普通农民所阅读和欣赏的作品.虽然只有到了解放区作家赵树理手中才真正创作出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乡土小说作品,但左翼乡土小说家前期所作的大量理论准备以及创作努力却是功不可没的.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家往往执着于追求文学的独立品格和审美格调而忽视了农民读者群体的接受可能性,致使乡土文学与农民相隔绝,因而有必要重新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和本土化,使乡土小说能够切实地为农村和农民服务,像左翼乡土小说家当年所作的那样努力从民间文艺和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致力于创作出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乡土小说作品来.当前乡土小说作家较之左翼乡土小说家其实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完全具备了争取广大农村读者的现实条件.乡土小说家可以自由地深入农村,详细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动态,从而有助于细致地把握和描摹农民的性格特征与思想动向,通过典型细节和典型环境的描绘来塑造出典型人物形象.同时随着农民文化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经济状况的逐渐改善,数以亿计的普通农民已经具备了阅读乡土小说的基本条件,通过创作出为农民所接受和喜爱的乡土小说作品既能满足农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也能打开农村这一庞大的文化市场,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

此外,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能够让其作品为普通农民理解和接受,还高度重视文学的语言问题,在小说文本中融入了大量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方言土语,甚至不惜采用加注的方式保留下来许多不为其他地域的人们所熟悉的生僻土话.作为一种在特定区域内通行的语言,方言土语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可以藉此增强乡土小说的地域色彩和生动性.但在当前的乡土小说中却普遍存在着对人物对话进行间接描述的倾向,人物语言的地方色彩和口语特征都有所欠缺,从而减弱了乡土小说的生活气息和审美魅力,因而当下的乡土小说家确有必要汲取和借鉴左翼乡土小说家方言写作上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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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N］.文学报,1942年第1号（14）.